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电劈自由女神（闪电击中自由女神）

闪电劈自由女神（闪电击中自由女神）“兄弟，闪电！妈的，又一道闪电击中了自由女神！那是灵魂与灵魂的碰撞，那是点亮黑暗的方式！”潘京激动得语无伦次。突然，一道弧形的闪电划过长空，从宇宙无限深处的那一头，掠到遥不可及的这一头，将黑暗的苍穹分开两半。但它没有将黑暗点燃。我被炫目的闪电震慑了，本能地踩了一下油门。“我终于拍到了，我操……满天漆黑，闪电照亮了夜空。”他喊道，“闪电击中了Statue ofLiberty！Statue of Liberty！”我听出来了。是潘京。他沙哑的声音即使被雷电击碎我也能听得出来。“我都等了三天三夜。不，三年了。我终于真正拍到了宇宙的灵魂！太清晰太完美了！”潘京在电话那头尖叫道，“你不知道我的等待有多么漫长。兄弟！”

从阙崇才家里出来，我立刻开着车离开竖城，很快便走在去广州的高速公路上。我内心非常激愤，把车开得飞快，恨不得一步回到报社，把我大半年的暗访成果公之于众。到了半途，我才发现自己对此路很不熟悉，路在深山野岭里延伸，周边看不到人活动的痕迹。整条路差不多只有我一辆车在行驶。路是刚开通的沥青路，很宽敞，白色的分界线像是油漆未干，十分耀眼。路崭新得让人舍不得开车碾压，甚至想停下来用手摸摸。只是天气突然变了，乌云越来越多，越来越黑，像被打翻的墨水把整个天空占领了。而我心中的怒火和哀伤也伴随着往事像黑云一样压过来，一股巨大的孤独感和苍凉感使得路的前方充满了悲壮。我用力踩着油门，要把车开进像黑洞一样深邃的云朵里去，让自己消失得无影无踪。

此时手机铃声骤然响起。显示的是陌生电话，来历不明。我以为是骗子或推销的骚扰电话，很不耐烦，为了出口恶气，接了，发出愤怒的质问：你他妈是谁呀？

“闪电击中了自由女神！”手机里的人不管不顾，歇斯底里地嚎喊，“兄弟，噢，My God!我现在在纽约，就在自由女神像的脚下，她被闪电击中！还真被我拍到了！”

我愣了一下。电话那头传来急促而极度兴奋的声音，兴奋到连喘息都像是台风扫过甘蔗林。

“我终于拍到了，我操……满天漆黑，闪电照亮了夜空。”他喊道，“闪电击中了Statue ofLiberty！Statue of Liberty！”

我听出来了。是潘京。他沙哑的声音即使被雷电击碎我也能听得出来。

“我都等了三天三夜。不，三年了。我终于真正拍到了宇宙的灵魂！太清晰太完美了！”潘京在电话那头尖叫道，“你不知道我的等待有多么漫长。兄弟！”

突然，一道弧形的闪电划过长空，从宇宙无限深处的那一头，掠到遥不可及的这一头，将黑暗的苍穹分开两半。但它没有将黑暗点燃。我被炫目的闪电震慑了，本能地踩了一下油门。

“兄弟，闪电！妈的，又一道闪电击中了自由女神！那是灵魂与灵魂的碰撞，那是点亮黑暗的方式！”潘京激动得语无伦次。

我来不及回应潘京的话，一声响雷在我的车头上方炸开来，我吓得打了一个激灵，手机掉到了踏板上。手机里仍传来潘京嗡嗡的声音。

接着，又一道闪电划过来，试图换个地方将黑暗切开一道口子，但仍然没有成功。

接着又一阵炸雷从头顶滚过。我减速，俯身拾起手机。

潘京在手机里哭了。同时，我听到了手机里有雷声。

我问，潘京，你那边怎么啦？

潘京呜呜地哭着回答，没什么，闪电击中了自由女神，我突然感到很难过。

我懂得一个常识，每年自由女神像被闪电击中的次数以数百计，仿佛从她耸立在那里开始就被闪电盯上了，一百多年来不知道承受了多少刻骨铭心的爱，也承受了多少次五雷轰顶之恨。然而，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像追拍飓风、巨浪和流星一样，抓拍到闪电击中自由女神是何等快感和自豪的事情。

这一刻我竟然替他担心，说，你的头上没安装避雷针，得注意安全啊。

潘京抽泣着说，放心，所有的危险和灾难她都替我们承受了。你听我说，你还好吗？我好像听到你那边雷鸣的声音。兄弟，如果你害怕闪电，先躲起来再说。我跟你不一样，现在我十分喜欢闪电，我恨不得潜入宇宙深处捕捉闪电，我需要闪电。

“现在我也在等待闪电。”我说。

“你知道吗，我终于弄明白了，闪电有许多种，有利剑状，有鞭子状，有树枝状，有绳子状，有鱼网状，还有球状。对付坏人的，用利剑、用鞭子，让他们永不超生……带走好人的是鱼网闪电，它只是让好人换个地方生存。我爸就是被鱼网带走的。”

我说，我想跟你谈谈……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那头不说话了。长时间静默。我不安地问：怎么没有声音了，你那头什么情况？

好一会儿，从遥远的美国传来一个幽幽的像被闪电烧焦了的声音：“我有点想黄瑛了。”

我的未婚妻叫黄瑛。

黄瑛最早让我知道潘京曾经非常害怕闪电。

那一天她坐在自己家的茶桌边喝着咖啡对我说，潘京对雷电怕得要死。说话时表情有点鄙视、嘲笑，但更多的是怜悯和无奈。她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午后，她坐在他的车里，副驾的位置，在去横城的路上遇到了雷雨。一道闪电从乌云深处斜里杀出，发出耀眼而火花四射的光。那光像鞭子一样劈头盖脸地朝他们揪打过来，潘京惊叫一声，惊慌中双手不听使唤，车失去了控制，开到了路边的一片荒坡上，熄了火。她惊魂甫定，他已经从驾驶室逃之夭夭。她跳下车追着他喊。他逃到了桥底下，双手抱头蹲在沙地上，浑身颤抖，像一只被狼撵到了墙角里的兔子。又一道闪电划过，照亮了他惨白的脸。

“我害怕闪电。”潘京说。

黄瑛在桥底下一直陪着他，安慰他，直到闪电停止，他们才重新回到车上，冒雨前进。一路上车开得很小心，仿佛害怕闪电在前面某个地方设下了埋伏。

那时候的黄瑛真的很美，说话的声音很好听。说起这件事情时表情喜悦，但对潘京充满了怜悯之意。

当时潘京没有过多地解释自己为什么害怕闪电。他只是说天生的，可能在母亲的肚皮里受到了闪电的惊吓。黄瑛说，胡扯。潘京没有辩解。那天的咖啡是卡布奇诺，它的味道像闪电一样击中了我的舌头，说不清楚的甜和香，我对它赞不绝口。黄瑛骄傲地说，是我的手艺好。

