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四大老校长：北京四中原校长刘长铭

北大四大老校长：北京四中原校长刘长铭陶老是终身学习的典范。我听过陶老数十场报告，从未听过陶老讲同样的内容，每场报告都有新的内容，新的观点，新的角度，让你感到常听常新，总感到有新意，有启发，有收获。陶老从不拿一个讲稿重复讲，每一次他都极为认真地做准备。陶老的报告概括起来有两个特点，一是信息量大，二是“接地气”。我想他平时一定是很认真地收集资料，很认真的归纳考证，并很认真地深入学校去做调研的，所以他很了解真实的学校，了解真实的教学，了解真实的学生。听有些校长说，陶老喜欢唱歌，会唱一些社会上非常流行的歌曲。我没听过陶老唱歌，不知这个说法是否属实，不过有一件事我记忆尤深。有一次和陶老外出开会，我搭陶老的便车。陶老在车里播放着流行音乐，车里还有一些流行音乐的光盘。陶老对我说，做教育你就要了解学生，了解青少年，看看他们喜欢什么音乐，喜欢什么歌曲，这是了解他们思想情感和价值观的一个渠道。陶老之所以能成为大家敬仰和喜爱的教育家，是因为他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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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老是德高望重的教育前辈，是我最敬仰的教育家之一。

陶老有很多称谓。他的学生叫他“陶老师”，过去学校的同事叫他“陶校长”，北京的老校长们喜欢叫他“陶主任”，年轻的教育工作者叫他“陶老”。这些称谓反映了陶老完整的教育生涯和丰富的教育经历。我平时习惯叫他“陶主任”，这是延续了我的前任邱济隆校长的习惯。

陶老是北京四中校友。他1948年考入北京四中初中，入学后和李敖坐同桌。李敖后来去了台湾，成了作家。陶老说，那时北京城（当时叫北平）被解放军包围，学校缺桌椅，就让学生从家里带桌椅来上课。李敖从家里搬来一张八仙桌，陶老当时就和他坐在一起。2006年李敖回北京四中，我听陶老和李敖聊起这件事，李敖转头问我，“我那张八仙桌还有么？”

陶老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教育事业，他用他的经验和学识影响着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在我做四中校长期间，曾多次请陶老来校做报告。每次听陶老的报告，老师们都感到收获满满，评价极高。记得有一次陶老做报告，内容是介绍各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状况。我看见几个老师看手机。报告结束后我责问这几位老师。老师回答说，我们在边听边查阅资料，校长不信您看！

2012年9月底，我们举办四中建校105周年校友论坛，请了几位校友回母校作报告。那天陶老讲了自己的一些经历，其中讲到了文革中的遭遇以及后来纠正平反的事情，讲的很动情，让我们感受到陶老虚怀若谷的博大心胸。还有一次我们请陶老回校讲四中的教育教学传统，那次报告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把四中老师的教育责任感概括为三句话：为时代而教，为发展而教，为“不教”而教；把四中老师的教育追求概括为四个字，就是教学生“向善”、“向上”。这可以说是对四中教育传统的高度凝练和概括。

作为晚辈，我总能得到陶老热情的教诲和精心的指点。2007年，在庆祝北京四中建校100周年的论坛上，我代表学校做了《大气成就大器——北京四中教育思想与实践》的主旨报告。陶老充分肯定了“大气成就大器”的说法。他在点评中讲到，“好的教育确实应该是‘大气’的教育。这种‘大气’是指广阔的视野，长远的目标，深厚的底蕴，高雅的品位，是一种为造就高素质人才的‘大器’奠定基础的教育价值观。”他还谈到，“‘大气’的教育价值观体现了教育的多重维度。在时间上，不只顾眼前，更考虑长远；不单纯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更考虑持续发展的需要。在空间上，不只局限于小范围内的成就，更着眼于国家的前途，人类的命运。在发展上，不炫耀点滴的亮点，而关注厚重的积累。”这些话，既是对四中教育的肯定，也是对四中教育的鞭策。

我知道陶老平日里事情安排的很满，不好意思打扰他，给他再添负担，所以每次请他做报告，我总有些不好意思开口。但对于四中的事情，陶老总是有求必应。记得有一次学校开研讨会，有位讲课专家临时来不了，同事们就撺掇我请陶老来讲。确实是大家都非常爱听陶老的讲课。我惴惴不安的给陶老打电话，没想到陶老爽快的答应了。第二天见到陶老时，我连忙给陶老道歉。陶老开玩笑的说，别人都要事先预约，就是你特殊！我们都知道，陶老对母校四中充满感情。

陶老是终身学习的典范。我听过陶老数十场报告，从未听过陶老讲同样的内容，每场报告都有新的内容，新的观点，新的角度，让你感到常听常新，总感到有新意，有启发，有收获。陶老从不拿一个讲稿重复讲，每一次他都极为认真地做准备。陶老的报告概括起来有两个特点，一是信息量大，二是“接地气”。我想他平时一定是很认真地收集资料，很认真的归纳考证，并很认真地深入学校去做调研的，所以他很了解真实的学校，了解真实的教学，了解真实的学生。听有些校长说，陶老喜欢唱歌，会唱一些社会上非常流行的歌曲。我没听过陶老唱歌，不知这个说法是否属实，不过有一件事我记忆尤深。有一次和陶老外出开会，我搭陶老的便车。陶老在车里播放着流行音乐，车里还有一些流行音乐的光盘。陶老对我说，做教育你就要了解学生，了解青少年，看看他们喜欢什么音乐，喜欢什么歌曲，这是了解他们思想情感和价值观的一个渠道。陶老之所以能成为大家敬仰和喜爱的教育家，是因为他把自己完全沉浸在了教育生活之中。

惊闻今天清晨陶老离开了我们。中国的基础教育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我们失去了一位可亲可敬的师长。我们会念念不忘陶老的教导。我相信，陶老的思想必定会对中国的基础教育产生而持久深刻的影响。

2020年5月19日

文| 刘长铭（北京金融街润泽学校总校长、北京市第四中学原校长）；“京城教育圈”获作者授权刊登

来源：新华号 京城教育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