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发展与心灵感应能力，从浸入到侵入从待命到疲倦

社交媒体发展与心灵感应能力，从浸入到侵入从待命到疲倦其二，社交媒体的“奴役”效应意味着“关上了一扇窗”，Jarvenpaa 和 Lang（2005）在对“奴役”层面的阐述中指出，个人移动设备和社交媒体会对员工的健康、情绪、心理带来负面效应。具体而言，员工个体如同“奴隶”一样被社交媒体等通信技术束缚和牵绊，致使工作和生活边界的模糊、渗透与冲突，同时“时刻在线、随时工作、随时生活”等现状会给媒体从业者产生强烈的职业焦虑（王海燕，2019）和工作倦怠（burnout）（Derks & Bakke，2014）。由此，媒体从业者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与工作倦怠的关系是本文所关切的另一研究问题。本文将媒体从业者在非工作时间利用社交媒体接收工作信息和完成工作任务的行为界定为“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强调非工作时间员工仍要保持随时在线、待命、与工作连接的状态，主要聚焦媒体从业者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的前因和后果。“赋能-奴役悖论”与前因后果遥相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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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陈雪薇，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邓妍方，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

引言

本文将媒体从业者在非工作时间利用社交媒体接收工作信息和完成工作任务的行为界定为“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强调非工作时间员工仍要保持随时在线、待命、与工作连接的状态，主要聚焦媒体从业者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的前因和后果。“赋能-奴役悖论”与前因后果遥相呼应，其一，社交媒体的“赋能”能力为媒体从业者的工作“打开了一扇门”，它决定了媒体从业者的使用动机，这是本文关注的问题之一。

其二，社交媒体的“奴役”效应意味着“关上了一扇窗”，Jarvenpaa 和 Lang（2005）在对“奴役”层面的阐述中指出，个人移动设备和社交媒体会对员工的健康、情绪、心理带来负面效应。具体而言，员工个体如同“奴隶”一样被社交媒体等通信技术束缚和牵绊，致使工作和生活边界的模糊、渗透与冲突，同时“时刻在线、随时工作、随时生活”等现状会给媒体从业者产生强烈的职业焦虑（王海燕，2019）和工作倦怠（burnout）（Derks & Bakke，2014）。由此，媒体从业者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与工作倦怠的关系是本文所关切的另一研究问题。

二 文献回顾、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非工作时间的社交媒体使用及其概念模型

以往研究运用“非工作时间自愿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Schlachter，McDowall，Cropley & Inceoglu，2017），“技术辅助的补充工作”（Fenner & Renn，2004）等同义术语或概念，它们均强调在社交媒体等技术的辅助下，个体需要在非工作时间保持随时随地的在线、保持与工作的无时不刻的连接。基于技术使用动机和媒介效果，Schlachter 等人（2017）提出非工作时间自愿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概念模型，对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的前因与后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因此，本研究将其引介，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使用动机包括组织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两类，即Jarvenpaa 和 Lang（2005）所提出的“赋能”路径；其结果变量为：对工作与生活模糊和冲突的感知、对工作时间的感知、幸福感等，即“奴役”路径的演变过程。简言之，“赋能”和“奴役”这对矛盾的双重路径成为检验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前因后果的主线。

（二）使用动机：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的影响因素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梳理，本文将个体在非工作时间使用社交媒体的动机分为两大类：组织层面的工作需求和个体层面的社交需求，具体阐述如下：

第一，工作需求动机。当个人社交媒体被赋予办公软件性质后，其随时随地在线的功能需要员工必须时刻与工作保持联系、与工作无时不刻的连接。本研究更关注媒体从业者运用社交媒体满足工作上的某些功能性需求，如讨论选题、传输稿件、签发稿件、发布内容、运营内容、任务分工等等。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1：工作需求动机能够正向预测媒体从业者在非工作时间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

第二，关系维护和印象管理动机。目前，社交网络已经成为“都市白领维持同业关系的‘利器’”（朱迪，何祎金，田丰，2018：54），成为他们“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舞台”（郭瑾，蒲清平，2016）。再者，社交媒体也是塑造“理想化”自我的呈现展台，因此，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被认为是一种员工塑造敬业、奉献的“工作狂”“加班狂”职业形象的手段（Porter & Kakabadse，2006）。所以，提出如下假设：

