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治病当作生意（是他们养家糊口的生意）
把治病当作生意（是他们养家糊口的生意）然而，奶茶店刚开业不久，谭溪就遭遇了第一颗「雷」。新冠疫情袭来，学校停课，店铺关停，她只得回家。几个月间，一些网贷陆续到期，没有工作的她只能以贷养贷，即便如此，等待着复工的谭溪对创业仍有信心。2019 年本科毕业后，谭溪终于实现了她一直以来的梦想——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她的店开在大学城，筹备的资金多半来自网贷，但她对未来很乐观，「回本赚钱不过是时间问题」。 在媒体的叙事中，像谭溪这样的受试者有一个特殊的名字——「职业试药人」， 他们往来于不同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参与一次又一次的临床试验。而从试验中获得的「补偿费」，则是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 试药人的世界「计划了半天，一个雷过来全完蛋」，谭溪这样描述自己「一塌糊涂」的生活。
「我当时甚至考虑去做代孕，你能想象我缺钱缺成什么样了吧？」经历了创业失败、刚毕业一年就欠下十几万网贷的谭溪对我说道。
「但我后来一想，不行，这会把我彻底毁了，来钱又多又快，我会上瘾，没有回头路」。之后，谭溪也考虑过捐卵，「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做『试药』，钱虽然远没有捐卵多，但能逼着我一边试、一边找工作」。
此后的一段时间内，这份收入都是谭溪的生活支柱。
所谓「试药」，就是参加药物临床试验。健康受试者将药物摄入体内，以供研究者观察其对药物的反应，试验结束后，他们将得到几千元的「补偿费」。
在媒体的叙事中，像谭溪这样的受试者有一个特殊的名字——「职业试药人」， 他们往来于不同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参与一次又一次的临床试验。而从试验中获得的「补偿费」，则是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
试药人的世界
「计划了半天，一个雷过来全完蛋」，谭溪这样描述自己「一塌糊涂」的生活。
2019 年本科毕业后，谭溪终于实现了她一直以来的梦想——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她的店开在大学城，筹备的资金多半来自网贷，但她对未来很乐观，「回本赚钱不过是时间问题」。
然而，奶茶店刚开业不久，谭溪就遭遇了第一颗「雷」。新冠疫情袭来，学校停课，店铺关停，她只得回家。几个月间，一些网贷陆续到期，没有工作的她只能以贷养贷，即便如此，等待着复工的谭溪对创业仍有信心。
终于等到了学生复课，谭溪却同时等到了不期而至的第二颗「雷」。当她满怀期待地回到大学城准备营业，却被通知她租下的店铺是违建，马上要被拆除。立刻，刚毕业不久的她背负上了十几万无力偿还的债务。
经过考虑，谭溪决定去「试药」。回忆起当时的经历，她说道：「多数时候全程基本没太大感觉就结束了，也没有明显副作用」。
参与了几次「试药」后，谭溪的生活有了好转。之后，她找到了固定的工作，结束了以「试药」为职业的生涯，「我还是想回归正常生活的」。
谭溪当时的状态是很多「职业试药人」的缩影。
孟华是湖南省一家临床试验机构的办公室主任，负责统管全院所有的临床试验项目。这家医院主要做药物一期的生物等效性试验，这意味着她接触的大多都是健康受试者：「来的一部分人都是欠了网贷的，他们的银行卡被冻结，工作也不好找，给他们打钱的时候他们用的都是别人的卡，有的过几个月就又来做了」。
而在河南省的某三甲医院中，一种用于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药物正被一些健康人服下，他们正在接受一项药物临床试验。这些健康人将在医院连住 20 天并接受一次回访，项目完结后，每人将得到一万四千元的补给费用。
「和开会很像，一般是医院选一个楼层封闭起来，将受试者隔离在其中」，申办方派出的监督员陈锐向我描述着一期临床试验的场景。
「试验前一天，受试者下午 5 点进入一期临床研究室，安排进餐，因为下一餐一直要到第二天中午才能吃，试验前 10 小时禁食，只有喝药时喝 240 毫升的水。」
除了遵循方案禁食禁水外，试验前的其他准备工作，他同样熟悉，作为监督员，陈锐需要奔波于多个不同的临床试验机构进行监督，以保障试验中受试者的权益。
试验里，几乎每天、每个时间都有它的安排，且各药物的方案并不相同，因此试验也需要严格遵守具体流程。
以某项药物试验第一天为例，从早上 8 点开始，受试者服药、安放留置针、采血样，视具体情况，一般上午隔十到数十分钟采一次血样，而下午采血间隔时间则以小时计算。
