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女性主义的选题（研究女性议题不需要）
论文女性主义的选题（研究女性议题不需要）女性主义翻译在国内的研究还在非常起步的阶段。我在知网上搜索“女性主义翻译”的关键词，得出的文献数量很少，而且内容重复率很高，大多是简单介绍它的背景，举几个例子解释一些常见的策略，且篇幅都很短，并没有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反而让我更加迷茫：既然大家都把同样的东西咀嚼了无数次，那我还有研究它的意义吗？彼时，我确立自己的女性主义者身份还不久，陈英老师举例的女性主义翻译策略深深打动了我，原来还可以从女性主义角度介入翻译！这正是我想找的那个研究对象。例如，她发现《那不勒斯四部曲》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在写作时会使用“女读者和男读者”、“女男作家”这样的表达方式，刻意在把女性的位置靠前。她谈及《性别与翻译》一书时，提到女性主义译者应多选择女性作品，传达女性声音的主张等策略。她在看《十日谈》译本时，也注意到译者在注释里有标识哪些内容有“强烈的厌女情绪”、“对女性的鄙夷”，以此提醒读者。译者还会换掉丑化女
在前段时间发表的《女性主义翻译，戳破父权语言织成的网》一文中，作者 kiki 向我们梳理与讲述了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女性的发言和著作是如何被漏译与错译的。
这篇文章的内容实际上也编引自 Kiki 的本科毕业论文中对“女性主义翻译”的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Kiki 发现在国内进行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会受到不小的阻碍。她深知无法用两篇非学术文章向读者解释清楚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数十年来，有许多翻译家、翻译理论家投身于此，而且女性主义翻译其实还与身体写作翻译、酷儿翻译等理论相关。
但她仍旧希望将她研究的过程和发现再次进行分享，因为在进行与女性议题、女性主义相关的研究会遭遇的挑战，不止有她一个人，却往往不为众人所知晓。正如她所期待的，能有更多人了解、研究、实践这些翻译理论，让“她”的语言涌动起来。
01 如何选择“女性主义翻译”作为论题？
在研究和考虑毕业论文的论题期间，我希望这个论题能值得我花费半年的时间去研究一个真正感兴趣的对象。
偶然在听《我的天才女友》的意大利语译者陈英老师做客的播客节目时，我第一次听到了“女性主义翻译”这个概念。陈英老师数次谈及译者能如何在翻译时发挥主体性，表达女性主义的立场。
例如，她发现《那不勒斯四部曲》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在写作时会使用“女读者和男读者”、“女男作家”这样的表达方式，刻意在把女性的位置靠前。她谈及《性别与翻译》一书时，提到女性主义译者应多选择女性作品，传达女性声音的主张等策略。
她在看《十日谈》译本时，也注意到译者在注释里有标识哪些内容有“强烈的厌女情绪”、“对女性的鄙夷”，以此提醒读者。译者还会换掉丑化女性、侮辱女性的词汇，比如删去“出租的驴马”这类对卖笑女孩的比喻，只译作“她是卖笑的女孩”等。
©《我的天才女友》
彼时，我确立自己的女性主义者身份还不久，陈英老师举例的女性主义翻译策略深深打动了我，原来还可以从女性主义角度介入翻译！这正是我想找的那个研究对象。
女性主义翻译在国内的研究还在非常起步的阶段。我在知网上搜索“女性主义翻译”的关键词，得出的文献数量很少，而且内容重复率很高，大多是简单介绍它的背景，举几个例子解释一些常见的策略，且篇幅都很短，并没有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反而让我更加迷茫：既然大家都把同样的东西咀嚼了无数次，那我还有研究它的意义吗？
我正好在看“闲书” ——《鲁迅小说全集》。鲁迅也是社会性别平等主义者，他的文字和故事总是透着对底层人性的洞察，同时也塑造了诸如祥林嫂这样深刻的女性形象。我想，为什么不找几个译本来对照一下呢？没想到这一对比，真就打开了我的思路。
最初，我选用了三个译本，分别来自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男性译者、美国汉学家、鲁迅专家威廉·莱尔，以及女性译者、英国汉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三个译本对女性角色和情节的处理各有不同，其中莱尔可能有借鉴杨宪益戴乃迭版本，有许多地方相近，蓝诗玲因为在翻译过程中完全独立，没有借鉴以前的译本，且带有新时代女性的视角而显得非常不同。而从女性主义翻译的角度出发对比，发现莱尔和蓝诗玲的译本相差最大，因此最后我选择做这两个译本的比较分析。
以下是几个《祝福》这篇小说译本对比的例子：
（1）原文：拜堂
蓝：forcing her to kneel
莱：performed the ceremony in the hall
对中国文化不熟悉的西方读者必定不会知道中国传统结婚仪式中的跪拜礼，何况祥林嫂是被绑来成婚的。蓝诗玲译文中表示“强迫”、“下跪”的词汇就比莱尔的译本更好地解释了此处女性角色祥林嫂遭遇的不公。
（2）原文：不嫁了她，那有这一注钱来做聘礼？
蓝：She needed the bride price from marrying her daughter-in-law for the dowry.
