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学无术岑春煊，屠官枉然岑春煊

不学无术岑春煊，屠官枉然岑春煊岑春煊回忆录中有颇多自夸不实之处，尤其是表现自己整肃吏治弹劾贪腐方面，不过他性喜“屠官”也是实情。一则其人为官宦子弟，性格粗莽张扬；二则其甫外放即任藩司，省内仅次于总督，本有底气；三则庚子之后，恃眷宠而益骄纵，盖有以成之。其实在岑春煊为补授广东布政使而谢恩的当天，准备前往广东与谭钟麟一斗之时，即戊戌年七月十六日，一个更大的官场炸弹被引爆。当时，亟亟变法的光绪帝已经下达了广开言路的谕旨，受此鼓舞，礼部有一位主事名为王照，便上了谈时务的条陈。按惯例，六品的主事无权上奏，只能通过本部的堂官（即满汉尚书侍郎六人）代为递送，不过皇上既有诏令，部堂为之代递即可。不料迁延十余日，条陈仍未上递，王照为之当堂面斥违旨，惹怒了汉尚书许应骙，即在十六日以礼部名义参劾王照条陈“包藏祸心”“藉端挟制”等。光绪见之大怒，当天发下严厉上谕，指责礼部堂官“狃于积习，致成壅蔽”，并将其均交部议处。三日后，光绪帝亲自下达朱谕

清末时期，有所谓“三屠”之称，并非晚明嘉定之事，而是指三个人：袁世凯、张之洞和岑春煊。比如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就说：“时论南皮屠财，项城屠民，西林屠官。”袁世凯（项城）“屠民”或有称之为“人屠”者，最好理解，其在山东巡抚任上，握有新军利器，搜杀义和团民，毫不手软。张之洞“屠财”，乃是由于其花钱无度，虽然本人并未从中渔利，可称较为清廉，但是在晚清整个国家贫困化的大背景下，大手大脚的作风往往令时人瞠目。当然，三屠中关于张之洞还有一种说法，出现在魏元旷的《光宣佥载》之中，即“岑春煊为官屠，张之洞为士屠，袁世凯为民屠”。关于“士屠”，又有不同解释，有说张之洞形骸放浪，随意对待部属，门下士苦之；有说其亲手终结了科举体制，断绝了士人晋升之路；也有说湖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剿杀自立军起事，所杀皆读书人之故。如果是最后一种说法，则张与袁并未有区别，杀人而已。与前两人相比，如今知名度较为逊色的岑春煊（西林）虽为“屠”，却不是杀人，只是弹劾人去官。弹劾去官在中国两千年的帝制时期并没特别的，晚清也曾经历过清流搏击之蜂起，不过如果还原“弹”之本意的话，他人可能是“点射”，而岑春煊则擅长“扫射”，盖其大抵“每至一省，必大肆纠弹，上下皆股栗失色”。

袁世凯、张之洞和岑春煊也是当时最有权势威望的汉人督抚，故而在革命派立场的《民报》有此漫画。

岑春煊出身官宦之家，其父岑毓英是在咸同云南之乱局中，窥准时机脱颖杀出者，后长期主持滇省，官至云贵总督。岑春煊自幼生长京城，据说“自负门第才望，不可一世”，乃光绪中叶京师之“三恶少”之一，以门荫入仕途，张扬好出风头的性格，并未有大改。甲午战争时，已经跻身卿贰的岑春煊即上疏请缨，戊戌年间，又上疏提出各种变法主张。岑春煊与康梁一派接近，实有原因，盖其业师李端棻，亦梁启超之伯乐，且为梁之妻舅。戊戌政变前不到一个月，岑外放广东布政使，可谓躲过一劫。

彼时的广东，刚刚裁并了督抚同城的广东巡抚，岑春煊的顶头上司只有两广总督谭钟麟一人，于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根据岑氏日后的回忆录《乐斋漫笔》，他甫到羊城，即以道员王存善多有不法之事，向谭钟麟控诉，而谭平日最依赖王，其用意可想而知。两人自然话不投机，遂大吵一架，据说谭钟麟大怒拍案，气势“甚张”，却自损八百，跌坏眼睛一副，岑春煊也不示弱，挂冠拂袖而去，两人遂成水火。未几，岑春煊调补甘肃布政使，据其回忆说乃是谭钟麟怕他陛见告状，所以运动出这一调补，阻其进京。岑又说自己不依不饶，到甘后上疏弹劾谭、王二人，使谭罢免、王革职云云。实际上岑春煊的回忆多有不确和夸大之处，他在戊戌政变以后，受到了一定的牵连，陈夔龙甚至称其“几遭严谴”，日子没有那么好过。胡思敬则在《国闻备乘》中记载是荣禄出面说了好话，才使岑春煊平调到明显不如广东的甘肃，时任陕甘总督的陶模惧其“粗莽”，揭开一些陈年旧账，就颇讨好岑氏，于是“春煊益骄”。至于弹劾确有其事，岑春煊在次年六月初八，即卸任广东藩司大半年后，上过两道奏折，一份弹劾谭钟麟和前按察使魁元，另一份专门弹劾王存善。该年冬，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谭钟麟陛见后告老还乡，却也并非弹章之功。一来谭钟麟的确受到非议并老态龙钟，更重要的是李鸿章谋求位置，且朝廷需要其赴粤与法人周旋广州湾之事。