晚上 8 点试验结束，受试者排队回到病房，等他们洗过澡后，医护人员会到病房给他们量血压、测体温、给采血的穿刺部位消毒，当天的流程结束。
晚上 9 点半，病房熄灯，受试者睡觉时必须露出脸，方便医护人员通过摄像头观察每个人的睡眠情况，只有病房的夜灯和摄像头上的红灯彻夜长明。
上瘾
「这是他大半年内第三次来住院了。」
病房里，秋石穿着一身病号服坐在床上，留置针在胶布的固定下静伏在他左侧的小臂上，他用右手熟练地摊开了一本英文单词书，或许是由于经常翻阅留下了痕迹，书页十分配合地停留在了他要寻找的那页。
同病房的受试者，有的在闲聊，有的在看视频、玩游戏，秋石却只是静坐在自己的病床上翻着书。每次住院，他总是这样格格不入。
秋石是一所高校的大三学生，家境贫寒，每隔几个月就会来参加试验，以此挣学费和生活费。
一年后，他考上了某知名大学的研究生，消息传来的时候，医务人员都替他感到高兴。
虽然在「职业试药人」的群体中，也有许多人同秋石一样，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期待着摆脱以「试药」为生的现状，回归「正常的生活」。
「我们行内有一个说法：试药会上瘾」，孟华说。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指出中国要大力开展仿制药质量疗效一致性评价，掀开了中国开展大量仿制药临床试验的序幕。
据《2020 年中国药物临床试验分析报告》，2018 年～2020 年间，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登记数量持续上升。而据《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现状年度报告》显示，2020 年，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共登记的临床试验较 2019 年总体增长 9.1%。
图片来源：国家药监局
药物临床试验通常分为四期，其中一期试验的受试者主要为健康受试者，随后几期则面向患者进行。
一致性评价的开展，使得各机构对健康受试者的需求大大增加。
而对于一些健康受试者而言，第一次的「试药」尝试很可能在不觉中成为他们变成「职业试药人」的开端。少则两三千，多则上万的「补偿费」成为了许多人的主要经济来源。
「有的人发现试药拿钱很轻松之后，就不想做事了，受挫能力也很差，一没钱就想办法去试药」，孟华显得有些无奈。
华中科技大学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曾繁典教授曾参与过众多临床试验的伦理审查，他表示，「试药补偿费」是由试验申办方和主要研究者根据具体情况拟定的，而伦理委员会则需要负责审查，以对受试者在试验中的付出进行合理合据的补偿。
某临床试验机构办公室主任孟华介绍，这笔补偿费由试验的申办方承担，具体数额则由项目时长、药物本身有害程度、来医院的次数等不同因素决定，「比如肿瘤药肯定补贴多，因为对人体伤害大」。
然而，一期临床试验通常要求至少三个月的「间隔期」，即健康受试者在完结一个试验项目后须满三个月才能参加下一个试验，这是为了防止药物之间的互相干扰，更重要的是保护受试者的健康，防止过度频繁地接受试验产生对受试者的潜在性损害。
但对于部分「职业试药人」来说，三个月的「空档期」意味着没有收入、是平白浪费的时间——因此，为了尽快入组，钻空子的「手段」也就应运而生。
一项试验结束后，孟华和同事们面对着一名受试者波动异常的数据曲线分析道：「这种情况可能是药没吃进去，可能睡眠有问题，（数据异常）肯定是有原因的。」
随后，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分析人员排除了绝大多数的可能，将原因锁定在了药物的相互作用上。
孟华随即联系了这名受试者，电话中，他承认了自己在这次试验入组前刚刚从另一个贴膏的试验中出组。
这意味着，与他相关的数据全部无效，只能从试验中全部剔除。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这对试药人自身和药物临床试验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提到这些不遵守间隔期的受试者，孟华的语气变得有些焦急和生气。
她表示，对于受试者来说，每次试验都要采 100 到 300 毫升的血，如果频繁「试药」会造成身体贫血，抵抗力下降，导致身体机能代偿，容易引发肝脾肿大。而对于试验结果来说，如果这些不准确的数据能被及时发现，就会被剔除，但却是一种对受试者和试验方双方的资源浪费，如果没被发现，则会对试验结果的准确性产生负面的影响。