莱：And if they hadn’t found her a husband where would they have founded the money for his wedding?
原文其实没有具体指名，莱尔的译本中相应用了指向模糊的 they，蓝诗玲则明确指出了这起绑架的主谋“她”，也就是祥林嫂的（前）婆婆。我认为这样的处理除了直接让这位女性角色现身，也是间接指出了男性在这种见不得人的交易中的隐身。明明是为了儿子的聘礼，儿子和父亲这些本应该是传统家庭角色中的“顶梁柱”却消失在了故事里，而精明干练又心狠手辣的婆婆却成了做恶事的主角，其他绑架祥林嫂的男性奴仆也化入了模糊的 they 中。
（3）原文：拜的却只限男人
蓝：(Once the devotions —) from which women are banned (— have been made)
莱：only men can be worshippers
这里是在说只有村里的男性才能参加祝福仪式，而蓝诗玲的译本则反过来表示女性被禁止参与，不仅是让女性现身，语气上和原文“却只限”这种暗含着对不公正的指明更为贴切。
（4）原文：我最恨的就是那些剪了头发的女学生
蓝：Schoolgirls with bobs — now they’re the limit.并加尾注：Short bobbed hair was the mark of a ‘modern’ schoolgirl in 1920s China. 短发波波头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摩登”女学生的标志
莱：Nothing disgusts me so much as these short-haired school girls.
蓝诗玲从女性角度为西方读者增添的尾注解释了当时社会底层的男性说恨短发女生的原因，而莱尔没有做出补充解释。
诸如此类的例子我共找出了约三十处，但开题报告会前我还是非常忐忑，靠名字能辨认出男女导师比例 2:3，除去我自己的导师，其他 4 位我都没有接触过，之中有两位男性。
在开题报告时，我简单讲述了我对这个课题感兴趣的原因，也介绍了一下女性主义在国内近年遭受的污名化，希望能缓和老师们（或许有的）对女性主义的抵触情绪。
在介绍完例子之后，我的导师首先发言，补充解释了女性主义，以及表扬我在准备材料期间的认真态度。在场的老师以表示肯定为主，没有针对女性主义提出的意见，有老师提到我找的例子还不错，可以研究。一位男老师指出我还可以从副文本的角度去对比译本，比如对比收录的篇目等有何不同，也提出将例子重新归类与女性主义更有关联等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
开题报告就算顺利通过了。
02 当译者的性别身份成为阻碍
到了仔细阅读文献，补充理论知识的阶段，我才发现不是关于女性主义翻译的文献不够，而是知网收录得太少，而且我的大学也没有购买任何与翻译相关的外国期刊资源。在辗转借到一些资源库后，我才正式开始探索女性主义翻译的历史和理论，像为自己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详见上篇）
在对比译文之外（副文本）部分的过程中我也有一些新发现，希望在此补充分享：
译者会因为自身的性别身份，导致在作为译者的工作道路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差。
威廉·莱尔因为自己的语言天赋，在战时被分配到耶鲁大学学习汉语，以历史最高均分毕业，随后在朝鲜战场上做中文口译员。战后，他被芝加哥大学录取，随后前往台湾学习中国哲学与文学。莱尔正是在台湾锻炼了自己地道的中文表达，并对鲁迅产生兴趣。
他在之后的岁月里专注于此，成为了汉学家、鲁迅专家，回美国后前后任教于芝加哥公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不顾冷战时美国学术界的排斥和冷落，他执意继续从事中国文学研究，也因此受到排挤和职称上的不公正待遇。莱尔与妻子结婚 44 年，育有两女两子，于 2005 年病逝。
蓝诗玲出生于 1973 年，从未接受过专业的翻译培训，也不是鲁迅专家，但她依旧被认为是翻译现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译者之一。她在 1996 年在剑桥大学学习时喜欢上了汉语，并在后来多次游访中国。现在蓝诗玲是伦敦大学当代中国历史和文学的教授，同时也是作者和译者。
