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怕豺狼虎豹：坚守与狼奔

我不怕豺狼虎豹：坚守与狼奔战国时代，世族力量在相互攻伐中逐步衰减，量才而用、依功而授的封建官僚制逐步抬头，这就为那些出身寒微的士人照出了曙光。如果说春秋时代孔子带领门生四方奔走兜售并想实现自己的王道理想，四处遇挫而不改其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士人的坚守，那么，战国时代那些追求功名富贵的士子仗剑负书，欲将满腹经纶售与明主，愈挫愈坚，则是典型的狼奔了。鬼谷子的两个学生苏秦和张仪便是最鲜明的代表。苏秦想以自己的学识博取功名，刚开始时输得很惨。当他疲惫不堪地回到家时，“妻不下衽，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处境极为尴尬，因为他们认为从事工商业为生才是正业。苏秦没有气馁，他把自己的处境归罪于秦王不听自己的学术谋略，更加发愤读书。成语“头悬梁，锥刺股”有一半就出在他身上。他得到姜太公的《阴符》后，刻苦钻研，要睡了就以锥子刺大腿，决心干出一番作为。他认为，大丈夫不凭自己的知识谋取功名，枉做读书人。后来，他游说成功，以一介寒士而

偶看电视剧《大秦帝国》，颇惊讶于导演将受车裂之刑的变法家商鞅之死表现得慷慨悲歌、非常唯美，脑海中不禁浮现出战国士子的人生百态：弘扬孔子抱道救世精神、创民贵君轻学说、孜孜不倦倡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浩然正气的孟子；以性“恶论”批同派孟子“性善论”，严厉批评诸子异说欲求儒家一统，倡导尊君重民、培养出法家弟子韩非、李斯、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的儒法过渡人物荀子；宁愿在小渠污水中游戏也不愿为诸侯羁绊、拒绝楚威王高官厚禄的庄子；不拉帮结派、不营私利己、以学术为本位的法家慎到；秦王政不惜发动战争索见、创“法”、“术”、“势”三位一体封建集权模式、开以法治国先河的战国最后一位思想家、集大成的法家韩非；负书仗剑、贪图功名富贵而百折不挠、“经世致用”而能“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寒门巨子、纵横天下的苏秦、张仪之辈；嫉贤妒能而杀韩非、刑孙滨的李斯、庞涓之流；“挟三术”以钻孝公”、向秦孝公兜售“帝道”、“王道”不成，转而以速效的“霸道”实现自己功利、并无明确政治理想的法家实践者、刻薄、少恩的商鞅；杀妻取将、不择手段而又爱兵如子助谁谁强的变法家吴起；向汩罗江纵身一跳而以身殉国的屈原；士为知己者死、以自杀来坚定信陵君夺晋鄙兵权救赵决心的侯赢；以布衣身份游走于诸侯、参政议政、乐于排忧解患而视金钱功名为粪土、义不帝秦、创造一箭书退百万兵奇迹的鲁仲连……这些人，或谋道不谋食；或为功名富贵蝇营狗苟、不择手段；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或不与当政者同流合污而作逍遥游；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身为布衣而心系国家……演绎了纷争乱世、礼坏乐崩时代知识阶层的坚守与狼奔、以身殉道与曲意逢迎、正人正己与寡廉鲜耻、志存高远与急功近利……

