宋代道子墨宝：宋墨宝堂本管子寻踪
宋代道子墨宝：宋墨宝堂本管子寻踪墨宝堂本《管子》等6种海源阁珍本被日本人买走，令人感叹。王子霖说：“幸喜海源阁散书经余之手，大部均为方家所收，只是有六种流失海外，令人浩叹。”周叔弢在宋本《新序》题识中说：“余收此书时，若能举债并《说苑》《荀子》《管子》《淮南子》同收之，岂不大妙乎？余生平务实而不蹈虚，亦自有短处。”杨敬夫典卖海源阁珍本，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海源阁宋本子、集26种，周叔弢、李盛铎、刘少山、莫伯骥、潘复等人各购得其中数种或1种，而包括墨宝堂本《管子》在内的6种海源阁珍藏宋本，则被当时由日本人控制的满铁大连图书馆购得。北京藻玉堂书店王雨（王子霖）曾为这批书奔走，他回忆说：“相隔半年，被大连日本满铁图书馆松崎鹤雄买走六种。南宋本《荀子》二十卷，十册，一函，4200元；北宋本《说苑》二十卷，十册，一函，3500元；宋本《管子》二十四卷，十册，一函，4000元；北宋本《准南鸿烈解》二十一卷，十二册，一函，4500元
宋本《管子》，清代以来见诸著录、广为人知的，除南宋初年浙刻本（也有人称“杨忱本”）外，还有蔡潜道墨宝堂本。蔡潜道墨宝堂本刊行于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宋刊本，十二行二十三字，注双行二十八字。卷一后有‘瞿源蔡潜道宅墨宝堂新雕印’木记，卷末有‘瞿源蔡潜道宅板行 绍兴壬申孟春朔题’牌子二行。又有张嵲《读管子》一则。缺卷十三至十九。有黄丕烈二跋，并录陆贻典二跋。海源阁藏。”南宋初年浙刻本今存中国国家图书馆，墨宝堂本已流出国外，令人叹惋。、
一、墨宝堂本的去向
宋墨宝堂本之清陈奂抄本（上海图书馆藏）
墨宝堂本《管子》传世稀少，在清代已成孤本。苏州任蒋桥顾氏收藏时，已有数卷缺失，黄丕烈曾经借阅。黄丕烈云：“《管子》世鲜善本，往时曾见陆敕先校宋本在小读书堆。后于任蒋桥顾氏借得小字宋本，其卷一后有长方印记，其文云‘瞿源蔡潜道墨宝堂新雕印’。……中缺十三至十九卷。”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黄丕烈从顾氏处购得墨宝堂本，并据陆贻典校宋本补入所缺部分，书后有跋文详述其经过：“此宋刻《管子》二十四卷，原缺卷十三至卷十九，任蒋桥顾竹君藏书也。二十年前（指1797年）曾借校之，其佳处实多，因中有缺，心甚有歉，未为全美。……近日宋廛宋刻子部并归他人，重忆向所未惬之本，遂从顾氏后人归之，而中所缺卷，余故友小读书堆藏陆敕先校宋本，亦向伊后人借归据补。陆校未记行款，兹就余所收宋刻行款约略为之，未可据也。至于字句之间，他卷多同宋刻，则此所缺而陆校有，宋刻亦应有据，且陆校出毛斧季所藏宋刻，则尤可信。”
墨宝堂本《管子》，后归汪士钟艺芸书舍。《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著录宋本《管子》两部，一为国图藏浙刻本，一为墨宝堂本。后来，汪氏书散，国图藏浙刻本归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而墨宝堂本则入藏聊城杨氏海源阁。
海源阁藏书，奠基于杨以增。道光末咸丰初，杨以增任江南河道总督，当时江南诸家藏书多有散出，杨氏得以收取汪氏艺芸书舍以及鲍氏知不足斋、惠氏红豆山庄、方氏碧琳琅馆和阳湖孙星衍等名家旧藏。墨宝堂本《管子》在这一时期由艺芸书舍归入海源阁。杨绍和《楹书隅录》著录“宋本《管子》二十四卷十册一函”，即为墨宝堂本。据《楹书隅录》，墨宝堂本卷首有“刘氏伯温”印，还有黄丕烈、汪士钟二人的藏书印。