我们谈论闪电的时候，潘京局促不安，还有点害羞。那是晚上，月朗星稀，和风拂面，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注意到了黄瑛的手，纤细而白嫩，我想摸一下，或被她摸一下。

后来，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潘京和我躺在惠江边的草丛上，向我解释了害怕闪电的原因。他说很小的时候在乡下亲眼看到过闪电将家对面山坳上的一棵参天银杏树拦腰劈断。有一年夏天，中午，黑云遮住了天空，他的父亲撑着一条小船摸黑过江，要赶回家给祖母煎药。潘京在岸上等他。父亲每次都从山里带山鸡给祖母补身子。潘京认出了父亲的小船，只容得一个人，他一个人撑着。江水舒缓，向来没有凶险。可是，这次船刚到江心，一道闪电划过，照亮了江面。当时，潘京被突如其来的闪电吓着了。很耀眼很锋利的闪电，把天空划开了一道口子，向江面伸出白色冰冷的爪子。因为恐惧，潘京本能地闭上了眼睛。当闪电熄灭，乌云变成了雨水，光线慢慢从天空中渗出来，他睁开眼睛，发现他的父亲不见了，只剩下那条小船空荡荡地在江面上漂着，暴雨将它打得胡乱逃窜。潘京朝着空荡荡的小船呼喊。但没有人回应他。雨过天晴，依然不见父亲上岸。潘京哭着，无计可施。所有人都说，闪电把他的父亲收走了，像老鹰收走一条鱼。

潘京说他的父亲是一名伐木工，每天都撑船去很远很深的山里伐树。一辈子很孝顺，从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情，相反，做过数不清的好事。虽然砍过很多的树，但树神也没责怪过他，况且，树是闪电的敌人，伐木工应该是闪电的朋友。闪电收走的应该是坏事做绝的人。潘京认为，闪电收错了人，下一次闪电会将父亲归还给他，就像语文老师没收他的课外书，发现不是有害读物而是世界名著，第二天会归还他还表扬鼓励一番。但许多年过去了，一直没有等到。

“闪电狰狞得像魔鬼的脸孔。”潘京不敢正眼看闪电，像我们害怕锋利的刀割开我们的胸膛，将内心所有的秘密曝光于众，“也许，闪电曾经有意将父亲还给我，但我不敢迎上去接，很多次都那样。还有一种可能，闪电已经早就将父亲还给我了，但把他放错了地方。”

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闪电不是计算机，记性没有那么好。

“你认为会放在哪个地方？”潘京问我。

我说不知道，“会不会放在当初收走他的那个地方？”

潘京说：“不会。如果放在那个地方，说明闪电承认自己错了。闪电怎么可能认错呢？”

我说有道理。但我想不出来闪电到底会在哪个地方把父亲归还给潘京。

“那个地方，也许是美国。”潘京说。

潘京解释说，也许不是闪电的意思，而是我爸的选择。

他让我思考有没有道理。但当时他讲述故事和分析问题的时候，我最感兴趣的不是闪电，不是美国，而是伐木工。

对我而言，伐木工是一个关键词。

认识潘京时，我是南方某报的深度调查记者，被报社派往竖城暗中调查非法排污的证据。每逢洪水过后，珠江下游的水经常镉超标，基本断定是上游有厂矿企业趁洪水之机往江里排放污水，但一直找不到证据，或者有了些眉目，却被地方政府搪塞遮掩过去。我们报社曾经安排过记者去珠江上游暗访，并已经把竖城列为重大嫌疑，只是在竖城蹲点了一个多月也没有找到实证，还莫名其妙地被当地的流氓地痞揍了一顿，只好悻悻而回。而被打伤的右眼落下了后遗症，夜里看不见任何东西。同事们分析，可能是因为他的外地口音引起了别人的怀疑，暴露了身份。我是报社抗打能力最强的，在山西暗中调查黑煤矿坍塌事件时，曾经被十五个壮汉追打三十多公里，一路翻山越岭地逃跑，一路被人往死里揍，但还是让我逃出生天，并用翔实现场照片将真相公之于众，引起全国轰动。但断了两根肋骨、脸青鼻肿的我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月。前赴后继，我就是后继的人。报社领导说了，你就像当年的地下党员一样，潜伏在竖城，暗中调查，一个月不行，半年。半年不行，一年。一年不行，两年。

其实我是主动请缨的。因为我觉得报仇的机会到了。竖城中兴化工厂厂长阙崇才，是我家的仇人。据铩羽而归的同事说，排污的源头必定是中兴化工厂，只是找不到它的排泄渠道。只要证据确凿，我就能扳倒他，甚至让他进监狱。阙崇才还没当化工厂厂长之前，是竖城国营林场的场长，我爸当年是林场会计。有人举报场长贪污公款被查，结果他伙同他人栽赃到我爸身上。我爸无处申辩，被判入狱三年。那时候，我才八岁，寄宿在乡下外婆家。母亲是竖城林场的合同工，在卫生室既非医生也非护士，每天闲坐，偶尔帮病人量一下体温和血压，还经常因为量不准被医生和护士斥责，还被病人打过嘴巴。但母亲长得漂亮，不能安排她去伐木或干其他的，只能在卫生室待着。然而，我并不觉得母亲有多漂亮，脸太长，下巴太尖，眼睛大而空洞，只是皮肤白，身材比父亲还高出一小截，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总是穿着连衣裙和肉色长筒丝袜。伐木工经常到我家找父亲核实数据，母亲总是对他们露出嫌恶的表情。伐木工身上有汗臭，有树脂和树汁的气味，让母亲感到恶心。母亲和父亲的关系从来不冷不热，不亲不疏，也不争不吵，像是两个奉命凑合过日子的人。父亲入狱，母亲不悲不喜，不哭不闹，也不卑不亢，平静得若无其事，像跟自己毫不相干。不久，母亲跟别人跑了。母亲走的那天，我哭着她给我留下一个地址，日后我好去找她。但她拒绝了我，拒绝了所有人，包括外婆。她背着一个花布挎包走了，从大路上大大方方走的，走得六亲不认，决绝而胸有成竹。因此没有人知道我对母亲有多恨，而对父亲有多爱。我要拯救父亲。那三年里，我恳求外婆教我认字。当我认得一百个字的时候，我开始替父亲写申诉书，让二舅寄到县政府。后来父亲被减刑期三个月。父亲出狱那天，我以胜利者的姿态乘长途班车到柳州劳改农场接他回家。一路上我向父亲邀功，父亲比过去木讷了许多，慈祥了许多，只是摸了摸我的头说，你能写文章，很了不起。回到家里，二舅把那些年我写的申诉书当着父亲的面原封不动地交到我的手上，他压根就没有寄出去。我无地自容，责怪二舅，如果他把我的申诉书寄出来，我爸早就回来了。对此，二舅不申辩，一声不响地给我带回了一个后妈。

