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武汉轮渡，旧时武汉海味号

冬天武汉轮渡，旧时武汉海味号在后花楼街有“茂昌”海味号，王鹤声（我的同学王得昌之父）开设的，有点名气。此外，浙宁帮的海味号还有李珊泉开设的“昌生”、邹子佩合资开设的“同丰”、顾茂盛合资开设“裕和祥”、王宇成合资开设“源昌成”、陈梦鱼开设的“正昌”，以及均有益、振兴、聚蘘、振源、怡和昌、同和、同昌、同福和、同盛、宝大祥、义昌、福新等30余家。1914年以后，浙宁帮、咸宁帮、汉阳帮的海味铺都有增加，为了协调关系，1926年组成汉口统一的同业公会，但帮派内外长期还是有你争我夺，互相倾轧，结果连“丰裕顺”、“镇昌”这样的名牌老店也被打败停业。19世纪70年代，咸宁商人也经营海产品，先后有郑大顺、雷吉顺、王天顺3家，接着有黄志成海味号，曾经一天卖海带50到60担。到清末，咸宁人开海味业的有10户。慢慢这伙人被称为“咸宁帮”，当然，他们销售范围大宗的在襄河两岸及长江中游一带的农村集镇，小额批发则遍及湘鄂两省。辛亥革命前，汉阳人萧

如今，某些沿海城市中仍可见大量的海味行号

所谓海味品，就是海洋里的水产品，如海带、虾米、紫菜、带鱼等，武汉人就喜欢这些。汉口开埠以后，东南亚的海产品成批成批被运到武汉。英国商人因为得到“子口税”的保护，获得的利润不得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日本北海道渔场的产鱼也蛮丰盛，他们也渴望打入中国内地市场。

1874年，经销“东洋”海味的上海“东源”海味行派人来汉，由包斌臣、金阜康合资买下了龙王庙南京帮“五丰登”杂货铺遭受火灾之后的旧址。为了对应原址的名字出处“五谷丰登”，新店名取“风调雨顺”之吉兆，取名“风雨顺”海味号，专营海味品的批发。隔了10年，上海新源海味行也派人来汉，分设镇昌、永昌两家海味号。1898年，“风雨顺”改名谐音的“丰裕顺”，并分设裕源祥作联号。镇昌也分设长盛号。

1908年前后，在三井洋行浙江籍买办史晋生、三菱洋行安徽籍买办王森甫的支持下，同春、同丰、同裕、万泰隆、同益、裕和祥等海味号跟着一个个诞生。接着，上海檀香行也投资开设同顺祥海味号。这些人自成一帮为“浙宁帮”，他们都挂着“两洋海味，闽广杂货”的竖匾，销售渠道延伸到内地，遍及长江汉水两岸中小城镇，远可达到郑州、洛阳、兰州、银川等地。

19世纪70年代，咸宁商人也经营海产品，先后有郑大顺、雷吉顺、王天顺3家，接着有黄志成海味号，曾经一天卖海带50到60担。到清末，咸宁人开海味业的有10户。慢慢这伙人被称为“咸宁帮”，当然，他们销售范围大宗的在襄河两岸及长江中游一带的农村集镇，小额批发则遍及湘鄂两省。

辛亥革命前，汉阳人萧恒萃、刘恒源两家杂货铺率先经营海产品，也称海味号。1911年，继续又开起来的有8户，都挂着“车糖海味，闽广杂货”牌匾，这伙人称为“汉阳帮”，多做些零售生意，也有海带批发业务，客户主要是武汉的小杂货铺及走村串巷的小商贩。

我的祖父王启祥在建国前就在汉正街汉阳帮“永泰”海味号当账房先生，其姐夫刘明德即该店老板。武汉沦陷时，被迫迁往重庆。抗战胜利后，已经资不抵债，破产了。

1914年以后，浙宁帮、咸宁帮、汉阳帮的海味铺都有增加，为了协调关系，1926年组成汉口统一的同业公会，但帮派内外长期还是有你争我夺，互相倾轧，结果连“丰裕顺”、“镇昌”这样的名牌老店也被打败停业。

在后花楼街有“茂昌”海味号，王鹤声（我的同学王得昌之父）开设的，有点名气。此外，浙宁帮的海味号还有李珊泉开设的“昌生”、邹子佩合资开设的“同丰”、顾茂盛合资开设“裕和祥”、王宇成合资开设“源昌成”、陈梦鱼开设的“正昌”，以及均有益、振兴、聚蘘、振源、怡和昌、同和、同昌、同福和、同盛、宝大祥、义昌、福新等30余家。

1931年，海味品关税加重，从国外输入量减少，海味业受影响。武汉沦陷时，海味号集中在“难民区汉正街”，市况不及战前。1941年的海产品市场更萧条。而日本海味商凭借军管会，控制货源，并封锁汉口海味业的进货渠道，使本土营销商完全听命于日本海味商，日本商人从中大发其横财。

抗日战争胜利后，咸宁帮、汉阳帮海味商实力远不及从前。浙宁帮海味商户也仅剩16户，但已经成为汉口海味业的领军商帮。势单力薄的汉阳帮海味商，有少数甚至以股东身份加入浙宁帮；咸宁帮受资金的困扰，失去往日的荣耀，只能依靠浙宁帮提供少量的货源，勉强维持。

编后：新中国成立前的“海味”，是一种在餐饮之外，还具有特定文化意义的消费。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发起新生活运动与节约运动，在提倡“饮食节约”的环境中，以鱼翅、海参为代表的高端海味消费曾受到诸多限制，甚至直接被禁止；同时，随着中日两国关系的恶化，“抵制日货”的风潮又带来对日本海味的打击。总的来看，民国时期这两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尽管都对海味消费有所冲击，但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