民国时期，政局动荡，战乱频仍，海源阁历经劫难。海源阁第四代主人杨敬夫（承训）将部分海源阁珍本藏书运往天津，迫于生计，在天津典卖。1927年，第一批运至天津的海源阁珍本包括子部、集部宋本秘籍26种，墨宝堂本《管子》正在其中。傅增湘曾经寓目，称“丁卯（1927年）十月廿九日见于天津，索四千元”。
杨敬夫典卖海源阁珍本，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海源阁宋本子、集26种，周叔弢、李盛铎、刘少山、莫伯骥、潘复等人各购得其中数种或1种，而包括墨宝堂本《管子》在内的6种海源阁珍藏宋本，则被当时由日本人控制的满铁大连图书馆购得。北京藻玉堂书店王雨（王子霖）曾为这批书奔走，他回忆说：“相隔半年，被大连日本满铁图书馆松崎鹤雄买走六种。南宋本《荀子》二十卷，十册，一函，4200元；北宋本《说苑》二十卷，十册，一函，3500元；宋本《管子》二十四卷，十册，一函，4000元；北宋本《准南鸿烈解》二十一卷，十二册，一函，4500元；宋本《康节先生击壤集》十五卷，六册，一函，3000元；宋本《三谢诗》一卷，一册，一函，1500元。《三谢诗》于1929年由桥川影印行世。二十三年（1934）余去大连，得晤松崎，所购之书还秘藏馆中。”
墨宝堂本《管子》等6种海源阁珍本被日本人买走，令人感叹。王子霖说：“幸喜海源阁散书经余之手，大部均为方家所收，只是有六种流失海外，令人浩叹。”周叔弢在宋本《新序》题识中说：“余收此书时，若能举债并《说苑》《荀子》《管子》《淮南子》同收之，岂不大妙乎？余生平务实而不蹈虚，亦自有短处。”
郦承铨曾关注入藏大连图书馆的海源阁珍本，他见过其中4种即宋本《说苑》《管子》《淮南鸿烈解》《康节先生击壤集》的书影，并撰《记大连图书馆所收海源阁宋本四种》予以介绍：“海源阁所藏宋本四种，已归大连图书馆，予见其书影，四书皆著录《楹书隅录》，为杨氏藏书中珍异之品，今录《隅录》于次，以告世之留心文物存佚者。”文中记录墨宝堂本《管子》书影：“所见书影，为卷第十一页。有‘以增之印’白文方印，‘绍和’白文方印（下一朱文方印不可辨）、‘四经四史之斋’白文方印、‘大连图书馆藏’朱文方印。”
大连图书馆旧址（图片来自网上）
抗战胜利后，苏联红军进驻大连，包括墨宝堂本《管子》在内的海源阁宋刊子集6种被运往前苏联。罗继祖曾供职于大连图书馆，他说：“当时大连满铁图书馆得其宋本《三谢诗》数种。及全国解放，予服务于旅大市图书馆（前身即满铁），求之不见，则已为苏军攫去。” 王雨一直关注海源阁藏书，他的记载更为详细：“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大连、旅顺两地同为苏联红军占领。次年，苏联派遣了所谓波波夫调查团到大连满铁图书馆检查图书，名为借阅有关苏联与近东中外资料，依库逐架检查半月之久。抽出中外各善本，有关交通、宗教、考古，以及珍贵稿本三千余部册，连同善本书库全部图书四千余部册，由日本人大谷武男造册存馆。这些珍贵图书后被捆绑了50个大木箱，运往苏联莫斯科列宁图书馆。在这一批所谓借书当中，最为人珍视的是世界闻名的《永乐大典》四十二册，和海源阁旧藏的宋刊子集六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于五十年代归还《永乐大典》五六十册，可惜海源阁宋刊子集六种仍未还归，真是憾事。”
列宁图书馆照片
根据罗、王二家记载可知，墨宝堂本《管子》当年被运往苏联，收藏在了莫斯科列宁图书馆，即今天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一直没有归还。
