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云南统战工作的重点是啥（工农民主统一战线）
解放初期云南统战工作的重点是啥（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担任“剿匪”军南路总司令的广东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积怨甚深，痛恨蒋介石排除异己的做法，曾多次树帜反蒋。当时已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到会昌与当时担任粤赣军区司令兼政委的何长工分析陈蒋之间的关系后，认为可以利用矛盾，联合陈济棠共同反蒋抗日，并向周恩来提出了开展军事和统战工作双管齐下的建议，得到采纳。陈济棠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亲笔信，表示赞同中共的共同抗日的主张，并提出秘密谈判合作事宜。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回信，对陈济棠愿意合作反蒋抗日表示欢迎，愿就停止内战、恢复贸易、代购军火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等与之谈判。中央派遣何长工、潘汉年为代表到江西寻乌，与陈济棠的代表经过三天三夜持续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1934年10月中旬，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约8.7万人，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突围长征。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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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导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
（1927年8月—1937年7月）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建立起一个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专制政权。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领导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在土地革命时期，党紧紧依靠农民这个革命主要同盟军，建立和巩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当日本侵略者发动侵华战争，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之时，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西安事变，特别是全国抗战的爆发，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新高潮。
联陈反蒋抗日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1934年10月中旬，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约8.7万人，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突围长征。为了“追剿”红军，国民党军队以重兵先后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之间设置了四道封锁线，企图由粤军、湘军、桂军分别截堵中央红军。
担任“剿匪”军南路总司令的广东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积怨甚深，痛恨蒋介石排除异己的做法，曾多次树帜反蒋。当时已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到会昌与当时担任粤赣军区司令兼政委的何长工分析陈蒋之间的关系后，认为可以利用矛盾，联合陈济棠共同反蒋抗日，并向周恩来提出了开展军事和统战工作双管齐下的建议，得到采纳。陈济棠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亲笔信，表示赞同中共的共同抗日的主张，并提出秘密谈判合作事宜。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回信，对陈济棠愿意合作反蒋抗日表示欢迎，愿就停止内战、恢复贸易、代购军火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等与之谈判。中央派遣何长工、潘汉年为代表到江西寻乌，与陈济棠的代表经过三天三夜持续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
这次谈判的成功，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巧妙地利用陈蒋矛盾，实行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一大胜利，为党中央正确选择突围方向，创造了有利条件。红军借道陈济棠防区，顺利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不仅大大减少了红军的伤亡，而且打破了蒋介石一年来对中央红军的包围和封锁，使蒋介石无法从容布阵，为后面突破第二、三道防线创造了有利条件。
遵义会议实现历史转折
遵义会议室内场景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并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红军在长征中从实际情况出发，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灵活有效地开展对地方实力派、少数民族和宗教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为胜利完成万里长征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提供了经验。
争取地方实力派