H2：关系维护动机与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具有正相关关系。

H3：印象管理动机与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具有正相关关系。

（三）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与工作倦怠

1. 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与工作倦怠的直接关系

工作倦怠被界定为“工作过度要求个体的能力、精力和资源而导致的个体感到情绪枯竭、筋疲力尽的状态”（Freudenberger，1974），本文以Maslach和Jackson（1981）提出的情绪衰竭（emotional exhaustion）、玩世不恭（cynicism）两个维度来测量媒体从业者的工作倦怠状况，二者是工作倦怠最核心、最有效的测量维度（Derks & Bakker，2014），又分别指向不同层面的倦怠。情绪衰竭的特征是缺乏能量，个体担心自己的情绪资源被耗尽，伴随挫败感和紧张感。玩世不恭，其特征为个体在在工作中表现出一种超然的、情绪化的冷漠，甚至可能对同事、客户、公司持怀疑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Bossio和 Holton（2019）的研究表明，在社交媒体上办公、关系联络和推广新闻的记者们正在经历社交媒体疲劳，这是因为社交媒体推崇的“永远在线”（always-on）文化培养了个体日积月累的在线惯性，让他们感受到社交媒体上的职业生活严重干扰个人生活。基于此，我们假设非工作时间的社交媒体使用会作为一种压力源，直接作用于媒体从业者的工作倦怠。依据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4a：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与情绪衰竭具有正相关关系。

H4b：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与玩世不恭具有正相关关系。

2. 感知侵入和感知监视：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对工作倦怠的影响机制

在媒介效果研究中，感知是人脑对既有信息进行加工形成认知，会对个体的情绪产生影响。Klimmt等人（2018）提出“在线警觉”（online vigilance）的概念，包括个体对在线环境的突显性（经常想到线上环境）、响应性（立刻回复）和监控的感知，因此，我们认为“在线警觉”隐喻下的感知因素是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和工作倦怠之间的中介因素。既有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在“正常”办公时间之外具有无限的工作扩展能力（Towers，Duxbury，Higgins & Thomas，2006），会掠夺生活时间或休闲时间资源，在概念模型中，我们亦发现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会影响员工对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冲突及模糊的感知。因而，本研究纳入“感知侵入”变量，用来衡量媒体从业者对工作相关的社交媒体使用侵入私人生活和业余时间的感知，或者个体对工作与生活之间的边界模糊及冲突的感知。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5a：感知侵入在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和情绪衰竭的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

H5b：感知侵入在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和玩世不恭的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

再者，社交媒体等通信技术为雇主提供了新的在线工作场所监视和控制员工的机会（Towers，Duxbury，Higgins & Thomas，2006；Liu，Zhang，Chen，Guo & Yu，2015）。本研究将员工对他者监视自己社交媒体信息的感知称之为感知监视。媒体从业者在微信群中发布工作任务、回复关注信息以及发布朋友圈、评论或点赞他人信息时，虚拟在场的所有好友都会进行监视，因此，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与感知监视具有正向关联。甚者，监视也会给员工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基于上述论述，本文做出以下假设：

H6a：感知监视在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与情绪衰竭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H6b：感知监视在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与玩世不恭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综上，本研究搭建了媒体从业者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引致工作倦怠的模型（如图2）。

三 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取滚雪球抽样，这是一种针对特定目标群体的有效抽样策略（Sadler et al.，2010）。数据收集过程主要利用被试者的社交关系将问卷发给目标调查对象，并由第一批填写的媒体从业者转发给身边的同事。本次问卷调查时间为2020年1月4日至1月19日，共获取有效问卷478份。