墨宝堂本《管子》流入前苏联。上世纪50年代，郭沫若为《管子集校》广集《管子》版本，墨宝堂本已无从得见。他给潘景郑的信中说：“墨宝堂本颇闻有在苏联之说，如信然，后或可得一见。”但郭沫若只见到过墨宝堂本的抄本，墨宝堂原本，则一直没有见到。
二、保存墨宝堂本信息的相关资料
清代学者曾据墨宝堂本或其影抄本校勘《管子》的其他版本，校勘内容或保存在一些校本、临校本中，或形成校勘记收入相关著作。这些成果为我们保留了墨宝堂本的诸多信息。
1．校本与临校本
国家图书馆收藏有多种《管子》校本及临校本，其中5种是以墨宝堂本为校本。
（1）黄丕烈校本
黄丕烈以墨宝堂本校刘绩《管子补注》本（此刘绩本曾经陆贻典以国图藏本校勘），时间在嘉庆二年（1897年）。其中正文注文并校，未校完，仅至第四卷而止。
（2）顾广圻校本
顾广圻以墨宝堂本校《管韩合刻》本，时间也在嘉庆二年（1897年）。全书正文通校一过，非常仔细。
（3）顾广圻、袁廷梼校本
顾广圻以墨宝堂本校《管韩合刻》本，袁廷梼（寿阶）又借墨宝堂本复校，袁廷梼校刊在嘉庆七年（1802）。该校本正文注文并校，非常详尽。
（4）陈奂校本
陈奂以校宋本（墨宝堂本校刘绩《管子补注》本）校《管韩合刻》本，时间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该校本正文注文并校，因以校宋本校勘，故校文混合墨宝堂本与刘绩本之内容。
（5）吴志忠校本
吴志忠临陈奂校本，时间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校文混合墨宝堂本与刘绩本之内容，与陈奂校本相同。
此外，孙星衍亦曾以墨宝堂本校《管韩合刻》本。《平津馆鉴藏记》卷二：“《管子》廿四卷，题唐司空房玄龄注。前有刘向序，又《管子》书序一篇，称余求善本几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立氏。序末年月姓名书贾已剜去，不知何人所作。据《凡例》，此本悉从宋本刊定，不敢轻加改易，亦明刻之佳者。余又以黄荛圃孝廉所藏瞿源蔡潜道宅本校勘其上（《管韩合刻》本），与此本无大异。唯《幼官图》一篇，前后更易，稍为不同。每页十八行，行十九字。”
孙星衍校本《孙氏祠堂书目》著录，作“依宋蔡潜道残本校本”。该校本今已不知去向。清代学者孙星衍及洪颐煊、王念孙曾用此校本校勘《管子》，部分信息保存在《管子义证》和《读书杂志》中。因所用为校宋本，非墨宝堂原本，所以多有遗漏。宋翔凤云：“王石渠、孙伯渊诸先生所据之宋本，皆从此本校于今所行本，不能无遗漏。”
2．相关著作
保存墨宝堂本信息的著作主要有杨绍和《楹书隅录》和宋翔凤《过庭录》。
墨宝堂本入藏聊城杨氏海源阁，杨绍和曾用以校勘当时通行的《管韩合刻》本，称墨宝堂本“其中佳处，足正各本谬者实多”。杨绍和的校勘成果收入《楹书隅录》，今录之如下：
《形势篇》：“虎豹讬幽而未可载也”，未误作“得幽”；“邪气袭内”，未误作“入内”；“莫知其泽之”，未误作“释之”；“其功逆天者天围之”，未误作“违之”。
《乘马篇》：“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未误作“太山”；“薮，镰、纆得入焉”，未误作“缠（纏）得”。
《版法篇》：“法天合德，象地无亲”，未误作“象法”。
《幼官篇》：“必得文威武官习胜”下，未衍“之”字；“则其攻不待权舆，明必胜则慈者勇”，未误作“权与（與）”。
《宙合篇》：“内纵于美好音声”，未误作“美色淫声”。
《枢言篇》：“贤大夫不恃宗室”，未误作“宗至”。
《八观篇》：“故曰入朝廷观左右本朝之臣右”下，未衍“求”字。
《法法篇》：“矜物之人”，未误作“务（務）物”；“内乱自是起矣”，未脱“矣”字。
