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教授讲论文（北京大学中文系博雅特聘教授傅刚）

厦门大学教授讲论文（北京大学中文系博雅特聘教授傅刚）文学、文献不能分家您常说，我们古代文学研究者从事文献研究，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这句话具体该怎么理解？傅刚：每一种文献都是独特的，面对它们的时候，要弄清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文献整理还是为了研究文学史的问题。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和做纯文献研究是很不一样的。《玉台新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诗歌风潮，这部文献很有特点，它的文献能否清理好，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影响我们在南北朝文学研究方面的结论。比如，兴膳宏教授的结论本来是对的，但是他不做版本，就会有人提出疑问。所以，《玉台新咏》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它是中国古代学术中文献和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范例。我所说的文学、文献不能分家就是这个意思，也是针对当前大学中文系将文学与文献分为两个专业说的。现在电子影印文献很发达，您如何看待不出书斋就能从事文献研究的趋势？傅刚：现在研究文献，很多时候都是利用电子文献在做，省时省力。我还是主张要亲见其书。因为影印的时候

《玉台新咏》与《文选》是成书于南朝的两部重要的文学总集。《文选》诗文并收，《玉台新咏》则专收诗歌，且是女性主题的诗歌，体现了萧纲与萧统迥异的文学观。“研究中国最早最佳的艳体诗集这样听起来很带浪漫色彩的事，被他用苦行僧的做法做得毫无浪漫色彩。”曾有同行这么评说傅刚教授的《玉台新咏》研究。这是因为，傅刚主张研究集部文献和与之相关的文学史问题，都需要先做文献版本研究；往往“清理出了版本的问题，问题的线索甚至答案，就直接出来了”。近日，《文汇学人》特约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蔡丹君访问傅刚教授，请他谈谈十多年磨一剑的 《〈玉台新咏〉与南朝文学》（中华书局，2018），及他对集部文献研究的想法与期待。

先清理版本，再开展研究

您为何会选择《玉台新咏》作为研究对象？您开始研究时，国内外学界对这部诗集的研究情况如何？傅刚：当时选择研究《玉台新咏》是很偶然的。最初是对它的编纂者，继而又对它的编纂体例感兴趣。2000年开始，我真正关注和接触《玉台新咏》以后，才发现它的问题非常多，版本问题就不少，索性就想都搞清楚。《玉台新咏》长期以来背负艳体诗集的名声。直到1980年以后，南北朝文学研究打开了新局面，对它的看法才开始客观起来。有三位学者的研究颇有代表性，他们分别解决了不少问题。日本的兴膳宏教授确定了《玉台新咏》编纂的时间、体例等问题。沈玉成教授的结论与兴膳宏一致，也认为《玉台新咏》编纂于中大通六年（534）。刘跃进教授最早发现兴膳宏工作中存在版本问题，他认为赵氏本不可信，明通行本可信，因此，最后确定《玉台新咏》是徐陵所编。我自己通过对《玉台新咏》版本的调查，认为赵氏覆宋本是最合于原貌的版本。当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从编纂目的讨论《玉台新咏》编于梁时可信，一是从体例上论证赵氏本合于徐陵原貌。我对前六卷诗人卒年可考者逐一考订，证实是合于卒年先后的顺序，又对七至八卷当时现存诗人生卒年考订，证明不是按生卒年，而是按照官爵高低顺序排列，从而证明赵氏本的可信，而明代通行本却不能验证它的体例。您的《玉台新咏》研究工作开展了十多年，这种情况在学界常见吗？傅刚：是啊，十多年一晃而过。其间常有人问起我最近在做什么，我的回答总是——在研究《玉台新咏》。对方就非常惊讶，不解为何一部小小的诗集要研究这么久。但是回望过去，我也并没有浪费时间。我也不知道这样的情况是否常见，我就是按照自己的步调，来亲手做我自己的事情。这项工作，粗略地划分，大概就是三个阶段。我向来的经验是先清理版本，再开展研究。第一个阶段，针对编辑体例问题，查看了很多《玉台新咏》版本。第二阶段开始探讨有关《玉台新咏》与宫体诗的一系列文学现象，考察关于宫体诗的性质、南朝艳情文学发展的社会条件、《玉台新咏》和《文选》的比较、三萧父子与梁代文学的发生等等问题。南朝好些文人比如萧衍，是由武转文，他们自己是武功起家，他们的子弟都转入对文学的追求，这些现象很有意思。第三阶段则集中、全面涉及版本问题。最初先做的版本叙录。调查版本的时候，跃进写过的，就做个补录。他没有写到的，我就补充一些内容。同时也做了相对繁复的校笺工作。《玉台新咏》的版本复杂吗？傅刚：说复杂那当然是复杂，因为版本很多。但说简单也简单，它的版本系统主要有两个，一是宋陈玉父系统，包括赵氏覆宋本、五云溪馆铜活字本、孟璟刻本，一是明通行本系统，包括徐学谟本、郑玄抚本、张世美本、茅元祯本、沈逢春本。这两个系统最大的区别是梁武帝父子作品所在的卷第不同，以及萧纲、萧绎的署名问题。前者将萧氏父子作品放在第七卷，署萧纲为皇太子，萧绎为湘东王；后者将萧氏父子作品放在第五卷，署萧纲为简文帝，萧绎为梁元帝。二者所收的诗的数量，差距接近200首。前者收了660首诗，后者则是849首。那么，总有一个是被后人改动过的。我经过细查发现，明通行本改动的可能性更大，赵氏覆宋本体例则是可以在《玉台新咏》中得到验证的。

