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丝熊呼吸道感染 是什么症状（可能温和可能致命）
金丝熊呼吸道感染 是什么症状（可能温和可能致命）流感病毒属于一个单节段RNA基因组的族，根据它们的核心蛋白特征，被划分为甲型、乙型和丙型。它们在复制时会经历很高的突变率和频繁的基因重组，这是许多RNA基因组病毒的特征。当病毒在一个肺细胞内复制时犯了“错误”，就会出现突变。两种不同流感病毒同时感染一个人或一头猪时，就会出现重组，随后交换和重新排列遗传物质，创造一种新的“混血”病毒。1 传染性微生物的“万兽之王”翻译 | 张彦希、张瑾、黄怡洁、王宸编辑 | 蒲海燕 瞭望智库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致命敌人》（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11月出版），原标题为《流感：传染病之王》《消除流感》，原文有删减，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面对通常被称为“流感”的季节性病毒感染时，公众并不会像面对埃博拉或寨卡病毒那样心神不安。然而，流感病毒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状况和后果，从无症状感染到死亡。
事实上，每年季节性流感仅在美国就能夺走3000～49000条人命。但我们似乎认为这没什么好担心的。许多人甚至懒得去打流感疫苗，哪怕它们在本地药店以很便宜的价格出售，可以在几年内针对流感提供适度保护。
我们每一年都需要新的疫苗制剂，因为流感病毒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是不稳定的、不可靠的。人传人的过程中，它们非常容易突变。
作者 | 迈克尔·T. 奥斯特霍姆（Michael T. Olsterholm）、马克·奥尔沙克 （Mark Olshaker）
翻译 | 张彦希、张瑾、黄怡洁、王宸
编辑 | 蒲海燕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致命敌人》（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11月出版），原标题为《流感：传染病之王》《消除流感》，原文有删减，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1 传染性微生物的“万兽之王”
流感病毒属于一个单节段RNA基因组的族，根据它们的核心蛋白特征，被划分为甲型、乙型和丙型。它们在复制时会经历很高的突变率和频繁的基因重组，这是许多RNA基因组病毒的特征。当病毒在一个肺细胞内复制时犯了“错误”，就会出现突变。两种不同流感病毒同时感染一个人或一头猪时，就会出现重组，随后交换和重新排列遗传物质，创造一种新的“混血”病毒。
2018年1月18日，一名流感患者（中）在美国加州中西部城市埃斯孔迪多一家医院的急诊室接受治疗。
流感病毒突变通常只会导致新出现的毒株产生微小变化，尽管如此，疫苗还是需要更新换代，有时每年更换一次。我们将病毒的突变称为抗原漂移（antigenic drift），这是一种相对较小的变化。重大变化则伴随重组出现，结果是产生新的病毒，可能与人类之前见识过的任何病毒都不一样，并成为引发下一次全球大流行病的毒株。这个过程被称作抗原转变（antigenic shift）。因为所有这些抗原漂移和抗原转变，免疫系统经常被迫将每种新毒株当作从未见识过的毒株来处理，必须对病毒发动新的攻击。
我们根据病毒粒体表面两种蛋白质的特征，给造成动物和人类流感大流行的甲型流感毒株进行分类。这两种蛋白质是血细胞凝聚素（HA）和神经氨酸酶（NA）。
HA具有同它接触到的肺细胞结合的能力，就像钥匙插进锁眼，病毒复制过程因此开始。当细胞的遗传机制产出了大量病毒粒体，满到要爆裂时，它真的会爆裂让成千上万新的病毒粒体迁移出去，同其他细胞结合。NA的目的是让这些病毒粒体能够逃出细胞的限制，扩散到其他细胞中，甚至乘着“咳嗽带起的风”离开人体。
