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时期大学迁移图，抗战时期复旦大学图书馆小史

抗日时期大学迁移图，抗战时期复旦大学图书馆小史建成的相伯图书馆系“工”字形建筑，由于右任题写馆额。楼下左右两翼为普通阅览室，中间为借书处，后连书库。楼上中间为杂志参考室、编目室及主任办公室。左右两翼有房八间，分配给经济、银行、史地、新闻、土木、社会、统计等研究室。普通阅览室可容纳300人左右，每日开放时间为上午六时至下午九时，兼供学生自修之用。然此后相伯图书馆的建造过程却是一波三折。1940年9月，因找不到合适价款的营造商，学校建筑委员会决定由校方自购建筑材料，雇工自建，因工程浩大，根本无力完成。1941年7月，学校始与营造厂签约，由其承建，造价为36.3万元。相比原来的10万预算，造价已翻数倍，可见当年物价狂涨之程度。营造厂承建后，因工料、工程人员等原因，时建时停，屡屡要求学校追加款项。1942年12月，时任校长吴南轩呈文教育部请求，“计相伯图书馆募款22万元，除提4万元赠与马先生家属外，实剩18万余元。其建筑包工费为36万元，尚约

陈启明（复旦大学档案馆）

复旦大学图书馆成立于1918年秋，其时戊午级学生集资创设戊午阅读社，此为复旦图书馆雏形。1922年春，大学部迁江湾，图书室设于奕住堂楼下，占屋不过两间。1929年将原有奕住堂增建左右两翼，成工字形大厦，全部楼上下，均扩为图书馆之用。至1937年，增购书籍数万册，规模日宏。“八一三”事变起，校中图书幸于事前迁至安全地址，旋奉部令内迁，因与大夏大学组织联合大学，在牯岭开学，其时淞沪抗敌，已阅两月，交通频危，乃将一部分图书，用小汽轮运至镇江，再转九江，迁牯岭，布置就绪，开放仅两周，复迁重庆。1938年1月，与大夏分立，复旦遂在北碚立校，图书馆亦随之成立。在渝办学九年，图书馆的工作也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并根据战时需要做出适当的调整。

本文综合利用复旦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及相关文献，梳理图书馆在颠沛流离的困境中所开展的馆舍、藏书建设及组织管理，从中或可折射出隐匿其中的历史细节和时代精神。

1929年添建两翼后之奕住堂，时已名图书馆

馆舍建设

1938年秋，迁川的复旦大学于黄桷镇租赁平房一幢，三开三进，前后共九间作为学校图书馆，内分书库一间、参考室一间、阅览室三间、杂志室一间、办公室一间，可容纳百数十人的阅览。当时商学院及新闻系在重庆市区办学，故另辟图书分馆，将商科、经济、新闻诸类图书运至分馆以供参考。所谓分馆，实为一大间平房，内略分藏书及阅览桌，可容纳六十余人的阅读。而各系图书馆的书籍西迁时大多留滞沪上，文史地学会在总图书馆的对面开辟一间民房，室中陈列师生自发捐赠的书籍；新闻学会的研究室在教室楼上，订阅了60种左右的四川各县及外省的各种报纸。

因黄桷镇地址卑小，不易发展，1940年复旦大学迁至东阳镇下坝（后改称“夏坝”）新建筑之校舍，其时图书馆的建设亦在筹划酝酿之中。1939年11月，创校人马相伯病逝越南谅山，复旦大学校董会、复旦同学会发起组织马相伯先生纪念委员会，募款建造相伯图书馆。是年12月，钱永铭、李登辉、吴南轩署名发布相伯图书馆募款启事“马相伯先生纪念募捐目标国币20万元，以10万元在复旦大学东阳镇新校地建造相伯图书馆一所，以5万元购置图书充实复旦原有图书，余数为印行遗著之用”。随后成立马相伯先生纪念委员会，于右任任委员会主任委员，邵力子、叶楚伧任副主任委员，向社会各界发函约请协助募集建筑基金。据1940年4月15日《复旦大学校刊》所刊校闻“相伯纪念图书馆捐款总数已达15万元”，其中写到“兹闻各地捐款陆续汇到者，又有数万元，总数已超出15万，纪念图书馆建筑样图，已在设计中，一俟绘就，即将提出建筑委员会讨论决定”。

