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领导了宁都起义：从宁都起义走出的开国中将

谁领导了宁都起义：从宁都起义走出的开国中将参加红军后，王秉璋迅速成长起来，曾任红5军团通信队队长、红1军团第1师司令部参谋、补充团团长、教导营副营长、红1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等职，参加了攻打赣州、漳州、水口等战役和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长征中，王秉璋在大名鼎鼎的红2师担任司令部参谋，协助师首长指挥作战，见证了许多诸如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著名的战役战斗。◆1938年，第115师与中共北方局部分干部在晋西孝义县碾头村留影。前排右起：王秉璋、林月琴、郭明秋、张友清；二排右起罗荣桓、杨尚昆、林枫。因不满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抵抗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指导下，第26路军一些领导人酝酿发起暴动。王秉璋当时担任第74旅旅长季振同的传令兵，深受季振同信任，曾多次随他到宁都城外小山头上与第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第73旅旅长董振堂密谈，以借阅小说为名帮助他传递密信。季振同作为总指挥，对起义进行了周密部署，准备

文/付双龙 魏希楠

王秉璋是从宁都起义中走出来的开国中将，曾任团长、副旅长、鲁西军区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纵队司令员、军长、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等职。他勇挑重担，善于总结创新，深受领导和同事信任。1945年9月，林彪在中央“万万火急”电报指示下开赴东北，为了带上王秉璋，硬是等了三天。1953年3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写信给远在苏联谈判的王秉璋：“请你能主动提出提早回国，最重要的是家里没有你在，实在抓不开。”王秉璋将军一生攻克了两大难题：一是总结出著名的交通壕攻击战术（即近迫作业），解决了人民军队的攻坚战术难题；二是领导新中国导弹事业在最困难的时刻攻坚克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宁都暴动中大喊一声：“红军偷袭进来啦！”

1914年1月14日，王秉璋出生在河南安阳县一个农家。15岁时，考入冯玉祥西北军的无线电学校报务班。1930年4月，冯部在中原大战中落败，被蒋介石收编。王秉璋所在第5路军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1931年被调往江西“围剿”红军。

因不满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抵抗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指导下，第26路军一些领导人酝酿发起暴动。王秉璋当时担任第74旅旅长季振同的传令兵，深受季振同信任，曾多次随他到宁都城外小山头上与第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第73旅旅长董振堂密谈，以借阅小说为名帮助他传递密信。季振同作为总指挥，对起义进行了周密部署，准备于12月14日晚举行宴会，逮捕不同意起义的军官。其中，第一个任务就交给了王秉璋。季振同吩咐王秉璋，首先控制到会军官带来的传令兵，下了他们的枪。

是夜，一切按照计划顺利展开。宴会在城东耶稣堂举行，楼上军官、楼下传令兵闹闹腾腾地开席。王秉璋吩咐参与行动的士兵找准各自目标，靠其持枪一侧入座，方便下手。随后，他悄悄离座，向早已领兵包围会场的营长严图阁报告准备完毕。返回宴会进门时，王秉璋将门帘高高撩起，停留了十几秒钟，作为行动信号。士兵们见状立即扑向目标，干净利落地将其统统缴械。随后，王秉璋冲上二楼，朝空中放了一枪，大喊：“红军偷袭进来啦！”楼上顿时乱作一团。王秉璋等人乘机保护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等人离开会场。同时，严图阁也领兵冲入会场，将在场军官全部捆绑起来。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随即率17000多名将士宣布起义，加入红军，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这就是著名的宁都起义。

当时在第74旅秘书处工作，建国后曾任我国驻法国大使的黄镇回忆：王秉璋同志“是一个精明强干的青年人，有抗日救国的热情，有爱国的革命要求。起义是有斗争的，并且还发生过小的冲突，逮捕了一些军官。当时，王秉璋同志参加了这个行动”。

◆1938年，第115师与中共北方局部分干部在晋西孝义县碾头村留影。前排右起：王秉璋、林月琴、郭明秋、张友清；二排右起罗荣桓、杨尚昆、林枫。

参加红军后，王秉璋迅速成长起来，曾任红5军团通信队队长、红1军团第1师司令部参谋、补充团团长、教导营副营长、红1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等职，参加了攻打赣州、漳州、水口等战役和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长征中，王秉璋在大名鼎鼎的红2师担任司令部参谋，协助师首长指挥作战，见证了许多诸如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著名的战役战斗。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王秉璋因军事教育经验丰富，被任命为补充团团长，负责训练地方组织起来的七八百名新兵。毛泽东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专门召见了王秉璋及团政委江华，指示说：“我们到达陕北只剩下了几千人，现在争取了七八百人参军，是件了不起的大事，你们一定要搞好团结和教育训练。”1936年1月，王秉璋调任红1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率部开展扩军、筹款等工作。