她曾在 2019 年的采访中提到，自己能留给翻译的时间不多。蓝诗玲需要在照顾家庭和孩子的同时满足大学的教学和研究要求，所以对她来说，翻译只能是一项业余爱好。
即使找不到更多关于她家庭生活的信息，我们也能从这一回答中看到社会普遍对女性在家务和育儿上的要求，同样在阻碍着蓝诗玲作为译者的职业生涯。虽然从公开资料中，我们无从得知蓝诗玲是否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或者表明她和女性主义翻译的关系。但仅从我找出的 30 处例证中看，蓝诗玲作为女性和汉学家，更了解、也更能体会现当代中国文学中女性角色的生活和情感。
©《82年的金智英》
两个译本从致谢部分就呈现了不同的生态：
莱尔的致谢只在序章中占据了一个段落，在关于绍兴、鲁迅和书中故事背景的介绍后用两三句话笼统地感谢了他的学生、同事、家庭和两位出版社的工作人员。而蓝诗玲的致谢部分则提到了对这本书有直接贡献的 7 位人士以及各自简略的事迹，也许是出于巧合，其中 5 位都是女性，但这也能从侧面表现出女性在学术、出版行业的能力，以及呈现出一个互帮互助的女性社群的缩影。
从出版社的层面出发，虽然两位译者都致力于推广鲁迅的作品，为他吸引更多的读者，但是路径和结果都不尽相同。
莱尔选择的是专注发表高质量亚洲文学和翻译的夏威夷大学出版社，该出版社初次印刷的平均量是 1500-2000 本，相比较而言是个很小的数字。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版本的书封设计较为简单。副文本部分除了莱尔自己写的序言，还有未表明作者的“简要生平”、“故事”和“翻译”三个部分组成的介绍章节，让译者和书籍编辑的职责界限非常模糊，整本书也只字未提译者的背景。
蓝诗玲版本则是由享誉全球的企鹅出版社发行，封面精致亮眼，收录的鲁迅小说更为齐全，在副文本部分也能体会到编辑的“良苦用心”。翻开书页，就能首先看到关于作者鲁迅、译者蓝诗玲和后记作者李翊云的背景介绍。
在介绍章节中，也完整地呈现了关于鲁迅、小说背景的介绍，在译者记和中文名字、发音说明之外甚至还给出了鲁迅作品其它英文译本、鲁迅和当代中文文学研究的阅读列表，给予读者很大的方便。除此之外，据蓝诗玲采访中所说，企鹅出版社的编辑也因为她想让更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检查她的译文，给了她交稿时间很大的自由。
虽然在副文本的研究过程中，因为需要对比的内容太多、太细碎，没法具体深入，但给了我很多作为读者观看一本书的启发。比如意识到一本书的出版不是以作者为中心，而是从出版社、编辑、作者、译者、封面设计者到后记作者等共同创作而成的集体结晶，每个个体都影响着最终的成果，也都应为此负责。
而作为读者，也要给予对这个团队的个体足够的尊重，不以作者至上的观念只读文本部分而忽略其它，并且关注出版社和编辑有没有给予译者足够的尊重，比如在作者介绍后有无对译者必要的介绍等。
03 国内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的困境
论文写作期间，我还恰巧碰上了郁仲莉教授受邀做的关于阴性翻译的线上讲座，她有教授关于“性别与翻译”的课程，她带的硕士学生也在研究这一方向。我非常羡慕国内高校有开设这样的课程。相比起来，我真是一个人摸着石头过河。虽然我的导师一直非常鼓励我，但因为她从未研究过这个方向，在帮我修改最终稿时，她也坦言“无从下手”。
我因为在短时间内发现了“新大陆”，在内容上也想更加完整地表述，字数超出毕业论文要求的一倍。除了介绍女性主义翻译，分析、对比译本的译文和副文本的部分，为了更清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提出的策略，我将 Flotow 提出的“补充”、“劫持”、“脚注和尾注”三个策略，根据具体的例子，更具体地区分成 “narrowing”（细化）、“thick translation”（厚译）、“recasting”（重塑角色）、“emphasizing passiveness”（强调被动）、“endnote”（尾注）、“rejection to pan-masculinity expressions”（拒绝泛男性化表达）这六种策略。