当我们将甲型流感病毒描述为H3N2、H1N1或H5N2时，指的是它们的HA和NA成分。技术层面上，我们用类型和HA、NA特征来指代流感病毒，例如“甲型H3N2”。然而对于能引起人类和动物流感的那些甲型流感病毒，我们缩短了名字，只提及HA和NA成分，比如称它为H3N2病毒。
目前的甲型流感病毒中，我们已经鉴别出了18种不同的HA亚型和11种NA亚型，可能的组合总计198种。最近一场大流行发生在2009年，被归类为H1N1病毒，它是致命的1918年流感毒株的后裔。
具有相同HA和NA特征的两种流感病毒实际上可能是不同的毒株。例如2009年在人类中传播的H1N1病毒，和1977年以来的它的先祖一样传播。然而后来在墨西哥出现了一种不同的新H1N1病毒，最有可能是因为病毒在猪群中重组产生的。人类就算之前感染过更古老的那种H1N1毒株，也不能幸免于这种新毒株的侵袭，它导致了2009—2010年的人类流感大流行。
甲型流感的主要储存宿主，也就是病毒源头，是野生水鸟。鸟类能够四处迁移，也确实会这样做，所以通过它们的呼吸和排泄物传播病毒相当容易。动物流感病毒并不容易传给人类。然而它们能够轻松传给其他物种，包括鸡和火鸡等家禽，还有狗、猫、马、猪。
猪对人类感染禽流感病毒异常重要，它们肺部的细胞具有和鸟类、人类病毒相匹配的受体，所以猪的肺部成了流感毒株“相遇”并混合的理想场所。甚至可能出现三方重组，即人类、鸟类和猪三个物种感染的毒株混合，形成一种完全无法预测的新流感病毒。当这种状况出现时，就像在进行一场基因“轮盘赌”，新的毒株与产生它的旧毒株相比，危害或小或大。1918年的“轮盘”转出了毒性强大的“头奖”。
就流感潜伏的机会而言，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是大量居住着人类、鸟类和猪而且彼此接近的地方，例如美国中西部的产业化农场。
正是流感毒株的易变性和混合导致的一系列可能结果，让它成为传染性微生物的“万兽之王”。它既可能像普通感冒一样温和，也可能像天花那样可怕而致命，甚至比天花更容易感染。流行病学家害怕这种特殊“猛兽”的原因正在于此。
而且，大流行性流感是一种一定会发生的传染病。自16世纪起，它已经发生了至少30次，而且我们的现代世界展现出了它迅速回归所需的全部要素。
2 1918全球流感大流行
在现代，没有一场疫情暴发能同1918—1919年的全球流感大流行相提并论。虽然这场疫情被称作西班牙大流感，但是它可能开始于美国，特别是堪萨斯州哈斯凯尔郡的农业区。
这种毒株是首先感染了猪，然后传给人类，还是反过来，目前尚不清楚。流行病学证据表明，它可能自堪萨斯州出发，向东抵达一个大型军事基地（即今天的莱利堡），然后和新兵一道去了欧洲。士兵接受作战训练时，必须生活在一个个狭小空间里，这种高度集中必然导致状况恶化。
和大部分季节性流感病毒毒株不同，1918年的H1N1 毒株违背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它并不会带走许多老年人、体质虚弱者和非常小的孩子，也就是免疫系统薄弱或不健全的那些人，它反倒带走了最强壮、最健康的那些人和孕妇，数量高得离谱。
这种H1N1毒株会在健康人体内引发“细胞因子风暴”，免疫系统的这种过度反应严重损害了肺、肾、心脏和其他器官。如今，在治疗由于细胞因子风暴而垂危的患者这方面，我们比1918年时强不了太多。2009年的H1N1流感大流行并未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然而它也在不少年轻人身上引发了细胞因子风暴并夺走他们的生命，就像1918年时那样。
在1918—1919年，这些死亡相当恐怖。自患者首次出现症状算起，几个钟头内血液就会开始渗入肺部的气室。到第二天，肺部就由富含氧气的“海绵”变成血淋淋的“破布”，痛苦的患者将真正意义上地淹死在自己的体液里。当时的一份报告称，“一个强健的人下午4点首次出现症状，晚上10点就去世了”。
那些没有死于细胞因子风暴的人照样容易患上继发性感染造成的致命肺炎或严重肺炎。因为一开始的流感病毒已经破坏了呼吸道上排布的保护性上皮细胞，细菌得以感染肺部。我们无法将那时病毒导致的死亡和随后细菌导致的死亡区分开来，可是有迹象表明，大部分发病和死亡是一开始的病毒导致的，所以就算那时候已经有了抗生素，也派不上多大用场。