其中，女性被试者为281名（58.8%），男性为197名（41.2%），90后媒体从业者占比最高，达58.8%，80后占比25.3%。在知识层次上，参与者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其中95%的从业者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从工作阶段来看，近一半的人（45.4%）刚进入媒体行业工作1-3年，为初级员工。参加调查的媒体从业者中，有近70%的被试者供职于拥有新闻采编资格的媒体及其所创办的新媒体平台、自媒体账号，比如人民日报、央视频、新华社等，10%的被试者供职于资讯整合及个性化内容推荐机构，如腾讯新闻、今日头条等。从具体岗位来看，绝大部分被试者负责采写编评等信息内容的生产和运营工作（80.9%）。最后，有82.8%的媒体从业者将微信等社交媒体软件当作首要办公软件，可以说明媒体从业者把社交软件用作办公软件的情况非常普遍，社交媒体已经无时不刻地融入到他们的工作中。

（二）变量测量

1. 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

它指的是媒体人在非工作时间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工作的频率。本研究通过自拟的3个题项进行测量，诸如“发布与工作相关的动态”“处理工作相关事务”等，并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1=从不，7=总是；α=0.822）。

2. 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的动机变量

本文在借鉴既有研究测量量表的基础上，自拟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的动机量表，并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变量的测量如下：（1）工作需求包含“传输工作文件”等3个题项（α=0.897）。（2）关系维护通过“维护好上下级关系”“和领导/同事/合作伙伴保持密切互动”等4个题项进行测量（α=0.892）。（3）印象管理包含“勤奋工作、积极”等7个题项（α=0.901）。

3. 工作倦怠

这一变量采用Maslach和Jackson（1981）编制的、李超平等（2003）修订的中文版工作倦怠量表，采用7点李克特计分（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情绪衰竭维度包括“工作让我感觉身心俱疲”等5题（α=0.949）；玩世不恭维度包括“自从开始干这份工作，我对工作越来越不感兴趣”等4题（α=0.926）。

4. 感知侵入和感知监视

本文借鉴了Chen等人（2009）以及Karr-wisniewski和Lu（2010）的研究量表拟定感知侵入量表和感知监视量表，均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感知侵入包含“让我有一种被淹没的感觉”等7个题项（α=0.937）；感知监视包含“能够知晓我的私人动态”等3个题项（α=0.920）。

5. 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知识层次、月收入、婚恋情况等。

四 研究结果

（一）描述统计与相关性

如表1所示，在影响媒体从业者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的三个动机中，工作需求的均值最高（M =3.95，SD=0.780）。媒体从业者在非工作时间使用社交媒体的平均频率较高（M=3.36，SD=0.845）。工作倦怠的均值表明，情绪衰竭和玩世不恭处于中等程度（M=3.52，SD=1.366；M=3.07，SD=1.351）。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各个关键变量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水平上呈显著相关关系。

（二）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的影响因素检验

Model 1的研究结果显示（见表2），工作需求、印象管理能够显著地正向预测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B=0.242，p<0.001；B=0.234，p<0.001），关系维护变量未能显著预测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p>0.05），因此，H1和H3被证实，H2未被证实。

（三）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对工作倦怠的影响机制检验

本研究通过Hayes（2013：50-51）提出的Bootstrap方法对二者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检验。具体操作如下：在Process宏程序中选择model 4、5000的样本量和95%的置信区间。回归结果显示（见表3），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正向显著影响情绪衰竭（B=0.260，p<0.001），对玩世不恭的影响不显著（p>0.05），即随着媒体从业者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频率的增加，会直接引发情绪衰竭，但是其并不会使媒体从业人员产生玩世不恭，该结果支持H4a，但拒绝H4b。其次，媒体从业者的年龄负向显著影响情绪衰竭和玩世不恭（B=-0.026，p<0.01；B=-0.029，p<0.01）。研究结果表明，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对感知侵入和感知监视的影响也是正向的（B=0.264，p<0.001；B=0.360，p<0.001），即随着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的行为越频繁，媒体从业者越能感知到被侵入和被监视。

同时，感知侵入对情绪衰竭和玩世不恭的影响较为显著（B=0.896，p<0.001；B=0.654，p<0.001），感知监视仅正向显著预测玩世不恭此单一维度（B=0.146，p<0.05），这一研究结果证实H5a、H5b、H6b，而H6a未被证实。间接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1）感知侵入在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与情绪衰竭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其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不包含0（CI=[0.2097，0.4316]），间接效应值为0.315；（2）感知侵入在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和玩世不恭之间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置信区间为[0.1536，0.3356]，间接效应值为0.234。此外，（3）感知监视是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和玩世不恭的完全中介因素，其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不包含0（CI=[0.0061，0.0934]），间接效应为0.041。