揭开国民党军的“致命伤”

人民军队自诞生之日起，就缺乏优势武器装备，很多部队缺枪少弹，靠镰刀斧头起家。甚至在中央苏区较为兴盛的时期，红军中仍编有不少徒手人员，待有了枪支后才能参战。这样的状况，决定了红军难以执行阵地攻坚任务，只能以游击战、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然而，不懂得这一规律的博古、李德，奉行“左”倾军事冒险主义，命令红军以阵地对阵地、以堡垒对堡垒，与国民党军拼消耗。缺乏重型火力的红军，难以压制坚固阵地防御的国民党军，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撤出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在这期间，从事军事教育工作的王秉璋经常被学员问道：如何才能打破敌人的堡垒战术？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王秉璋心头，他也因给不出满意的答复而常常寝食难安。

但是，王秉璋善于思考和总结，当这种特质与久攻不克的难题碰撞时，将迸发出异常绚丽的火花。常年在机关、后方工作，王秉璋直接参战或指挥作战的机会不多。一旦冲上沙场，他便处处留心，敏锐地捕捉决定战斗胜负的关键点。

1935年9月，为了警卫中央在榜罗镇召开会议，王秉璋率一个营攻击土围子里的反动地主武装。战前，他将机枪阵地部署在一座土丘上。战斗打响后，机枪火力完全压制住了土围子里的敌人，红军以零伤亡取得胜利。王秉璋意识到：“一个可压制敌人火力的制高点，或用麻袋装土人工堆一个制高点，架上机枪，对支援部队的攻坚作战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1936年夏，王秉璋率部包围一支地主武装坚守防御的围寨。他命令神枪手一枪打死了不断从射击孔张望的地主大儿子。敌人受到极大震撼，连忙打出白旗投降。王秉璋又有了新启发：“攻坚时应该组织火力（机枪火力或神枪手的步枪火力）专门射击敌火力点，压制敌人的火力。”同年11月，王秉璋再次率部攻坚，攻打同心城内的马鸿逵部一个团。他采纳炮兵连长赵章成的建议，下令连夜挖掘交通壕逼近敌人的防御工事，以便发起近距离攻击。天亮后，敌人发现红军的交通壕步步紧逼，不等战斗开始就逃跑了。王秉璋思索道：“敌人害怕交通壕近迫作业。交通壕近迫作业可缩短出击路线，对敌人的心理压力很大。”

◆1941年春，王秉璋(后左三)与陈光(前左起)、萧华、粱必业、陈士榘、杨尚儒、张雄，赖可可(后左起)、罗荣桓、王立仁、苏静在山东莒南师部所在地。

这几次战斗经历的拼接，在王秉璋脑海中形成了解决攻坚战法的大体轮廓，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交通壕攻击战术的雏形。1937年全国性抗战开始后，王秉璋随八路军第115师挺进抗日前线，于1941年2月调任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教导第3旅副旅长，开始负责一块作战区的全面工作。他抓住机会，将交通壕近迫作业攻坚战法付诸实战，边检验边完善，使这一战术愈发成熟。作战中，凡是第一次攻坚未克的，改用交通壕攻击后必克，且伤亡甚少。

1942年12月，王秉璋调任湖西军分区司令员兼教导第4旅旅长。湖西地区充斥着日军、伪军、顽军，及众多惯匪和封建会道门武装，被戏称“五鬼闹湖西”。更为严重的是，日伪在湖西修建碉堡130多个、封锁沟150多里，“三里一碉堡，十里两方城”，根据地饱受分割压缩之苦。王秉璋下定决心，坚决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1943年7月，他指挥根据地军民广泛发起交通壕攻击，仅用了一个晚上和半个白天，就把封锁沟全部平毁，碉堡基本扫光，以伤亡百人的较小代价，歼灭日伪军约3000人。与此同时，王秉璋率领湖西军民，灵活运用运动战、交通壕攻击等战法，多次打退国民党顽军进犯，完全掌握了湖西的斗争主动权。后来，毛泽东曾当面表扬王秉璋：“你在鲁西南那段搞得不错嘛！”原国防大学校长朱敦法上将评价道：王秉璋“既能打硬仗，也能打巧仗，并且善于总结作战经验，带出了一批优秀的军政干部。在他离开湖西的时候，各项工作可以说都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1945年6月，王秉璋调任冀鲁豫军区豫东作战指挥部司令员。