在纽约市，流感大流行让21000个孩子成了孤儿。它传播得异常广泛，以至于疫情同时在波士顿和孟买达到顶峰。根据《大流感》一书的作者约翰·巴里的说法，在世界上一些地方，人口死亡率过高，连尸体都来不及尽数埋葬。美国几乎全部城市的棺材都一度脱销。常规的民事活动和商业活动都无法开展，因为生病或死亡的劳动力太多了。有些病人活活饿死，不是因为缺乏食物，而是因为有太多人害怕病人和他们接触。流感患者不像埃博拉患者那样直到出现症状时才能传染别人，流感在你感觉不舒服之前就已经能够传染他人。
最新的估计表明，1918年流感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达到1亿，远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杀的所有士兵和平民人数。14世纪欧洲的腺鼠疫和肺鼠疫造成的死亡人数占总人口比例更大，当时的总人口也更少。但光从死亡人数来看，1918年流感是有史以来最致命的一场大瘟疫。1918年秋冬到1919年春天的六个月里死于流感的人数，超过了人群中发现HIV病毒以来大约35年里因艾滋病而死去的人数。
这场疫情暴发的影响异常深远，美国人的预期寿命统计平均值立刻下降了10年以上，而1918年时的世界人口数量大约是今天的1/3。
3 流感大流行的重大影响
哪怕一场紧迫程度适中的大流行病也会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目前处在全球即时生产制商业模式中，我们今天用到的所有一切都与远在我们居所以外某个地方的生产线存在某方面重要关联。如果暴发疫情的地方多到一定程度，让一家工厂无法从其他工厂那里拿到需要的零部件和物资，我们就会看到多米诺骨牌效应，世界贸易受损，经济开始衰退。
不光是贸易，如果同样比例的工人几天或几周无法上班，城市运转就会面临困难。垃圾无人清运，轮班的消防员人手不够，警察无法对每一个电话做出回应，学校关闭，医生和护士也不在医院里露面。
医院和卫生保健系统受到的影响将最为严重。只要病例数量不超过重症监护室的容纳量，病房就能够为流感重症患者提供帮助。但如果重症的数量上升30%会怎样？目前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病房容纳量已经几乎达到了极限，因为体系中的所有“臃肿”部分都为节省预算而砍掉了。我们没有任何紧急应变能力。我们保护医护人员所需的设备也会用尽，例如紧贴面部的口罩与呼吸机。要是他们意识到，患上流感的可能性因缺乏防护设备而大幅增加，谁又会来上班呢？
这里有个更糟糕的例子。如果生命垂危的流感患者中有1%需要呼吸机，我们或许可以应对。如果有3%，那就别想了，我们国家没有足够的机器，不管哪个国家都没有。就算它们有，你觉得会借给我们吗？这意味着很多人会死去，哪怕我们具备拯救他们的技术。我们会遇到分诊的难题和谁都不愿面对的艰难选择。
2009年流感疫情暴发后不久，我们在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进行了一项研究，对一组世界级的药剂师展开问卷调查，他们精通医院内各专业方向如急症护理、慢性病护理、急诊护理等所用的多种药物。我们问他们，日常必须用到的药物有哪些。这些药不是抗癌药物，不是艾滋病药物，而是必不可少的、不能延误一天的、维持生命的药物。
我们最后列了一张清单，包括30多种关键药剂，其中有用于1型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可以扩张血管的硝酸甘油，用于稀释血液和透析的肝素，可以在手术、插管和心肺机连接时导致肌肉松弛的琥珀胆碱，用于充血性心力衰竭的呋塞米，用于心绞痛和严重高血压的美托洛尔，用于严重低血压的去甲肾上腺素，可以打开肺部气道的沙丁胺醇，还有其他各种心脏和血液循环药物以及基本抗生素。
所有这些药物都是仿制药，主要或只在海外生产。我们没有大量库存，供应链很长，且极端脆弱。
我们一定不能认为流感大流行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痛苦与煎熬仅限于那些在美国感染的人。我们必须意识到大流行病可能导致的惨烈后果，意识到因为严重缺乏救命药物或医疗护理而出现的所有死亡，并为此制订计划。如果负责生产这些药物的工厂劳动者因患病而不能工作，或者运送药物的货轮船长死于途中，我们都会受到重大影响。
4 流感病毒仍在进化
如今，流感正在超级进化，胜过了地球历史上此前任何时期的进化。我们的食用动物数量巨大，它们也放大了病毒的传播效率，因此，基因“轮盘”的旋转次数也增加了。