后妈跟我妈的年纪相仿，身材也差不多，我差点以为是我妈回来了。风把她的头发吹得很乱，头发遮住了脸，似乎是故意的。我还来不及仔细瞧瞧她的样子，父亲便将她带走了，一起去了贵州的建水。因为吃过牢饭，他在家乡待不住了。我不在意别人暗地里称我是贪污犯的儿子，但父亲无法忍受别人异样的目光和流言蜚语。建水离竖城很远。一个月后，我收到父亲写的一封信，他说在那边挖煤，如果顺利，从此就在那边安家了。那年年底，我骗过了外婆和二舅，乘长途班车到贵阳，辗转到了建水，把父亲吓了一跳。

那一年。我十四岁。我想见继母，我想从她那里获得母爱。她会爱我的，我也会爱她。可是父亲说她死了，不小心从拉煤的车上掉下来摔死的，幸好死得并不痛苦，当场就断了气，脸上还带着微笑。我说我还没看清她的模样呢。父亲难过地说，我也来不及看清，工友都说她的脸长得像很值钱，即便是死的时候，她的脸依然比金子漂亮。我问她的来历。父亲说他也说不清楚，但只知道她的前夫是伐木工，死于一次闪电。她还有一个儿子，跟大伯一起生活，年纪跟我差不多。一个继母像闪电一样来到我家，又像闪电一样在这个世界消亡，或许这就是人生的诡异之处。我没有闲着，跟父亲下矿井挖煤。别看我瘦小，挖煤一点也不比父亲少。过去父亲力气蛮大的，但从监狱出来后身体就不行了。挖半个小时便要坐下来喘息一会儿，并借着矿灯的光掏出一本书看。看得很认真，像是复习考试的高中生。但每次总是只看十分钟便收起书去干活。每隔几天换一本书，类型不一样，有小说，有电工教程，也有领袖文选。他说监狱里养成了看书的习惯。矿工们不知道父亲原来的身份，也不知道他蹲过监狱，但都觉得父亲不应该挖煤。父亲认为我不应该挖煤。因为他看过我为他写的申诉书，觉得很有文采，可以靠文谋生。会计就不要做了，容易出差错。父亲说，也可以先好好挖煤。挖煤是一个好职业，在地下没有勾心斗角，都靠力气吃饭，一天挖多少煤得多少钱一清二楚。父亲恨不得一辈子天天待在煤洞里，不再跟外面的世界有什么勾连。但煤洞里很黑，像深空一样黑得令人胆寒，孤寂得像身处遥远的星球。有时候我很希望外面有光照进来，哪怕是一束闪电也好。在煤洞里休息的时候，我也学会了看书。父亲看过的书，我拿过来看。到我十八岁那一年，父亲说，你可以离开这里了，你干什么都可以，但不能为我报仇，因为我的案子是铁案，翻不了，不要把时间精力耗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我还舍不得走，说再挖半年吧。半年后，也许我再也不想报仇雪恨的事情了。半年后，我果然不再想着报仇雪恨的事情，但发生了一次矿难。那天雷电引发煤井电线短路，导致瓦斯爆炸，轰鸣一声，像一道闪电撕裂了矿井。父亲下意识地朝我喊，快逃。我离父亲二十多米，本来我们可以一起逃走，但他回头拿他的书……我侥幸地逃出生天，父亲和十七名矿工永远埋在离地面三百多米的地球深处。我曾经怀疑，瓦斯爆炸不一定是意外，也许是阙崇才暗中下的毒手。我怀疑世界上所有的坏事都与他有关。他才是最应该被闪电收走的那个人。因而，仇恨的种子重新发芽。

我到南方应聘的时候，报社的领导听我说完这些经历之后，不看我的学历，也不笔试，只看了我写的几页日记，便决定录用我。他说，对生命的体验、对正义的坚守和对自由的渴望比学历、才华都重要。我没有让报社失望。我用闪电般的速度得到了同事们的认可和敬重。

我在旧城区的比较混乱的小区租了一套小房子，没有人认识我，左邻右舍都是市井里最底层的人，贩鸡屠狗，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我的竖城口音没有变。有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搞摄影的。是照相吧？我说，照相跟摄影是两码事，懂吗？他们不懂，便不再问。这里的人不知道我的名字，称呼我时叫“照相的”。化工厂虽然进出的人很多，但防范森严，进出的每个人都被保安盘查，外人没有证件根本靠近不得。我也犯不着像我的同事那样非要进厂找线索，我可以寻找它的排污口。只要给我时间，再隐秘，我也能找到。工厂的污水像人膀胱里的尿液必须排放。因而，我的日常工作便是假装成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到处寻找污水排放口。

小区里有人对我摄影师的身份提出了质疑：你的相机呢？

我犹豫了一会儿，从口袋里取出一台索尼傻瓜机，小巧玲珑那种，这不但不能打消他们的疑虑，反而增加了他们质问的底气：你怎么没有像记者潘京那样的长炮短炮照相机？你得学学他。

潘京在竖城妇孺皆知，但我却不认识他。我开始寻找他。

我在东门照相馆买二手单反相机时认识了潘京。身材偏矮但很壮实，脸圆乎乎的，鼻子扁平，头发蓬松且天然卷，说话时不怎么看人，仿佛跟谁说话都一样。照相馆不是他的，但相机是他的。他跟我说他这台相机的好，也说它的毛病和脾气，像给我介绍一个姑娘一样，把秉性说得清清楚楚。我说想买台专业相机，随便拍拍寻找乐趣和消磨时间，顺便学学摄影。潘京说，这是摄影菜鸟级别最好的相机。于是我买下了相机。潘京说，我对这台相机有感情，如果不是手头紧，我哪舍得卖掉它？我懂的，像是杨志卖刀呗。

潘京是竖县日报的摄影记者，从报社创办那天开始，他便是记者了。我们一见如故，很谈得来。我需要朋友，于是便与他频繁往来。他经常提着酒菜到我家聊天，说有什么困难找他，黑白两道都可以。我不会暴露我的真实身份。我主要聊全国娱乐圈里的人和事，聊摄影，有时候也纵论天下大势和时政新闻。任何话题都可以聊上半天。就算不聊，我们坐在一块儿也彼此心照不宣，似乎也都在想着同一问题，得到同一个答案。只是在摄影方面，我还没有入门，只相当于“照相”的水平。我只会简单的拍照，经常因为相片的拍摄技术问题被编辑诟病，幸好我的文字的深度和精彩弥补了我的缺陷。这是我的弱项，我真的想好好补一补。潘京看到我对摄影抱有极大的热情，兴奋地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如果你真正爱好摄影，我可以毫不保留地教你。

