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真实情景：民国初年的媒体到底有多开放

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最后，孙中山下令取消了“报律”， 表达了对新闻自由的尊重。

据统计，当时中国大报小报有500多家，仅北京就有100多家。这么多报刊挤在一个城市，彼此背景不同，政见各异，产生点摩擦在所难免。可报人们由动笔到动嘴，由动嘴到动手，成为了民初报刊的特色“家常菜”。

1912年4月份，北京有家《中华报》，别看名字起得挺大，其实就是个社会小报。该报负责人丁瑜臣违反“民族政策”，在报纸上说旗人生活艰难，主要是因为他们“拉洋车无力气，做生意无本钱，只有多开暗娼庶可糊口。”

这话说的太过分了，丢了江山再丢人，搁谁也受不了啊。

另一家《正报》的旗人主笔志仲悌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写文章反驳，并说丁瑜臣“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根本不配做什么主编。

丁主编闻讯带人大闹正报社，把志主笔直接打进了医院，导致生活不能自理。正报社当然不是好欺负的，他们找来禁卫军（士兵都是旗人）的人，把丁主编抓起来拷打。

丁大主编可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在他杀猪般的嚎叫声中，《中华报》只好关门大吉。

6月，《国民公报》、《定一报》、《民立报》相继刊登“爆炸性新闻”：“前日章太炎在总统府宴会，与唐总理相值，忽出手枪击唐未中，唐走避。总统笑曰：‘先生醉耶’？饬兵护送出府。章在途犹向空连击不已，巡警出而干涉，经护兵解释，始得回寓。”

同盟会南京支部义愤填膺，发表通电：“事果属实，则章炳麟乱暴违法，已蹈刑章。按之现行律，实不容宥。乃总统震章虚名，竟放弃法律责任，毫不加罪，既足破坏法律之尊严，尤大负人民信赖之初心。本会为国法计，为风纪计，为政事计，为总统计，不得不请求按法惩究，以维法权而杜效尤。”

假新闻太给力了，“被害人”唐绍仪坐不住了，致电上海同盟会辟谣：“章氏并无杀害之意”；惟因“章氏尝有‘为国务总理，必须有不畏手枪、炸弹之毅力’”；“各报均系传闻失实，幸勿误会云”。

作家鲁迅回忆：“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了，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好么，疯与不疯都是新闻，都能赚银子。

但说句实在话，银子真是不好赚呀。

1912年12月，唐群英从北京回到长沙，创办了《女权日报》。当时的妇女还没有看报的习惯，“女权”又不合男人们的胃口，该报经营苦难，最后因付不起印刷费而停刊。

1913年2月，《长沙日报》刊登郑师道、唐群英的结婚启示。郑是个亢进性精神病患者，追求唐被拒，便来了这一手。

“被结婚”的唐群英大怒，带领“娘子军”冲击《长沙日报》社，拽住主编傅君剑，令其更正并登报道歉。

傅主编振振有词：“广告不属于编辑部，这条广告从何而来，他也无从追究，即使查出登户，广告也从无更正之例。”

“野蛮女友”唐群英岂能善罢甘休，“挥师”杀入排字房，推翻所有字盘。

唐、傅把官司打到都督谭延闿那里，一方要赔偿名誉损失，一方要赔偿报馆损失。谭调停无效，只好用公款2000元来补偿报馆。

这些还是小菜一碟，与政见之争相比，其他矛盾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7月份，北京有共和党背景的《国民公报》发表时评：“中国此次革命，同盟会原无尺寸之功，革命事成，同盟会乃乘机窃势，毒我国民，其罪恶实不可以胜数。溯自南京所设假政府以迄今日，国人汹汹，道路沸腾，所欲以性命相争者，何一非同盟会所行之亡国政策欤？”

面对如此赤裸裸的“反动言论”，北京同盟会旗下的国光新闻社、民国报社、民主报社等7家媒体忍无可忍，联名向有关部门状告国民公报社“反叛民国，破坏约法”，要求追究其法律责任。

随后，《国光新闻》、《民主报》负责人田桐、仇亮（同盟会员）带人手持棍棒，雄赳赳气昂昂，来到国民公报社一通乱砸，把报社总理徐佛苏、主笔蓝公武（共和党员）一顿胖揍……

这些匹夫之勇还不算是“硬菜”，真正的“饕餮大餐”是专找最高当权者的茬。因为，老虎屁股并不是谁都敢摸的。

北京《国风报》最先向袁世凯“开炮”，啥难听说啥，袁总统就当没听到。可“当兵的人”却受不了，北京军界严正要求该报做出解释，并保证以后不再有诋毁领袖的事件发生，否则武力对待，国风报这才老实了下来。

还有更激进的。

“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说这话的是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90后理论宣传家戴季陶。

