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祥子电影和原著比较（新世纪电影改编的新趋势）
骆驼祥子电影和原著比较（新世纪电影改编的新趋势）我们所希望的理想状态，是文学经典可以借助电影这种艺术形式扩大自己的读者范围，电影也可以通过对文学经典不同角度的改编阐释实现其艺术追求。从小说《骆驼祥子》到电影《骆驼祥子》，从现当代的其他经典之作到改编后的电影，小说与电影的距离似乎咫尺之近而又十分遥远。文学经典借助电影的形式进行二次传播对经典本身的影响到底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导演借鉴西方成功经验对本国文学经典的再阐释到底是还原了作品精神还是西化了中国文化？接受主体对于经典改编成的电影评价参差不齐是对经典不感兴趣还是对电影的质疑？这些问题看似可以做出直接回答，其实蕴含着更深层的东西值得我们继续研究探讨。我们应该看到，电影对于文学经典的改编虽然面临诸多困境，却也有发展的空间和余地。因为中国的教育正以惊人的发展让世界瞩目，中国的文化也以包容的心态吸引世界关注，当看似强势的大众文化将高雅文学逼至审美的角落时，知识分子便在其中寻找中间地带，并把它拓
80年代文学经典改编成电影并不寡见，除了凌子风导演的《骆驼祥子》和《春桃》，还有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和滕文骥导演的《棋王》等。这些经典改编一方面满足了观众对于艺术的迫切渴望，另一方面也代表了这一时期电影改编的一些特点：现实主义描写中带着理想主义色彩，对精英文化的大众普及中带着对艺术的执着追求。进入新世纪，中国现代小说经典之作被改编为电影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种经典的再阐释带来的是观众对于经典的再接受。经典作品本身的可接受程度、导演和编剧的改编拍摄、社会文化语境对电影内容和形式的制约，以及接受主体的接受心理和审美情趣，都对改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自 2000 年起，我国电影市场化改革进入到深度试水期，通过摸索、借鉴别国成功经验，逐渐找到了正确的变革和发展方向。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出台的相关文件、电影公司的资金和技术投入、作家和编剧的倾力奉献，都使中国电影蓬勃发展，进入一个黄金时期。
无论是老舍先生的原著，还是凌子风改编拍摄的电影版《骆驼祥子》，都堪称经典。电影基本再现了原著的故事情节，并在现实主义描写之外注入了现代意识，对原著的主旨稍作调整，对主要人物形象进行了重新塑造。这样，电影就在不悖于小说原著和作者意图的基础上，加上了导演的创新理解，既方圆有度又独辟蹊径，可以说是当代小说经典改编的范例之作。但不可否认的是，电影也存在不足之处。由于电影时长的限制，要把一部近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浓缩到短短 112 分钟的电影中，必须要对原著进行裁剪删省，这样一来，小说中很多人物在电影中只有几个镜头或者完全不出现。比如小说中的二强嫂，她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穷到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还是任劳任怨辛勤持家，结局却是被丈夫活生生打死。但是因为二强嫂与电影主题没有多大关系，对表现主角性格没有多大影响，所以导演删去了这一段。这样的处理就失去了小说原著对普通人悲惨命运的多角度刻画而产生的震撼读者的效果。诸如此类的删减还有很多。
同时代的小说改编电影，体现出与时代息息相关的特征。80年代是文化初获解放的年代，文革后的"文化热"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观众对于电影等文学艺术近乎疯狂的渴望，在那个几乎全民观影的时代，小说改编的电影可以说是一种全民性的"精神洗礼"；导演也大都有学院背景，自带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想传播弘扬中国文化，同时借鉴西方经验，融入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新思想，虽然略显稚嫩，但已经能算作一种突破了。如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同名小说。电影多次捕捉高粱酒的颜色，特写九儿出嫁时的红嫁衣，到最后乡亲们的鲜血染红的高粱地……红色象征着生命力、热情、斗志和牺牲精神，导演用这种富有张力的色彩更能凸显出生命的壮美、为革命献身的人民的伟大。纵观电影《红高粱》，一望无边的野生红高粱，残破的黄土拱门，一群赤身裸背的男人喝着刚酿好的高粱酒，吼唱着高亢而悠长的民歌调子，这些富有地区民俗特色的场景和人物都给观众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张艺谋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结合起来，运用极具表现力的色彩构图表现主旨，完成了对小说《红高粱》的经典再阐释。