在这期间，交通壕攻击战术开始得到传播。1944年10月，王秉璋率部南下支援新四军作战。11月5日，王秉璋在新四军第4师、第3师第7旅召集的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专门介绍了交通壕攻击战术。后来，新四军第4师将王秉璋的报告编辑印刷。时任该师参谋长张震赞道：交通壕攻击是“战术上之新创造，尤其近迫作业及作业与火力配合上使顽敌几无漏隙可乘，（我们）对敌伪外壕攻击之困难已经冰解”。第4师等部逐渐熟悉这一战术，并在泗灵战役、睢南战役中达到了“每战必克”的程度。

◆王秉璋（左）与张震在曹市集。

交通壕攻击战术不断被推广、发展，在全国解放战争中大放异彩，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绝招”。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攻打义县，“以优势兵力，先扫荡外围据点，而后采取近迫作业，大量挖壕，组织步炮协同”，激战4小时一举攻克。攻打锦州时，野战军甚至“以三分之二的兵力，冒着敌人轰炸和炮火拦阻，不分昼夜大挖交通壕”，攻城之前，“各纵队均完成了上万米或两万多米的交通壕。虽然大军云集，但地面上看不到有人活动”。这样既减少了伤亡，又使攻城重炮前伸到距目标最近的距离，甚至仅距目标一百多米。淮海战役中，陈毅好奇地问粟裕：“你们打黄百韬用的是什么办法？”粟裕说：“近迫作业。”

许多国民党将领被俘后谈起交通壕攻击仍心有余悸。范汉杰对我军将领说：“我们从地面上看不到部队的运动，无法组织射击和反击。”淮海战役被俘的黄维兵团第10军军长覃道善回忆：“解放军层层包围，采取对壕作业战术，逐渐接近我阵地，逐点攻击，包围圈日益缩小。”黄维兵团第14军参谋长梁岱无奈地说：“面对这种情况，谁也想不出办法来。各级指挥官只好蜷缩在掩蔽部里，面面相觑。”邱清泉兵团参谋长李汉萍的说法最为精辟：“这种对壕作业是国民党军的致命伤。”

人民空军首任参谋长

全国解放战争期间，王秉璋先后担任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17军军长等职，率部参加了鲁西南、沙土集、豫东、淮海等战役。1949年9月，王秉璋正准备率部参加进军西南解放贵州的作战，突然接到命令，速返北平接受任务。

原来，中央正在抽选精兵良将，组建人民空军。以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机关为主组建空军领率机关，兵团司令员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政治委员萧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来自第二野战军的第17军军长王秉璋则被任命为空军参谋长。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人民空军自此诞生。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意识到制空权日益成为战争制胜的关键。全国上下对人民空军寄予了深切期望，毛泽东主席为空军题词：“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邓小平也于1950年4月满怀信心地题词：“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陆军结合起来，我们将是无敌的。”

◆1945年夏，湖西地委、分区、专署负责同志在山东单县孙草庙合影。前排左起戴润生、潘复生、王秉璋、尹先炳、郭影秋、廖亨禄；后排左起匡斌、陈璞如、李铮、苟先学。

虽为空军参谋长，只见过飞机在天上飞的王秉璋却是个外行。他并未畏难，而是边学习边投入工作，从组建航校、修建机场到建章立制、采购装备，忙得不亦乐乎。当时，空军正在准备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空战也刚刚进入喷气机时代，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人民空军的训练只能依照苏军训练条例，由苏联顾问负责，王秉璋无法过问。这并非长久之策，也不是应急之法，外行必须转为内行。这不仅是整个空军的责任，更是王秉璋的职责。从1950年底到1951年上半年，空军在短短半年的训练中就摔掉了上百架飞机。如此高的事故率，惊动了中央军委。王秉璋奉命负责调查原因，并由此一直负责训练、作战工作，直到1960年离开空军。经过调查整顿，事故率大大下降了。王秉璋总结提出，要根据自身情况，“稳步前进，完成计划，提高训练质量，保证飞行安全”。刘亚楼司令员非常认可，将其修改为“稳步前进，完成计划，提高质量，保证安全”，作为空军训练原则确定下来。后来得知，苏联顾问对于战斗飞行训练有很大保留，出于纪律约束，对我国表示“只知道一般飞行训练，没搞过战斗飞行训练”。

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5月，人民空军以罕见的速度组建了17个航空兵师。9月，开始大规模投入抗美援朝反“绞杀”作战。志愿军飞行员在米格-15上只有十几至几十个小时的飞行经验，只有少数人有过空战经历。而美军飞行员则都是空战“老手”，有半数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时间平均在数百小时以上，最多的达到3000多小时。可以说，稚嫩的志愿军空军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这不仅考验着飞行员，也考验着王秉璋。