于是，我开始了和潘京的友谊，更贴切地说是师生关系。

那时候，我们坐在惠江下游滩涂的一堆荒乱的草堆里。那是深秋，草有些枯黄了，散发着热气和植物死亡的气息。我们实际上是靠着厚厚的草，半躺着，江水在三步之外，风还是有点冷，越来越冷。我们等还明亮的太阳慢慢变得暗淡，像等待一堆火缓缓熄灭。到了那时，残阳的余辉斜照在下游的残桥上，把桥和桥面上的杂草变成金黄色，稀疏的光线穿过桥㓊，散落在江面，流水将它们和垃圾一起带走。

我们正需要这一刹那。我们的照相机早已经架好，就等那一刻的到来。

这是潘京最喜欢的拍摄场景。残桥离县城不远，肉眼可见街市上行走的人。桥是清嘉庆年间由德国人设计并修建的一座廊桥，虽然窄小却可通汽车。桥的另一头原先有一座天主教堂，多年前毁于一次雷电，被雷电引起的大火烧塌了，上帝一头栽到了惠江里，多年过去了也没有爬起来。教堂倒塌后没过多久，桥也被洪水冲垮了，桥的两头断了，只剩下中间一段，两头不靠岸，既无法出发，也无从抵达。桥身长满了青苔和杂草，已经残破不堪，政府一直说要拆除，但潘京总能说服政府暂缓，等他完成一件不朽杰作。似乎生怕桥明天一觉醒来便不见了，所以他把每一次拍摄都当成最后一次。早晨、午后、黄昏甚至月夜，他都拍过。残桥与江水浑然一体，照片确实漂亮而有味道，其中一幅挂在县政府入门大厅最醒目的正墙上。因为这些照片，他获奖无数，已经成为县里最著名的摄影师。他是报社头牌摄影记者，似乎还是新闻部的副主任，但他不喜欢给官员们拍照，对官员有着与生俱来的反感和排斥。他的学生很多，但没几个坚持跟他学到头的，因为他们受不了翻山越岭寻找风景的苦，更受不了像狙击手等待猎物那样在野外数天数夜地守候最佳状态到来的煎熬。他告诉我，残桥是摄影的起点，也是终点。摄影的全部秘密都在这里。他的残桥照片风格各异，恬静的，忧伤的，孤独的，诗意的，苍茫的，都给人强烈的震撼。我们都认为他拍的照片已经好得无可挑剔，堪称完美，把摄影艺术推到了最高的境界。但他却一直认为没有把残桥拍好，总觉得差那么一点点。不是技术问题，更不是设备问题，甚至都不是光线、湿度、风速和空气质量问题。别人以为他是假谦虚、装逼，只我知道他说出了内心的真实。

“灵魂。”潘京说。

我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因为我也在捕捉灵魂。

人有灵魂，桥也有。潘京说，我的照片只拍了它的皮囊，缺少灵魂。它的灵魂游荡去了。我们只是瞎折腾。

我跟他聊灵魂。无边无际地聊。甚至聊到了宇宙的构成和主宰。

“最好的摄影师不是因为他技术高超，而是因为他是捕捉灵魂的高手。”潘京说。

虽然是残桥，像一个断了臂膀的人，虽然不健全，但它还是活着的，灵魂还在。哪怕它游荡得再远，也总有一天回来的。这是潘京带着我不断来到江边的原因。

在漫长的等待中，每次潘京都给我讲很多很长的故事。主要是竖城官场和商圈的事情，龌龊而隐秘。他知道很多内幕并记录了其中的一些。他指了指自己的照相机：世界上的秘密都被藏在各式各样的相机这里。他说的事情我很感兴趣，超过了我对摄影的热情，尽管我听得出来他添油加醋了，甚至有明显的虚构和夸张成分，尤其是关于官员们跟女人幽会被他无意拍到的那些秘密。我在恰当的时机简单地提问，引导他继续往下说下去。讲故事的时候，他喜欢往天空中吐烟圈。草丛中偶有蚂蚱借道于我跳到他的身上，有时候他抓住蚂蚱用烟头烫，蚂蚱油被烧得嗞嗞作响，香味四溢。他从口袋里摸出一瓶江小白，喝一口，将半熟的蚂蚱嚼两下咽下肚去。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中断他的讲述。

“兄弟，这些事情都引不起我的兴趣。”潘京说，“他们没有灵魂。或者说，他们的灵魂没有趣味，还比不上蚂蚱。”

我表示赞同。灵魂是一门哲学，更是人生态度。

“我也没有灵魂。”他说。意味深长，但我一时捉摸不透他究竟要说什么。

江面很辽阔，残桥很长，尤其是我们躺着看它们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弄来一条小舟，请一个懂撑船的村妇撑船，让我们从不同角度拍照。

“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拍到有灵魂的东西。”潘京说得很认真，仿佛是在对着那些飘荡在空中的灵魂发誓。

然而，有一次天气突变，乌云压顶。潘京十分惊惶，一道闪电划过，照相机从他的手上掉下来，贵重的镜头跟相机身首异处。他没有掩饰自己。脸色苍白，目光呆滞，像被闪电击中。

被闪电惊吓并不奇怪，我安慰他。他缓过来后，对我笑笑说：“闪电真的能摄魂夺魄，把人吓死。”

闪电到底是什么东西？对此我和潘京曾经争论过，他不相信科学，不相信一切被定义的东西。他总是在形而上的层面上跟我探讨，而我喜欢引经据典用科学去解释和推测万物。然而，有时候他也能说服我，比如：

“闪电是宇宙的灵魂。”

对此我竟然无言反驳，反而茅塞顿开。每每对某事物达成共识，我们都很高兴。

就是那次闪电之后，潘京跟我说起了他的小时候跟闪电的关系，因而我知道了他是伐木工的儿子。

“你是不是有一个改嫁给贪污犯的母亲？”我问。

“是的，我曾经有一个妈。”潘京说。

潘京把他母亲唯一的一张照片给我看。那是她生潘京那年照的。一个从城里下乡采风的摄影师给她拍的，就站在家门口用卵石围起来的墙头前，脚旁边有两只小母鸡，她穿着白色衬衣，表情羞涩，头发还是有些紊乱，几絮发丝隐隐约约把脸遮掩了，这样反而显得她更美。我看了看照片，只能说似曾相识，但她真的漂亮，而且很善良。潘京说，父亲被闪电抓走后，如果母亲不离开村里，她就得听从村里大多数男女的劝说，改嫁给大伯。虽然大伯是好人，年富力强，但她不喜欢。所以她宁愿嫁给一个吃过牢饭的。

“我妈不是普通的村妇，虽然只读过小学，但她是读书人。她喜欢看小说，读过不止十遍《傲慢与偏见》。”潘京说，“我不喜欢小说，我喜欢摄影。”因而我相信我父亲爱上看书并非在狱里养成的习惯，而是因为娶了潘京的母亲。