《小匡篇》：“管仲诎缨捷衽”，未误作“插衽”；“维顺端悫，以待时使”注“待时，待可用之时也”，“也”上未衍“而使之”三字。
《霸言篇》：“冀之材，百马代之”，又“疆最一代”，均未误作“伐”。
《戒篇》：“东郭有狗嘊嘊”注“枷谓以木连狗”，未误作“猳谓”。
《形势解》：“臣下堕而不忠”，未误作“随”；“而弱子慈母之所爱也，不以其理”下，未衍“动者”二字；“乱主独任其智，而不任圣人之智”未误作“众人”；“使人有理，遇人有礼”，“理、礼”二字未互倒。
《版法解》：“往事必登”，未误作“毕登”。
《海王篇》：“万乘之国人数开（開）口千万”，未误作“问（問）口”。
《山国轨篇》：“不籍而赡国为之有道乎”，未误作“道予”。
宋翔凤曾著《管子识误》，收入《过庭录》卷十四，其底本为花斋本，校本为墨宝堂本的影抄本。宋翔凤用的影抄本，来自于当时的南昌太守张古馀，“嘉庆壬申岁（1812年），客南昌，就郡守张古馀丈借得影钞南宋初年本校对一过，绝多胜处”。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陆敕先有宋本，即毛斧季旧物，钱遵王影写，有张嵲跋，末有木记曰‘瞿源蔡潜道墨宝堂新雕印’。”钱曾《述古堂书目》卷二著录有《管子》房玄龄注二十四卷抄本，当为此本。宋翔凤所用的影抄本是否即为钱曾之影抄本，已无从查考。
宋翔凤《过庭录》已经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1157册。
蒋光煦《斠补隅录》收录有许光清《管子校》，亦称以影抄本校花斋本。书前题：“花斋本，以影宋本校补，元本参，许光清校。影宋本每页二十行，行二十一字。”《管子》版本中，行款为20行（半页10行）21字且有注文者，仅有朱东光《中都四子》（也称《中立四子》）本。许氏《管子校》正文注文并校，其所校文字，有的同于墨宝堂本（此据上海图书馆抄本），也有多处不同于墨宝堂本而同于朱东光本，则此所谓“每页二十行，行二十一字”之“影宋本”，实为“校影宋本”，即以影宋本校过的朱东光本。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所云“别下斋蒋氏藏许光清校影宋本，前亦有大宋甲申杨忱序，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者，即为此本。许光清并非以影宋本校花斋本，他用的是影抄宋本校过的朱东光本，因此其《管子校》中，混合了墨宝堂本与朱东光本的信息。
三、上海图书馆藏墨宝堂本抄本
墨宝堂原本流出国外，影抄本无从得见，幸运的是，上海图书馆保存有清代学者陈奂的家抄本，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墨宝堂本的面貌。
（一）抄本的形成与流传
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墨宝堂本抄本，1函4册，封面题“《管子》，旧依宋抄本，长洲陈奂校”。抄本卷一后有“瞿源蔡潜道宅 墨宝堂新雕印”双行牌记，卷末有“瞿源蔡潜道宅板行 绍兴壬申孟春朔题”双行牌记，此为墨宝堂本最典型特征。
上海图书馆墨宝堂本抄本，是陈奂受王念孙之托，自汪士钟艺芸书舍借得后请人抄录的。
陈奂（1786-1863），字倬云，号硕甫，晚号南园老人，江苏长洲（今苏州）人，著有《诗毛氏传疏》等。陈奂抄录墨宝堂本《管子》，时间在清道光九年（1829）。陈奂云：“己丑（1829）九月，王怀祖先生属钞，乃向汪氏借录。”汪氏即汪士钟。当时，墨宝堂本《管子》收藏在汪士钟艺芸书舍。据抄本后陈奂跋文，“借抄颇费周折”，“出多金”方得以借录。从字体笔迹来看，抄本系由数名抄手分工抄录而成。卷七至卷十九，书写较为美观，脱误也较少，特别其中卷十五《任法》《明法》《正世》《治国》4篇，点画端严，堪称精妙，为善书者所为。卷一至卷六、卷二十至卷二十一，书工较拙，笔力柔弱，不甚清朗，脱误亦较多。这可能是限于时日而造成的。