战国时代，诸侯称雄，列国争霸，险恶的环境使得诸侯、王族对智力的依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为知识分子的纵横驰骋特别是底层士人的崛起提供了空前的机会。《论衡·效力》篇载：“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得士者得天下，上至有经国济世之才的贤士，下至挟一技之长散居民间的引车卖浆之徒，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宠，在齐国稷下学宫，甚至引发了齐宣王与名士颜斶“知识分子与国君谁尊贵”之类惊世骇俗的争论。颜斶通过秦王的两道命令进行推论：其一是：谁敢到鲁国贤士柳下惠先生的坟墓周围五十步的地方打柴，格杀勿论；其二是：有谁能取得齐王的脑袋，封万户侯，赏黄金万两。他将两道毫不相关的命令进行对比，由赏罚的轻重得出知识分子比国君尊贵的推论，说得齐宣王无从辩驳，师事颜斶。这就是先秦颇富特色的名辩智慧。“士不可召”，饱学之士的摇唇鼓舌惊天动地，为江山社稷，王公贵族的礼贤下士虚怀若谷。正因为如此，自齐桓公田午在都城临淄建造的稷下学宫，招至天下名士蜂踊而至，历时一百四五十年，成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中心和思想解放的策源地。而就在齐国稷下学宫大放异彩、名振诸侯之时，各国诸侯也清醒地认识到士人所带来的政治利益和名人轰动效应，于是纳士养士之风更盛。燕昭王不甘落后，效法齐国，在易山之旁修筑了一座高台，里面堆满黄金，以此示范吸引列国怀抱各式才能的知识分子，彰示燕国对学问才能的重视。这就是黄金台，它吸引了不少名士如邹衍、剧辛、苏代、乐毅等等纷纷去国而来。这些以优厚的条件招致的四方游士，为燕国的强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剧辛、乐毅等人，为昭王出将入相，几乎灭掉了强大的齐国。而此时，正好是齐餉王刚愎自用、不听劝谏之时，有才能的士人用之则留，不用则去，荀子、慎到等等大家纷纷离开齐国，而燕国由于黄金台产生的巨大效应，燕文化开始以强大的磁吸力取代齐文化的中心地位，使得燕国这个弱国骤然强大。每读到黄金台的故事，我总要这样思索：它背后的待价而沽是不是也体现了士人这一社会群体对自己价值的清醒认识？“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从”，这几乎成了后世知识分子跳槽前后自我安慰的口头禅。士为知己者死，知识分子跳槽的负罪感又为这一强烈而深藏的群体意识冲淡了、解脱了。黄金台效应的后面，既包括了知识分子要求从经济上来评估自己的价值，也体现了知识分子到能尊重自己的地方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愿望。这与“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坚守是否矛盾？而从诸子所看重的“谏行言听”来看，似乎又看不出卖矛又卖盾的地方。如墨子曾派弟子公上过到越国宣讲墨家之道，越王非常喜欢，愿封地筑社以迎墨子。当墨子从弟子处得知越王不大可能采纳他的思想之时，当即慷慨激昂地说：越王就是拿全越国的地封赏给我也没有用。于是再也不考虑去越国的事。由此看来，坚守是对理想的坚守，由于坚守理想而内心无比强大，能抵制外界的巨大诱惑。

当然，有大家的坚守，也有谋求建伟功于当代、扬名于后世的士人以极端功利主义的心态曲意逢迎，甚至不择手段。就拿对秦国强大做出巨大贡献的变法家商鞅来说，他第一次拿强调“顺天而成”的“帝道”，第二次拿强调“仁政”的“王道”来敲秦孝公的大门，秦孝公一点也不感兴趣。他看出孝公欲求速效的心态，便以急功近利的“强国之术”“霸道”第三次敲门，终于得到了孝公的重用。他强力推动变法，为立威，借口太子触犯新法，对太子傅公子虔处以刖刑（砍脚），对太子师公孙贾处以黥刑（脸上涂字），后来，又以公子虔触犯新法为由割掉了他的鼻子。为求见效快，他以“上首功”通过鼓励杀伐来奖励耕战，使秦军变成了残暴的虎狼之师。他对内严刑峻法，使得秦国贵族多有怨言，孝公崩后，公子虔告商鞅谋反，他逃往边关，店家因他没有证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逃魏，魏因他无信而不肯收留；四面楚歌只好回到封地商邑，发邑兵北击郑国，秦国发兵讨伐，被杀，死后还被处以“车裂”之刑，并被灭族。电视剧《大秦帝国》将他描述成为捍卫、推行新法而慨然赴死的英雄，是一种弘扬变法精神的艺术再创造。而历史真实中的商鞅可以说是没有明确政治理想的极端功利主义者、实用主义者。

商鞅明知以对内严刑峻法对外实行军国主义的“霸道”治国，秦国再也不会取得殷、周那样的成就，但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迎合孝公使秦迅速强大的需要，不惜将秦国改造成战争机器，“刻薄”、“少恩”，终成丧家之犬。更有甚者，另一位著名的军事家、变法家吴起，在发达之初，为成就功名不惜杀妻求将：在齐国进攻鲁国之时，他为打消鲁君用他为将的怀疑，毅然杀掉了自己作为齐国人的妻子，以彰显自己不向齐国之志，被鲁君拜将后一战成名。他的不择手段引起了鲁国君臣的非议与抛弃。于是离鲁去魏，在变法家李悝的举荐下被魏文侯任命为将军，以五万魏军击败了十倍于己的秦军。他有杀妻之残暴，却又爱兵如子，廉洁而又能同士兵同甘共苦。士卒中有人生疮，他用嘴为其吸脓。他是孔门再传弟子，时刻不忘向魏君推销施政要讲道德。他在被魏国君臣猜忌后又转投楚国，一到楚国就被楚悼王委任为相，严厉推行旨在富国强兵、消除世卿世禄制、任用贤能的变法。取消世袭制，引起了既得利益者楚国贵族的激烈反对，吴起将他们迁往苦地，以至楚国贵族人人想害他的性命。楚悼王死后，在他的灵堂上，楚国贵族大臣群起而攻，吴起只好跑到悼王的尸体下躲藏。贵族们冒着射中王尸会夷三族的危险射杀了他，也射中了王尸。因此事，被夷宗者70余家。对于变法的反抗是何等的激烈。从吴起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经历和他既残暴又仁爱的精神人格来看，接受儒家正统教育而又醉心于功名、欲求乱世扬名的士子的行为是何等的矛盾！想求仁政、德政，又不得不采用残暴刻薄的法家之术，手段与目的相左，我们可以想像其内心会掀起何等的波澜？吴起可算是乱世中有着复杂人格的士子典型。他们在孔子所倡导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与所批评的“导之以政，齐之以刑”两种制度控制方式中摇摆，是个人意志的悲哀还是时代的悲哀？是个人信仰的缺失还是实用主义的为政风气使然？