当今世界需要养活73亿人口。现代圈养式农业的迅速扩张，加上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小型农场的建立，给了流感病毒找到合适宿主，在家禽和猪身上繁衍的充足机会。全球每年出产的禽肉达到8872.3万吨，也就是说有数十亿只鸟被孵化、饲养和宰杀。所有这些鸟都同人类有着频繁的直接或间接接触。
2015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颁布了一份题为“来自反复无常的流感病毒世界的预警信号”的文件。这份报告警示人们，鸟类中的毒株迅速变化，可能在人类当中引起大流行病：
野生鸟类和家禽中传播的流感病毒，就多样性和地理分布而言，都达到了自现代病毒检测和鉴定工具问世以来从未见过的水平。全世界都应关注这一问题。
H5和H7亚型禽流感病毒是目前最受关注的问题，因为它们能迅速从仅引起鸟类轻微症状的病毒变异为能引起家禽严重疾病甚至死亡的病毒，引起灾难性的疫情，并给家禽业和农民的生计造成巨大损失。
自2014年起，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简称国际兽疫局），已经收到了41次在鸟类中暴发H5和H7禽流感疫情的报告，这些疫情由7种不同种类的病毒引起，影响了非洲、美洲、亚洲、澳大利亚、欧洲和中东的20多个国家。其中几种病毒是仅在过去几年里野生鸟类或家禽传播过的新病毒。
这一陈述概括了2014年到2015年2月这13个月间，病毒活性不断增长的状况。仅仅13个月后，到2016年3月，H5和H7亚型的疫情暴发次数就上升到了数百，包括9种不同病毒，涉及39个国家。
H5和H7亚型病毒活性的这种可怕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人类大流行病即将来临，但也不排除其可能性。自2004年以来，850个上报且有记录可查的人类H5N1流感散发病例中，445个（即52%）最终去世。这些感染者的平均年龄为50岁出头，明显低于季节性流感死亡病例的平均年龄。
H7N9这种传染性毒株自2013年首次被记录在案以来，212人（即上报病例的37%）因此丧生。这些病例的平均年龄为50岁左右。而且除了H5N1和H7N9，值得关注的甲型禽流感毒株还有不少。
2015年3月初到6月中旬，美国中西部北方的养禽场暴发了规模空前的H5N2病毒感染，223家养禽场出现病例，超过4800万只鸟死亡或被实施安乐死。这种病毒或许是随着来自亚洲的候鸟抵达中西部的，可能在鸟类飞过密西西比河与落基山脉的路线上交换了病毒毒株。
H5N2病毒暴发是养禽业的灾难，也可能是迈向新的人类大流行病的第一步。出现禽流感的县当中，有不少的生猪饲养数在中西部也名列前茅。别忘了，当猪感染流感病毒时，它们几乎不会表现出很多症状。然而猪会同时感染禽流感病毒和人流感病毒，它们的肺部提供了理想的“搅拌碗”。考虑到H5N2可能通过空气传播到离源头数千米远的地方，猪和家禽的饲养又相当集中，我确信猪也被感染了。它们只是没有发病，也没有接受流感感染的检测。
但对于未来将会发生什么，我确信发现猪感染流感只是时间问题。只是我们永远不能确定，我们离导致下一场大流行病的突变或进化压力有多近。
5 流感疫苗的独特性
我们目前的流感疫苗确有其独特性，而其独特之处不是优点。
流感是唯一一种每年都要接种疫苗的疾病。这是由于HA和NA抗原的漂移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免疫系统产生的抗体 不管之前接触过真实的病毒还是接触过疫苗，都无法识别新的流感病毒。
2020年1月23日，美国得克萨斯州梅斯基特，医生准备为一名患者接种流感疫苗。
新的年度疫苗是基于世界范围内不大可靠的监测，进而通过集体猜测接下来的秋季、冬季和春季哪些毒株会占据主导地位来研发的。而且，疫苗的开发和生产很大程度上采用的还是60多年前的技术。就算疫苗和病毒匹配正确，其效果也可能由于我们不完全理解的原因受到限制。
1933年，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洛克菲勒研究所实验室的理查德·E.肖普博士鉴定出流感是一种病毒，他让病毒经由一种液体在猪之间传播，再让这种液体通过小到足以拦下细菌和真菌的过滤器。这时1918年流感大流行已经过去了十几年。自那时起，研制有效疫苗的竞赛就开始了。
