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著哪个出版社的版本最好？第一种书四书章句集注已重印五次

四大名著哪个出版社的版本最好？第一种书四书章句集注已重印五次到现在，“四部要籍选刊”在浙大出版社已出版22种计122册，其中经部10种计63册、子部4种计11册、集部8种计48册。这套受欢迎的古籍影印丛书的选题是如何策划出来的？为了无限接近古籍原本，传承古籍精神，编辑团队在做这套书时还下了哪些功夫？在“四部要籍选刊”以外，浙大出版社在古籍出版方面还有哪些成果和计划？“四部要籍选刊”坚持两大原则：选取明清精校精注本为底本，以及单面影印。本套书的受众目标主要是专业的古籍研究者、文史专业学生和非专业的古籍爱好者。针对这些读者，每个影印本里都有用心撰写的出版说明，交代图书的撰写和传承源流，交代版本流传情况。浙江大学出版社还根据各书不同情况，编制了目录，添加了书眉，目录和书眉配合，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索引的作用，方便翻阅和检索。针对不同的书，编辑团队还会适当增加整理深度，比如有的书专设人名、书名、地名索引，对有些书进行校勘后附校勘记。作者：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

【百道编按】“四部要籍选刊”是传古楼与浙江大学出版社共同策划的古籍影印丛书。本项目2011年开始启动，2012年出版了第一种书《四书章句集注》，用的是清嘉庆吴志忠真意堂刻本，单面影印，位图影印。此书一出，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到现在已经重印了五次。从那以后，传古楼与浙大出版社就各自发挥优势，合力推动着“四部要籍选刊”。

《阮刻仪礼注疏(共8册)(精)/四部要籍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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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08月

浙大出版社自成立古籍编辑室以来，对古籍整理出版业务做了较为系统的规划。《四部要籍选刊》是其中古籍普及版块中的一个系列。该丛书出版的主题为“传古维新”，传古之意一目了然，维新则是取自《诗经·大雅·文王之什》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新”的含义包括两点：一是丛书传播的虽然是古代文化，却藉助于新的出版模式，便于读者研读，不泥于旧制；一是出版社相信传统的经典著作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其生命力，希望读者能从旧书中读出新见来。

“四部要籍选刊”坚持两大原则：选取明清精校精注本为底本，以及单面影印。本套书的受众目标主要是专业的古籍研究者、文史专业学生和非专业的古籍爱好者。针对这些读者，每个影印本里都有用心撰写的出版说明，交代图书的撰写和传承源流，交代版本流传情况。浙江大学出版社还根据各书不同情况，编制了目录，添加了书眉，目录和书眉配合，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索引的作用，方便翻阅和检索。针对不同的书，编辑团队还会适当增加整理深度，比如有的书专设人名、书名、地名索引，对有些书进行校勘后附校勘记。

到现在，“四部要籍选刊”在浙大出版社已出版22种计122册，其中经部10种计63册、子部4种计11册、集部8种计48册。这套受欢迎的古籍影印丛书的选题是如何策划出来的？为了无限接近古籍原本，传承古籍精神，编辑团队在做这套书时还下了哪些功夫？在“四部要籍选刊”以外，浙大出版社在古籍出版方面还有哪些成果和计划？

为此，百道网采访了这套书的负责人、浙江大学出版社人文与艺术出版中心副主任王荣鑫，并就浙大出版社古籍出版的整体规划采访了浙江大学出版社人文与艺术出版中心主任宋旭华。

浙江大学出版社人文与艺术出版中心主任宋旭华

浙江大学出版社人文与艺术出版中心副主任王荣鑫

以开放心态进入古籍出版，引领单面影印风潮

百道网：浙大社策划“四部要籍选刊”这一选题的背景是怎样的？

王荣鑫：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非常重视，古籍整理出版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有里程碑式的点校本，比如“十三经清人注疏”“点校本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新编诸子集成”“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等等；有纂辑类的图书，比如俗称“九全一海”的大工程；另外还有一些深度整理的校注本以及面向大众的普及本。

上面说的都是排印本，此外还有影印本，比如建国初影印的《四库全书总目》《十三经注疏》，以及后来的《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等等，再加上一些专题影印丛书如《古本戏曲丛刊》等。台湾地区也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丛书集成》系列、《石刻史料新编》等等。

点校本和影印本各自发挥优势，织成了一张网，将常用的、主干的典籍囊括其中。这样随着主干典籍、常见典籍被整理得差不多了，专题的古籍整理产品逐渐多起来。比如艺术类古籍、科技类古籍、中医古籍、地方乡贤的文集、方志族谱等等。在世纪之交到新世纪初，一种新事物逐渐为人们熟知，那就是古籍数据库，从国学宝典、文渊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到中国基本古籍库、籍合网，古籍数据库发展日益成熟。