这小子初生牛犊不怕虎，以他主笔的《民权报》为阵地，从4月份起，以“天仇”的笔名连续发表《胆大妄为之袁世凯》、《袁世凯罪状》、《讨袁世凯》等文章，指责袁任用“民贼”、摧残共和，把老袁骂了个狗血喷头。

现摘录两段比较“生猛的”：

——“袁氏之在民国，盖病者血中之毒菌，留之病者之身，则虽有良医，终不能愈病者之痼疾也。”

——“袁世凯之帝制自为，其迹已昭昭在人耳目，以武力治之而已。”

《民权报》创办于1912年3月，与邓家彦创办的《中华民报》、吕志伊主办的《民国新闻》合称为“横三民”。

其中，《中华民报》算是最“横”的，曾发表社论《强盗政府》，抨击政府镇压、残害人民的行为无异于强盗，是全国人民的公敌。

除此之外，北京的《国光新闻》、《中国报》，天津的《民意报》，上海的《太平洋报》等媒体也和老袁过不去。

《太平洋报》称袁总统为“专制魔王”，《民意报》直呼老袁为“袁贼”，“为桀纣、为操莽、为狼子、为猘犬”，要“全国奋起，与此残害国民之民贼相周旋”。

面对反对派的“猖狂进攻”，袁总统表现很淡定，认为是小毛孩子不懂事，一笑了之。

“淡定哥”自找台阶地对人说：“目下报纸决无正当舆论，每选一事，无论是非曲直，必要受各报一番无谓之攻击，就是孔子、尧舜生于今日，亦难免不被人笑骂。”

首义地区湖北更加热闹，黎副总统可没有袁大总统的那份涵养。

辛亥年声名遐迩的《大江报》在6月复刊，专门和袁世凯、黎元洪过不去。

8月，《大江报》主笔何海鸣发表《恶政府之现状》一文，大胆揭露湖北当局的腐败现象。惹的黎菩萨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找了个由头，派人查封大江报社，并要将何主编“就地正法”。

据《民立报》记载：“8月8日，黎副总统特派参谋黄祯祥带兵二十人，刽子手四人，各执大刀，又卫兵十人，各执手枪并令箭一支，写明将何海鸣就地正法。前往大江报社时，何君适不在馆，免于难。惟黄祯祥挟有宿嫌，将该报馆任意蹂躏，所有对象一律捣毁，并将该社社员唐绳武、黄继伟、卓武初等三人拘捕而去。当时派人搜捕何海鸣，迄未获得。”

原来，这个黄祯祥曾是民军一个敢死队长，自恃流过血，负过伤，就到处招摇撞骗，后被同盟会开除。此事被《大江报》曝光，黄因此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至于何海鸣如何逃过一劫，据蔡寄欧所说：

“都督府顾问刘赓藻闻此消息，急往民心报馆送信。其时天色已黑，城门关闭，由蒋翊武以军务司司长名义，派遣专员乘军务司差船往汉口，才得出城。送信到大江报时，何海鸣在汉口大舞台串戏才赶回来。得信，即避至对门第二镇司令部。黄祯祥带着队伍也赶来了，……晓得何海鸣在逃，一定躲在第二镇司令部，当即带队伍前往搜查，却被第二镇参谋长钟琦拦住。这天夜深，钟琦带一连兵队出去查街，将何海鸣乔扮着士兵模样混在队伍里，送至日清公司码头，坐船逃到上海民权报馆，得免于祸。”

9日，黎副总统余怒未消，不依不饶，发表通电：“查有《大江报》出版以来，专取无政府主义，为图谋不轨之机关，擅造妖言，摇惑人心，废婚姻之制度，灭父子之大伦。……至有除去政府、取消法律之邪说，实属大逆不道”。

不久，蒋翊武创办的《民心报》上发表了《哀大江报》一文，说黎副总统“不过一庸常人耳，英雄不出，遂令竖子成名”。

这简直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黎副总统看后，气得把茶杯都摔了。大呼“何物狂生，敢呼余为竖子耶！”立刻让人把作者蔡寄欧叫到督署。

见到蔡寄欧，黎都督一通臭骂，要把蔡军法从事，幸亏蒋翊武出面，再三解劝，才平息了事端。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民初的报刊界虽然没有“主旋律”，嘈嘈杂杂，五音不全，有时甚至很“暴力”，但却很少替执政当局“宣德达情”。

同盟会的《民立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民立报》可是一份地地道道的“革命刊物”，它由“革命老人”于右任创办，曾被清政府多次查封。

可于大师有着“错了就改，改了再犯 ”的坚强意志，换个“马甲”照样干。最初叫《民呼报》，而后叫《民吁报》，最后才有现在这个报名，并在辛亥革命中起到了革命党机关报的作用。

在南京临时政府期间，该报竟胳膊肘向外拐，掉炮往里揍，毫不客气地指责政府，说三道四。

同盟会的报纸批评同盟会的政府，很多人都想不通，可用主笔章士钊的话说，报纸的主要责任就是监督政府，反映民声。要不，用来擦屁股都嫌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