“我妈姓宋。”潘京说，叫宋桃。她离开潘京的时候，只留下一张照片。照片的后面，写着摄影师的名字：黄国安。

我甚至觉得连“宋桃”这个名字都是天底下最美最动听的名字。

“母亲离开的时候，舍不得我，抱了抱我。我说，妈，你快走，不然村里人就要把你捆住留下来嫁给大伯了。”潘京说，“虽然我并不讨厌大伯，但我还是希望母亲赶紧离开。那情景，只要我对母亲说，请你留下来吧，她肯定会留下来。”

潘京说，母亲一走，我的心里只剩下恶梦般的闪电了。

师范大学毕业后，潘京回竖城举目无亲，找到文联副主席黄国安。

“没人发现你妈究竟有多美。除了我。摄影师的使命就是发现美，留住美。按下快门的瞬间，刹那即永恒。”黄国安说。

潘京说，我没有留住母亲，我当了十多年的孤儿。

我相信，有些母亲是留不住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是世界上最难以阻止的两件事。

黄国安还告诉潘京所不知道的秘密，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午后，他母亲到城里找到了黄国安。文联的人让她坐在黄国安的办公桌前等他。黄国安走进门去，看到她安静地坐在那里，头发湿漉漉的，正翻阅着台上的自由来稿，像极一个编辑。“我们聊了一个下午。”黄国安说，“最后，我才知道她是来索要她的相片的。我忘记了照片的事情，当时我只是随便拍的。我让照相馆加急冲洗了出来。她请求我在照片上签名，我签了。并签了日期：1993年7月12日。实际上，照片是5月8日拍的。”

潘京记得，父亲是1993年7月10日被闪电掳走的。村里的大人沿着惠江往下游搜寻了两天，并不见他父亲的尸体。十多年过去了仍没有见到。

“傍晚了，我让她留下住一个晚上。可是她不肯。她说，要赶最后一趟班车，回去办丧事。”黄国安说，“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丈夫跟闪电走了。”走了就是死了。父亲到底是死了还是还活着，潘京为此跟母亲吵过一架，后来母子分道扬镳，不再相见。潘京说梦里经常见到父亲慢慢变老的样子，证明他一直在正常地活着，哪怕活在黑暗里。

潘京问黄国安，后来我母亲还找过你吗？

黄国安想了想才说，找过一次。她说要找个男人改嫁，不要求别的，只要有点文化就行。我把她介绍给了一个竖城国有林场的会计，是我一个初中同学的姐夫的同事，刚从监狱里出来，人挺好的，打得一手好算盘。之后便没有她的消息了。估计是她看上了那个会计。

“但我记得她。她长得很美，有民国文艺女青年的范儿，像一个女神——向往自由的女神。”黄国安说，“摄影师最希望遇上这样的拍摄对象。”

“如果没有那次闪电，如果我爸不消失，我妈还是很美的。”潘京说。

“对了，你妈来见我的时候，怀里抱着一束橙黄色的野菊花。”黄国安说。

潘京不愿意当教师，要当记者。黄国安使尽全力把潘京弄进了竖城报社，并教会了他摄影。在一次野外拍摄中，黄国安摔了一跤，中风了，从此瘫痪在床，生活难以自理。潘京继承了他的摄影技术和所有器械，而且，娶了他的女儿黄瑛。

“我妈右边的乳房有一颗樱桃痣，即使在夜里它也闪闪发光。”潘京说，“你爸有福了。”

在惠江边的草丛里，我们有了更多的话题，谈论我们共同的“母亲”和各自的父亲，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兄弟。

“我爸对你母亲很好。他们应该过得很幸福。”我对潘京说，“只是很短暂。”短暂得像按一次快门，刹那即永恒。我们无法给他们留下甜蜜的照片，他们只能活在我们的想象里。这样也好，只要我们的想象是甜蜜的，他们就很甜蜜。

潘京对母亲似乎有点陌生了，跟我一样。他甚至才知道自己的母亲已经离开尘世。我也差不多忘记母亲长什么样了，她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至今不知道她到底在哪里。

他经常把我带回家里，不是为了看他的摄影作品，而是给我分析大师之作。他家原是文工团宿舍，旧房子，楼道很杂乱，一厅三室，不宽敞，跟我租的房子差不多。家具是旧的木沙发，吃饭的桌子很小，几乎看不到家电，家徒四壁，墙壁上挂满了各种照片，但没有一幅是他自己的。他跟我解读什么才是一幅作品的灵魂。有时候是人的眼神，是死者脸上的表情，是少了一只乳房的胸脯；有时候是一根木条上的蚂蚱，还有可能是一只鸟被风折断的翅膀……兄弟，你知道吗，我想端着相机跟随夸父，拍下他奔跑的样子。我明白。我知道。我懂得。他心里装着巨大的理想。他的妻子黄瑛和她的父亲黄国安一样毕业于成都同一所大学的中文系。潘京比我大一岁，我应该称她为嫂子。嫂子觉得没有什么可拿来招待客人，便从卧室里取来一只纸盒子，打开，把一张照片送到我的眼前。是她站在残桥上，穿着白色裙子，亭亭玉立，夕阳的残光把她脸上的忧伤增加了哲学的意味，清澈无瑕的眼睛像极宗教神话里不沾人间烟火的圣女。残桥、江水、蓝天和缓缓走过来的孤舟与桥上的人浑然一体，堪称完美。那是十年前的照片，有点泛黄了。彼时嫂子还不是潘京的妻子。开始的时候她压根瞧不上长相连普通都算不上的潘京，尤其是不喜欢他长得一副青蛙眼睛和过于肥厚的嘴唇。她从不曾想过会嫁给一个伐木工的儿子，尽管她的父亲很欣赏潘京。她爱上他的原因是他读懂了她，捕捉到了她最美最妩媚的时刻。嫂子说，他拍出了我的灵魂，也摄走了我的灵魂。他把我的灵魂装进他的相机，直到现在我的灵魂仍然被封存在相机里。嫂子指着挂在墙上的照相机，既自豪又怨恨，满肚子的话要向我倾诉。潘京打断嫂子的话题，跟我继续聊墙上大师们的作品。嫂子用幽怨的目光看着我。此后每次到潘京家，嫂子都把那张照片拿出来给我看，重复着同样的话。

“一个女人，一生中有一张这样的照片，足矣。”每次收起照片时嫂子都这样说。嫂子衣着朴素，没戴任何饰物，洋溢着天然纯真之美。她那双清澈的眼睛还跟照片上的一样，没有变化，身材也只是稍微胖了一点点，脸上有了些可以忽略不计的皱纹，不是近距离根本看不出来。

潘京秃顶了，如果他的脸是一本说明书，扉页上应该写着“饱经风霜”“未老先衰”的字样。搞野外摄影的都这样。也许还有其他职业病，他说过他的肝不是很好，但也没有因此戒酒。