把HA抗原想象成一朵西蓝花，头部突出在病毒表面，并经常改变结构。与此同时，HA的“茎”埋在病毒内部，很少改变。这个观察结果相当重要，因为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对HA的“茎”产生免疫反应就可能广泛预防多种流感病毒毒株。
即使改进了制造技术，大多数流感疫苗也需要6～8个月时间，在无病原体的受精鸡蛋（意思是它们有胚胎）中培育。很少有人知道，因为需要大量鸡蛋来生产足够的疫苗，我们一直保持着对鸡的战略储备。
目前有些流感疫苗在细胞培养基上生长，然而这种方法照样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细胞培养方法的最显著缺点是，生产出的疫苗有效性还是不比在鸡蛋中培育的强。
流感疫苗是我们全部医疗手段当中有效性最差的疫苗之一。但它总比没有好吧？
通常来说是这样，然而在某些年份，疫苗的有效比例不过10%～40%。
2011年10月，我们和同事们在医学期刊《柳叶刀·传染病》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揭示了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流感疫苗得到广泛接种开始，对疫苗有效性的研究大多基于次优方法论，而实际疫苗提供的保护远远低于医学界和公众的预期。
对65岁以上的人群，也就是最容易受到季节性流感危害的人来说，保护效果尤其令人失望。我们缺少出色研究来确定疫苗对老年人的有效性，不过我们发现，疫苗对年轻人的有效保护平均达到59%。在某些年份，它的有效性远低于此。例如对H3N2毒株，2014—2015年的疫苗实际上一点保护作用都没有。
发表这篇文章时，我们面对的是公共卫生领域神圣不可侵犯的问题之一。人们长期坚信，季节性流感疫苗能够保护70%～90%的接种者。多年来，美国疾控中心和其他公共卫生组织、医疗组织一直在宣传这些数字。正是这种马虎的科学和随之而来的对当前流感疫苗的推广，让我们多年来一直没有充分意识到，为什么必须有明显更好的疫苗。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国际上，过去差不多15年里的流感疫苗政策都聚焦于确保有能力生产足够的季节性疫苗，让越来越多的人群可以接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这种方法同时得到了政府公共卫生机构和疫苗产业的支持，后者要依靠稳定的市场来销售疫苗，从而获得稳定的年利润。虽然考虑到目前流感疫苗科学研究的状况，这些目标是重要的临时措施，它们却不足以应对全局挑战。也就是说，公共卫生政策专家和疫苗产业还没有关注目前针对多变的HA头部抗原疫苗的局限性。
目前改进疫苗的一般政策方法是对现有的HA头部抗原疫苗进行循序渐进的改变。这些努力可能会带来一些进步，然而整体影响不会太大。
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澳大利亚开展的一系列年度疫苗有效性研究结果也充分支持我们关于疫苗的结论，即疫苗能提供的保护每年变化无常，在大多数年份都远远低于最佳效果。
6 “颠覆性的流感疫苗”
2012年10月，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发布了一份详细报告，提到了疫苗问题，这篇报告名为《颠覆性流感疫苗的迫切需求：对流感疫苗事业的分析和对未来的建议》。我们称这份报告为CCIVI，即“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综合流感疫苗计划”。我相信，这项工作依然是迄今为止对任何一种疫苗进行的最全面的、从来路到去向的分析。
在CCIVI报告当中，我们涵盖了所有方面，从对流感感染的概述到目前获批的疫苗、安全性、公众接受度、疫苗可获得性、流感免疫学、研究渠道中有潜力的颠覆性疫苗、法规、金融和市场考量、公共卫生政策、组织、领导方面的障碍。
关于21世纪流感疫苗方面的集体失败，我们找出了四个原因。