战国时代，世族力量在相互攻伐中逐步衰减，量才而用、依功而授的封建官僚制逐步抬头，这就为那些出身寒微的士人照出了曙光。如果说春秋时代孔子带领门生四方奔走兜售并想实现自己的王道理想，四处遇挫而不改其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士人的坚守，那么，战国时代那些追求功名富贵的士子仗剑负书，欲将满腹经纶售与明主，愈挫愈坚，则是典型的狼奔了。鬼谷子的两个学生苏秦和张仪便是最鲜明的代表。苏秦想以自己的学识博取功名，刚开始时输得很惨。当他疲惫不堪地回到家时，“妻不下衽，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处境极为尴尬，因为他们认为从事工商业为生才是正业。苏秦没有气馁，他把自己的处境归罪于秦王不听自己的学术谋略，更加发愤读书。成语“头悬梁，锥刺股”有一半就出在他身上。他得到姜太公的《阴符》后，刻苦钻研，要睡了就以锥子刺大腿，决心干出一番作为。他认为，大丈夫不凭自己的知识谋取功名，枉做读书人。后来，他游说成功，以一介寒士而佩六国相印，权倾天下。他嫂嫂见到他，前倨后恭，“蛇行匍伏，四跪谢罪”，原因是他地位高钱多，这就是当时的世态。张仪也同样出身寒门，开始游说楚国时，楚相一次丢了一块璧玉，门下人认为他穷，断定是他偷走了，将他打得遍体鳞伤。回到家，他妻子见后不加抚慰反而骂他：“你不读书游说，哪会受这种侮辱？”张仪不为所动，斩钉截铁地说：只要有舌头在，就足够了。这就是当时士人积极向上的自信心。后来，他在苏秦暗中资助下成为秦国的相国，用连横术迫使韩、魏太子来秦朝拜。又游说魏惠王，不用一兵一卒，使得魏国将上郡15县拱手与秦。在“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政治形势下，他以贿赂、欺骗的手段破屈原极力主张的齐楚联盟策略。可以看看他在利诱楚怀王时是何等的无信、无耻，他向怀王许诺，如果楚国与齐国绝交，秦国愿献出商於之地六百里来给楚国。当怀王如约绝齐派人入秦受地之时，张仪大言不惭地对楚使说：“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他是如此明目张胆地“贵诈力而贱仁义”，虽然历史被此类纵横家玩于股掌，在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诈力中颤抖、改写，但在坚守士人品格的大儒孟子看来，他们即使“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也不能就此说他们是大丈夫，真正的大丈夫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是真正的士大夫的操守与精神。在那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孟子明确地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认为对于暴君，可以撤换甚至可以杀掉。他绝不迎合权贵们的需要，坚守着自己的王道理想，极力提倡“养浩然之气”，“舍生取义”。由于他的民本思想，他在死后几经沉浮，尊之者奉为“亚圣”，讥之者视为“迂腐”，专制皇帝朱元璋对他恨之入骨，咬牙切齿地说：这个老儿要是活在今天，非杀了他不可。朱元璋虽一度将孟子牌位逐出孔庙，但治国仍离不开孔孟之道。