要历史地去理解和看待清代学者您重新笺注《玉台新咏》的时候，采用的是什么底本？傅刚：我没有用学术界通常使用的文学古籍刊行影印本，因为那个本子是赵氏覆宋本中错误最多的。赵氏覆宋本前后有三次印本，第一次印本即中华再造善本所用的底本，其本印行后不久，赵均又作了一些修改，印了第二次，这是赵氏覆宋本中最好的。文学古籍刊行影印本的底本是第三次印本，因为刷印时版片已经泐裂，字迹漫漶，刻工据字迹描修，所以讹谬甚多。对比下来，我选用了第二次印本。这个印本存世也不多，2018年我与中华书局合作，将它与翁氏藏冯班抄陈玉父本一起合印，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校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傅刚：我之所以作这个校笺，是因为在研究中发现清初诸家如二冯、吴光宜、纪昀使用文献时往往不标出处，或标出处也与我们所见文献不同。如清人所用《艺文类聚》与我们现在所用的宋本在文字上往往不同，这是因为他们使用的版本不一定是最善的。还有一些文献，他们能够见到，但现在已经失传。这些情况应该对读者说明，所以有必要作校笺。其次，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清初学者对文献的考订和研究的结论，其实前后有承继关系，后来的人往往使用前人的成果或文献资料，却没有一一说明，我觉得也应该作校笺，这也是《玉台新咏》研究史中应该清理的问题。这样，清初各家在考校上的价值所在，就很清楚了。所以我的校笺主要就前人已有的字词考订作清理，许多前人没有考订的异文等，我就没有作校笺。《玉台新咏》的诸种校勘中，何以清代学者纪昀的工作超越于众人之上？傅刚：赵氏覆宋本出现后，经过二冯的考校，引起了士林的轰动。此前学术界多用的明通行本，这之后大家都认为赵氏覆宋本最合徐陵原貌，因此基本上都相信赵氏本了。比如吴兆宜本来用明通行本作注，但赵氏本出来后，就改用赵氏本了。纪昀比二冯和吴兆宜都晚，但他的《玉台新咏考异》（《四库全书》收入，署的是他父亲纪容舒的名）却是集大成成果。《玉台新咏》研究中的许多命题在清初学者的研究中都已经提出，而且也都给出了很客观也很具说服力的解释。此外，纪昀是清初重要的学术领袖，他仿朱熹的《韩集考异》作《玉台新咏考异》，从集部入手，考订先唐文献，而带动一代学术风气，也是很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开展集部文献的研究，需要回到学术史中去，要做一些对前人研究的考量。这个时候一定要历史地去理解和看待这些学者。他们用到的参考书，像纪昀用的唐人、宋人的类书、总集等，和我们如今看到的本子不合。他们看到的可能是明本，而我们看的基本上是宋本。现在只能根据宋本，和能找到的明本来对应看看。所以，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如果能清理一下，会发现其中很多内容存在一些辩证关系，从中也能看出清代人在考校的时候，他们的学术平台是什么。

文学、文献不能分家您常说，我们古代文学研究者从事文献研究，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这句话具体该怎么理解？傅刚：每一种文献都是独特的，面对它们的时候，要弄清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文献整理还是为了研究文学史的问题。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和做纯文献研究是很不一样的。《玉台新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诗歌风潮，这部文献很有特点，它的文献能否清理好，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影响我们在南北朝文学研究方面的结论。比如，兴膳宏教授的结论本来是对的，但是他不做版本，就会有人提出疑问。所以，《玉台新咏》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它是中国古代学术中文献和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范例。我所说的文学、文献不能分家就是这个意思，也是针对当前大学中文系将文学与文献分为两个专业说的。现在电子影印文献很发达，您如何看待不出书斋就能从事文献研究的趋势？傅刚：现在研究文献，很多时候都是利用电子文献在做，省时省力。我还是主张要亲见其书。因为影印的时候，书籍上的很多信息会消失，还有一些拼接的东西，更是难辨它的来源。古代文学学者做文献整理，和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不一样，方法不一样，态度也不一样。当代的文献工作和老一代学者的工作之间，也有很多不同。总有人说当代的学术不如前人，但就古籍整理而言，我认为是超过前人的。当然，目前也有股一拥而上的趋势，人人都来整理古籍，没有文献工作经验和基本知识的人也张口就谈文献整理。还有的人找一众学生帮忙，看着一大堆成果，其实精粗不一，甚至错误很多，难以利用。我还是主张学术研究是个人的事，同样，古籍整理也是一个人的事。您对学术界目前的集部文献研究有什么特别期待吗？傅刚：我曾经想找当代对集部文献有研究和体会的学者，开一个集部文献方法的讨论会。大家就自己的个案研究，总结整理方法和经验，并建立一些学术规则。因为当前的文献整理和研究与古时已有很大不同，我们常常会处理许多前人没有碰到的问题，总结这些处理方法，相信对目前的工作会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