新成长起来的古籍专业的青年学者、学生以及非专业的古籍整理爱好者已经融入了互联网社区，此时他们无意间在网上发起了一轮较大规模的讨论，主题是：古籍整理还能做什么？古籍影印还能做什么？当时的讨论分歧很大，其中有两个主要的分歧：一是关于影印应该侧重古籍善本（如宋元古本）还是侧重明清后出转精的普本的分歧；二是关于灰度影印还是位图影印的分歧。但是他们也有两大共识：一是主干典籍，诸如正经正史等，仍有影印整理的空间；二是无论灰度还是位图，都要根据图书的情况和读者的情况来决定；三是原先那种拼版印刷的方式可以改进一下了。

关于拼版影印，我们多解释几句。古书的一个筒子页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用洋装方式影印，一面印着半个筒子页，称为“单面影印”。就是我们影印的《阮刻毛诗注疏》这样。

这是我们单面影印的这种书：

而原先拼版影印是下面这个样子的：

刚才展示的是同一种书的不同影印本。后面这种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翻印的民国世界书局本，这是将原书的九个半页放到一面上，所以俗称九拼一本。这个阅读起来是非常吃力的，但优势是节省纸张和装订成本。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古籍阅读体验的要求也越发高了，所以读书人中就有单面影印的需求。关于古籍影印的讨论持续进行着，但是因为参与者大多是青年学者，有些还是学生，付诸实践还面临一些困难，所以一直限于理念探讨。

传古楼应该是比较早地实践了古籍影印大讨论取得的成果，“四部要籍选刊”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单面影印的风潮。2011年开始启动，2012年出版了第一种书《四书章句集注》，用的是清嘉庆吴志忠真意堂刻本，单面影印，位图影印。当时浙江大学出版社还没有成立古籍编辑室，也较少涉及古籍类图书，以较为开放的心态接受了此书的出版。出人意料的是，此书一出，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到现在已经重印了五次。从那以后，传古楼与浙大出版社就各自发挥优势，合力推动“四部要籍选刊”。到现在，“四部要籍选刊”在浙大出版社已出版22种计122册，其中经部10种计63册、子部4种计11册、集部8种计48册。

依据晚清学者张之洞选本原则，选“国朝之精校精注本”

百道网：在选择这些影印要籍的时候，您们是依据什么理念和标准来“选”的？坚持选取明清精校精注本为底本，是出于什么考虑？

王荣鑫：清代晚期封疆大吏张之洞，家喻户晓。大家知道他，是因为他开展洋务运动，其实他同时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学者。他有一种目录学著作叫《书目答问》，《书目答问》的创作缘起，是有很多学生来问张之洞某某书应该读什么版本，张之洞就组织人编了这样一本答问的书。这本书体现了张之洞的选本理念，首先读书要讲究版本，要选择善本。而善本有文物性的善本，时间早、稀见、有名人效应等；有学术性善本，刊刻精良、错误少、有较好的注释等等。我们的选本原则跟张之洞《书目答问》提出的原则基本一致。

我们知道清代是我国古代文化大总结的一个时期，尤其是乾嘉时期，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重要典籍，绝大多数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整理，整理的方式往往是校勘、注释和刊刻。张之洞建议学生选书，一是要选比较容易找到的，你如果拘泥于唐前的写本、宋元刻本，这种书全世界都没多少本，这就没法读书了；二是选“国朝之精校精注本”，他说的“国朝’就是清朝，就是选清代学者进行了认真整理的学术性善本。当然，我个人认为，文物性善本和学术性善本本身并不完全冲突，可以说文物性善本是学术性善本的基础。

我们还是举《阮刻毛诗注疏》的例子，我们影印的这套《阮刻毛诗注疏》，是清嘉庆年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的一种。“十三经”顾名思义就是十三种经书，《诗经》是其中的一种。从宋代开始，各经的单刻本，以及后来出现的十三种经书的合刻本，非常之多。到了清代嘉庆年间，浙江学政阮元，组织对《十三经》进行大规模校勘整理，他在杭州邀集了大量顶尖学者，组成一个团队，寻找了很多种已有版本，花很多年，对十三经进行校勘。这个工作从学术上说本身就很难，团队中有一些大佬之间意见有分歧，阮元还要从中斡旋，最后完成了，真的不容易。到书要刊刻的时候，阮元已经调到江西当巡抚，因此我们看到这套《十三经注疏》写着“南昌府学刻本”，书是在南昌刻的，但是学术团队集聚在杭州，校勘工作主要是在杭州完成的。阮元组织校刻的十三经，以宋本、元本、明本为基础，吸取了其中的精华，可以说后出转精，一经刻出，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当然也有很多人给挑错，挑错也得用它，书难免都有错，有错不代表水平一定不行，再就是当时宋本和明本都不是那么容易找到了。这书刻出来，到现在二百多年，仍然受到诸多学者的推崇，后来不断有人主持《十三经》的整理工作，很少有人敢说自己的成果超越了阮元。这就是张之洞所说的“国朝之精校精注本”。我们“四部要籍选刊”正在一个经一个经地陆续影印出版，2021年有望出齐“阮刻十三经注疏”。