就是在这一阶段，我的导师向我提出了她的担忧。例如，本科的毕业论文要求不高，而我想表达的内容过于复杂，反而可能说不清楚，拿不了高分；本科对翻译专业的要求只需要验证前人提出的理论，不需要自己“发明创造”；审查论文的老师可能在高校里深耕多年，也许不能接受过于“先锋”的理论等。
但至此，已经快到了截止的时间，我无法将一切都推翻重来，从开题时我的导师觉得我的想法非常有新意，“准优秀毕业论文”的评价到一切陷入僵局。
©《小妇人》
也是从这里开始，我同时陷入了在中国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的困境。郁仲莉教授在她的书中也专门有这一部分的研究。
由于中国社会没有由女性自发主导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我们较为熟知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等社会性别运动，都是由男性领导人和知识分子自上而下地为性别平等和妇女权益进行呼吁。“女性主义翻译”这一概念也是由男性译介入国内的。
新世纪之初，中国翻译学者还抱持着传统的翻译理念，聚焦在语言学问题和直译与意译上。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西方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引入简直带来了文化冲击。
2000 年时，廖七一教授首先在他的《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中介绍了女性主义翻译的影响。自此，西方女性主义翻译实践和理论逐渐为国内学者所知，开始出现研究这一领域的期刊文章和研究生论文。这些研究的对象有：译者的主体性、翻译策略和效果、女性主义改写和介入、忠实和平等原则。还有从其他角度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的，如阐释学、操纵理论、意识形态等。
郁仲莉教授发现，在国内不断增长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中，出现了相当多的重复性 ，包括大量相同译文文本的对比分析和重复使用例子的现象。举例来说，在这些研究中有 18 篇对比《The Color Purple》的译本，18 篇对比《Jane Eyre》的译本，28 篇研究张爱玲的译者身份和译文。这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产生了大量在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相似的论文。
由于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的大多是研究生或博士，通常会直接改编论文在期刊上发布，有些论文甚至没怎么改就在不同期刊上发布了好几次，加上彼此内容相近、篇幅不长，这也决定了国内整体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水平不高。这一结果也逆向导致女性主义翻译论文发布的期刊等级不高。
研究者方面，郁仲莉教授发现研究身体和性翻译的文章作者几乎都是女性研究生，她提出的解释是“这一类学生很年轻，很容易被新奇的研究对象吸引”。她们在入学初期，就在课堂上接触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或者因为导师在研究这一方向，而选择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作为毕业论文。但到了博士阶段，研究者的数量就大幅下降，其中一个原因是很难继续往下研究，再者是来自男性审查员的阻碍。
我在初期一直庆幸自己遇到了尊重性别平等、对女性主义没有抵抗情绪的导师组，至多是论文写作课老师觉得女性主义没有研究价值，以及导师提醒我，论文审查老师可能无法接受与传统翻译理论相悖的女性主义翻译。远远没想到的是，我在答辩阶段遭遇了因为研究“女性主义翻译”而受到剧烈批评。