「但这种现象现在很难规避」，孟华提到，虽然一期临床试验都要求联网，受试者参与试验的日期和周期都会被记录下来，但在全国范围内，还未形成一套联通的系统将所有数据汇总，「不同地区用的系统也不一样，我们湖南省内基本用的是太美系统，但长三角地区、南部沿海地区、北京，可能都有自己的系统」。
区域网络之间的信息不互通导致一些「职业试药人」在不同网络中横跳，逃避间隔期的要求，「受试者是可以迁移的，这个肯定管不了，我们这边就有外地来做项目的，最远的从长春来的都有」，孟华告诉我。
「这个问题，我觉得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双系统，地方的系统要和全国联网的系统合并」，孟华沉默了一会儿后说道。对此，曾繁典教授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他建议各地区临床试验机构联合建立「受试者募集网络平台」，对受试者的唯一身份证号进行登记，「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真正实现全国联网，那么每位受试者是否符合对间隔期的要求，一切一目了然」。
从试药人到中介代理
随着行业整体发展，「试药产业链」也已经分化出清晰的上中下游，在供方与需方之间，产生整合了大量资源与信息的「中介」与「中介代理」。
虽然告别了「职业试药人」的身份，谭溪现在在临床试验行业中也算得上是半个「行家」，在做过一些临床试验项目后，她结识了一些招募受试者的中介，并做起了中介代理，在招募的过程中与中介「共分一杯羹」，这成为了她除了正职工作外的一份兼职。
「我现在偶尔才去试药，并且会选一些钱没那么多的，这样对身体伤害能小一点」，这是谭溪在兼职做中介代理后的转变。
吴濛有着和谭溪相似的经历，三个星期前，她从工作地赶往武汉参加了一项适应症是骨质疏松的药物的试验。
虽然身体健康，但在体检的时候她还是难免紧张，因为体检结果关系到她是否能够入组，如果被淘汰，将无法获得任何收入，「那我的车费和请假扣的钱都亏了，还好最后过了」，吴濛说道。入组当晚，护士在她肚脐眼右边的地方画了圈，第二天，药物从这个部位被注射入她的体内。
住院七天后，试验结束，共 7000 元被打入了吴濛的银行卡账户。
偶尔参加临床试验是吴濛的收入来源之一，除了正职工作外，她同时兼职做招募受试者的代理，通过自己的社交渠道发布临床试验项目的招募信息，每招募到一名合格的受试者就能从中获得数额不等的提成，「具体钱数要看项目给受试者多少钱，他们拿得多，我就也拿得多，算是收入不错的副业了」。
据吴濛的介绍，现在做一期临床试验的机构通常都是和一些大的中介平台合作，由这些平台发布招募受试者的信息，包括地点、周期、是否联网、补偿费用、对受试者身体条件的要求等等，而这些大中介下面常常还有小中介，小中介之下还有众多像吴濛这样的代理，这些招募信息由此得以层层扩散，从微博超话、豆瓣小组，到更有针对性的 QQ 群、微信群，广泛分布在各种用户量众多的社交平台上。
某社交平台上的试药信息
图片来源：网络
刘艺是中介里直接与吴濛对接的工作人员，他们长期招募兼职代理，「我们不收全职，这也没啥好做全职的，我们这边大部分也都转兼职了」，刘艺告诉我。在他所在的中介中，若想成为代理与之合作，要先交付 299 元的「代理费」，然后中介会将招募项目信息与代理共享，「随后你用你自己的途径招人，按合格的人头数计费」，他继续介绍道。
对于「职业试药人」而言，能够顺利完结项目以获得补偿费是参与试验最直接的目的，因此体检对他们来说是至为重要的一关，体检不通过意味着「颗粒无收」，还要搭进去路费。
因此，在中介发布的招募信息中，都有说明试验对受试者的要求，比如在一则招募信息中就明确写到：「吸烟者不接受报名！规避二手烟！」
但紧随其后却另有一个括号，其中写着：「说不吸烟＋戒烟 7 天＋每天 3 瓶纯净水＋喝点醋」，这正是中介提示抽烟报名者如何能通过烟检的手段。
而据吴濛和刘艺所说，只要报名者顺利通过体检入组，中介和代理就能获得相应的报酬，对于随后的试验过程是否顺利，对他们而言并无影响。
这种中介帮助受试者「钻空子」的现象并不少见，对仍处于药物间隔期内却想报名另一个试验的受试者，一名中介招募人员直言，可以做其他区域网系统的项目，「但你（两个试验）中间不能隔太短，不然体检人家看见针眼肯定会问」。
这些现象有时也让孟华感到头疼，对于那些在试验过程中被发现问题的受试者，通常情况下医护人员会联系招募这名受试者的中介，「但很多时候找中介也没用，他们基本上也都不认识受试者，最后也负不了什么责任」，孟华叹道。
「中介这个方面目前还处于一个灰色地带」，曾繁典教授对此表示担忧。
目前临床试验行业对招募中介的监管还比较缺乏，主要是靠伦理委员会对临床试验机构提出，让它们对合作的中介进行规范化的要求，「这是行业与行业之间的沟通，但只靠这个还远远不够」。