虽然 80 年代的电影大部分都有理想主义色彩和写实主义精神，都体现了导演的创新思考和艺术探索的锐气，但我们还应该看到，经济的发展及由此带来的文学商业化端倪对电影发展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一些导演开始拍摄商业片，出现了"87 年商业片热潮"，但由于电影拍摄技巧手段不成熟，商业性目的太强，诸如《神鞭》《黄河大侠》等影片并不算成功。
二、当今时代的电影改编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21世纪是一个文化开放、价值观多元的世纪，80年代诸如《骆驼祥子》的电影用如今的标准衡量，显然已不算成功之作。当今时代的电影改编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向多元化方向发展。首先是外部环境的影响。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化商业化进程加快和以好莱坞大片为代表的西方电影技术及表现手段的大受追捧，中国导演纷纷开始追求宏大的场面、炫酷的特效，目的是与国际接轨、迎合大众文化审美口味。以往注重还原小说的严谨叙事渐渐被忽视，娱乐性和趣味性成为电影的主要标签，严肃文学不再占据主流位置。与电影《骆驼祥子》追求艺术性和浓厚的"京味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6年张艺谋导演的《长城》——一部标准的好莱坞电影工业体系下的产物：设定外国人马特达蒙拯救中国（消灭饕餮），在国内和美国先后上映，分为英语和普通话两个版本，打着向世界输出中国文化的旗号，却从制作、编剧到艺术指导都是外国人一手包办。
其次是电影行业的内部演变。进入新世纪，电影发展逐渐分化为两个极端：一是注重个人化表现，二是迎合大众文化审美。这两个方面都不利于文学经典进入电影改编视野，再加上文学经典本身具有年代感，远离当代经验和生活，作家又都有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导演很难把握。所以即使有些经典作品能被改编，也将面对很多困难和挑战，这使得一些导演和编剧望而却步，更愿意把精力投入到当代流行作品、网络小说的改编上。如一上映就广受好评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和《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都改编自现代青春小说，符合当下年轻一代人们的人生观恋爱观和心里需求，所以相比枯燥无味的经典改编，这些影片更能唤起观众的共鸣。
最后是作家自身观点的改变。无论怎样，电影已经在现代大众文化中占据了霸主地位，小说被挤压到文学圈边缘，经典小说立足之地更是甚小。老一代作家"为创作而创作"的精神不再，诸如《骆驼祥子》的文学经典也如浩海一粟难觅踪迹。为了使自己的作品能拥有更多的读者，越来越多的现代作家投身于小说的"银幕创作"，比如运用蒙太奇手法描写环境，对人物的语言动作描写都充满镜头感，整个故事框架和情节发展变得越来越剧本化和舞台化，等等。这些变化固然对电影改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长此以往，小说作为一种独立于电影的文学形式，它本身所具备的特质就不再凸显，如果小说创作沦为电影改编的备选素材，那才是这个时代的悲哀。
我们应该看到，电影对于文学经典的改编虽然面临诸多困境，却也有发展的空间和余地。因为中国的教育正以惊人的发展让世界瞩目，中国的文化也以包容的心态吸引世界关注，当看似强势的大众文化将高雅文学逼至审美的角落时，知识分子便在其中寻找中间地带，并把它拓展延伸，大众的艺术追求随之向高雅化的方向发展，这使得某些文学经典的电影改编仍然具有一定的受众群体和难以衡量的文学价值。2012年王全安导演的《白鹿原》就是很好的证明。影片里无论是黄土道上的械斗，还是吼唱的秦腔，无论是白鹿原上的祠堂还是山坳里的破窑洞，都浸染着浓厚的关中地方特色。电影《白鹿原》不但获得了小说原作者陈忠实先生的赞誉，而且获得第6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拍摄银熊奖和金熊奖提名。
我们所希望的理想状态，是文学经典可以借助电影这种艺术形式扩大自己的读者范围，电影也可以通过对文学经典不同角度的改编阐释实现其艺术追求。从小说《骆驼祥子》到电影《骆驼祥子》，从现当代的其他经典之作到改编后的电影，小说与电影的距离似乎咫尺之近而又十分遥远。文学经典借助电影的形式进行二次传播对经典本身的影响到底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导演借鉴西方成功经验对本国文学经典的再阐释到底是还原了作品精神还是西化了中国文化？接受主体对于经典改编成的电影评价参差不齐是对经典不感兴趣还是对电影的质疑？这些问题看似可以做出直接回答，其实蕴含着更深层的东西值得我们继续研究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