04 最后的答辩
因为疫情，学校安排了线上答辩。我分享答辩的过程，也是因为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知晓，在国内院校研究女性、性别议题会遭遇的挑战与阻力。
当我打扮端正，打开摄像头陈述，对面的五位答辩老师都关着摄像头，其中一位主要负责我的论文，第一句的反馈便是：“你这个论文有很多大问题！”
由于我在论文摘要中提到了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污名化作为背景，其他的指责也接踵而至。
“你的话都是表达自己的判断，但是任何地方、任何时候表达你的判断都很危险，好吗？”“你有数据支撑也不行，你表达这些观点，给自己惹麻烦。”“这是一篇关于女性主义翻译的文章，你不要写中国的女性主义。”
在论文中，如上文所说，我也不可避免地谈到男性译者因自身性别身份而享有的特权。导师的反馈则是：
“你在比较研究中怎么总是在打击男译者，一个人永远是错的吗？你写是没问题，但是对其他译者很不公平！”
“男读者来看你这个就不成立。”“你这个写的就是在制造男女之间的冲突。你可能没有想要这样，但我们读起来就能感觉到这种冲突。”
“你要让自己的语气更缓和。你同意吗？”
“‘因为中外译者的文化背景不同’，你为什么要写这句话，这是事实大家都知道。”
“‘遇到男性审查者的阻碍’，你又在制造对立了。引用他的话也不行，你同意他吗？所有人都同意他吗？”（“遇到男性审查者的阻碍”是我在文中引用了郁仲莉教授的发现。在英文答辩中，我强调郁仲莉教授是女性，但是老师还是坚持使用“him”指代郁仲莉教授。）
“你的策略从名字上看除了最后一个都不女权。”
“谁会在鲁迅小说里找女权？”
“你怎么目录里鲁迅的名字都没出现？”
“你怎么捏出一个泛文本的话题？”
“你比较这么多，没有必要。”
“我们建议你把泛文本整个删掉，从女性主义角度泛泛地谈就可以了。”
”你这个是本科论文，不可以发明创造或者杜撰。”
虽然在答辩前看了许多答辩技巧的帖子，都说要“只答不辩，疯狂道歉”，但是面对扑面而来的问题，我不想道歉，只想解释。在重听自己答辩的录音时，一次次压抑的情绪，一些小小的叹气声和无数只想快点过去而屈服的“ok understood”又窒息般地向我袭来，而我呼之欲出的解释也一次次被打断：
“我只是给你提问题，没说你错了。”“好了你不要解释，我理解的。”“答辩就是我提问题，这样你可以修改论文。”“我们只是旁观的意见，旁观者清。”“我们老师给你提的这么多意见，你就回去自己反思一下。这都是为了最后交上去漂亮一点。”
在答辩的结尾，老师们集体“肢解”了我的论文：要增加介绍篇章的内容，删去介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三分之二的内容，删去整个副文本章节，移动一些章节到介绍篇章里，重新命名我划分的翻译策略，再归类。我感觉一片混沌。其他同学二十分钟就结束的答辩环节，我可能花了一个多小时。
我在坚持自己和顺利过关之间徘徊了，深知答辩组老师可能会给出一个低分，给导师汇报完答辩过程后也说了需要大修改的方案。导师安慰我：“你读了那么多资料，比答辩老师了解你写的东西，不用那样改”。我的朋友也安慰我：“优秀论文也没什么用，他们不会管你最后改了没有”。
在终稿截止的几天前，我默默坐在电脑前，感觉自己像拿着手术刀的医生，即将要给手术台上鲜活的生命开膛破肚，甚至已经在比划从何下手了。
©《燃烧女子的肖像》
我回顾着自己打下的每一个字，以及在看似冗长的致谢中帮助过我、启发过我的名单和事迹，我不想改了，不想按照他们的标准去改动这份虽然不成熟，但让我深感骄傲的作品。每一句话都重要，每一个篇章都重要，它们见证着我的好奇、我的思考、我的愤怒和我的顿悟。我不需要一个高分或者一个“优秀毕业论文”的称号来证明我半年时光的努力，也不为此感到焦虑，因为我主动走出了那套既定的框架。
做这样的决定是艰难的，尤其是面对着种种俯视的质疑：“你在挑起性别对立”、“你怎么这么多情绪”。其实不只是在研究女性主义翻译时才会受到这样的指责，仿佛每次只要有人提出关乎性别的矛盾，就会被扣上“挑起性别对立”的帽子。
从语言的角度解释，发声者只是指出了存在的事实，而质疑者也许正是因为害怕发声者的话语力量，才试图用一个巨大的指控来堵住那些发声。这反面证明了语言的力量，性别问题的解决，也必须从语言开始。
