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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薪200万下班回家做家务(年薪20万他每天的工作是帮白领挤电车)

年薪200万下班回家做家务(年薪20万他每天的工作是帮白领挤电车)这一份没有多大技术含量的工作,古川一做就是整整十年。在过去的十年中,他不停地把一个个身穿制服或者西装的年轻人推上了满员的车厢。时间久了,他也和一些乘客成为了朋友。他看着那些年轻人同自己一起变老,他目送着那些人带着对这座城市的热爱挤进了电车,然后呼啸着从他的身边飞驰而过。古川来自九州岛熊本县下面的一个小镇,技校毕业以后没有继续读书深造,而是来到了位于首都的新宿车站做了一名“东漂”。由于自己没有过硬的技能和名牌大学的文凭,他只能从最基础的力气活儿做起,靠着一身蛮力和巧劲成为了电车推手。在日本,这些人有一个专门的职业名称。人们亲切地称他们为电车推手(押し屋)。无论是“JR电车”“都营电车”还是“私铁电车”,推手们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的工作职责主要是在乘车高峰期帮助乘客顺利上车和下车。他们在推完全部乘客上车以后,还会举手或者举旗,这是通知前方的司机:电车可以平安出站了。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在列车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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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东京的第一天,我就被这座城市的汹涌人潮给震住了。从成田国际机场坐天空快线(Skyliner)在日暮里车站换乘的时候,蜂拥而至的人群簇拥着我往前走。一路上,我感觉自己就像三明治里被夹扁的那片火腿。

人这么多,上车也就变成了一件体力活。要是遇上了高峰期,等个三四趟都上不去也是正常的。后来坐电车的次数多了,我也渐渐坐出了一番经验。当车厢超载,我凭借一己之力无法上车的时候。我就会喊一句:“大哥,帮帮忙。”然后站台上就会有一位车站的工作人员在我身后、用力强行推我上车。

在日本,这些人有一个专门的职业名称。人们亲切地称他们为电车推手(押し屋)。

无论是“JR电车”“都营电车”还是“私铁电车”,推手们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的工作职责主要是在乘车高峰期帮助乘客顺利上车和下车。他们在推完全部乘客上车以后,还会举手或者举旗,这是通知前方的司机:电车可以平安出站了。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在列车进站之前反复确认铁道的安全情况,严防乘客卧轨等自杀行为。

我上课的地点在千代田区的市谷,所以每天都要在新宿坐“中央总武线”通勤去学校。新宿车站的电车推手很多,几乎每一节车厢都会有人站岗。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叫做古川的推手。他的眼睛是典型的日式单眼皮,圆圆的脸蛋,微笑的时候嘴边会堆积起两条深邃的法令纹,看上去就像个胖乎乎的招财猫。

古川来自九州岛熊本县下面的一个小镇,技校毕业以后没有继续读书深造,而是来到了位于首都的新宿车站做了一名“东漂”。由于自己没有过硬的技能和名牌大学的文凭,他只能从最基础的力气活儿做起,靠着一身蛮力和巧劲成为了电车推手。

这一份没有多大技术含量的工作,古川一做就是整整十年。在过去的十年中,他不停地把一个个身穿制服或者西装的年轻人推上了满员的车厢。时间久了,他也和一些乘客成为了朋友。他看着那些年轻人同自己一起变老,他目送着那些人带着对这座城市的热爱挤进了电车,然后呼啸着从他的身边飞驰而过。

年薪200万下班回家做家务(年薪20万他每天的工作是帮白领挤电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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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城市里生活,日子就好像大学时代运动会上的方阵,七个一排、七个一排地从人们眼前整齐划一地溜走。在日复一日的职业生涯中,古川见识过成千上万的“东漂”上班族,他们穿着名牌西装、目不转睛地低头看手机,在迷宫一般的轨道交通里往复穿梭。

我注意到古川在推人的时候,总是会戴着一双白手套,同时他的口袋里还随时装着另外一双备用的白手套。当我问及他这样做的原因时,他告诉我:佩戴白手套是为了不给各位乘客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原来在日本的电车上,有一个很猖狂的现象,叫做“电车痴汉”,指的是在电车上骚扰其他(女性)乘客的 “咸猪手”。由于工作的特殊性,电车推手在人满为患的高峰期,为了将乘客推上车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又是按、又是撞、又是压的,这些动作都会让电车推手和乘客的身体产生十分紧密和大面积的接触。

男乘客倒还好,可要是“推压挤”的对象是女乘客,身为男性的电车推手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会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到了夏天,时尚的年轻女性喜欢穿超短裙。所以为了防止不必要的误会和争执,古川和他的同事们都会戴着厚厚的白色手套去推人,而且绝对不去触碰乘客身体腰以下的部位。

