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留名下半句：青史留名文安之

逗爷 2023-02-19 05:34:10 813

青史留名下半句：青史留名文安之2020年第2期总第二期

青史留名文安之

原创：文正宜文安之研究今天

宜昌市文安之研究会

文安之研究

2020年第2期

总第二期

青史留名下半句：青史留名文安之(1)

创刊寄语——正值2020年伊始，宜昌市文安之研究会与时俱进创办《文安之研究》微信公众号，拟通过此平台让有志于研究文安之的文史爱好者有个探索交流的空间，也期冀越来越多的浏览者关注文安之其人其事，传承文山精神，彰显“同文同伦同轨、立德立功立言”的传统文化，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添砖加瓦。一枝一叶总关情，一点一滴亦见爱。2020，按现代的时髦语自是“爱您爱您”！借用一句歌词：“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文安之其人，《明史》有传记。据清康熙年间的《文门谱略》所载：“文安之，字汝止，号铁庵，公夷陵州人，出庐陵信国公后，以儒显” “虽相业未竟，然其大臣之度，浩然正气，则无愧于信国百世之下”。信国公就是为人所熟知的状元相国文天祥，号文山，在南宋末际书就了彪炳千秋的《正气歌》。文安之则是继文天祥之后的又一位文姓宰相，宛若两座异峰，傲然流芳。尽管他们生长在不同的朝代——一个宋末、一个明末，相隔三百余年，然其人生境遇却极为相似。他们都是金榜题名，仕途为官，清正廉明，宦海沉浮，爱国忠君；又都适逢乱世，临危受命——一个抗元、一个抗清，尽节勤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铁骨铮铮地表现出崇高的浩然正气和坚贞的民族气节；结果都无力回天，壮志难酬，唯留一片丹心照汗青。文门谱序（清光绪儒学王廉邦撰）有云：“从来源远者流必长，积厚者光自远，凡事皆然，而人其最著也。”

综其文安之一生，他由儒生、儒者到儒师，由太史、司成到相国，不论是在朝为官，还是在野为民，人若其名地安于其职、安之于世，知行合一地奉行先儒倡导的“三立三同”。他在为容美土司宣慰使田玄《秀碧堂诗集》作序中说：“立德立言立功，古不系于世禄；同文同伦同轨，今凛遵于后王”，他在南京国子监完成的《易傭》中说：“偶获之福不足喜，当思所以杜其萌；偶值之灾不足惧，当思所以善其动”。他是个智者，也是仁者、义者、礼者、信者，传统的儒家“五常”无一不体现其身；他是个勇者，也是清者、廉者、忠者、贤者，在内忧外患的政局与风雨飘摇的时势中，本色不移地有所为有所不为。他在世时，时人就有谓“当世名儒”“历朝人望”；他去世后，亦有称道“清望素著”“明季烈臣”，乃至“国学大师”“山中宰相”。

说其智者勇者，一言以蔽之，文安之历经万历、泰昌、崇祯和弘光、隆武、永历近六十八年，位极人臣，直至薨于督师的营地。他在宦海中曾二度被削籍为民；官拜相国后，扈从跸行时曾被拥兵自重的浔王劫持，“锋刀所加，斫帻斩袪，幸不及肤”（文氏谱载）；自请督师后，长途跋涉时又被自立一方的秦王邀止，“留数月”“戍之毕节卫”（《明史》）。诸如此类，文安之都得以化险为夷，足可窥之其智勇双全。其平生多阅历，胸中有丘壑，又足堪“腹有诗书气自华”。崇祯十二年（1639）南京国子监司业周凤翔在为《易傭》作序中有云：“先生家夷陵，当蜀之门，易之所自来乎？而又禀之于庭训，童以习焉。强仕不厌，蓋自出入金马石渠之间，浮江湖濳汉之波，涉吴楚幽冀之涂。动必以易，自随其于易也，几于彬彬矣。”

说其忠者义者，他在《易傭》中的《羲易左右相错图》注就有云：“吾以是而知天地之大，君臣之重也。”雄踞云南的孙可望谋封秦王、自立国主，后又“遂自设内阁六部等官，以安之为东阁大学士，安之不为用，久之走川东，依刘体纯为居”（《明史》）。在督师“夔东十三家”的最后日子里，文安之挥师重庆败北，又风闻皇上远遁他方，以致忧郁成疾，“公染疾无大苦痛，卧病十余日，无语及家事，急革南望行幄，但呼皇上者数四，遂薨”（毛寿登《墓志铭》）。于国而忠，于家而孝，于友亦忠义有信，其挚友朝中有相国与重臣，山野有土王与平民，其门生亦可谓桃李满天下。