王秉璋多次前往安东，了解情况，指导作战。紧急时，在傍晚乘飞机去朝鲜战场，召开会议之后，立即返回汇报，得到指示后又马上到前线进行传达布置。从9月到12月，短短3个月内，志愿军空军就取得击落70架敌机的辉煌战绩，一鸣惊人。美军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美军被逼得使出“杀手锏”，抽调一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出色的老飞行员，组成所谓的“狩猎队”对付志愿军空军。“狩猎队”果然狡猾，他们时而高高隐藏在云层中，突然俯冲下来攻击；时而守在志愿军机场附近袭击刚刚返航、油量不足的飞机。这让志愿军空军吃亏不少，敌我飞机损失比也由3:1下降到接近1:1。1952年2月，王秉璋前往安东调查空战失利的原因，寻找解决办法。他加班加点调查情况，召开会议，甚至一个晚上从安东到北京飞两个来回。王秉璋发现，造成失利不仅是战术问题，也暴露出战场纪律的许多问题，例如：由于立功心切，飞行员在空中不听地面指挥；僚机只顾战斗，不顾长机，等等。找到问题症结后，王秉璋帮助空军联司一边研究制定新战术，一边整顿部队纪律作风，经过30天艰苦努力，空战形势终于得到扭转。到了8月至12月，志愿军空军甚至将敌我损失比例控制在3:1，沉重打击了美国空军，加速了美军“绞杀战”的失败。

◆1956年王秉璋和第七航空学校第八期毕业歼击学员合影。

空军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开始承担越来越重要的任务。王秉璋先后主持制定了空军“加打一番”、保卫朝鲜北部水力发电系统等重要目标、空军反登陆作战等作战计划和方案，使空军不仅出色完成了任务，更锻炼了部队，在实战中不断提高。志愿军空军在3年零8个月的作战中，取得了击落敌机330架、击伤95架的辉煌战绩，涌现出王海、赵宝桐、刘玉堤等一大批战斗英雄，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王秉璋的努力得到了军委的认可。1953年2月，他被任命为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此后，随着体制编制调整等工作，空军领导也几经调整，王秉璋一直担任这两个职务，并被选为空军党委副书记。20世纪50年代，人民空军从无到有，从零作战经验到遂行联合作战任务，沉重打击了美军、国民党军空军，维护了国家安全和发展，成长为捍卫祖国领空的强大力量。这其中，王秉璋功不可没。1955年，王秉璋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领导新中国导弹事业在艰难中前进

1944年6月，法国北部。德军发射了一种神秘炸弹，飞越英吉利海峡，落到了英国本土。这令英国大吃一惊，英吉利海峡好像被压窄了，人们惊恐地望着天空，生怕随时会飞来一枚炸弹。这就是德军发明的V-1导弹，战争开始进入远程打击时代。50年代中期，新中国决定研制尖端武器。导弹被寄予厚望，与原子弹并称为“两弹”。1956年10月8日，中国成立了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但是，五院建立不久就遇到了巨大阻力。1959年，正在导弹研制进入关键阶段之际，苏联单方面撕毁合作协定，决定终止协助。60年代初，我国经济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周边安全形势也日趋紧张。国际上有人幸灾乐祸，断言中国搞不成尖端技术；国内也有人认为困难太大，花钱太多，主张集中力量发展常规武器。

紧要关头，中央决定：自己动手！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决心不是空谈快意，而是集中力量办大事。1960年1月，王秉璋奉命到五院工作，3月18日，被任命为副院长。五院院长为刘亚楼。由于空军工作也十分繁忙，刘亚楼决定：“我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空军，王秉璋同志的主要精力放在五院，我不在时由他拿总。”

又是一次外行领导内行，而且是尖端技术，王秉璋压力很大。他始终记着周恩来的话：“导弹是带翅膀的，飞机也是带翅膀的。你是空军的，你们总还算是带翅膀的嘛！相近嘛！”2月，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两弹为主，导弹第一”。使命更重了一层。当时，某近程地地导弹、地空导弹、舰舰导弹已经开始仿制，某近程地地导弹年底要完成初步设计，导弹研制基地、控制系统研制基地、空气动力研制基地、火箭发动机试验基地的建设也全面铺开。如何合理安排全局与重点，至关重要。