首先，我们错误地告诉全世界，旧疫苗的有效性是70%～90%，所以政策制定者、疫苗制造商和投资者对发现和改进新疫苗几乎没有兴趣。
其次，由于在研究新流感疫苗方面的投资相当有限，我们依然缺乏通过调查和批准程序将新疫苗推向市场所需的研究和开发水平。
再次，必须找到一条健全的商业途径，以克服不利于目前流感疫苗制造商开展研发工作的经济因素，终结他们一年一度的疫苗销售期，采取一个可能每十年才接种一次疫苗的市场。如果疫苗产业不参与，就没有人会生产这些未来的疫苗。
最后的问题是，没有人负责让这些新流感疫苗变成现实，政府、产业、学术界或像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机构都未能做到。
我与这些团体的领导者开会时，大家都同意迫切需要这样的新流感疫苗，然而每个人都觉得，需要负责让它变成现实的是其他人。政府机构表示，疫苗需要的领导者是疫苗产业，反过来，疫苗产业指出领头的应当是政府。
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和答复前，新流感疫苗不会有进展。
流感大流行是一种高概率、低频率的威胁。所以它会发生是必然的。变量在于什么时候发生，情况有多严重，还有人类在多大程度上准备好了去应对它。
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并非来自阿富汗的部落，或者别的偏远地区。人类和动物近距离生活的一切地方都有可能。而且这种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来一趟十年长跑。
问题在于，国会面对这些威胁中的任何一个都会感到担心，会拨一大笔款。那些必需的资源就会被拿掉，投放到下一个应对威胁的项目中去，然后再投放到下一个。
没什么比投资给我所说的“颠覆性的流感疫苗”更划算了。在任何特定一年，甚至任何一个十年里，出现流感大流行的可能性都相当低。但它在将来某个未知时间暴发，却几乎是注定的。
我们所说的“颠覆性”是什么意思？
公共卫生界的许多人都在讨论一种“通用的”流感疫苗，它理论上可以针对在所有毒株中保持不变的那些病毒成分。我认为这一目标无论在科学上还是经济上都不切实际。不过我们可以尽可能接近它。
甲型流感可以有18种不同的HA和11种不同的NA。引起人类患病的主要是HA1、HA2、HA3、HA5、HA7、HA9 和NA1、NA2、NA9。如果我们可以研发出恰好针对目前会感染人类的这6种HA类型和3种NA类型的疫苗，当新的HA和NA毒株出现时，即使病毒中出现抗原漂移和抗原转变，我们也有一种能够基本上消灭流感大流行的疫苗。那当然会是“颠覆性”的。
我们还想要一种疫苗，接种一剂就可以保护我们好几年，而不需要每年都去打针。我相信这种疫苗是我们力所能及的。
我们希望，颠覆性疫苗可以通过此类制造技术来生产：能够轻松扩大规模，并用作抗击季节性流感的全球行动的一部分，让全球大流行病暴发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
在CCIVI报告中，我们详细介绍了颠覆性疫苗的其他有益特点。它必须足够经济划算，才能像儿童免疫接种那样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疫苗制造技术应当能轻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它应当是耐热的，这样一来在将它从工厂运输到最终目的地的过程中不需要冷藏链。如果可能的话，它根本不需要注射，可以通过一些更有效的、侵入性更小的方式来接种。
尽管在科学上，概念证明不总能转化成有效性证明，然而好几种有前途的技术目前处于试验阶段。它们都不需要依赖那种有几十年历史应用鸡蛋的老掉牙工序。
7 像“曼哈顿计划”一样研发流感疫苗
在最早这些颠覆性流感疫苗研究中，免疫应答结果一直让科学家喜忧参半，依然有重重障碍需要克服。我们前进中最大的障碍是缺乏协调的领导和持久的资金供应。让这些疫苗获批的道路将是复杂的。必须进行大规模随机对照的有效性试验。因为这些新疫苗不会像之前的疫苗那样，以产生针对HA头部的抗体为基础，所以要设置和评估新的免疫学指标。
截至今日，有潜力成为颠覆性流感疫苗的备选者当中，进入食品与药品监管局一期或二期试验的有19种。有些备选疫苗可能被认为风险太大，不值得在三期试验中投入10亿美元，但是，我们要想获取颠覆性疫苗，唯一的途径就是穿过“死亡之谷”，寻找切实可行之物。