然此后相伯图书馆的建造过程却是一波三折。1940年9月，因找不到合适价款的营造商，学校建筑委员会决定由校方自购建筑材料，雇工自建，因工程浩大，根本无力完成。1941年7月，学校始与营造厂签约，由其承建，造价为36.3万元。相比原来的10万预算，造价已翻数倍，可见当年物价狂涨之程度。营造厂承建后，因工料、工程人员等原因，时建时停，屡屡要求学校追加款项。1942年12月，时任校长吴南轩呈文教育部请求，“计相伯图书馆募款22万元，除提4万元赠与马先生家属外，实剩18万余元。其建筑包工费为36万元，尚约差18万元。”然教育部未允补助该款，相伯图书馆项目就此烂尾。直至1943年2月，原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长章益出长复旦大学。他再次呈文教育部请求追加建筑经费，教育部同意校方向银行贷款300万，作建筑校舍之用。之后校方对相伯图书馆未完项目追加16.6万元，由威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承建。同年8月终于竣工验收，交付使用。自此复旦大学在北碚始有了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

建成的相伯图书馆系“工”字形建筑，由于右任题写馆额。楼下左右两翼为普通阅览室，中间为借书处，后连书库。楼上中间为杂志参考室、编目室及主任办公室。左右两翼有房八间，分配给经济、银行、史地、新闻、土木、社会、统计等研究室。普通阅览室可容纳300人左右，每日开放时间为上午六时至下午九时，兼供学生自修之用。

1943年8月建成的北碚相伯图书馆

藏书建设

于藏书数量方面，复旦大学档案馆所藏的《1938年度图书概况》里统计的图书馆藏书情况，或是目前现存资料中，能够比较接近地反映出迁川初期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书数量的系统而又确切的数据。据《图书概况》记载，当时重庆复旦大学馆藏共计12539册，中文图书9323册（内含总类6246册、哲学80册、宗教2册、社会科学1220册、语言20册、自然205册、应用202册、美术8册、文学57册、史地1283册），外文图书3216册（日文66册、英文3141册、法文4册、德文5册），该表附有一份“重要及珍贵图书说明”：一是本统计表仅为迁渝书籍部分，其余当有四倍以上之书籍，仍留沪上，不在此统计内；二是重要图书如《四库珍本》、《四部丛刊》、《图书集成》及武英殿本《廿四史》全套，此次均一并带来；三是本校历年积藏各种杂志有六百余种，装订成册计三千余册，此次仅带极少部分。“极少部分”实为“西文刊物93种，中文刊物120余种”。从馆藏数量来看，迁川初期的复旦图书和期刊资料实在相当匮乏。

1938年底至1939年初，为谋充实图书，复旦师生发起献书周活动。据1939年1月1日《复旦大学校刊》所刊载的校闻，1938年12月23日复旦在重庆市区菜园坝的师生发起“献书运动周”，并以“复旦大学图书馆募书运动筹备会”的名义发起一则倡议书：“现在我们先发起‘复旦大学图书馆募书运动’，用全体的力量来发动，展开它！预备一星期内，在这儿先募齐一千部图书，然后再推广到北碚和校外去。相信你一定同情我们，并且热烈的参加这工作；充实我们的图书馆，就是充实大家的‘精神食粮’。”

募书运动以师生捐献为主，自菜园坝而推广至北碚。“本年一月五日起，举行校内师生献书周，以谋充实，开始后皆各踊跃输将，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搜集总数竟达三千余册。各教授于捐书外，凡市上不易购得之图书复愿将其私藏借存该馆陈列参考室中，供诸阅读，其嘉惠学子，良非浅鲜。”正如李登辉校长在1935年的校友节中所说：“复旦三十年来的校史，是一部师生合作建校史。”重庆复旦大学图书馆的这场募书运动，所折射的正是身处艰难困苦中的复旦师生合作建校的团结精神。