对此，曾繁典教授认为，这些中介机构如果也采取备案、申报、审批的模式，建立起行业道德和规范，归入监管范围内，由药品监管部门进行监督，「就像对待试验申办方和试验机构一样，有定期检查、抽查、飞行检查，有严格的处罚措施」，那么中介作弊的现象就会得到遏制，这一灰色地带才可能被更彻底地清除。
贡献者，还是破坏者？
「我个人不认同『职业试药人』这个说法」，曾繁典教授严肃地说道。
他认为，首先，国家职业分类中并无此说，如果作为一种职业，它不具备健全的法律保护，其次，虽然「试药人」已是流行于互联网上的一个称呼，「但我每次看到心里都很不舒服，这个称呼暴露了受试者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科学的称呼应该是『健康受试者』」。
长期以来，社会对试药人的刻板印象，也客观上使得临床试验项目的推进遇到困难。
不久前，孟华所在的医院正在进行一个药物四期临床试验的项目，药品已经上市，需要对一些服用药品的患者进行回访，「只是一个咳嗽药，只是让他们来医院填个表，问一下有什么反应，有没有效果，我们还给 100 块交通补助费，他们也不愿意，觉得自己是小白鼠」。
「一些文章刻意地把临床试验描述得很可怕，把受试者描述得很惨，说他们是小白鼠，这非常误导大众的认知」，曾繁典教授说道。他曾参与过的众多临床试验的伦理审查和追踪审查，「在正规实验条件的前提下，对仿制药进行一致性评价的临床试验很安全」，因为这些药已经用于临床，并且在试验过程中会用一到三次药。
某临床试验机构办公室主任孟华表示，正是社会上对临床试验的偏见造成了受试者招募困难，「生活好的人很多不愿意参加，可能是那些生活困难的人才愿意来」，在她看来，如果社会对临床试验的认知能够更加准确，会有更多人自愿来做受试者，那么「职业试药人」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得到改善。
「就像（中国）从 1998 年开始提倡无偿献血，最开始觉得很难，做不到，但现在已经被广泛接受了，成为临床用血的主要来源」，曾繁典教授认为对临床试验招募的普及工作同样需要医学界和舆论界的长期努力，「增强社会责任感，普及医疗知识，充分尊重受试者，『职业试药人』的问题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职业试药人」，他们一方面是医药事业发展的贡献者和牺牲者，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试验规则的打破者，「我对他们的心情很复杂」，孟华对此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无论是中介作弊，还是一些将试验职业化的受试者违反规则的行为，都是现实存在，「对于这些行为我们严厉谴责，但对受试者本身，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们都做出了牺牲，我们医护人员心存感激」。
对于这一群体，曾繁典教授的态度则十分明确，他认为无论受试者是否遵循规则，将参加试验职业化都是不可取的，「这对个体的健康会造成未知的影响，对他们的人生规划和发展也会产生影响」。
「职业试药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产物，同时这一群体选择以此作为生计手段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更多的个体困境，这涉及到更复杂的社会结构性问题。
因此，曾繁典教授认为对这一现象的规避需要总体的规划，具体到医药行业内，试验药物申办方应在试验前进行更充分的药物制剂学研究，「入选例数不是越多越好，要减少对临床试验资源的浪费」；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范围应进一步扩大，在未来，可以持续关注招募中介的规范化管理问题。
另一方面，曾繁典教授表示，中国现在的多数仿制药已经完成了一致性评价，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大规模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试验阶段将逐渐减少，药物临床试验对健康受试者的需求量也会随之下降。
对于所谓的「职业试药人」而言，那些病房里的灯光，也终将淡去。
致谢：感谢华中科技大学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曾繁典教授、湖南省某临床试验机构办公室主任孟华老师对本文做出的贡献。
（文中谭溪、孟华、陈锐、吴濛、刘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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