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珞珈印记：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建校初期的两个
武汉大学珞珈印记：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建校初期的两个第一，建设地点——“卓刀泉、东湖嘴一带”1928年11月28日，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湖北省建设厅召开，并通过了一系列与新校舍建设有关的重要决议，现择要简介如下：1928年夏，中华民国大学院决定将原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改建为国立武汉大学，其校址最初仍位于武昌东厂口。6月21日，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树杞召集在汉的几位筹备委员举行了第一次谈话会，决定将武昌城内面积更大、校舍更好的前两湖书院旧址拨用为武汉大学校址。几天后，筹备委员李四光来到武汉，并在第二次谈话会上提出另行择地建设新校舍，得到了其他筹备委员的赞同。随后，当武大筹委会将这项建议呈报给大学院时，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表示“极端赞成，当即批准”，并指令武大成立一个以李四光为首的“建筑设备委员会”，专门负责新校舍的建设工作。最初，李四光计划在武昌郊外的洪山附近建设新校舍。不过，当时建委会委员兼秘书叶雅各“于武昌东湖一带考
众所周知，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刚刚成立不久的国立武汉大学，在武昌郊外的珞珈山地区大兴土木，辟山建校，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便陆续建成了一批气势恢宏、美轮美奂的宫殿式建筑，将这片人烟稀少的荒山野岭变成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学校园之一，堪称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在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建校初期，有两个年份的“11月28日”特别值得铭记。一个是1928年，也就是国立武汉大学正式成立的那一年；另一个是1932年，即学校从武昌东厂口旧校舍正式迁入珞珈山新校舍的那一年。
1928年11月28日：
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1928年夏，中华民国大学院决定将原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改建为国立武汉大学，其校址最初仍位于武昌东厂口。6月21日，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树杞召集在汉的几位筹备委员举行了第一次谈话会，决定将武昌城内面积更大、校舍更好的前两湖书院旧址拨用为武汉大学校址。
几天后，筹备委员李四光来到武汉，并在第二次谈话会上提出另行择地建设新校舍，得到了其他筹备委员的赞同。随后，当武大筹委会将这项建议呈报给大学院时，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表示“极端赞成，当即批准”，并指令武大成立一个以李四光为首的“建筑设备委员会”，专门负责新校舍的建设工作。
最初，李四光计划在武昌郊外的洪山附近建设新校舍。不过，当时建委会委员兼秘书叶雅各“于武昌东湖一带考察农林状况之后，对大家说武昌东湖一带是最适宜的大学校址，其天然风景不唯国内各校舍所无，即国外大学亦所罕有；于是李先生等亲去该地察看”（王世杰语）。经过李四光等多位建委会成员的集体考察，他们最终于11月下旬“择定洪山附近卓刀泉、东湖嘴一带建筑新校舍”（刘树杞语）。
1928年11月28日，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湖北省建设厅召开，并通过了一系列与新校舍建设有关的重要决议，现择要简介如下：
第一，建设地点——“卓刀泉、东湖嘴一带”
第二，建筑原则——“以宏伟、坚牢、适用为原则，不求华美”（有意思的是，事实上，武汉大学后来所建成的新校舍，其“华美”程度可谓远远地超过了“适用”）
第三，建设经费及筹集方法——建筑费100万元，设备费50万元（其中图书、仪器各占一半），共150万元，由中央和湖北省政府各拨一半，在建委会成立后一个月内各拨20万，第二个月各拨10万，此后每个月各拨5万
第四，配套道路工程——“请建设厅修筑由洪山至新校舍之马路”（这条马路最终于1930年初建成通车，并由王世杰校长命名为“大学路”）
第五，工程师人选——“由委员长负责聘定”