再说到要求冷静克制的学术环境，为什么研究性别问题就是“带着情绪”呢？“情绪”，一个和“女性”深深绑定的词汇，又是“理性、客观”的第二性。我们在谈到情绪的时候，总是觉得它低级。而主流的、父权的文学史上也偏爱塑造充满情绪的负面女性角色，比如“泼妇”，或是“阁楼上的疯女人”。
但对于深陷性别不平等困境中的女性来说，情绪又好像是唯一的武器。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译者因为在读父权文本的过程中感受到悲伤、愤怒的情绪，而想要主动介入文本。女权运动家因为同样的情绪走上街头发声。情绪是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也是我们改变世界的武器。
另外，既然怎么做都会被质疑，那就去拥抱“犯错”的勇气。用主流的眼光来审视一切简直是一件太容易做到的事，因此一切反传统的、反父权的发声好像都“错”了。而每一次女性的发声好像都要滴水不漏才不会被抨击，如果想着以万全的逻辑去驳倒质疑者，一来会错过发声的机会，二来也是落入了父权思维的陷阱。
回顾这半年探索女性主义翻译的旅程和与学校老师们的“交锋”，我从理论出发，真实地看到了女性作为译者、作为父权社会的“天生双语者”的处境和努力，体会到传统翻译观念和高校对性别问题仍然非常不友好。但同时，也加深了我对译者这一身份的思考，并因“女性译者”这一身份加强了我对女性主义的认识。
虽然我没有太多机会在翻译实践中运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策略，今后大概率也不会从事相关的实践工作或学术研究，但这段时光仍对我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我会继续有意识地作为“双语者”穿梭在父权社会中，告诉身边的朋友们女性主义翻译的存在。
参考资料：
[1]Baines P. Penguin by Design. London: Penguin 2005.
[2]Lovell Julia trans. The Real Story of Ah-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 By Lu Xun. [3]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09.
[4]Lyell William A. trans. 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 By Lu Xun.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5]McBride Donna. “Profile: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Translation Review 44-45:1 10.
[6]von Flotow Luise. 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 Routledge 2016.
[7]Yu Zhongli. Translating Feminism in China: Gender Sexuality and Censorship. London & New York 2015.
[8]鲁迅（Lu Xun）：《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9]寇志明（Kou Zhiming）：“纪念美国鲁迅研究专家威廉·莱尔”，《鲁迅研究月刊》07(2006):88-90。
[10]彭小苓（Peng Xiaoling）：“美国威廉·A·莱伊尔的鲁迅研究简介”，《鲁迅研究动态》02(1981):18-19。
[11]张汨（Zhang Mi）：“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译者主体视角——汉学家、翻译家蓝诗玲访谈录”，《外语学刊》01(2019):110-115。
[12]《螺丝在拧紧》Vol.04 陈英 x 吴琦：译者才是真正的时间管理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