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马最初的样子（野马:需要什么）
野马最初的样子（野马:需要什么）《野马》里的拉蕾和《猎犬》里的女孩莱维伦这种古灵精怪的孩子形象在第三世界的电影里尤其吃香，电影双周刊在评论阿巴斯作品时曾描述过缘由：“或依稀混杂着丝丝成熟世故后的自惭形秽，以及丝丝对于自身童年的依恋...他们不仅自然得完全不像演戏，而且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之间，都把人类与生俱来的那种至善至真的纯真表露无遗。”《野马》里的拉蕾是五姐妹里最淘气机灵的“小大人”1是的，特别是这个最小的女孩拉蕾。她在前两位姐姐出嫁之后迅速成长为姐妹团最诡计多端的小英雄，正如《瓦嘉达》里的12岁女孩为了买到心爱的自行车可以费尽心机去研读毫不熟悉《古兰经》，拉蕾可以为了帮助四姐逃脱包办婚姻，也会到奶奶房间偷钱，偷溜出门找货车司机亚辛学习开车，带着四姐跑到遥远的伊斯坦布尔。
标题是前几天见到的Lens视觉的1月画册的主题，很契合看完《野马》的感受。
每年都会出现那么几部亮眼的土耳其电影，去年有努里·比格·锡兰导演的作品《冬眠》摘得最高荣誉金棕榈大奖，今年是蒂尼斯·艾葛温的导演处女作《野马》代表法国入围第88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少女，禁锢，反抗，死亡。
这是一个发生在土耳其北部小镇的故事。矛盾在开场10分钟就迫不及待爆发。年轻的五姐妹放学后跟男孩在海边的戏耍玩闹，被镇上别有用心的毒舌妇传成某种“性丑闻”，在人言可畏的伊斯兰教国度，只言片语都能发酵成巨大道德危机。所以最直接的结果是——奶奶对五个女孩进行“贞洁检查”然后实施禁足，限制禁锢逐步升级，蛮横隔离了他们与外在世界的关联，她们不准去上学，不准见男孩，不准穿暴露的衣服，不准去看球赛。相亲结婚，按部就班。从安装铁窗到门口的铁栅栏，这个“家”变得愈是像一座监狱。
《野马》里的拉蕾是五姐妹里最淘气机灵的“小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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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特别是这个最小的女孩拉蕾。她在前两位姐姐出嫁之后迅速成长为姐妹团最诡计多端的小英雄，正如《瓦嘉达》里的12岁女孩为了买到心爱的自行车可以费尽心机去研读毫不熟悉《古兰经》，拉蕾可以为了帮助四姐逃脱包办婚姻，也会到奶奶房间偷钱，偷溜出门找货车司机亚辛学习开车，带着四姐跑到遥远的伊斯坦布尔。
这种古灵精怪的孩子形象在第三世界的电影里尤其吃香，电影双周刊在评论阿巴斯作品时曾描述过缘由：“或依稀混杂着丝丝成熟世故后的自惭形秽，以及丝丝对于自身童年的依恋...他们不仅自然得完全不像演戏，而且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之间，都把人类与生俱来的那种至善至真的纯真表露无遗。”
《野马》里的拉蕾和《猎犬》里的女孩莱维伦
类似的表达在美国电影里也多有出现，1997年《猎犬》里狂热爱着猫王的达科塔·范宁，《阳光小美女》里跳爷爷舞蹈的阿比盖尔·布蕾斯琳，甚至《海扁王》里的“超杀女”科洛·莫瑞兹都有同类叛逆特质。《野马》里的拉蕾也是如此，通过儿童明澈的内心世界，以诗意的表达来映射成人社会。她们还在随心所欲的年龄，还没有形成顺应社会舆论需求的“人格面具”，还能让人“不小心窥见”真实温暖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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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在其《原始意向和集体无意识》书中提到过“人格面具”的概念。人格面具在希腊文里原指演员为出演某个特殊角色而戴的面具，后来泛指人在环境压迫下，采取相对应态度去应对不同境况。在社会规范里每个人被塑造出来的社会双重，甚至多重性格。人类是一种要遵循文化习俗的社会动物，但因此生成的人格面具，并非我们真实的自己。