古川不仅自己在工作中十分尊重女乘客,他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亲自抓住过一位电车痴汉。那是2012年的夏天,一辆开往御茶之水的列车到达了新宿站。极度拥挤的人群摩肩接踵,古川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把堵在车门外的乘客一个接一个地推进去。

在推推搡搡的过程中,古川看到一位西装革履的上班族男士趁着挤电车门的当儿,不停地把身体往前方的一位女士身上蹭来蹭去。情急之下,古川一把就抓住了那位电车痴汉的胳膊,硬生生地把他从叠在一起的人群中间给拔了出来。其他的乘客看他电车推手反常地从门里面拔出来一个人,都不自觉地把视线落在了古川和那个电车痴汉的身上。乘客们那些交头接耳的细碎声音里,有着一种不怀好意的“瞧稀罕”。

古川请那位被骚扰的年轻女士下车,向她说明情况,并让电车痴汉向她当众道歉。可有意思的是,那位女士却根本不领古川的情,她坚定地说刚才没有感觉到有人在自己身后蹭来蹭去。她还要赶车去上班,如果迟到了这个月的全勤奖都没有了,没这个闲工夫和古川扯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被抓了个现行的猥琐男低着头向地板反复地说着“对不起,我错了”,可是那位女士却显露出毫不在意的样子。她甚至看都没有看那位电车痴汉一眼,转头就挤进了人群,然后趁着电车门即将关上的那一刹那,像只蜘蛛一样、手脚并用地扎进了车厢。

没想到自己一片好心,人家却丝毫不领情。那位年轻女士否认了以后反倒显得是古川自己多管闲事了。毕竟对于东京都绝大多数的乘客来说,准时出行、不耽误工作才是头等重要的正经事,至于其他的事情,只要没给自己造成严重损失的,大多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电车痴汉虽然让人心烦,但是耽误自己要去办的正经事那就更让人心烦了。明白了乘客们急于出行的心理以后,古川便再也不多嘴和多事了。每天只管做好自己的“推人”工作,不耽误乘客上下车的时间,也不给自己的心里添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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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川的“乘客缘”很深,不仅仅在于他深谙乘客们的心理,更重要的是他在待人接物的过程中所散发出来的那种亲和力。无论何时在车站遇见他,他的脸上都绽放着温和礼貌的笑容。如果乘客年纪大了或者身体不便,他会主动前去搀扶。如果乘客拿着过多过重的行李,他也会搭把手去帮忙提一下。

当列车即将发动的红色指示灯亮起的时候,古川会再次检查车门是否关好。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乘客们穿着臃肿的羽绒服,很容易被车门给夹住。他对待这些细枝末节的琐碎工作,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耐心和细心,因此得到了乘客们的好评和肯定。

面对我们这些初来乍到、不熟悉日本轨道交通的外国人,他也会耐心又细心地告诉我们一些“挤电车”的小诀窍。比如说:学生坐车如果背双肩包,最好要放下拎着,一方面是防止小偷扒手在上车的时候浑水摸鱼,另一方面可以减少身体的受力面、增加自己被推进去的可能性。女生如果是长头发的话,最好要把头发扎起来或者盘在头顶。这样做是防止电车推手们在背后帮助她们上车的时候失手扯痛了头发。

有一次我在站台等车的时候,戴着耳机和一位在国内的朋友微信语音聊天。古川看到了,就满面春风地朝我走过来。他礼貌地提醒我“挤电车”的时候最好不要打电话,因为手机发射的电波和辐射可能会影响身边那些体内装有电子仪器的病人。

还有一次,我从学校回家以后,站在房间门口却怎么也找不到钥匙。牛仔裤的口袋、衣服口袋和书包的里里外外都翻了个遍,也找不见钥匙的踪影。

钥匙掉了还可以再配,关键是钥匙扣上挂了我一个U盘,里面有十分重要的文档资料。邻居大妈看见我站在房门口着急火热的样子,她便让我先别慌,试着去车站找一找。因为在日本,每个车站都有失物认领处,人们捡到了遗失的物品都会往那儿送。

我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侥幸心态,想着就回车站一趟,权当自我安慰了。不曾想,我在车站一提丢钥匙这件事,古川就把我的钥匙从失物寄存柜里拿出来还给我了。

钥匙这种小东西,本来掉了,我就从没指望能够找回来。所以当我看到那把失而复得的钥匙的时候,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后来我才知道,电车推手们在推完所有乘客上车以后,还会巡逻清理一遍站台,将所有遗落的物品放在失物寄存柜里。我丢的那把钥匙,就是古川找到的,得亏了他那一双眼睛。

古川替我找到了钥匙和U盘,我第二天给他送了一个小礼物中国结以表示感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和古川的关系也渐渐熟了起来。平时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也能说上几句话。

正是在这些和古川的“碎片化”的交流中,我对于电车推手(押し屋)这个职业有了更直观和更具体的了解。任何职业的存在,都有其必然的合理性。想起读小学的时侯,语文老师经常让孩子们写自己长大后的职业梦想。那时候的我们,写的最多的就是科学家、警察、老师和医生之类的。如果有人说自己长大了的职业目标是成为一个在车站负责推人上车的电车推手,那真的是让人笑掉大牙。

电车推手,是一个看上去很荒诞、很搞笑、很不可思议的职业。在有的人眼中,这个职业也许就是一个笑话。可是在东京,很多人却把这样的笑话当成了自己一生的职业目标,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工作保障着电车系统的顺利运行,让每一位乘客都能获得更好的出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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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那就是电车推手,这个看上去“没有一丁点儿技术含量”的职业,收入究竟是怎么样呢?