按现代话说，文安之是学生出身，既从家学，也入官学，地道一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好学生。在夷陵家乡，他少时便负声名。文门谱载其“年十四，乡庠屡试冠诸生”。也就是说，文安之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参加童生试就考中秀才，获得功名，是当之无愧的童试案首。其才学如斯，品貌也不俗，“少颖悟，负大志，美容仪，两耳垂冉，识者皆知为公。”正因如此，当他崭露头角时，“同郡太史雷何思先生见而奇之曰‘吾乡又出一汗血驹也’。” 太史雷思霈（字何思）先生还有一首诗《文长公汝止王贞含弟子又予弟子，作此以赠长公，长公幼而颖慧不减贞含，吾门又出一马驹也》。文安之的父亲文国珍与雷思霈同年中举，历任过四川长宁、荥经两县令，“以清白吏称”。其母亲范氏也是“晓书史，甘业茹”“一人粗能成立，日教以孝经三颂及古歌辞，不成诵不辍，奉命比于严师”。安之有堂兄来之，取意于《论语》：“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字是名的补充，文安之字汝止，亦出自《尚书》中的“安汝止与言当先安好恶所止”，意谓“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由此亦可窥之，出自书香门第的文安之自小就接受传统的儒学，进德修业和忠孝节义之类的观念根深蒂固。庭训的熏陶，官学的教育，使得文安之初心不改，一生足谓“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他于天启元年（1621）湖广乡试亚元，翌年会试连捷第十一名，殿试金榜三甲进士，馆试第十四名入翰林院为太史。翰林院是历朝历代文化层次最高的官僚机构，是朝廷“储才”的地方，素有“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之说。由于朝政腐败，党争无休，虽然文安之渐有“馆阁中咸以公辅期之”的声望，却泰极否至地被削籍为民。清代夷陵名士刘家麟撰的《文安之传略》有云：“先生初改检讨，值魏珰盗国，士之急于进取者，往往奔走其门，不复知有廉耻事，而先生独清急归养。忠贤败，始复召见” “后复以廷推事为薛国观辈所谮”（清同治《宜昌府志》）。崇祯继位后，文安之复出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十年后晋升为祭酒，同年完成《易傭》十四卷。时为南少司成的周凤翔在《易傭叙》中有云：“先生为名世大儒，海内企瞻如山川之有岳渎，方以周召伊巫相尊。乃先生于易自居之曰傭，犹古人极物论而曰寓诸庸云尔。夫骄亢强阳之无当于易也，先生以温良为本，以敬慎为地，以孙接为能，而以言谭为文则谓之傭也”。今“国学大师”网页中就有文安之古籍书目，言及《易傭》多版，亦有崇祯四年（1631）年版本《新刻宋文丞相信国公文山先生全集》二十卷（文安之订譌，文天祥撰，文震孟搜逸）等。翰林出身的文安之朝中有人，自身又“器质宏远，严正性笃”，声望益隆，然在廷推入阁中却遭到当权者的构陷，再度被削籍归里。《明史》传记一笔带过：“崇祯中，就迁祭酒，为薛国观所构，削籍归。”《永历实录》（明末清初王夫之撰）传记：“崇祯初，起侍读，历官南京国子监祭酒，清刚不合于时局，解官归里。”文安之去世后，其女婿毛寿登撰写墓志铭文时也言及道：“威宗（崇祯）朝，虽公不能大拜，而公不介意也，严正气，性笃谊，淡利如此。”《永历实录》称道其“清望素著”。画龙点睛之语，言文安之乃清流素著的当世名儒，自非空穴来风，妄加评定。