岑春煊坐像

不过岑春煊并不在意这些，仍洋洋得意于“以藩司劾罢督臣，为有清仅见之事也”。到了庚子勤王护驾有功而大受慈禧赏识后，他仕途顺利，由巡抚而总督，成为封疆大吏，也没了顶头上司，满目都是属员，当然也益“益骄”，开始了其扫射式“屠官”。在山西巡抚任上，岑春煊上至署理布政使，下至县里不入流的典史，以及武将序列中的副将、游击，参无巨细。署理四川总督不到一年，他也劾人无数，尤其是小到为各种案件稽查缉捕不利而发者。

光绪二十九（1903）年春，岑春煊署理两广总督，盖其时广西颇有乱相，而岑已被清廷视为救火队员。再次回到两广的他相当得意，自称桂省之人而能总督两广，除了乾隆朝的陈宏谋外，就属自己了。在《乐斋漫笔》中，岑春煊称当时广西几乎整个省都在骚乱中，故而其抵达之后几乎不知从何着手。不过终究厘清广西大乱缘由，希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先将贪婪不职纵匪成患之抚臣王之春、提督苏元春，劾奏褫职”。一上任就把一省文武最高大员，与自己算是同堂为官的巡抚和提督弹劾革职，似乎又做了一件前所未有之事。不过实际上关于此事，岑春煊亦有所夸饰，当时广西地方官之腐坏，危害全省，很多人都心知肚明，曾有御史蒋式瑆、贵州护理巡抚曹鸿勋、广西学政汪詒书等多人上疏弹劾广西的文武二春，甚至王之春都参劾苏元春。其实岑春煊本人并没有出手，否则按照制度，不会让他去查王、苏的罪状明白回奏的，因为朝廷不可能让弹劾者去查案。所以岑春煊根本没有将二春“劾奏褫职”，只是在回奏时肯定了此前弹章的控诉，并敦请严肃处理。事态严重，朝廷也反应迅速，巡抚王之春、布政使汤寿铭、按察使希贤、提督苏元春全部革职。广西一省高官的倒台，岑春煊自然有“贪功”之嫌，但是其“官屠”作风依旧，从王之春的继任者柯逢时，一路参下来。到了光绪三十三（1907）年，岑春煊内召为邮传部尚书，结果他尚未谢恩履任，就先将邮传部侍郎朱宝奎参倒，亦令时人称奇。

《乐斋漫笔》中，岑春煊颇有自矜处，时间上也有误记。

岑春煊回忆录中有颇多自夸不实之处，尤其是表现自己整肃吏治弹劾贪腐方面，不过他性喜“屠官”也是实情。一则其人为官宦子弟，性格粗莽张扬；二则其甫外放即任藩司，省内仅次于总督，本有底气；三则庚子之后，恃眷宠而益骄纵，盖有以成之。其实在岑春煊为补授广东布政使而谢恩的当天，准备前往广东与谭钟麟一斗之时，即戊戌年七月十六日，一个更大的官场炸弹被引爆。当时，亟亟变法的光绪帝已经下达了广开言路的谕旨，受此鼓舞，礼部有一位主事名为王照，便上了谈时务的条陈。按惯例，六品的主事无权上奏，只能通过本部的堂官（即满汉尚书侍郎六人）代为递送，不过皇上既有诏令，部堂为之代递即可。不料迁延十余日，条陈仍未上递，王照为之当堂面斥违旨，惹怒了汉尚书许应骙，即在十六日以礼部名义参劾王照条陈“包藏祸心”“藉端挟制”等。光绪见之大怒，当天发下严厉上谕，指责礼部堂官“狃于积习，致成壅蔽”，并将其均交部议处。三日后，光绪帝亲自下达朱谕，将礼部尚书侍郎全部革职，并赏王照四品京堂，是为震动朝局的礼部六堂官事件。王照以六品主事，实打实地以弱敌强，掀翻了六位一二品的大员，较之岑春煊独斗谭钟麟，结果亦不明不白，似乎更加过硬。只不过不久之后，朝局翻覆，堂官们纷纷重新起用。

礼部六堂官事件发生在中央，而且是在戊戌年朝局瞬息万变的特殊时段，晚清时期，另有一场并不亚于广西的省级官场地震，出现在岑春煊的祖籍地浙江，这就是著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杨白案发酵时间较长，来回重审多个回合，辅以京官和清流的介入，最终结果是巡抚杨昌浚、礼部侍郎浙江学政胡瑞澜革职，按察使蒯贺荪因病故得免，此外杭州、宁波知府，余杭、嘉兴知县及知县一级革职者众多。

罢免广西一省高官的上谕

当然，熟悉晚清史者自然明了，一案有一案的背景和政治意图。戊戌的礼部六堂官，乃是变法立威之举，未几政变发生，全行翻案；杨白案有敲打湘军系统和整个湖湘籍官员的背景，数年后杨昌浚和胡瑞澜亦起复；即便是比较单纯的广西，也在丁未政潮后，随着岑春煊的失势，而得出个“前督岑春煊等冤屈能员”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