彩印、灰度还是位图？印刷方式由图书特点和受众需求来决定

百道网：我们了解到古籍影印有灰度影印、位图影印。“四部要籍选刊”采用的是位图影印，这是为什么？可否请您顺便为我们普及一下这两者之间的重大区别？

王荣鑫：我们做影印古籍，理想是保留原貌，这是所有做古籍出版工作的人的共识。但是问题是，什么是原貌呢？这个问题就很复杂。还是以《阮刻毛诗注疏》这一页为例，这是嘉庆年间印的一部书，我们能推测出来，在嘉庆年间刚印出来时，书是白纸黑字的。然而我们看拍出来的照片，是黄纸黑字，这是流传到现在的这册书的“原样”。

实际上我们说它白纸黑字的原样，已经没有人真正看到过了，我们看到的是黄纸黑字。你想呈现怎样的“原样”都是讲得通的。要呈现现在的“原样”，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彩印，但是彩印成本高，也就意味着书贵，不利于更多的人看到书。所以普遍采用的还是单黑印刷，要呈现现在的“原样”就选择灰度印刷，要呈现推测的嘉庆年间的原样就选择位图印刷。灰度印刷能保留更多的信息，位图印刷更适合阅读。

总而言之，无论彩印、灰度还是位图，都要根据图书本身的特点和受众的需求来决定。

百道网：为了无限接近古籍原本，传承古籍精神，您们在做这套书时还下了哪些功夫？

王荣鑫：还是有一些人以为影印古籍像拍立得印照片那么简单。首先选目就是非常见功底的事，不是随便从图书馆拿个本子出来印印读者就认可了。再就是，在诸多复本中，要选取刊印清晰的，一般要选早印本。在古代用木板子刻书印书，板子印上几百部，到最后就被墨泡臃肿了，越往后越不清晰，还有的板子最后就断了，所以选清晰印本也颇费周折。其他如修图、排版、撰写出版说明、校对目录、书眉等等，都要求十分细致，这些工作都非常容易出错。

另外，我们印刷图书用纸张，都是经过反复试验的。要选取呈现度高，阅读界面友好的纸张；同时，我们的图书定位面向普通读者、面向学生，书还不能太贵。

百道网：你们进行影印的古籍原本大多出自图书馆馆藏，但是有的古籍原本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有些可能花费大量心思、颇费周章才得以获取。在目前已出版的“四部要籍选刊”中是否有这种案例？如果有，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些故事。

王荣鑫：找底本的过程，有一些感触，我们本来以为经部书、子部书受众面小，不好选，结果做集部的杜甫的诗集和李白的诗集时，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像李白、杜甫这样的大诗人，你能找到很多他们的集子，但是刊刻好、印得清晰的，很难找。后来想想，也合理。经部书往往刻得很慢很细，流通也小，保存下来的自然就好一些。大诗人的集子，有市场，刻得快，销售快，书不断流通传阅，流传下来的书质量就差。

我们浙江图书馆找王琦宝笏楼本的《李太白全集》，发现有初印本和后印本的差别，后印本在后面增刻了很多内容，这样自然是应该出版后印本。但是后印本清晰度普遍很差，所以最后主编想出一个主意，前面的用初印本，后面增刻的再找一个后印本配补。然而，这套初印本的第一册又不清楚，应该是后人配补的，所以干脆把第一册也换用了后印本。

百道网：目前对于这套古籍影印的整理深度，您作何评价？为了增加整理深度，从读者需求出发提供更多的附加值，还有哪些可做的事情？

王荣鑫：整理深度取决于图书定位，就我们目前的图书定位而言，这个整理深度已经足够了。我们的影印本都有蒋鹏翔用心写的出版说明，交代图书的撰写和传承源流，交代版本流传情况，说明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底本。我们根据各书不同情况，编制了目录，添加了书眉，目录和书眉配合，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索引的作用，方便翻阅和检索。后面针对不同的书，我们还会适当增加整理深度，比如有的书专设人名、书名、地名索引，对有的书进行校勘后附校勘记，这些都要视图书的情况和读者的需求而定。