五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是针对媒体从业者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与工作倦怠关系的一次探索性研究，相关结论及其讨论如下。

（一）动机：与工作保持连接并塑造“工作狂”的形象，而非维护社交关系

首先，工作需求显著预测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媒体从业者利用工作微信群讨论选题、传输稿件、接收与发送工作信息等行为非常频繁，在非工作时间也创造与工作无缝连接或衔接的状态，所以Tennakoon等人（2013）认为员工在非工作日使用信息与通信技术执行工作任务，能够更好地满足高工作要求。

其次，印象管理的动机正保留和延续社交媒体作为个体自我理想化形象呈现的属性。员工的社交媒体会被认为是印象管理的一种工具（Funtasz，2012），在组织环境中维护正面、积极的形象可以获得他人的认可。具体而言，根据印象管理各个题项的回答情况，我们发现，媒体从业者更想在社交媒体上塑造“勤奋工作、友善、积极、有个性、职场有成就、热爱公司”的形象（M>3），况且，在非工作日使用社交媒体进行工作，更会增强他们在好友心目中高度敬业、勤奋、奉献精神、以工作为中心的“工作狂”职场形象。

最后，关系维护无法预测媒体从业者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在非工作时间使用社交媒体的最终目的是与工作保持无时不刻的“连接”，表面上是一种社交关系的建立和交流，实际上是建立在关系基础上的工作过程。另外，Sias等人（2012）在研究中表明远程办公所花费的时间影响工作场所的友谊的建立和沟通，他们认为关系建立或开始友谊是一段短暂的过程，相反，关系维护是一项持续不断的工程，虽然微信等社交软件弥补了时间上的短板，但是，面对面的人际互动和接触会比在线交流更能使这种关系稳定和维持下去（Ledbetter，2010）。

（二）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对媒体从业者工作倦怠的影响

1. 关于媒体从业者的工作倦怠

从媒体从业者对两个维度工作倦怠的填答情况来看，他们已经表现出中等程度的情绪衰竭和玩世不恭，与已有研究的调查结果一致（Reinardy，2006，2008）。

从人口学因素对工作倦怠的影响效果来看，媒体从业者的年龄负向显著影响情绪衰竭和玩世不恭，即初出茅庐的年轻媒体人比年长的媒体人更容易倦怠，这一结果与之前的研究也是一致的（Reinardy，2011）。

2. 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直接引发媒体人的工作倦怠

研究发现，媒体从业者的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行为会正向预测情绪衰竭。媒体从业者在非工作时间使用社交媒体与工作保持随时随地的连接已是常态，同时Derks 和Bakker 两位学者（2014）认为个人在非工作时间频繁使用与工作相关的智能手机会增加情绪衰竭。社交媒体的可供性迫使媒体从业者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仍要与工作连接、保持待命状态，如媒体人要与采访对象、团队保持联络等，这种随时待命的连通性压力必然会让媒体人感到精疲力竭。非工作时间与工作保持连接的实质是一种超负荷的隐性工作，这造成媒体人生活在“冲突”和“加速”的时间和工作强度的双重压力之下，个体会从疲惫到效率低下直至彻底崩溃（Evenstad，2018）。

然而，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不能直接预测玩世不恭。Monteiro和Marques-Pinto（2017）认为只有个体长期暴露在压力源下，玩世不恭才会被影响，我们猜测这一论断成立的基础是，时间跨度越长则个体越容易产生理性认知或激发在线警觉，即本文对感知侵入和感知监视两个中介机制的引入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3. 作为中介的存在：感知侵入和感知监视的理论意涵

研究结果表明，媒体从业者的感知侵入和感知监视可以被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行为显著预测，二者也作为中介机制，使得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对工作倦怠的间接影响结果部分成立。从这个角度来看，本研究证实了媒体从业者在非工作时间的社交媒体使用会通过感知侵入正向影响情绪衰竭、玩世不恭。Mazmanian等人（2013）认为非工作时间保持社交媒体的在线代表着工作永远不会结束，这样就意味着，在技术的加持下，非工作时间工作会持续侵入私人生活，进而引发个人的情绪倦怠以及对自我的否定等工作倦怠的明显反应，反之，当网络无法连接时，员工才有可能得到不被打扰的喘息。

