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怀旧电影，记忆中的露天电影

露天怀旧电影，记忆中的露天电影上初中时，我们又看了南斯拉夫影片《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那种感觉真是前所未有的。原来打仗也可以像玩杂耍，像舞蹈似的，那么轻松，那么潇洒，那么有趣，直看得我们个个如醉如痴，忘乎所以。电影的魅力与日俱增。那些战斗片里的反派角色也是我们摹仿的对象，像《地道战》里的敌司令赞鬼子的台词：“高！实在是高！” 《南征北战》中的敌张军长的台词：“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决裂》中孙教授的台词：“马尾巴的功能。”还有他们的肢体语言，像《渡江侦察记》里的敌情报处长，《侦察兵》里的搜索队长王德彪，《闪闪的红星》里的胡汉三都被我们摹仿得惟妙惟肖。电影，在那个年代，几乎成了我们精神生活的全部。每部电影，都看过不下十次八次。每次风闻放电影，都快活得奔走相告。心，早就飞出了教室，飞出了学校。放学铃一响，个个疯了似地一阵风似的跑回家，抢先到晒场占位置、搬凳子，呼朋唤友，追逐打闹。然后围着放映员、电影机团团转

我曾经特别喜欢看电影，但中年之后，看得越来越少了。总是感觉像以前那样的经典影片是越来越少了，正因此，常常怀念从前的日子，偶尔还上网重温一下那些老电影。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非常匮乏，电视和十多年前流行的VCD、DVD，都闻所未闻。电影，是最重要的文化生活，也是少年的我最期盼的。当然，我们还好，隶属省农垦厅，是个国营单位，正常情况下，一个月会有一两场电影。除了八个样板戏，还有进口电影，当然不是什么奥斯卡经典影片，更不是什么好莱坞大片。而是像前苏联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越南的《回故乡之路》、《森林之火》，朝鲜的《南江村的妇女》、《摘苹果的时候》、《看不见的战线》，以及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伏击战》等影片。至今还记得《摘苹果的时候》中的那个挣八百工分的，还记得每次看《第八个是铜像》就只想入睡，整个晚上就看着那几个人抬着一座铜像走啊走的，总是有走不完的路。看《森林之火》就更没意思，一个晚上都看着那个丑陋的巫师表演，装神弄鬼，口中念念有词，不知所云。

国产片是我们最爱看的，我们看得最多也最爱看的就是《小兵张嘎》、《地道战》、《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英雄儿女》……战争题材，老少咸宜，又特别受我们少年的欢迎，总是百看不厌。

记忆尤深是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那种轰动比之十多年前的香港天皇巨星演唱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往往是早早就造了几次声势，也不知谁说了一句：今晚放《卖花姑娘》，消息便不胫而走。当时，《卖花姑娘》被炒得火热，无人不晓（当然这个炒，不是今天的那种炒作，而只是人们互相传播）。于是，每一个人都非常期待，急切地盼望能一睹为快。但每次摆好凳子，等来等去，最后等到的却是不知哪位权威或消息灵通人士的一句话：不来了，改天吧。众人似被忽悠了，一脸的沮丧，只好作鸟散状。等到“千呼万唤始出来”的那一天，老天竟不作美，从白天下到晚上，一刻也不消停。那个年代，都是露天电影，片期已经安排好，错过这一次，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雨夜里，人们热情不减，大人小孩都打起了伞、披上了雨衣，就是没有一个离场，黑压压的人群占据了半个小山坡。那一晚，天一直在哭，人们一直在哭，电影也太感人了，主人公的命运太悲惨了。泪水和着雨水在人们的脸上流淌……