带着这个疑问,我在古川的午休期间,很委婉地问了一下他。他沉默了一秒钟,然后微笑着说他的年薪大概三百多万日元。听到这个数字以后,我飞快地在心里换算了一下,20万元人民币的年薪虽然听起来十分的诱人,但考虑到东京都的物价和房价,那顶多也就算是满足日常生活的温饱水平。

在后来的进一步交谈中,我得知古川这些年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他的妻子就像大多数的日本女性一样,结婚后就辞职了,在家过着相夫教子的主妇生活。所以他们一家四口的开支都要靠古川一个人的工资。

迫于生活的困顿,古川一家人不得不挤在一间小小的出租屋里,每个月还得交15万日元的房租。古川说他们家的房间里摆满了物品,每一寸空间都被得到了极致的利用,夫妻俩在榻榻米上相对而坐的时候,两个人的眼睛都不知道往哪里放。

雪上加霜的是车站没有“单位的公家食堂”,所以吃饭问题还得自己掏钱解决。在新宿附近的餐馆,随便吃一碗拉面都要1000日元,一颗日本国产的大蒜就要300日元。为了省钱,古川就只能频繁关顾便利店,去买那种五六百元的三明治或者便当做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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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租、吃饭,再加上妻子和两个孩子的生活费,古川那看似丰厚的工资其实根本就不够用。对于古川一家来说,各种高级的娱乐休闲就暂时别想了,就连冬天去北海道的国内旅行也显得奢侈。

东京的物价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世界第一。生活在这座世界上最挤又最贵的大都市里,无依无靠的“东漂”们过得苦不堪言。我知道古川出生的那个小镇虽然地处偏远的九州岛,可却是一个风景优美、民风淳朴的好地方。更重要的是,他家乡的物价和房价肯定都比东京都低了不少。

虽然熊本比不上东京的繁华和富庶,但小地方自有小地方的悠哉和清闲。我曾旁敲侧击地问过古川,有没有想过离开东京都,回到熊本县的家乡去找工作和定居生活?

“怎么没想过?”古川若有所思地告诉我,“每次我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想回家。我想念家乡的爸爸和妈妈,想念家乡的美食和熟悉的山川草木。可是这种念头就好像春天江户川上的冰块一样,过不了多久就会消失在阳光里。虽然在东京的生活,真的是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香,可是我就是有无法离开的理由呀。”

“无法离开东京的理由?请问你所说的是什么呢?”当我问出这句话的时候,下一班列车已经到站了。古川向我鞠躬致歉以后便转身离开,再一次投入到激烈的“推人大战”之中。

很遗憾,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可是我从那些衣冠楚楚、妆容精致的“东漂”乘客身上找到了答案。看着他们宁愿被人推进“世界上最拥挤”车厢、也不愿意等下一趟车的样子,我想起来当初自己“北漂”时的艰辛与隐忍。

无论是“东漂”还是“北漂”,每一个在大都市里打拼的异乡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不得不留下”的理由。这个理由也许是为了赚取更高的薪酬,也许是为了下一代的教育,也许是为了更大的发展平台,也许是为了某个心爱的人,也许是为了便捷的交通……

背井离乡,一个人在城市的“漂流生活”的确很苦,但是我们回头仔细想一下,又一定会觉得这苦里似乎还有点甜。这一份甜,就是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带着这个向往,我们日复一日的枯燥工作也就有了奔头和干劲。

电车推手古川在东京已经漂泊了十年,也许他还要再漂泊十年,甚至二十年。我无法预知古川究竟何时才能成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东京人”,但我知道他对于自己的未来有着正能量的信念与热望。他相信只要自己撸起袖子加油干,就一定能在这座机遇遍地的城市里扎根立足。所以有时候明知前路艰难,他还是要逆流而上。

无论是出于何种理由,无论是在中国北京还是日本东京,那些坚守下来的漂泊者,都是这个壮阔时代的追梦人。回国以后,我依然在人潮汹涌的城市里奔波生活。大洋的彼岸,古川继续在人满为患的站台上“推人”。在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上车以后,他会再一次目送满员的列车带着千万个“东漂”的梦想、轰轰烈烈地飞驰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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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周宏亮,青年作者。

(本篇题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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