定位古籍研究者、爱好者，传承浙大文脉，弘扬浙大精神

百道网：这套影印古籍的市场定位是怎样的？为了达到预期目标，您的团队有哪些计划？

王荣鑫：我们的受众目标主要是专业的古籍研究者、文史专业学生和非专业古籍爱好者，我们的影印出版工作是严谨科学的，可以说只要有古文阅读能力或者说想培养古文阅读能力，都可以放心地选购我们这套丛书。

古籍影印是小众市场，不是一个高利润领域，我们也没有太多地在意这套书的经济效益。虽然现在各方面的经济压力都不小，但是对于这套书，我们更看重的还是它服务读者、服务学术的功用。

我们每种书出版以后，传古楼团队和出版社的各种平台也都会不遗余力地去进行宣传，《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尤其是浙江本地的《钱江晚报》等媒体曾多次报道我们这套丛书。目的是让更多的人知道这套丛书的存在，当你用到某种书的时候，只要我们这套书里有，就可以成为一种选择。这又暗合了张之洞的理念，选择你容易得到的“国朝之精校精注本”。

百道网：在“四部要籍选刊”以外，浙大出版社在古籍出版方面还有哪些成果？今后在古籍出版方面是怎样布局的？

宋旭华：浙大出版社自成立古籍编辑室以来，对古籍整理出版业务有了较为系统的规划。《四部要籍选刊》是其中古籍普及版块中的一个系列。在传统文化复兴及学校“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浙大出版社对古籍整理版块都特别重视，以产品线建设为抓手，致力于出版富有学术含量的、有创新性的、质量好的古籍图书，并在顶层设计、整体规划以及激励政策等方面给予编辑一定的支持。目前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布局和开展工作。

（1）规划对浙江大学文史名家的全集以及重要研究著作的出版。浙江大学作为全国知名学府，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汇聚了一大批文史名家，这些学者既是浙江大学的名家，也是全国的名家，是浙江大学文史学术发展的根与源。对浙江大学这些文史名家的文丛进行挖掘整理，无疑符合“一流选题；一流作者”的理念。目前已经出版了《浙大先生书系》《百年求是学术精品丛书》等20余种，部分出版或者规划了《蒋礼鸿全集》《刘操南全集》《吴熊和手批全宋词》《徐朔方全集》等选题。这对浙大文脉的传承、浙大学派的形成、浙大精神的弘扬，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规划浙江古代文史大家全集及重要文献的出版。浙江是文化大省，历史上的文史大家及其重要文献，是浙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持续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之《浙江文献集成》，目前已经出版《卢文弨全集》（17册）、《杨简全集》（10册）、《邵廷采全集》（3册）等，《朱彝尊全集》（21册）、《李慈铭集》（14册）、《清代浙东经史学派选辑》（11册）、《章学诚全集》（10册）等也都在进行中，以上项目都入选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或者获得了专项的出版基金资助，得到了较高的认可。策划实施《浙江文献总目》《浙江地方文献史料丛刊》等选题，作为《浙江文献集成》的补充，将进一步摸清浙江文献的家底以及价值。

（3）规划礼学文献、敦煌文献以及其他新出土文献的出版。对上述主题的关注，主要也是基于浙江大学古籍所的研究优势。我们编辑室的最初成立，主要是依托古籍所的《中华礼藏》项目，王云路教授主编的《中华礼藏》是对中国古代传统礼学文献进行全面调查、分类、整理、点校的研究与出版工程，拟出版精华编50种，目前已经出版了20余种。另外敦煌学尤其是敦煌文献整理，在浙江大学是有传统和优势的，张涌泉教授规划了《敦煌文献缀合总集》，对敦煌文献进行了缀合和复原，将极大改进敦煌文献的研究。这些项目从整理出版的难度来说是非常大，但学术价值、出版价值同样也非常大，将改变学界基础资料不全或零散的状态，推动相关领域的进一步研究。

其他新出土文献，主要是今年推出的《兰溪鱼鳞册合集》（250卷），共有746册，约10万页，详细记载了清末兰溪县城区10坊、乡区34都、149图的田土、山林、地形、亩分等情况，保存了整个兰溪县城的田土数据，从中可知兰溪古县城的山川、河流、街巷、宗祠、寺庙等地理分布。《兰溪鱼鳞册合集》可以说是我国最完整、最系统、最宝贵的古代土地档案，仅此一套，堪称国宝。

（编辑：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