潘京还有很多谋划，比如去非洲，去南美，去北极，去珠峰，潜海底，都谋划了十年了，没有一个目标得以实现。因为没有钱。他说，想要穷一辈子就玩摄影。他的所有收入几乎都花在了设备更新上了。他没有向我炫耀他的装备，但我知道它们的厉害和价钱。我看得出来，潘京过得不是很惬意，甚至有些孤独和压抑。在竖城，他几乎没有什么朋友。原先有交往的朋友都因为他的与众不同，聊不到一块，渐渐离他而去。

“你应该到大的地方去。”我劝过他。

“想过。”他说。只是想想。在乡下老家，他还有一个卧床的大伯，是大伯把他养大的，他每周都得回去看望一次。

潘京和黄瑛没有孩子。“是我不行。”潘京对我说，精子活力太低，可能是遇到了太多的闪电，精子被闪电杀死了。后来黄瑛告诉我，潘京说的不全对，关键是阳萎，结婚那年有一次做爱时被闪电惊吓，从此就不行了。而且，精子活力低不也是因为受到了闪电的惊吓？

不知道什么原因，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脑子里钉了一颗钉子，钉子上挂着黄瑛十年前那张完美的照片，晃来晃去，每到夜深人静时照片都异常清晰，散发着摄魂夺魄的魅力。她试图从照片里挣脱出来，她每次都成功了，像成功地越狱，自由地呼吸，自由地奔跑，自由地飞翔，像自由女神。可是，她没能走出我的脑海，我把她困住了。她也把我困住了。

我对自己的龌龊想法愧疚不安，想尽快完成工作任务，然后离开这里，努力过了但毫无线索。我得等待一场大雨，引蛇出洞。然而，大雨可遇不可求，像缘分一样。

更可怕的是，我的双腿不是往化工厂和它的周边跑，而是自觉不自觉地往潘京家里跑。潘京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黄瑛越来越期待我的到来。

潘京不在的时候，我经常跟她说起我的经历，还提到我把八岁以来的经历都记在日记本里了。她要看我的日记，我居然同意了。

潘京不在的时候，我不称她嫂子，而是直呼其名黄瑛。

潘京说他跟岳父黄国安关系不好。他把母亲的改嫁归咎于黄国安的牵线搭桥。因为厌倦伺候脾气日益火爆的岳父，岳母的脾气也越来越不好，不仅把黄国安摔跤致瘫的责任推给潘京，因为是潘京领着黄国安连夜爬山拍日出，而且对潘京的贫困潦倒总是冷嘲热讽，让他很窝火憋屈。除非不得已，他是不会去拜会岳父岳母的。但在我的三番五次请求下，他终于带我去见黄国安。因为我隐隐约约预感到他知道我母亲的去向。

在县政府后街，我们从一条小巷进去，弯弯曲曲，所有的墙和门都贴满了小广告。巷子越来越狭窄。小巷的尽头是他家。是黄瑛母亲开的门。家很逼仄，堆满了书。黄国安躺在小客厅的木沙发上，下半身盖着一张薄薄的瑶毯。我跟他交流摄影心得。他偶尔说几句，说得很慢，不利索，更多是沉默，面带僵硬但真诚的微笑，耐心地听我说。看上去我和他聊得热乎了，潘京告诉黄国安，我是会计的儿子，蹲过监狱的竖城国营林场会计。黄国安恍然大悟。

“你妈肯定还在这个世界上，像潘京的父亲一样。”黄国安安慰我说。

“你知道她在哪里，为什么不肯告诉我？”我问。

黄国安说他不知道，但也许宋桃知道。

“可是宋桃死了。”我说。

“死了也知道。”黄国安说。

不知道什么原因，潘京和他的岳母突然吵了起来。我赶紧劝架。黄国安叹息一声：不要管他们。他试图站起来，但未果。他朝电视柜的中间那个抽屉指了指。我走过去，取出一堆乱七八糟的照片，在黄国安面前翻看。

“两个女人曾经在竖城的照相馆相遇过。”黄国安说，“她们有过合影。是我拍的。那时候我在照相馆兼职。”

翻到最后，我果然翻到一张发黄的照片。我一眼认出了我的母亲陆珊珊和我的继母宋桃。她们手挽手站在照相馆的一幅大海布景前，仿佛一见如故，脸上没有忧伤。布景上湛蓝色的大海、沙滩上的椰树、白色的帆船和若隐若现的海鸥构成了如诗如梦的世界。照片的左上方有一行金色的小楷：自由的梦想。照片右下方的日期也是电脑打印的，1993年8月19日。那一天，母亲离开我刚好两年零九个月。日期下方还有一行钢笔字：左一宋桃，右一陆姗姗。字迹清秀，但有些模糊了。

黄瑛说，潘京郁郁寡欢并非是从认识我开始的。他的笑和豪爽都是装出来的。他一直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一次次提拔的机会旁落他人。他经常借酒消愁，酒后虐待过他的相机，把它们重重地摔到地上，把种种不顺之事归咎于相机。有时候他把门关起来自己给自己拍照，把自己酒后的丑态拍下来。“这才是我的灵魂真实的样子！”潘京经常对着自己的照片发呆，整夜整夜地发呆，像精神失常了一样。摄影害了他，使他走火入魔了，但也是摄影让他找回了自信和尊严。

“他的相机里既记录着美好和光明，也暗藏着这个世界的丑陋和罪恶。”黄瑛说，“总有一天，他会连自己一起被黑暗的相机吞噬。”

是的，我也意识到了，黑洞洞的镜头像一只邪恶的眼睛深不可测，让我们看到的真相也许是事先布置的假象。包括日出，包括残桥的风景。潘京也提醒过我，捕捉美并非摄影师的天职，我们对丑陋的真相更感兴趣。玩摄影一不小心会患上窥视癖，醉心于捕捉一切隐秘，还会产生龌龊甚至邪恶的念头。

潘京每天通过镜头看世界，鬼知道他曾经发现过什么，内心在想什么。

“你们都误解我了，其实我是一个诗人，只是我用相机写诗。每一张照片都是一首诗。”潘京纠正黄瑛，也在启发我。

确实，他有诗人的忧郁和多愁。那段时间，我每次见到他，他都讷讷地说，我的灵魂丢了。

看上去他的样子很失落，也很痛苦，不像是矫揉造作。我不知道如何减轻他的症状，对灵魂丢失我束手无策。如果灵魂是一只猫或一条狗，作为兄弟，我会连夜帮他把它找回来。但它不是。

有一天晚上，潘京一屁股坐在我的客厅的沙发上，重重地叹息一声，跟我说，他被停职了。昨天竖城日报上的一幅照片得罪了新任县长，是他拍的。被指责拍得不够好，在阳光明媚的剪彩现场县长的脸过于阴沉，几乎是哭丧的脸，像正在酝酿着一场闪电和暴雨。而且，新县长才上任一个月，此类情况已经发生第三次了。前两次的照片可不是潘京拍的，却赖到了他的头上，说他心中有恶念，胸中暗藏阴谋，城府比宇宙还深。

我看得出来，他内心十分沮丧甚至绝望。他用右手抓住自己的裤裆抖了抖，从嘴里狠狠地蹦出一个英文单词：“Fuck!”