王秉璋决定先了解情况、向同志们学习。他深入到众多下属单位掌握情况，研究问题，收集意见，并到东北地区8个市的84个工厂了解材料、订货、试制和仿制生产情况。经过3个月艰苦工作，王秉璋对五院工作了然于胸，经过与政委刘有光、副院长钱学森、王诤、刘秉彦等党委委员研究，提出了任务安排意见：争取“十一”前后完成第一批“1059”（即后来的“东风一号”）的仿制并试射；1962年前自行设计出中近程地地导弹；建立健全科研生产、器材设备全国协作网等。意见上报后，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批准。

◆刘少奇在王秉璋、钱学森陪同下参观总装厂。

任务确定后，王秉璋又明确了工作思路。7月10日，他在五院第五次党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必须全面安排，抓紧重点。抓紧重点，并非形成单打一。如我们的设计工作，就应设计一个，想一个，试制一个，不能集中全部力量去搞一个型号”，同时，向从仿制到自行设计转变方面“多想、多摸，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指导工作，总结经验”。8月，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关键性的设备、资料援助终止。但是，在明确的任务和思路下，五院工作人员并不慌乱。王秉璋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表示：“我们坚决贯彻中央和主席的指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埋头苦干，把中国自己的导弹和试验设备设计出来，用中国材料制造出来。”

经过艰苦努力，11月5日，“1059”一举发射成功。当晚，聂荣臻元帅在庆功宴上高兴地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发导弹，这是我军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第一发导弹凝聚着五院科研人员的智慧与汗水，更蕴含着宝贵的经验。由于任务繁重，五院人员骤增，吃饭时“背靠背，人碰人；面对面，碗碰碗”；同时，人员结构多样，党、政、技术指挥协作关系复杂。1960年9月，五院副院长王秉璋、一分院院长刘瑄、二分院院长张怀忠组成编写领导小组，筹划编写五院工作条例。经过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讨论，并多次修改，于1962年12月颁发试行。条例系统总结了工作经验，创造性地确立了型号研制程序与科研生产领导体制，解决了科技队伍结构配套问题，为导弹事业的正规化、科学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2年6月10日，王秉璋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当时，他正在全盘组织指导体制制度改革工作。五院最早按照苏联模式，按照不同的专业区分设立了10个研究室。但是，这种模式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一个型号的导弹研制任务分散在各个研究室，而一个研究室又同时负责七八个型号导弹的研制，导致研究室精力分散、顾此失彼，难以形成合力。同时，出于保密和行政需要，各室之间的联系沟通，要逐级上报审批，降低了效率。在王秉璋的主持下，五院建立了设计师制度，即设立地地、地空型号总设计室，任命总设计师；两个总设计师负责多个型号，每个型号均设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主管设计师、主任设计师、设计师，形成一条技术指挥线，穿起各个型号的导弹研制。1964年，王秉璋又主持改进设计体制，建立了“型号研究设计院”，即：地地导弹研究设计院、地空导弹研究设计院、海防导弹研究设计院。这种体制以三种大的型号要求为牵引，把总体设计、动力装置、控制系统、元件材料等机构进行串联、组装，领导关系更加协调，指挥调度更加灵活，技术沟通更加畅通，有效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

◆1964年6月，王秉璋与钱学森在现场查看中近程地地导弹的液氧补加装置。

钱学森感慨地说：这样就“把大规模作战那套办法，有效地用到科技工作中来，把成千上万的科技大军组织起来了”。五院整体工作有序、高效运转起来，各种型号导弹的研制也稳步推进。1964年6月，“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成功，我国导弹事业迈出自行设计、独立研制的第一步。

1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以五院为基础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王秉璋任部长。七机部成立后，调入了12个工厂，新建了4个工厂。贺龙元帅说：“把科研和生产扭在一起，就是想把中国的导弹事业加快。”

七机部成立后，王秉璋领导工作人员加紧推进《八年四弹规划》，即在1965年至1972年，研制成功增程中近程、中程、中远程、远程地地导弹，不断将导弹射程增大。1966年至1967年，七机部虽然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但由于基础较好，导弹研制工作陆续开花结果，各种型号导弹不断怒焰冲天。地地导弹系列中，“东风二号甲”定型、“东风三号”研制定型；地空导弹系列中，“红旗二号”定型，“红旗三号”发射成功；舰舰导弹系列的“海鹰一号”发射成功，“海鹰二号”飞行试验成功；“两弹”结合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1968年12月，王秉璋被任命为国防科委党委书记、第一副主任，工作到1971年10月。1982年3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王秉璋退出现役。2005年9月25日，王秉璋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本文为《党史博采》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侵权必究

维权支持：河北冀能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