复旦大学档案馆所藏《1941年私立复旦大学图书估价单》显示：中文书籍15624册，价值约234360元；西文书籍4738册，价值533025元；日文书籍229册，价值4580元；中文期刊5570册，价值5570元；外文期刊1769册，价值26535元。估价人落款为时任图书组主任吴耀中。从时间节点来看，这份估价单当是复旦由私立改国立前对校存藏书的一次盘点。

值得一提的是，从1939年至1941年，西文书籍由3216册增至4967册，西文期刊从不足百册升至1769册，这在当时十分难得。事实上，西文文献的采购仍在战时条件下继续进行中，并通过各种途径开展藏书工作，时任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亦为此投入了不少精力。1937年元旦，《文摘》月刊创刊，孙寒冰任主编，并将此视为终生事业。为求办好该刊，孙寒冰经常赴港收集国外资料。据1936级复旦新闻系学生张正宣回忆“1940年1月，先生曾再次飞港，于2月间为学校和文摘社带回大批图书”。而此亦可从1940年1月15日《复旦大学校刊》所刊“图书馆在港添购大批西书”的消息中得到证实，“本学期图书馆曾在重庆购大批图书，惟以西文书籍在渝不易购得，托孙教务长寒冰在港购买，闻由教务处函各系主任开具书目每系添置西书两百元。现已将应购书目寄港，不日当有大批西书到校云。”在战时西文文献奇缺的条件下，孙寒冰利用常往返沪港两地的便利，使得复旦图书馆在文献收集上取得了不少成绩。惜1940年5月27日在敌寇轰炸北碚时孙寒冰不幸罹难成仁。

1942年1月私立复旦大学改为国立，随着学校实力的增强，图书馆藏书得到进一步扩充。仅1943一年间，添置西文新书191册，价值127460元，中文新书2389册，价值165843册，西文杂志22册，价值2875元，中文杂志1387册，价值9694元。同时图书经费也有所增长，并将图书经费列入教育部年度预算之中。如1942年1月，吴南轩主持校务会议，图书经费7.2万元。1944年2月，国立复旦大学报教育部年度经费预算379.2万，内含图书经费11.4万。除了拨款购买，学校还得到了各界捐赠的报刊书籍。如1945年1月得涪陵施孟槐双鹤馆赠书《廿四史》《耆献汇徵》《汉魏丛书》《明史稿》等24种650册。5月，又得中英科学合作馆赠送生物、数学名著、杂志122册。8月，得英国大使馆赠送第5期《印度杂志》40册。同年12月，本校教授洪深将教育部所发救济款10万元捐赠图书馆，指定专供外文系购买中英文戏剧书籍。

至1945年9月，为东迁装箱搬运作好准备，图书馆进行图书册数、重量、体积统计汇总：图书数量44023册，重约160000市斤，体积约8100立方尺。自1946年4月20日起图书馆图书概不借出，本校师生可到图书馆借阅，5月20日起各项图书开始装箱。从最初的12593册至返沪前的44023册，尽管战时面临种种不利条件，重庆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书量逐年增加确是不争的事实。

1942年1月30日，复旦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的教育部训

组织管理

图书馆向来隶属教务处，常设主任一人，秉承校长和教务长之命综理一切事宜。1938年，因西迁一度中断的图书委员会重新恢复，由时任教务长孙寒冰任主席，伍蠡甫、李炳焕、林一民、吴道存为委员。该组织主要指导图书馆职员管理图书，规划图书馆的设备，审查图书馆预算及决算等。1941年4月15日，图书委员会会议决定，改订借书规则及参考书籍阅览规则。会后由图书组主任吴耀中拟就《图书馆办事细则》，计总务、采购、登记编目、出纳与典藏、参考与期刊阅览五章二十六条，其中“采购”一章，规定“凡经合定手续以内教授开列之介绍书单，检查本馆有无，再汇齐送请图书委员会核准后购买。”图书委员会对图书采购具有决定权，且采购一般都应本校图书预算额内购置。