我安慰他，讲了几个段子，直到他破涕为笑。那晚我们喝得大醉。半夜时，我们被惊雷吓醒。闪电穿过玻璃窗，似乎在潘京的脸上狠狠地划了一刀。

潘京惊叫一声，盯着我的脸看：“你被闪电割了一刀。”他仿佛在等待我血流满面，发出一声惨叫。期间，他用手摸了一下自己的脸，直到确信我们都完好无缺，他才高兴得手舞足蹈。

“我的内心太黑暗了，只有闪电能够照亮！”潘京被自己说出来的话吓了一跳，但确信这话是出自内心深处，是一种破土而出的呼唤：“我要拍摄闪电！捕捉闪电！”

我被他的大胆想法惊吓住了。他却莫名的兴奋和决断：“那么多年了，我和闪电之间应该有一个了断。”

潘京双手拍打自己的脸，长叹一口气，“它在等待我拍它的脸，否则它不会多年来像魔鬼一样缠着我。”

我以为潘京是酒后说疯话，但他说到做到，马上抓起相机，破门而去，像一只狼消失在无边的黑暗里。那天晚上，再也没有回来。第二天，他让我去家里看看他昨晚拍的照片。

令我震惊的是，居然是闪电的照片。他拍到了闪电划过夜空的瞬间，明亮得像天体爆炸。原来，在深不见底的黑暗里，闪电是如此的漂亮，也像一根火柴照亮了黑夜。

“我们都误解了闪电。”潘京说。

潘京误解了我。在此之前，我从没有向黄瑛表达过爱意。发乎情止乎礼，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我断没有勾引黄瑛之念头。可是黄瑛主动向潘京敞开了心扉，说她爱上了我。我的那本厚厚的日记本里每一行文字都像闪电一样击中了她，点燃了她，让她迷糊了，让她明白了人生的真谛，哭得稀里哗啦。她觉得我的人生充满了故事和悬念，我的灵魂干净无邪且妙趣横生，而她的灵魂为此坠入了深渊陷入了泥潭困在黑暗里，只有我才能将她起死回生。“而且，我才是你灵魂伴侣。”黄瑛对我说，“爱情像闪电，错过了就没有了。”我和黄瑛以为潘京会大闹一番，我也做好被他斥责、嘲笑甚至扇耳光的准备，想不到他哈哈大笑说，自由了，太好了！太爽了！没有比自由更好的事情，就像用最后的一张胶卷拍到了世间最美的风景。看他那副如释重负的样子，犹如死里逃生，我想他在婚姻的泥潭里挣扎有些年头了。

事态发展得异常迅速，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们已经办完离婚手续。

我去找潘京的时候，他正在家里把所有的照片，包括墙上的大师作品，还有胶卷底片，全部堆放在一只铁桶里，火苗正旺，他不断往火堆里扔照片。

他不向我解释。只是告诉我，这些照片跟闪电照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就是垃圾！

灰烬越来越厚。美好的旧事物正在消失。那些他曾经历尽千辛万苦得来的照片已经化为一缕缕青烟。

他对摄影突然开窍，有了大彻大悟的理解，但我不认同，像一个读书人烧掉所有的书是不可以原谅的。黄瑛不仅没有阻止他，还在一旁往火桶里添加相片。当黄瑛将自己那张心爱的“完美照片”端详了一会儿，最后扔进了火中的时候，我以为潘京会从火中捡起来，但他用另一沓照片覆盖了它。

火光照亮了他们的脸，都显得神秘而诡异，似乎我是局外人，不知道烧的是什么，为什么烧。火烟把我们呛得直咳，根本顾不上说话。

直到照片烧完我们也再没有说话。

潘京离婚后便搬到了一个朋友的家里住。在水街，也是老房子了。朋友出国了，房子空着。我和黄瑛一起帮他收拾东西，一起送他到朋友家里，三个人还一起搞卫生，换窗帘，疏通年久失修的马桶。趁黄瑛在卧室里帮他换床罩之机，我们在客厅进行了短暂的交谈。

“你似乎忘记你的使命了。”潘京说。

我装作莫名其妙。

“我早看出来了，你是暗访的记者，我们是同行。”潘京说，“我也一直在暗访这个操蛋的人间。”

我问他什么时候看出来的，他说在我习惯性翻他的底片的时候。在他家，我对一堆乱七八糟的底片感兴趣，他看得出来我想通过他的底片发现什么秘密。其实，一开始他就怀疑我是记者了，只是同行识破不说破而已。

我没有辩解。

“你在找化工厂排污的证据。”潘京说。

我只能坦白承认，并且时间过去了六个多月了，一直没有发现关键的证据，厌倦了，想放弃了。

“那是因为你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潘京说。

是的，彼时我和黄瑛的关系进展非常迅速，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黄国安也认可了我们的婚事，他觉得我虽然没有什么长处，也没有让他值得期待的前途，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觉得我比潘京好。

潘京离婚后我和他有过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短暂的外出。那天傍晚，实际上天色已经很暗了，遇上了雷电天气。他领着我最后一次来到了残桥边，在最熟悉的地方搭了一个简易帐篷，刚架好相机，第一道闪电便划过了长空，劈开厚厚的云层，照亮了漆黑的天空。还因为断电，看不到人间的一丝光亮。这是拍摄闪电的最好时机。潘京压制着内心的兴奋，不至于过于激动，熟练地指挥着我，指导着我如何抓拍闪电。我们的相机选取了一个绝妙的角度，斜对着天空，又对着残桥，等待闪电的再次燃烧。一切准备就绪。

又一道闪电！

我们几乎同时按下了快门。

潘京兴奋得尖叫起来。一点儿也看不出他曾经那么畏惧闪电。每按一次快门，他都朝天空狠狠地挥一挥手，像要划出另一道闪电来。如果他足够敏感，应该看得出来我从没有如此兴奋、开心过。我们兴奋得甚至忽视了暴雨的到来。

那天傍晚，闪电一共出现了二十八次。我像活了二十八辈子。

还没有等到复职，潘京便离开了竖城。黄瑛说他挟款潜逃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哪来的款？我好奇。黄瑛欲言又止，最终没有说。我对潘京的不辞而别感到不爽，但他给我留下了一张照片。是我拍的，他冲洗出来了。就是那天傍晚我们拍摄闪电的成果。这张照片角度、构图和光线都很好，不仅将残桥和江面拍得很清晰，还拍到了闪电最炫目最完整的时刻，画面太美太酷了。