在《野马》里不仅是主角女孩们，对艾敏阿姨这个人物也有双重表达。土耳其99%的人信奉伊斯兰教，艾敏阿姨常年在这种传统教义熏陶下，不仅自己成为男性话语的顺从者，更身体力行地监督和传递这种观念给年轻女孩，但电影情节又让我们看见她私心“叛逆”的一面，比如她可以为了掩护五个女孩偷溜出去看球赛这件事，破坏家里的电闸，拿石头去砸镇上的供电器，让全镇都看不了电视。
《处女之死》和《野马》同样有遭受家庭禁锢的五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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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马》的故事构架跟1999年索菲亚·科波拉的《处女之死》很相似，两部片也都有同样的别名《锁不住的青春》。都是五个女孩因传统教义被家人禁锢（虽然这个宗教不同），都有自杀情节，但是《野马》的热血抗争和《处女之死》的压抑阴郁还是拉开距离。
《处女之死》对女孩抗争的处理极度艺术化，除了最小的妹妹西西莉亚措不及防地跳楼，其他四人均有预谋地在某个晚上集体自杀，还刻意吸引男孩进家，来见证这场死亡盛会。整个情节安排透着强烈的仪式感，且全片不少桥段都如是。但《野马》里五个女孩的抗争爆发是奔放强烈的，见筋见骨，有血有肉。虽也有惨烈如三姐埃杰的骤然跳楼自杀，委曲求全如二姐受婆家屈辱，但大姐索纳伊还是如愿以偿嫁给了心爱的男孩艾金，四姐努尔在妹妹拉蕾的帮助下逃离被安排的命运，整场抗争看下来有喜有忧，至少取得局部胜利。
《处女之死》五姐妹自杀之后，出现的“窒息派对”有浓烈仪式感
而且不同于《处女之死》大篇幅阴暗窒息的画面，《野马》对五个女孩在房间里的玩闹刻画得唯美梦幻，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五姐妹被禁足的阴郁萧瑟感，导演蒂尼斯·艾葛温让这群女孩在镜头里充满青春的活力，野性的长发在风中狂纵舞蹈，如同无法压抑的自由欲望。这种美好，跟《我在伊朗长大》里玛姬的奶奶每天往Bra里放茉莉花的细节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便是受困于“牢笼”，她们依然不放弃对美的渴望。对比《处女之死》里随处乱丢衣服和圣母像的家、自暴自弃每晚在屋顶上和不同男人做爱的蕾克茜，《野马》更有股“立象以近意”的讲究，让你看见腐烂黑盒里装满香气诱人的鲜花，巨大反差激发观者保护的冲动。
《成长教育》里16岁的珍妮意外“被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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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男性话语里成长起来的女性，要形成独立自我意识举步维艰。2009年英国的《成长教育》里就曾以16岁女孩珍妮“被小三”经历来讽刺父权制社会结构。珍妮原本一直遵照父母意愿学习生活，考牛津大学。机缘巧合碰见风趣博学的男人大卫，他带她去她梦寐以求的巴黎，带她见识灯红酒绿——音乐会舞会赛马赌博，这个男人甚至虏获珍妮父母的心。但谁也没想到这个大卫其实已婚，在珍妮发现这件事之后他甚至逃避责任，彻底消失了。电影前面80分钟构筑的完美男性形象在结尾轰然崩塌，反倒早前被珍妮视为刻板的女老师和校长，此刻成为她自由创作的守护人。
《野马》里的大姐索纳伊因为被心爱的男孩迎娶才“逃出火坑”
土耳其的《野马》同样有这层意思，只是不像《成长教育》点明说透。它有激烈尖锐的自杀情节，却又留下未尽之意诱人浮想联翩。五位女孩诚然有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父权制社会结构，但这所有的对抗都必须依赖其他男性。大姐的所谓“幸福”是靠男人给的，因为她爱上的男孩刚好愿意前来迎娶她把她救出火坑；二姐新婚之夜被婆家揪去医院验处女膜，给她做检查并善意表示可以帮她说谎的医生是男人；拉蕾帮助四姐逃婚，也是找来货车司机亚辛来帮忙，送她们去车站搭上前往伊斯坦布尔的车。桥段细节明晃晃，说的都是对当下境况的无奈。男性依然是女人们的出路，是她们强有力的倚靠。
没人知道蕾拉和努尔逃到伊斯坦布尔之后，是否就能过上想要的生活。留点分寸，反倒诱人。让观者笃定，即便禁锢在黑盒里的鲜花枯萎败落，仍留馨香满怀袖。比如罗兰·巴特的脱衣舞美学——身上的最后一块布拿掉后，就不性感了。
你看，《野马》的性感全在画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