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井之谜真实故事：古井挖出奇书心史
古井之谜真实故事：古井挖出奇书心史包纸正中有两行大字：函内有石灰，石灰内有锡匣，锡匣内有腊漆封裹的纸包。达始如获至宝，供之佛龛。远近街坊，睹此奇物，喧嚷吵闹，要开启视函中所藏。达始推托不开，乃焚香净手，小心破函。
话说，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吴中地区大旱，城里居民望雨如甘霖，为喝上一口水，大家买水、争水，经常发生打架斗殴之事。
时间推至仲冬，老天爷仍是滴雨不下，民众度日愈发艰辛。
其中的承天寺僧众为取水解渴，合力同心，共同动手浚疏寺内一口古井。
十一月初八（12月12日）这天，寺内僧人达始在井中挥锄，忽听“叮当”声响，讶异之余，用脚轻捻泥块，得一封铸严密的铁函。
达始如获至宝，供之佛龛。
远近街坊，睹此奇物，喧嚷吵闹，要开启视函中所藏。
达始推托不开，乃焚香净手，小心破函。
函内有石灰，石灰内有锡匣，锡匣内有腊漆封裹的纸包。
包纸正中有两行大字：
一行为：“大宋铁函经。”
另一行为：“德祐九年佛生日封”。
“德佑”，乃是南宋恭帝赵顕的年号。
但是，德祐二年，即公元1276年，伯颜率元军兵临临安，谢太皇太后眼见大势已去，抱着五岁的宋恭帝赵顕出城跪降。
即“德佑”年号仅存两年，并无“德祐九年”。
两行大字之外，又另有两行小字。
一行为：“大宋世界无穷无极。”
另一行为：“此书出日一切皆吉”。
看着“此书出日一切皆吉”几字，众皆大悦，均希望甘霖早降，一解枯渴。
达始小心地揭开包纸，发现里面还有一套包纸。
这套包纸上也写有一行字：“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
原来，原来这是大宋遗民之物。
再揭掉这层包纸，里面是一本折迭成卷的稿本，名曰《心史》。
这，就是惊世奇作《心史》的现世过程。
《心史》共有诗250首，文30篇，前后自序5篇等。
江南士大夫诧而传诵，以为古今所未有。
自称“大宋孤臣”的郑思肖，名不见经传，估计只是南宋末年的一介布衣而已。
而且，其本名不可考。“思肖”二字，是宋亡后改的名，肖是繁体字赵的一部分。因为赵是大宋国姓，思肖即是思赵、思宋之意。
郑思肖又给自己改字为“忆翁”，表示长忆故国，永不敢忘。
又自称日常坐卧，必向南背北，与文文山“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永不休”意同，故号“所南”。
又称自己居室题额为“本穴世家”，指将“本”下的“十”字移入“穴”字中间，即为“大宋世家”。
又称自己擅画兰，惟因大宋已亡，所画兰均无土和根，意寓土地已沦丧于异族，无从扎根。
《心史》中之奇文，均是饱含血泪之作，一则讴歌南宋的爱国志士；二则痛斥奸臣佞徒；三则控诉元军的暴行；四则充分表述抒怀表忠。
《心史》之所以深藏古井，是迫于蒙元已得天下，无法刊行，只好密封于盒，投放于井。
遥想郑思肖作《心史》之日，大宋已沦陷于膻腥；而当《心史》横空出世之时，也已是民变四起，满清觊觎，大明风雨飘摇，国家危亡在即。
以杨廷枢为首的苏州大批士人心忧天下，激赏于《心史》的悲愤之音，竞相传抄，万民争阅。
杨廷枢疾呼道：“苟读此而不泣数行下者，必非忠孝人矣！”
应天府巡抚张国维甚至捐出俸禄，交由林古度写序付梓，于庚辰（1640年）春刻成刊行。
《心史》刊行，影响巨大。
众多抗清志士和明遗民反复诵读、题咏，时时激励自己，以身救国。
清廷定鼎中原后，视《心史》为洪水猛兽，将之列入“禁毁”书目，并御用“三通”“四库”馆臣证其为伪书。
其中，清乾隆间编修《四库全书总目》称：“（该书）文词皆蹇涩难通，纪事亦多与史不合。如杂文卷中于魏征避仁宗讳作‘证’，而李觏则不避高宗讳。又记蒲寿庚作‘蒲受耕’。原本果思肖亲书，不应错漏至此。其载二王海上事，谓少保张世杰奉祥兴皇帝奔遁，或传今驻军离里。卫王溺海，当时国史野乘所记皆同，思肖尤不宜为此无稽之谈。此必明末好异之徒，作此以欺世，而故为眩乱其词者。徐乾学《通鉴后编考异》以为海盐姚士类所伪托，其言必有所据也。”一口咬定该书是“好异之徒”的“欺世”之作。
此论一出，影响巨大。
时至今日，还有学者认为，《心史》是明末义士为了激励人心而托宋人身份所写的伪书。
现在一些大型工具书，如修订版《辞海》、修订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等权威大作，也称此书“或疑为后人假托”。
老实说，《四库全书总目》要证《心史》为“伪”的几条论据都非常薄弱。
首先，它说《心史》“纪事亦多与史不合”，但《心史》的本质，并非严格的史书，而是一段心路历程，相当于作者的日记。每个人写日记，记的是当日的见闻，这些“见闻”，有“见”有“闻”，有时候，眼见还不一定为实，而耳闻为虚又有什么奇怪的了？
《四库全书总目》说书中写魏征，刻意避宋仁宗赵桢之讳，殊不知“征”无须避“桢”，书作者用力过猛，反曝其伪；写李觏又不知避宋高宗赵构之讳，再露其伪。蒲寿庚于德祐二年降元，是个败类，无须避讳，却避讳写成了“蒲受耕”，更是伪上加伪。
那么，《四库全书总目》说“徐乾学《通鉴后编考异》以为海盐姚士类所伪托”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徐乾学在《资治通鉴后编》中称：“明季有《井中新史》一书，载天祥对孛罗之言颇不同。是书乃姚士类伪撰，托名宋郑思肖。不可用。”
补充一下，徐乾学说的《井中新史》中的“新”当作“心”，他搞错了。他所提到的“天祥对孛罗”不同，是指《心史》中《文丞相叙》写文天祥应答忽必烈劝降之语与《宋史.文天祥传》不同。
《文丞相叙》中，文天祥说的是：“三宫蒙尘，未还京师，我忍归忍生耶？但求死而已。”
而《宋史.文天祥传》中文天祥却是这样说的：“国亡，吾分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
另外，《心史》中的《文丞相六歌》作于1280年，诗中有“想公骨朽化为土，生树开花亦南向”之句，而实际上此时文天祥尚在大都被囚禁，还没有死。
因此，徐乾学认为《心史》是明朝人的伪托之书。
徐乾学的观点不但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全盘采纳，如阎若璩、全祖望、袁枚等才子也接收认可，认为《心史》属明朝人伪作。
不过，清亡后，《心史》解禁，众多学者要证《心史》并非伪作，也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只能从文风的角度坚称其真。
其实，这也是明末清初学者认为《心史》为真作的思路。
比如姚际恒所说：“心史言辞甚多，而且郁勃愤懑，自是一种遗民具至性者之笔，非可伪为也!”