研究发现，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会通过感知监视间接影响媒体从业者的玩世不恭，但在社交媒体使用与情绪衰竭之间的中介效果不显著。既有研究间接表明感知监视是社交媒体使用与玩世不恭的中介变量，社交媒体高度信息渗透性的开放边界结构导致用户感知监视的增强，过度的监控可能会显著增加员工的压力水平和工作不满（Gerten，Beckmann & Bellmann，2019）。玩世不恭除了对工作的不满和冷漠这层含义，还指向对同事、客户、公司持怀疑态度，因为监视本身就意味着好奇、不信任甚至是自上而下的控制，因此，媒体从业者的感知监视仅与玩世不恭息息相关。

（三）研究局限及对未来的建议

由于诸多限制，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尽管滚雪球抽样可以帮助本研究有效的获取目标研究对象，拥有足够的证据支撑其结果的有效性，但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仍值得未来研究去进一步验证。第二，本研究自拟动机变量、感知侵入和感知监视的测量量表，量表的适用性和推广性仍需今后大量的研究进行考证，当然，如果采用日记法和利用可穿戴设备进行追踪研究将会更有价值；第三，本研究未关注职业倦怠对媒体宏观组织环境和职业实践活动层面的影响，而且相关研究也付之阙如，因此，未来研究可对此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尤为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的调查数据恰好在新冠疫情爆发前收集完毕，一方面遗憾没能展现受疫情影响全面线上的“远程办公潮”这种应激状态给媒体人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自然而然地引发新问题，即经历大规模、强迫式的线上办公，会否带来更新层次的研究结果，这也是未来可以继续深挖的方向。

六

结语

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研究是组织传播学的重要分支（帕翠丝，王茜，2019），对于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而言，它是一个较少被系统研究的领域，本文关注该问题的初衷是希冀学者们重视传媒从业者的工作-生活研究。时间是讨论工作与生活平衡状态的永恒主题（Jacobs & Gerson，2004：41；黄莹，梁皓云，2018），研究媒体从业者的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是适时且必要的话题。

“因时而作”“追分赶秒”作为新闻业与生俱来的时间结构属性，具有职业的标示性，社交媒体进入工作场域后，“随时在线”的时间属性融入到新闻业的时间性结构中，加之时下网络上流行的“社畜”文化和“打工人”话语，更凸显了永远在线、与工作连接的职业文化。永远在线、与工作连接的本质原因在于，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信息与通信技术造成一种持续的“时空压缩”（孙中伟，路紫，王杨，2007），导致整个社会的加速和个人日常工作与生活的加速。度量时间的尺度被社交媒体的“随时在线”文化所打破，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昼夜更替、钟表指针摆动和指向的制度时间，而是弹性的工作时间向个人生活时间的逐步溢出。从职业主体的角度来看，媒体从业者作为新闻、信息或产品生产线上的劳工，已经被这种在线时间文化所驯化，他们成为在生活时间贫乏与工作时间压力下被剥削的劳工。

为了使媒体人保持健康的身体和心理状态和有效的完成专业实践，本研究认为与社交媒体“理性的断开”（rational disconnection）策略可以被媒体管理者或个体所采纳。这种断开策略不是基于倦怠而产生的“冲动性”离线或脱离，而是基于组织协商、团队协商和个人合理控制工作任务期限的理性结果，是一种劳动后的休闲补偿。Agger（2004：157）建议在加速的时代应该要“定期关闭支配我们生活的电子假肢”，避免社交媒体等信息与通信技术对媒体从业者的持续“奴役”。“定期”依然是一个时间词汇，作为有员工关怀和持续发展理念的媒体单位或企业需要意识到，在保障内容生产、组织运转的同时，给予媒体人腾出身体机能恢复和心理调适的个人时间和空间，营造注重心理疏离的组织文化和工作氛围，才能更好的发挥媒体人劳动力再生产的价值。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3期。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本期执编 / 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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