一定程度上，这就像我们已经开发出了一种新型高效超声速班机的原型。唯一的问题在于，我们不能让它离地进行测试，因为还没有人建造足以让它起飞的跑道。
正如我们针对新抗生素和其他抗菌药的发展提出的建议，如果我们要制造出一种颠覆性疫苗，通过它使流感基本上不再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就不能指望光由私营企业承担这一重负。
除了所有研发和临床费用，颠覆性流感疫苗还将改变目前依赖每年新疫苗销售量的商业模式。有了颠覆性的新流感疫苗，我们有希望让人们每十年才接种一次。在一个典型的季节性流感年度，全球疫苗市场接近30亿美元。成为大流行病后，哪怕只是相对温和的流感，这个数字也将翻好几倍。然而有了颠覆性疫苗，一旦制造商在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地度过了最初的销量激增期，销量就会骤减，而在世界其他区域还有60多亿人，我们能接种的人越多，出现另一场大流行病的风险就越低。
如果疫苗产业没有看到颠覆性疫苗拥有全球市场的可能性，这种疫苗问世的希望就相当渺茫，除非政府或基金会提供重大激励。虽然我们已经看到，许多政策文件认识到了利用新方法和新技术研发颠覆性流感疫苗的必要性，但是为任何一项新方法、新技术的实现提供所需资源和战略的政治意愿却几近于无。
所以我们的建议是，首先像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太空计划实施前那样开展教育和推广，让公众意识到这将给全人类带来多么巨大的福祉，然后投入“曼哈顿计划”那样的努力。如果我们能让大家明白，颠覆性流感疫苗能像天花疫苗那样影响深远，我们相信这个项目从价值与成本的角度来看，会是笔不错的买卖。
正如大多数人所知，“曼哈顿计划”是美国政府研究、开发、测试核武器的紧急秘密项目。唯一的差别是，我们创造颠覆性的流感疫苗这个项目不用保密。“曼哈顿计划”这个术语已经变成一个项目需要同时付出巨大辛劳、专业知识和资源以实现特定目标的同义词。
在研究了通用流感疫苗开发事业会涉及的科学、后勤、法律、采购、公私伙伴关系、资源优先顺序、管理要求之后，我们相信“曼哈顿计划”的模式对疫苗也是恰当且有用的。第一，这个项目被美国政府最高层认定为关键任务。第二，它得到了相应的资源。第三，它采用了最好的项目管理原则，以安全、及时的方式完成任务。
以我们目前最乐观的估计来看，全球范围内对于研究颠覆性流感疫苗的公共支持和行业支持资金只有3500万～4000万美元。与每年用于HIV疫苗的10亿美元相比，这笔投资微不足道。想象一下，如果在同HIV疫苗相近的资金水平上以一种协调合作的方式研究颠覆性流感疫苗，我们能做到什么。
在缺乏现成有效疫苗的情况下，一场严重流感大流行对整个世界造成的社会、经济、政治影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我们的终极目标应当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准备一剂颠覆性的流感疫苗。
总部位于伦敦的全球性专业服务公司韦莱韬悦每年都会让3000名保险业高管投票，选择他们认为自身行业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换句话说，什么会给他们带来最大损失。我们查看了2013年的《极端风险调查》（Extreme Risk）。在57个条目中，排名第三的是“食物/水/能源危机：食物、水、能源极难供应或获取，造成严重社会性短缺”。排名第二的是“自然灾害：严重的地震、海啸、飓风、洪水和/或火山爆发同时发生，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
这份清单最顶端的一项是“大流行病：一种新的、具有高度传染性的致命疾病在全世界的人类、动物或植物种群中传播”。
上面所说的大流行病，最有可能以一种致命流感的形式到来。
《致命敌人》
中信出版集团
拜登团队新冠肺炎疫情特别顾问力作，让大流行病的全貌走出公卫教科书，走进21世纪的真实社会环境，预警大众，优化全社会的公共卫生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