1942年秋，吴耀中离职，舒纪维任图书组主任。次年2月，章益出任复旦校长，以提升学校声誉、提倡学术研究为宗旨，首抓图书馆管理，他认为“图书馆之管理，关系教学与研究至于密切。今后为改善该馆之管理起见，请图书委员会主任委员伍蠡甫先生经常予以督导。对于该馆工作程序之确立，人员职掌之分配，以及工作效率之考核，均请伍先生斟酌指导办理”。

1943年5月27日，举行图书委员会会议，商定图书馆章程。6月，制定《复旦大学图书馆暂行办事细则》，计六章三十五条，图书组下新设总务股、采访股、编目股、阅览股、参考股、杂志股六股，由六位办事员，分掌各股事宜，分别具体负责：1、负责文件之起草及收发；2、登记订购各院系应用图书；3、除杂志、小册子外，管理全馆图书之分类及编目一切事宜；4、根据本馆借书规则办理本馆借书事项，整理及保管一切藏书；5、根据参考室借书规则办理借书还书事项。6、登记编制及陈列各种中西文杂志，并办理添补新旧杂志等事项。图书馆主任除总理图书馆一切事务外，为总务股当然股长。这是迁川以来复旦大学对图书馆工作体系所作的一次较大调整，各股的设立划定了权限，明确了职责，有利于开展图书馆的服务与管理。

1943年9月，舒纪维离职，胡文淑任图书组主任。次年，胡文淑在馆藏基础上编成《国立复旦大学中文善本书目录》一册，内有《铁云藏陶》、《诵芬录》、《石鼓文定本》、《翠寒集》、《女红馀志》、《古今图书集成》等465种，计5879册，又四部丛刊，四部续编，四库珍本各一部。该册为胡文淑亲笔所书，每书著录书名、册数、版本，为图书馆最早编印的一种善本目录。1945年，图书馆再次对原机构设置作出调整，由原来的六股改成事务、编目、出纳、参考四股，设书库、阅览、参考室三部分。由书库收藏该馆全部图书；阅览室供教职员、学生一般阅览之用，参考室由书库提出字典、辞典、年鉴、地图、表册、期刊、珍本以及各院系组科教员指定的参考图书等，以供教职员学生的参考，然此类书刊均不出借。前以参考室范围过小，每晚同学自修，拥挤不堪，近已迁至新落成的相伯图书馆内，容量较前增加一倍。

早在1937年复旦大学图书委员会修正通过了《图书馆借书规则》，1941年4月15日图书委员会会议决定对借书规则及参考书籍阅览规则重新加以改订。新制定的《图书馆同学借阅规则》对出纳、阅览、流通等工作做了详细的规定：“凡本校同学于注册后一月以内，凭缴费收据及学籍证亲至图书馆填写借书证。”为了最大限度保证图书流通，确保他人参考研究之用，对读者借阅册数和借阅时限做了规定，“借出图书每人限定两本，线装书籍以函为单位，每书以两星期为限，如无他人欲借，得由原借书人来馆声明续借两星期，但续借以一次为限。”对于违反借阅规则的行为，规定了严格的处罚规定，即“借书逾期经本馆通知会计组按日罚金，第一日罚金五角，以后每日以两角五分计算，逾限一星期以上，除按日罚金外，并由训导处予以适当之处分。”进一步明确了读者的借阅权限和责任，促使图书馆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以制度保障图书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1943年8月迁入相伯图书馆后 复又规定“书籍出纳每日平均约千册左右”“职员以五本为限，教授因特殊参考，以三十本为限。均限二星期归还。”

在渝办学九年，从无到有的馆舍，逐年增长的藏书量，日益完善的规章制度，或可窥见复旦人力求藏书不辍的苦心经营和坚定信念。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些实践活动似乎极其平常，然而在动荡的战争年代，它们增进了教学与研究的效能，使得学术弘扬、弦歌不辍，而蕴含其中的复旦精神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