文安之是个饱读诗书的儒者，也是位饱经沧桑的宦者。他在南北二都为官十数年，以两度遭排挤而为民，自是洞悉人情与世情。所以，甲申国变明室南移后，弘光、隆武、永历诸政权先后封官下诏，文安之却“屡诏未赴”。《明史》称：“安之敦雅操，素淡宦情，遭国变，绝意用世。”永历政权成立于清顺治三年（1646）十一月，改次年为永历元年。是年二月，文安之就被诏为内阁首席大学士（俗称相国或宰相）。《永历实录》较为详载：“上即位，瞿式耜奏‘安之及侍读学士王锡衮，历朝人望，宜入纶扉，且道路可通，尤易征趣。’诏以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敦趋赴阙。会湖、广沦陷，敕使不达。”及至永历四年（1650）六月，文安之才在广西梧州（时两广总督府治所）朝觐永历帝，正式拜相，时年已五十八岁。《明史》（清·张廷玉等）、《南疆逸史》（清·温睿临）文安之传均称：“至是，见国势愈危，慨然思起扶之，乃就职”。所谓“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不惑”，深谙易理的文安之“知事不可为”，却仍“强起正台席”，后世文献多如是云。清代夷陵文人刘家麟评价说：“向使先生少贬其志节，依违阿比于当事之人，则先生早相矣。惟不出此，而屡遭摈忌，舍命不渝。”文安之的弟子漆嘉祉在《大学士文公诗序》中说：“私计南阳之宁淡，师即其人，而遭时不然”“小子何以赞其高深哉，唯遥望荆门，跪而挥泪泣曰‘吾师乎，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乎！’”

由于历史的尘封，文安之的事略见诸文字的甚少。据文门谱载的诏书和墓志铭：永历帝曾三次诏征，文安之历经一年始达行在，“是时，龙舟跸梧州，党日蹙，公受命，破败之余，未阅月，纪纲法度，粗称整理。复值播迁之变，百官奔散，议者遂有航海之说，公力主幸南宁，上与两宫倚以为重。”文安之在护驾奔赴浔州途中，也险遭不测。“公扈跸行，为陈邦传所劫，锋所加，斫帻斩袪，幸不及肤，上见为之泣。”盖因永历帝草木皆兵似地播迁不止，而行在文官内讧不止，入卫武将也不乏浔王陈邦传之流，明以勤王居功，暗以拥兵自重，一味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临到梦醒祸来时，又屈节求生。文安之入阁未久便自请督师，希冀“收蜀以迎跸”，以稳固一块根据地来徐图中兴。

要说督师，文安之请缨获准的时间是在永历四年（1650）十二月，也就是清顺治八年（1651）春正月。永历皇帝加封文安之为勋柱国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尚书，总督川、湖、秦、燕、晋、豫诸处军务，并赐尚方宝剑，便宜行事。同时奏封十六营诸将，其中涪侯谭文是文安之第七子文秉吉的岳父，宜都侯塔天宝是文安之的二女婿。文氏谱有载：“秉吉授总兵都佥事，娶涪侯谭公女”，安之公有五女，“长适工部尚书庄介刘公冢孙刘廷仪，次适宜都侯塔天宝，次适毛部院寿登。”

有稽可考，诸将封爵中名列首位的王光兴，原本中原农民起义的首领，崇祯十二年降明，弘光时附于清，后又反正。永历即位广东时，派使者来“特敕授光兴总兵官都督同知，封南漳伯”。当时，王光兴往来郧、襄、荆、夔间，南至夷陵，迎大学士文安之、侍读黄灿督理其军。后来，刘体纯、郝永忠先后自湖南来。到了永历六年（1652），李来亨亦至。这些部队联合起来，分兵屯驻楚蜀峡江南北，形成统一的抗清阵战线，也就是史上有名的“夔东十三家”。个中至关重要的人，显然是文安之。从历史文献来看，对于夔东十三家的记载和说法非常之多，然并未言及是哪一个人倡议或组建的，似乎是自然而然地形成。只有极少学者或作者提到文安之是夔东十三家的联系人。如陶元珍《后明韩主续考》云：“明季流寇十三家之称，由来甚早，其帅不定其人，具未必真限十三之数。……永历帝及川十三家间之联系者，为文安之及洪淯鼇。”《南明史》说得既具体全面：“忠贞营诸将到达夔东后，原大顺军系统的各支队伍基本上会合了。他们同集结在这里的其他拥明抗清武装如在郧、襄反清的王光兴，在陕西反清的贺珍，忠县以谭文、谭弘、谭诣为首的地方武装，摇黄的部分武装互相呼应，被称为夔东十三家，忠贞营的名字不再使用了。”“文安之和他的继任大臣注意联络夔东抗清武装是正确的，但他们总希望维持诸将的‘平等’地位，便于自己节制。考虑到永历朝廷大臣几乎没有真正懂得军事的人才，派设的督师阁部也不过虚有其名为永历朝廷象征而已。”斯言固有道理，然论者也不得不承认“文安之和他的继任大臣注意联络夔东抗清武装是正确的”。