1928年11月28日，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部分）
随后，武大建委会委员长李四光便带着“负责聘定”工程师的重要使命回到上海，经过一番物色，最后找到了一位名叫开尔斯（Francis Henry Kales）的美国建筑工程师，并邀请其来校考察。1929年2月中旬，开尔斯来到武昌，在武大建委会选定的“卓刀泉、东湖嘴一带”进行实地考察，当他登上东湖嘴北面的落驾山（又名罗家山、落袈山、逻迦山，后正式定名为珞珈山）之后，对这一带的地理形势极为赞赏，并且提议以落驾山西北不远处的狮子山作为主要的校舍建设中心，这就相当于是对李四光等人先前选定的新校址作了一点微调，即由珞珈山南麓地势平坦的“卓刀泉、东湖嘴一带”，更改、转移到了珞珈山北面高低起伏的丘陵地带，后来也得到了学校方面的认可。但不管怎样，1928年11月28日，也依然可以被视为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为学校初步选定新校址的一个标志性日期。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武大建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的当天下午，湖北省政府第63次政务会议便讨论了“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函请拨借省款建筑校舍请鉴核示复案”，最后决议“由财政厅设法借拨”。随后，湖北省财政厅又在较短时间内为武大拨出了第一期20万建筑费。
到了12月初，以李宗仁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也批准了武大新校舍建设经费的拨款方案。然而，由武汉政治分会代表中央所分担的第一期20万建筑费却迟迟未能拨出，随后桂系军阀又在1929年春的蒋桂战争中遭到失败，被迫退出了武汉，于是这笔钱也就打了水漂。
对于武大珞珈山新校舍建设，李宗仁晚年在海外时曾回忆道：
民国十七年秋间，李四光、王世杰、彭学沛等鄂籍知名教授回到武汉，和我磋商，拨款兴建武汉大学于珞珈山，我亦深觉建国之道，首需人才，故在军费极其支绌之时，慨然先拨二十万元，以资提倡。省府不甘落后，也筹拨相同之数。后来该大学的校舍竟成为全国最壮丽的学府建筑。
事实上，恰恰相反，当时的湖北“省府”在第一时间便已决定拨款资助武大新校舍建设，并且后来也实际拨付给了武汉大学第一期建筑费20万元，决不是什么“不甘落后”，而李宗仁所谓的“慨然先拨二十万元”，显然与事实背道而驰，而且，由于种种原因，他曾许诺过的这笔拨款，最终仍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总之，依据现有的多处相关史料记载，笔者完全可以戳破李宗仁的这个小小的牛皮。
1932年11月28日：
胡适日记盛赞武大珞珈山新校舍建设
1931年底，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完工。1932年春，学校迁入新校舍开学上课。3月18日，王世杰校长便致函当年在北大的老同事胡适，邀请其来校参观，但未能如愿。5月26日，武汉大学举行了隆重的新校舍落成典礼，蔡元培和李四光分别作为行政院与教育部的代表出席了此次庆典，但他们的老朋友胡适还是未能应邀前来。6月7日，王世杰再次致函胡适，称他和蔡元培先生“均以兄不及南来同游为憾”。
6月24日，武大法学院教授周鲠生又致函胡适称：“武大新校落成典礼，大驾未如约南来参加，颇令人失望，希望秋季天凉仍来看看武大，与旧友们聚会。”于是，在武汉大学的这些“旧友”们的多次邀请和一再催促下，当年11月底，大名鼎鼎的胡适博士终于起身南下，第二次去拜访武汉大学，不过，前往武汉大学的珞珈山新校舍却是第一次。
胡适第一次来到武大是在1925年秋，当时，学校的名称还叫国立武昌大学。据胡适当年的日记所言，“这回南下是受了武昌大学和武昌商科大学的邀请，去讲演五次。但到了武汉之后，各处的请求狠难拒绝，遂讲演了十余次”。尽管胡适在武汉各处的讲演均深受广大听众的欢迎，但他本人对武汉当时的教育发展状况却不敢恭维，他在日记里如此写道：
武汉的教育最不行。近年野鸡大学添了许多，国立省立的也不少。国立武昌大学之外，又有国立商科大学，已很可怪了。又有省立文科大学，医科大学，法科大学，农科大学等，每校各有校长，均已委任；有学校未成立而校长已委任的（如农科大学）。此真是怪现状。此间斗大山城，那容得下这么多的大学校？第一步宜合并武大与商大，第二步宜合并省立各分科大学为一大学，第三步然后合并为一个武昌大学，名义上为国立，而省政府担负一部分的经费。或者画分武昌大学区，以两湖为主，担负大部分的经费，而邻近各省分担一部分的经费。
……十余年来，武汉几乎没有学校可说……此时的救济，在于先定一教育计画，明察中国中部的需要，分期进行，不期于速效，而重在长久之计，使一班以教育为终身事业的人才以全力办理其事，五年之后便可改观。若如今日的现状，湖北仍是没有教育可说也。