电影，在那个年代，几乎成了我们精神生活的全部。每部电影，都看过不下十次八次。每次风闻放电影，都快活得奔走相告。心，早就飞出了教室，飞出了学校。放学铃一响，个个疯了似地一阵风似的跑回家，抢先到晒场占位置、搬凳子，呼朋唤友，追逐打闹。然后围着放映员、电影机团团转，问这问那。那个年代的放映员可不得了，享受着最高级别的待遇，简直像今天的熊猫那样供着。当年父亲在饭堂工作，每逢放电影，就要加班做夜宵。吃夜宵对那时的我们来说，是极其奢侈的。但放映员每次都能受到这样的款待，不是鸡粥，就是肉包子。领导总是叮嘱，千万要侍候好，否则下次他找个借口不来就完了。那时，还常听大人们说，找对象放映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人人都羡慕这个职业。

看露天电影，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抢占最佳位置。大人上班去了，往往是小孩子在做这项工作。因为争位置，我跟小伙伴还斗过嘴、打过架，至今脸上仍留有隐隐约约的疤痕。不管放什么片子，先占位再说。反应快、动作快的第一时间就赶到了晒场，用淡红色的小石块，在地上写上歪歪扭扭的字。有的写“我的”，有的写“有人的”，有的写“××的”，然后就往家里去搬凳子。再然后就守在那里，饭也不回去吃了。性子泼辣的还帮着邻家占位，一人就占了好几家人的位置。那个时候兄弟姐妹又多，一般都是三四个的，多的有六七个，没一点魄力还占不住的。听说放电影，四乡的大人小孩也成群结队地涌过来，就像赶集一样。性子野的孩子会整晚绕着晒场跑，互相追逐打闹，直到开场了，还在闹个不停。那是因为开心啊，太开心了。

那些战斗片里的英雄，像李向阳、王成、杨子荣、嘎子……都成了我们少年的偶像。我们摹仿片中的场面，摹仿英雄的形象，在房前房后，山沟树林，打起了游击。头戴一顶用带树叶的树枝扎成的伪装，趴在草丛间，腰间系一条皮带，别一支自制的驳壳枪，威风凛凛，神气十足。“叭、叭”，一枪一个；或者“哒哒哒”，一阵扫射，眼前倒下一大片，然后发起冲锋，杀声震天，“敌人”落荒而逃……真的别提有多过瘾了。我们还学着《地道战》，在山坡上，在房前屋后挖起了地道，当然不会挖得很深、很长，几个人钻进去是可以的，但一下大雨就被淹了。学着《地雷战》在路上挖个坑，然后在面上支起一个架子，盖一层报纸，再盖上一层泥土做伪装，根本就看不出来，一不小心踩下去，人就掉坑里了。看到有人中计，我们不知有多开心。

那些战斗片里的反派角色也是我们摹仿的对象，像《地道战》里的敌司令赞鬼子的台词：“高！实在是高！” 《南征北战》中的敌张军长的台词：“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决裂》中孙教授的台词：“马尾巴的功能。”还有他们的肢体语言，像《渡江侦察记》里的敌情报处长，《侦察兵》里的搜索队长王德彪，《闪闪的红星》里的胡汉三都被我们摹仿得惟妙惟肖。

上初中时，我们又看了南斯拉夫影片《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那种感觉真是前所未有的。原来打仗也可以像玩杂耍，像舞蹈似的，那么轻松，那么潇洒，那么有趣，直看得我们个个如醉如痴，忘乎所以。电影的魅力与日俱增。

上高中后，又一连看了几部好片，《侦察兵》、《闪闪的红星》、《海霞》。潘冬子，一夜之间成了众人的偶像。王心刚，更是造就了千千万万现代新派人物称之为的“骨灰粉丝”。电影的狂热达到了一个巅峰。

白云苍狗，四十余年一晃过去了，那种感觉似乎再也没有出现过了。现在，看电影的条件不知比当年好了多少倍，但已不是那种我所需要的感觉。在那个食不果腹的贫困年代，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同样是那么的强烈，尽管那时人们精神需求的层次是那样低。那些留存在我们记忆深处的往事，对今天的人来说似乎有些遥远，甚至仿如隔世，但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却是如此的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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