请人抄录完成后，陈奂用墨宝堂原本及黄丕烈校宋本、刘绩《管子补注》本对抄本进行了仔细的校理，并以不同符号分别标出。其跋文云：“既将原本对校一过，又从黄荛翁所藏校宋本对校一过。宋本与刘绩本显然误字，又将刘绩本略略校对一过。凡抄写之误字、脱字，每于本字之旁作‘∟’以识之，凡云绩作某或云某字绩本有、某字绩本无，即作‘、’以识之，以示别焉。”
抄本中此类甚多，如《枢言》“贤大夫不恃宗室”，“恃”原抄作“待”，以“∟”标出，书眉写“恃”字；同篇“凡此七胜者贵众”，“此”字原抄脱漏，以“∟”标出，书眉写“‘此’脱”。此为陈奂以墨宝堂原本校抄胥之误。再如《八观》“地四削，入诸侯，被也”，“被”字以“、”标出，书眉云“‘被’绩作‘破’”；同篇“民倍本而求外势”，“本”字以“、”标出，书眉云“绩本‘本’下有‘行’字”。此为陈奂以刘绩本校抄本。
此后，陈奂又再次用墨宝堂原本和黄丕烈校宋本将抄本重校一过。跋文又云：“借荛翁校宋本阅毕后，又向汪姓重借原本《管子》与荛翁校宋本参互对校，有荛翁未尽校出而奂漫依改之者，今著之曰‘宋作某云’。此可见校书之难，精细若荛翁尚多遗漏如此也。奂又记。”抄本《法禁》“治事则不以官为王”，陈奂于书眉标“宋作‘王’绩作‘主’”；《中匡》“非一朝之莘”，陈奂于书眉标“‘萃’，宋作‘莘’”等，当为陈奂此再校时所书。
墨宝堂本原缺卷十三至卷十九，黄丕烈据陆贻典校宋本抄补，抄本亦据以抄录，并用刘绩本对校。抄本卷十九后有陈奂跋文：“自十三卷至十九卷原本缺，荛翁以校宋本补入成全帙，较俗本差胜矣。其云某校改者，仍敕先（陆贻典）之旧也。今奂复以刘绩《补注》对校一过，凡用墨笔或在上方或在字旁，皆雠正抄胥之误也；凡用黄笔，是刘绩本与校宋本之异同也。”
陈奂将墨宝堂《管子》抄本反复对校后，寄给了高邮王氏。道光九年（1829）陈奂致王引之信中说：“所钞《管子》，实无妥便，迟迟未寄。邵鱼竹兄服阕来京，须十一月中到苏，可以托寄带呈无误。”年底，王引之收到陈奂抄校的《管子》，回信致谢：“兹连接手书二通并收到宋本《管子》钞本与尊校各条，极荷清心。雠校得免舛，感颂不可言宣。尊校各条，容度岁后仔细领会也。”陈奂曾问学于高邮王氏父子，与王念孙、王引之论学切磋，往来不绝。王念孙晚年校印《读书杂志》，曾嘱其代为抄校善本古籍多种，《管子》即其中之一。可惜的是王念孙见到抄本时，不仅《管子杂志》已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成书，而且自己也已是85岁高龄，不能以此抄本细校《管子》了。
陈奂寄给高邮王氏的墨宝堂《管子》抄本，后来归潘景郑收藏。书前有“高邮王氏藏书印”白文方印，又有“吴县潘氏郑菴藏”朱文长方印。潘景郑对此抄本非常重视，在书后作长篇跋文详加介绍，并特别指出抄本“行款墨记，面目俱存，为蔡本（墨宝堂本）留一种子，宜更重视”，“固不必以天水蒙古取重而已”。1956年，潘景郑曾将陈奂抄本寄给郭沫若参阅。可惜的是，郭沫若见到这一抄本时，《管子集校》已经出版，不能再采录此抄本之内容。后来，潘景郑先生将抄本捐赠给上海图书馆，化私为公，使我们得以睹见这一珍本的面貌。
（二）抄本的重要价值