梁启超认为，“此书一日在天壤，则先生之精神与中国永无尽也”，疾呼其不可能是伪作。
吕思勉则说：“其书语语沉痛，为民族主义放出万丈的光焰。清朝的士夫读之，不知自愧，反诬为伪造，真可谓全无心肝了。”
郑振铎也说：“思肖生于亡国之痛，故持民族观念至坚，主夷夏之防至严，一字一语，均含血泪。”“心烦意乱，语重情迫，更岂是作伪欺世之文？”
……
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四中倒以极丰富的史料如《桐庵年谱》、徐树丕《识小录》、计六奇《明季北略》、顾炎武《亭林诗集》、刘銮《五石瓠》、陈弘绪《鸿桷集》诸书的记述力证《心史》非伪。
但他的证来证去，只能证明《心史》最早刊刻于崇祯十三年，不是明亡后的遗民所作，而不能证明是崇祯十三年前明人的“伪作”。
也就是说，时至今日，《心史》到底是南宋遗民所作，还是明末义士所作，还是存有争议的。
1983年，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姜纬堂作《辨心史非郑所南遗作》发表于《文史》杂志，里面提出一个观点，似乎最能证实《心史》是明末义士所作——《心史》出现有“必开大明之天”一语，被明末的张国维、归庄等人屡屡引用，张国维称此语“似符若遍，誓开大明之天”；归庄赞此语“似为昭代受命之谶”，“炳然开大明，史谶若有神”。
姜先生认为，如果《心史》是南宋遗民所作，他怎么可以未卜先知元朝后来会被大明所代？因此，《心史》必是明末义士所作，用“必开大明之天”来激励明朝军民士气，亦即大明必不会亡。
但是，同是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的杨讷作了《（心史）真伪辨》一文时，对姜纬堂这一观点进行了有力的辩驳。
即《心史》除了出现“必开大明之天”之句，还在《<后臣子盟檄>跋)》一文中出现有“顿复清明之天”、在《二十砺》一文中出现有“王气光大清”等语。而在崇祯九年，皇太极已把后金的国号改为大清。如果《心史》是明末义士所作，绝不应该出现“王气光大清”这样的话。
杨讷先生解释说，“必开大明之天”既不预兆由元入明；“顿复清明之天”也不暗示反清复明； “王气光大清”更不是预兆大清取代大明，它们所表达的，只是一个“光明的未来”。
杨讷先生之外，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研究员陈福康全力以赴地力驳斥姜纬堂之说，他先后写了《论郑思肖<心史> 绝非伪托与姜纬堂先生商榷》、《论心史绝非伪托之书》、《再论郑思肖<心史>绝非伪托一驳姜纬堂先生的“再辨”》等一系列文章，还专门写了一部专著《井中奇书考》，对《心史》和郑思肖的生平进行了全面而详实的辨证。
但有一个地方，似乎很多人没有注意的。
即按照《心史》包装纸上面的说法，《心史》装匣投井的时间是“德祐九年”（即公元1283年）；而根据陈福康先生的考证，郑思肖的卒年是1318年。亦即《心史》装匣投井之后，郑思肖尚在世间存活了三十五年。
那么，在这漫长的三十五年时间里，郑思肖有没有向自己的亲朋好友提过自己著作《心史》呢？
如果有这方面的痕迹被保留或被记载下来，那么，《心史》的真伪之争就可以划上句号了。
其实，余嘉锡在清人王弘所著见闻随笔《山记》卷一中发现这样一句话：“郑所南思肖著《心史》，以铁图谮之井中，其元本在陆孝廉履长处，予曾亲见之，所言皆宋末元初事，诗文有朱笔图点。崇祯已卯已有剌本行世矣。”
如果这里面的“元本”指的元代刊刻本，即说明《心史》在元朝已经刊刻，在小范围内流传。那么，“《心史》是明朝义士伪作”之说，自然不攻而破。
但余嘉锡认为，这里的“元本”是与后面的“剌本”相对，应该理解为最原始的手稿，亦即是说，王弘所见，是崇祯十一年刚刚从古井中挖出的原始手稿。
所以说，《心史》的真伪之争，似乎还会继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