虽然胡适当时对武汉的教育根本看不上眼，不过，对于如何改进武汉的教育，他倒是非常“热心”地在自己的日记里提出了不少很有见地的看法，其中就包括了一个逐步将“武大与商大”及“省立各分科大学”“合并为一个武昌大学”的计划。非常有意思的是，仅仅一年多的时间过后，胡适所构想的这个“三步走”的合校方案，就被刚刚北伐成功的国民政府以“一步到位”的方式实现了——
1926年11月20日，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决定将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湖北省立法科大学、湖北省立文科大学、湖北省立医科大学等校合并，组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1927年2月，武昌中山大学正式开学。不过，当年年底，学校即被国民党桂系军阀非法解散。
1928年夏，在中华民国大学院将原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改建为国立武汉大学的过程中，由于院长蔡元培的刻意安排，学校的主要领导人物及核心教职员多为他当年在国立北京大学担任校长时的门生故吏，很多人过去在北大都与胡适共过事，而武汉大学在经过了这次脱胎换骨的改建之后，发展势头也蒸蒸日上，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可谓一日千里。
对于自己昔日的这些北大老同事们在这所新兴的学府里所创造的办学佳绩，胡适自然是看在眼里，恰如他自己在1925年秋所期望的那样，“使一班以教育为终身事业的人才以全力办理其事，五年之后便可改观”。1931年初，曾有武大学生在一篇文章中如此转述胡适当时对武汉大学的称赞：“最近闻胡适先生有言云：‘近年来国立各大学，无不风潮迭起，惟国立武汉大学及东北大学，竟平静无波；朝气勃勃，将来大学中之有最大发展者，恐亦舍此两大学而莫属者也’。”由此可见，胡适当时对武汉大学的发展前景极为看好。不仅如此，由他担任董事兼秘书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对于武汉大学当时在武昌郊外的珞珈山所进行的新校舍建设也给予了大力的资助，而这也让武大的同仁们感激不已。
1931年落成的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部分建筑，从左到右依次为学生食堂及礼堂（现为樱园食堂，已停伙）、男生宿舍（现为樱园宿舍）、文学院（现为数学与统计学院）、理学院
1931年9月落成的珞珈山一区“十八栋”，山顶为水塔，左下方为当时的国立武汉大学附设小学校（该建筑早已不复存在）
1932年11月27日傍晚，胡适抵达汉口，随后便被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等人接到武大法学院院长皮宗石家中共进晚餐，当晚，胡适下榻于珞珈山上的听松庐。
11月28日，胡适在王世杰、皮宗石的陪同下参观了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观感：
上午与雪艇、皓白同去参观武汉大学。计看过的地方有工场，小学，女生宿舍，文学院，理学院，图书馆，男生宿舍。雪艇诸人在几年之中造成这样一个大学，校址之佳，计画之大，风景之胜，均可谓全国学校所无。人说他们是“平地起楼台”；其实是披荆榛，拓荒野，化荒郊为学府，其毅力真可佩服。
看这种建设，使我们精神一振，使我们感觉中国事尚可为。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这些赞誉之辞，并不是客人当着主人的面所说的客套话和恭维词，也不是在公开场合做的一点表面文章，而是记录在纯属个人隐私的日记里的真实感想，完全是一番发自内心的高度赞赏。
另外，文中有几处地方简单地解释一下——
“雪艇”即王世杰（字雪艇），“皓白”即皮宗石（字皓白）。
“工场”即学校实习工厂，位于东湖之滨的侧船山麓，上世纪90年代被拆除，其原址现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女生宿舍”即现在的“蝶宫”，再说一遍——是“蝶宫”，不是什么“蝶楼”！！！
“男生宿舍”即现在的樱园宿舍。
另外，胡适当时在武大所参观的“图书馆”，并不是现在的樱顶老图书馆，该建筑当时尚未开建，在1932－1935年间，学校图书馆与法学院、校长室均集中暂设于先期建成的文学院大楼内。
11月28日这一天，上午参观完武汉大学校园后，胡适在听松庐吃了午饭，下午又与王世杰、邵逸周（武大工学院院长）、王星拱乘坐汽艇同游东湖，“来往约两点钟，仅游湖的一部分而已。此湖比西湖大，水清，湖底为沙地，又为活水，可通长江，皆胜西湖”。
当天晚上，胡适还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七时，过江，在蒋介石先生寓内晚餐，此是我第一次和他相见。饭时蒋夫人也出来相见。今晚客有陈布雷、裴复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