陈奂家抄本《管子》，抄写虽不甚精，但经过陈奂的精心校理，又有名家印信题跋，自不同于寻常俗本。抄本经陈奂用墨宝堂原本一校再校，虽不能说完全等同原本，但文字上应基本可信。抄本不仅为《管子》文本校勘提供了重要参照，也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并校正墨宝堂本诸家传录资料的错误之处，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
宋本古籍，历来为人所珍视。墨宝堂本《管子》，在清代很受重视。前文曾经提到，黄丕烈曾用以校勘刘绩本，顾广圻、袁廷梼、陈奂、吴志忠、杨绍和曾用以校勘赵用贤本，王念孙、孙星衍、洪颐煊、宋翔凤曾用其影抄本校勘赵用贤本或花斋本。
清代学者用墨宝堂本及其影抄本校勘过明代或清代的《管子》版本。限制条件，当时学者未曾将墨宝堂本与国图藏本这两种宋本《管子》进行对校。墨宝堂本不可得见，幸有上海图书馆抄本存在。国图藏宋本诸多误处，可据抄本校正。例如：
（1）《权修》：“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五辅》：“臣不杀君。”
按，“杀（殺）”均当从抄本作“弑”。
（2）《大匡》：“吾不早死，将胥有所定也，令既定矣。”
按，据上下文义，“令既定矣”当从抄本作“今既定矣”。
（3）《小匡》：“甲不解垒（壘）。”
按，当从抄本作“甲不解累（纍）”。王念孙云：“‘垒’，当从宋本（墨宝堂本）、朱本（朱东光本）、《齐语》作‘累’。韦注：‘累，所以盛甲也’。”
（4）《霸言》：“百马伐之……强最一伐。”
按，当从抄本作“百马代之”，“强最一代”。王念孙云：“‘百马伐之’，‘伐’，当依宋本（墨宝堂本）作‘代’。代，迭也。言以骥之材，而百马迭与之逐，则骥必疲也。‘强最一伐’，‘伐’亦当依宋本作‘代’。言强为一代之最，天下共伐之，则国必弱也。‘代’‘伐’字相似，又涉上文诸‘伐’字而误。”
（5）《戒》：“必则明乎。”
按，句中之“明”字，据上下文指的是齐国大臣隰朋，当从抄本“朋”。
（6）《轻重丁》：“下、惠、高、国。”
按，“下”文义不通，当从抄本作“丁、惠、高、国”，“丁”指“丁氏”。
国图藏本注文也有讹脱之处，可据抄本校补。例如：国图藏本《幼官》“事察伐胜之”下注文中“以得胜”前为墨块，据抄本，知墨块处当作“可”。卷八后所附音释脱“瓞，七东反”，可据抄本补。《问》“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处藏”下注文：“器物遇雨不藏，必至高败，故当有藏处。”“高败”当从抄本作“腐败”等。
流出国外的墨宝堂本原本，山东大学“全球汉籍合璧”团队已经在俄罗斯找到。该珍稀版本难以得见，如能影印出版，实为学林之幸事。
（壹点文史研究院特邀专家 巩曰国 文据作者著《<管子>版本研究》一书，齐鲁书社2016年版）
巩曰国，博士，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教授，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学者，韩国国立安东大学访问学者。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理事，淄博市中华文化促进会齐文化专业委员会学术部主任。主要从事传统文化与古典文献的教学与研究院，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4项，出版《〈管子〉版本研究》，点校整理《诗经原始》《道德真经广圣义》，发表《国际汉学》《文献》等刊物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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