（图为作者邓清源在成都市工商局）

坚守者，成了中国士人的脊梁，狼奔者，成为探究乱世士人复杂人性的标本。战国时代，既是礼坏乐崩最为显著的时代，又是众说纷起，异说之士各显神通彰显自家理论重构价值秩序的时代。坚守与狼奔所绘就的知识阶层的人生百态，正是纷繁乱世所造成的奇特画卷。我们惊讶于中国文化对外来势力的非凡同化能力，却毫无例外地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由于无数士人的坚守所形成的士大夫精神使忧国忧民、不慕势利、死守善道成为后世知识阶层的行为准则，也深深影响着中国百姓的价值评判。读明清史，总会有人掩卷深思：拥有百万军队的明朝为何打不过只有十几万军队的清军？而势如破竹、一路如入无人之境的清军为什么却在弹丸之城江阴，面对以死坚守自己文化传统的士民，用24万军队攻81天不下，连丧3位王爷和18员大将，损兵7万5千余人？清人为在外表与社会习惯上割去明朝遗民与故国的联系，让汉人从内心接受满清统治，避免满族被汉文化同化，颁布“剃发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江阴人奋然发抗，城破后全城人民连囚犯与妓女在内“咸以先死为幸，无一顺从者”。清军屠城，江阴城十七万二千人死难，仅余老幼53人。为什么满朝降将降臣而江阴的平民百姓却如此忠烈？乃忠义使然矣！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义不帝秦、以布衣身份游走诸侯乐于解患排难的鲁仲连身上找到些答案？作为齐国稷下学宫后期的高士，鲁仲连处处以齐国利益为重，不在其位亦谋其政。由于黄金台效应的影响，能人高士纷纷投奔燕国，燕国日渐强大。据《史记》记载，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率五国联军横扫齐国，打得齐国只剩下莒和即墨两座城。五年后，即墨守将田单以火牛阵扭转战局，大败燕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收复失地，却在拒鲁仲连居住地不远的狄邑遇挫，三月不克。鲁仲连没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直言告知田单久攻不克的原因：过去在即墨时“将军有死之心，而士卒无生之气”，上下同仇敌忾；而现在的将军“黄金横带”，“有生之乐，无死之心”，再也不能身先士卒了，所以小小的狄邑也久攻不克。田单明白这个道理后冲锋陷阵，一举攻克狄城，一路打到鲁仲连的故乡聊城，遇到害怕被燕王处死的燕国大将的垂死抵抗，一年多都没打下。精通势数的鲁仲连再次出马，结合燕、齐两国的形势和守将的性格、心理给燕国守城大将写了一封信，分析其死守卿城的原因是受谗而愤，是不忠于燕王的表现，燕王也不会因其死战赞其为勇士，指出燕将面临齐国的志在必得与燕国的内乱和军事上的失利，孤军无援，固守必死，还不如回燕国守护国土、守护燕王……燕将读后心服口服地弃城而去，创造一箭书退百万兵的奇迹。公元前258年，秦国为称帝，围了赵国都城邯郸，魏王派大将晋鄙驰援，秦王立刻发书威胁，魏王害怕，急令晋鄙不前，还派辛垣衍潜入邯郸，想通过平原君赵胜说服赵王和魏国一起尊秦为帝，以屈辱换和平。鲁仲连深知此种情况出现会对齐国造成巨大伤害，主动去见辛垣衍，直言自己宁赴东海而死也不愿做秦国的子民，指出救赵的策略在于迅速组建魏燕齐三国联盟，深刻分析帝秦的危害：不但辛垣衍自己做不了官，魏王也会成为秦国的傀儡。以利害相析，说服了辛垣衍，秦国得悉后后退50里。再加上信陵君窃符救赵成功，邯郸之围得解。鲁仲连在国家危难之时，以平民身份挺身而出，不为权势，不为富贵，只为国家，只为忠义，只为利他，当平原君要封赏他时，他义薄云天地加以拒绝，笑言：“所 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作为在野的士子代表，鲁仲连具有浓厚的平民参政意识，可算是中国道德、中国价值的典范，他的言行深深影响后世不在庙堂的士民，上述江阴被清军攻破后，诸生许王家面对劝降之人说的“君故明一诸生，未食天禄，何以身殉？”他大义凛然地说：“君臣之义，岂论仕与不仕？”更有书生在刑前大呼：“我一介小人，今日得之士大夫之烈，为忠义而死，死之犹生也。”这就是高悬士人头上的士大夫精神，无论在朝在野，有了它，才有中国的脊梁。试想一下，如果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不在庙堂的士民都抱着只要自己能过日子管他谁赢谁王、谁夺江山谁失江山的思想，民族将何以延续？国将何以为国？当我们掂量文天祥、史可法、江阴书生带给我们的震撼时，都会去回味战国士人带给我们的厚重，留连“立德、立言、立功”三大知识分子理想人生道路带给我们的绝唱。这是中国的血液，这是中国的脊髓，它筑起了中华文化屹立世界的高度，累积成生生不息息的中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