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的统治地位确立以后，国民党内仍然派系林立。国民党中央的反蒋派系，政治影响较大，但无实力。国民党地方军阀中，南方的桂系、粤系，北方的冯系、阎系等实力较强，早就企图问鼎中央权力，取蒋代之，他们联合国民党中央反对派，也同外国势力有联系，多次举行大规模的反蒋战争；势力较小的地方军阀，为了抵御蒋介石剥夺地盘，消灭其军力，也积极反蒋。这种矛盾和斗争，始终贯穿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并对其统治构成直接威胁。蒋介石屡次统督各地军阀“剿共”，也包藏着利用内战消灭异己的目的。地方军阀为防蒋“一箭双雕”“借刀杀人”，也都各怀心思，暗中保存实力。国民党大小军阀的矛盾和斗争，成为红色政权能够建立、存在和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的重要原因，充分利用这些矛盾也成为红军突出重围北上抗日、并取得长征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充分利用各派军阀间的矛盾，带领红军寻找敌军间隙穿插，先集中兵力打击地方军阀王家烈部，再集中兵力打击中央军薛岳部，将敌两个师消灭大半，创造了四渡赤水的佳话，以致蒋介石愤怒地称此战为“追剿以来的奇耻大辱”。
毛泽东又利用云南军阀同蒋介石的矛盾，指挥红军未经激烈战斗迅速通过滇东北渡过金沙江。中央红军过云南时，云南籍红军将领罗炳辉受命致函同为彝族的龙云，晓以利害，劝其保持中立，让红军尽速通过云南。1936年红二、六军团经过云南北上，也先后以云南旅沪同乡会、云南旅沪同学会和李达个人名义写信给龙云，劝其保存实力，不要过分与红军为难。这些信函以情理相劝，实力相诫，促使龙云在堵截红军方面行动消极，有利于红军通过云南、摆脱追兵。
进入川康地区后，当地军阀一方面怕红军推翻其统治而大力防堵，一方面又怕蒋介石的追兵抢其地盘，有时“畏南京军甚于畏红军”。四川军阀刘湘向下属秘密交待，如红军停留就打，如不停就放他们走。中央红军洞悉地方军阀的心理，采取不进入四川腹地而沿西部山区北进的策略。同时，朱德还向过去熟悉的川军将领写信，说明红军只是路过北上抗日，要其警惕蒋介石借刀杀人之计，减少了损失。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又利用东北军、西北军同蒋介石的矛盾，同时注重激发东北军将士的抗日爱国热情，与之建立了秘密的合作关系。靠着这种正确的策略，中共中央不仅在陕北站稳了脚跟，还胜利完成了东征、西征，迎来了三大主力会师，显示出统一战线工作的巨大威力。
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
红军长征经过了苗、瑶、壮、布依、彝、藏、羌、回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些地区社会形态千差万别，宗教信仰和民族习俗各不相同。红军在长征沿途发表有关决议、布告、宣言，张贴标语、口号等，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积极宣传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轻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的偏见”等民族政策，提出红军和各族人民是一家等政策口号，并把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作为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明确规定“绝对不打彝民的土豪”，“不打藏族土豪”，“不立即提出没收土司的财产土地”等针对少数民族上层的统一战线政策。
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亲自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在云南官渡经过回民居住区时，朱德亲至清真寺宣传红军民族平等主张，次日就有几十名回民加入红军，并在红军中单独组成回民队伍。红军参谋长刘伯承和彝族果基家支头人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结盟，借路北上，经七天七夜安全顺利通过200里彝地，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时间。红军在贵州、四川帮助少数民族建立了一批革命政权，如黔东特区、川滇黔省等革命委员会，甘孜博巴政府，阿坝藏族苏维埃，冕宁县革命委员会，茂县、理县、汶川羌族工农兵苏维埃，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等等。
1950年拍摄的小叶丹妻子手持沽基支队队旗的照片。在彝海，红军建立了第一支少数民族地方红色武装——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果基）支队。
党的民族政策得到少数民族的赞誉和拥护，广大民众为红军提供了大量的粮食等物资援助，为红军输送了不少新生力量。四川大凉山地区越西县短期内就有七八百人参军，还专门成立了“倮倮连”；四川羌族土司安登榜，深受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和感染，毅然放弃家业率200名羌族勇士随红军踏上征途，成为红军中唯一一位土司出身的指挥员。阿坝地区参加红军的少数民族在5000名以上。在陇南各县红军就增员2000多人。由此走出了一批少数民族的重要政治、军事干部。
尊重宗教信仰自由
贺龙赠给中甸归化寺的“兴盛番族”锦幛（局部）。红二、红六军团远征到此时，全体战士严守纪律，归化寺僧众为红军的言行所感动。之后，归化寺出售了几万斤青稞给红军，并且帮其购买了十万斤粮食。
长征中党和红军实行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寺庙、经典，不没收喇嘛寺的财产等宗教政策。红军指战员严格遵守党的宗教政策，争取宗教界人士与红军的合作。甘孜寺及其属下的7个寺庙支援红军粮食19万斤。波巴政府副主席、四川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组织僧俗救护、转移红军伤病员，先后接纳千余名伤病员隐藏白利寺内。甘肃回民众多，为争取回民支持，红军专门颁布《回民区域政治工作》，规定部队进入回族村庄前须先派代表与阿訇接洽，得到同意后方能进入；并规定尊重回民习俗和宗教信仰的“三大禁条、四项注意”，要求部队严格遵守。红军还请回族阿訇和藏族喇嘛将有关民族政策翻译成阿拉伯文、藏文，展开广泛的针对性宣传工作。
这一时期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贯彻执行，使长征中的红军得到了广大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为顺利北上实现战略转移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推动了民族地区的革命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