按现代话说，文安之是夔东十三家前期的最高领导人。夔东十三家之所以能集结抗清大军，全在于文安之奏封十六营诸将爵位在先，继又坐镇在夔东之故。然因督师未竣，相业未竟，后郁郁薨于军中，故后世多浓墨重彩地彰显军事指挥者，尤其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如1983年版《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的“清兵入关及其统一全国”一节中写道：“李过病亡，他的儿子李来亨和郝摇旗、高必正、刘体纯等被迫率领农民军回到巴东荆襄等地，组成了夔东十三家军，独立抗击清军”。

文安之以相国督师巴山楚水之间，徐图匡扶明室，一心想“收蜀以迎跸”，尽管他做了许多努力，由于诸多原因终未能实现。在督师生涯中，文安之很重要的一笔军事指挥行动就是《明史》本传中所载的进取重庆。《小腆纪传》本传也载：“己亥（一六五九）正月，上奔永昌；安之率体仁、宗第、来亨十六营由水道袭重庆以救滇。会谭宏、谭诣劫杀谭文，诸将不服；安之欲讨之，宏、诣遂以所部降于我大清。于是，诸镇尽散去。”从史料来看，文安之督师进攻清军占据的重庆并非仅一次。《南明史》“夔东十三家进攻重庆之役”一节详载：当清军大举向黔、滇进攻，永历朝廷险象环生的时候，李定国等人为挽救危局，奏请永历帝派了五名太监前往川东，联络夔东十三家，让他们火速抽兵西上，进攻重庆，借以牵制清军南下。负责联络川东各支抗清力量的永历朝廷大学士（督师阁部）文安之当即组织忠州、万县、梁山地区的涪侯谭文、仁寿侯谭诣、新津侯谭弘（即所谓“三谭”）与驻守巫山、兴山一带的原大顺军余部袁宗第、刘体纯、李来亨、马腾云、塔天宝等抽调精兵十六营乘船溯流而上。1658年（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七月，三谭和刘体纯等部明军曾一度进攻重庆（《明清档案》）。川东明军由于兵力不足，被吴三桂军击败。十一月，川东明军再次西攻重庆。这次战役事先作了通盘的安排：由太监潘应龙联络三谭和“十三家”的水师乘船进发；督师阁部文安之亲自统领刘体纯、袁宗第、塔天宝、党守素、贺珍、马腾云等全营主力沿长江两岸陆路前进。十二月初二日，谭文和镇北将军牟胜所部七千人乘船一百五十八艘先行到达重庆城下，分三股进攻该城，战至十二月十三日，谭诣率领所部和“十三家流贼伪总兵”袁尽孝部水师六七千人乘船一百三十艘赶到重庆城下。清四川巡抚高民瞻见明军势大，吓得弃城而逃。十五日，双方仍在激战之中，明军突然发生内变，谭诣把谭文刺杀，率部降清，导致战役全局逆转。

重庆战役的失败，既是大势所趋，也是永历政权内讧不休的结果。文安之的结局，文献惜墨如金地记以“王遁入缅，安之遂赍志以卒”。《明史》本传也载：“时王已入缅甸，地尽失，安之不久郁郁而卒。”所谓“郁郁而卒”，就是心里苦闷，满腔忧愁地离开人世。因为桂王朱由榔在国内无立足之地而流亡到缅甸去了，永历江山丧失殆尽，匡复明室愿望成了泡影，本人纵使天假其寿，也无力回天，所以抱恨而终。清《文门谱略》有云：“公生平熙怿恺悌，虽临大变，未尝有蹙容。及是，每不乐日，食渐损，卒以此薨于巴东长丰乡营次盖。己亥九月八日也。呜乎！国多虞中湘丧元，义兴虞山继逝，公复星陨五丈原之事，天乎命也，岂不惜哉。”铭文最后说安之公“虽相业未终，大臣之度，浩然正气，无愧信国百世之下。”信国公文天祥用生命为南宋的历史谱写了最后光彩的一页，文安之同样也“春蚕到死丝方尽”地为南明历史谱写了正气浩然的一页。

青史留名下半句：青史留名文安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