潘京在照片的背面留下了一行用铅笔写的文字：放大仔细看残桥下的江面！

我用放大镜反复看，终于发现残桥底下的江心位置有一股冒出来黄色的水泡。我明白了。原来它一直在我的眼皮底下，只是被我忽视了。但如果没有暴雨，没有闪电，再搜寻千百遍也不会觉察。

我顺藤摸瓜终于找到了化工厂非法排污的确凿证据，但我沉住气，不声张，准备回到报社后做一个深度报道，也把此事办成“铁案”，让竖城有关方面措手不及，让阙崇才见鬼去。

离开竖城前，黄瑛说，她父亲黄国安想见见我。我以为他要跟我谈与黄瑛的婚事，怕夜长梦多，耽误她的剩余不多的青春，便去见他。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只给我一张便条，上面是一个地址：江滨路178号。他让我去见一个人。

我坚持要先知道此人是谁才去见。黄国安叹息一声说，你们家的仇人，阙崇才，他想跟你谈谈。

这样的情况我见多了。无非就是要用钱收买我，或威胁我，或找人向我施压。我不想见他。黄国安说，你应该看一眼仇人临死前的样子，否则难解心头之恨。

黄瑛在我的耳边加了注释：“阙是癌症晚期了，一个即将被闪电收走的人。”

第二天早上，我推开了江滨路178号的门。这是一幢外表普通室内装修奢华的别墅。汉白玉、红木雕刻随处可见，每一件东西都让我惊叹。

屋子里冷冷清清，阴冷而寂静，缺乏人间烟火气息。我被一个貌似佣人的中年男人引进了二楼一个靠后的小客厅。他给我端上了茶水，让我先坐等一会儿。

我快等得不耐烦的时候，一个女人从侧门走了出来，衣着华丽，气质高雅，仿佛是电视里才有的贵妇。但很面熟。

没错，是我母亲。已经十六年不见的母亲。我措手不及，本能地站起来，惊讶得不知道说什么，要转身逃之夭夭。但她叫住了我。

她让我坐下来聊聊。她对我也显得陌生、拘谨。

既然来了，我们聊聊吧。她说。

我说，我已经想到了这个可能性，但断然不敢相信是真的。

那天在黄国安家里看到她和宋桃的合影，我脑海里翻江倒海，想到了父亲、母亲和阙崇才之间的一百种可能，但人心的险恶超越了我的想象。这是相机捕捉不到的秘密和黑暗。

“一切都是真的，一切也都是虚的。这十六年，我几乎没有离开过这幢别墅，连门也没有出过。我为阙崇才生了三个孩子，都是在家里生的。我愿意这样。”母亲说，“但我知道外面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包括你和你爸的事情。还有，你暗访阙崇才的化工厂，找到了违法证据，你终于可以报仇了……”

我说，我不是报仇，是伸张正义。我没有那么狭隘。

母亲说，一切都有因果，阙崇才也想到了这一天。我想和你聊聊他坎坷的一生，他也做过许多善事……

此时，一个坐着轮椅的老女人自己摇着轮椅进来了，脸上堆满了善良的笑容，问母亲：是你儿子？

母亲冷冷地回答说，是的。大儿子。

那女人说，你真有福气，有四个儿子。

然后朝我笑了笑说：你妈经常叨唠你。说完便转身走了，一切都那么风轻云淡，习以为常。

我问母亲，她是谁？

母亲说，是阙崇才的老婆。

我问，那你是谁？

母亲说，我是阙崇才的另一个老婆。

荣华富贵有那么重要吗？我想替父亲也为自己质问她，但一想到这是一个幼稚至极的问题，便没有说出嘴。我们陷入了剑拔弩张的长时间沉默，像漆黑的天空需要一道闪电来划破它的黑暗。

母亲说，潘京老早就知道一切，他也因此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我说，那么，潘京的父亲并不是什么伐木工，而是陷害我爸的帮凶，我的猜测对不对？

母亲说，他是伐木工的包工头，也不是什么好人，他霸占宋桃，宋桃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而宋桃喜欢的人是黄国安，她跟你爸走是因为她要替“伐木工”赎罪，也算是一种补偿。宋桃本来会成为一个好后妈……

我说，好吧，不谈宋……我们谈谈阙崇才。

母亲说，等一会儿我们再谈阙崇才，我们先说伐木工的儿子潘京，他从阙崇才这里勒索了一笔巨款，远走高飞，现在在美国……

我愤怒了。作为一个深度调查记者，我竟然对人间的真相一无所知，我对自己的肤浅不察感到羞耻。母亲的表情一直很平静，仿佛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我的内心雷电交加，激愤到了极点。门外传来一个男人虚弱但粗鲁的声音，是喝斥佣人的。肯定是我从没见过的阙崇才。我不想见到那张会让我憎恨和厌恶的脸，把茶杯掷在地上，夺门而出，飞奔而去，开车离开竖城，我连背影也不给阙崇才看到。

我的车在黑暗的高速公路上行驶。即使打开大灯也看不见前方的路，但我不管不顾，加大油门，要与该死的黑暗决一死战。

潘京在电话那头安静下来了，小心翼翼地问我说，你还在听吗？

我说，在听……我刚从阙崇才家里出来。

潘京沉默了一会儿才说，你信吗？我看到了我父亲，在闪电里。他的脸在云端上跟着闪电灵光乍现，被我捕捉到了，没什么，他只是长胖了。

我说，挺好。

“我爸是被逼的……他被闪电要挟，他后悔了，没脸见人，所以跟随闪电走了……他不是被闪电掳走的，是自愿，他自投罗网，他必须换个地方生存。我看到了他内疚的样子。”

我信。

“你在闪电里看到了什么？”潘京问，“能看到你父亲吗？”

我说，看到了，我父亲也长胖了。他在闪电里过得好好的。

“宇宙万物，世间百态，一切都是被安排好了的。”潘京说，“总有一天我们在闪电里也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我无言反驳。我说，幸好有闪电……

潘京也说，幸好有闪电……

前面是巨大的黑暗和雨幕。我紧紧地抓住方向盘，此刻我真有点害怕被闪电误抓，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在宇宙深处。

“闪电击中了自由女神！”潘京仍在我耳边喃喃道。

电话那头的声音越来越弱，最后什么也听不到。然而，我头顶上的闪电越来越明亮，越来越炫目，像一把利剑劈向黑茫茫的大地，剑锋直指竖城阙宅，它肯定要击中什么。

作者简介：朱山坡，1973年生，广西北流人，小说家、诗人。现供职广西民族大学文学影视创作中心。出版有长篇小说《懦夫传》《马强壮精神自传》《风暴预警期》，小说集《把世界分成两半》《喂饱两匹马》《灵魂课》《十三个父亲》《蛋镇电影院》等，曾获得首届郁达夫小说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等多个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