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语文老师毕业了（我的中学语文老师）

圣人 2023-05-05 12:08:55 499

我的语文老师毕业了（我的中学语文老师）记得每逢大课间，我们来自大冯营小学又被分到不同班级的九个同学就会聚到一起哭上一鼻子。第一个星期六下午，偏偏天又下起了雨，学校怕路上不安全，不让我们离校。四个一年级班哭成了四锅粥，四位班主任顿时变成了四个“班妈”，看谁哄孩子的功夫深。也许是可怜这几位“班妈”吧，不大一会儿，老天绽开了笑脸。这近二百个没出息的孩子才像一窝蜂从笼中挤出去，飞向四面八方了。四位班主任紧跟到校门口发现无路可追（路太多了），只好不放心地回到校园。那年，闫老师才二十四五岁吧。作为班主任，闫老师更是兢兢业业，为我们操尽了心。一年级开学第一周，我们这些从来没有离开过爹娘的农村孩子就不知道因为想家而哭了多少次了。虽然小学时我的语文程度也不错，但其实脑子里只有一些粗浅的凌乱的知识，既没有学得扎扎实实，也没有产生浓厚的兴趣。是闫老师用那她一个又一个45分钟，用她那字正腔圆的一声又一声的范读和领读，用她那一笔一划的板书，把我领进了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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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题目有点啰嗦。原本要写的是“我的语文老师”，可上小学时正赶上反右派、大跃进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段小动乱时期，教师走马灯般的调动使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小学语文老师只剩下教我半年的胡义中老师了，别的教仨月俩月的又太多了。只好把题目定为“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对不起小学时的启蒙老师了。

1962至1965年，我在当时的南阳县一初中（即如今的社旗一高）上初中。那是一段相对稳定的时间，被人称为解放后到文革前的教育黄金时段。既没有过分的极左路线干扰，也没有过大的应试压力。尤其幸运的是教我们初中课的几乎都是原来教高中的既学识渊博又年轻有为的老师。其中给我以后职业生涯帮助最大的是教语文的闫瑞莲老师和谷建翎老师。

闫老师教我一、二年级语文，还是我们六二（4）班班主任。现在想来闫老师给我的最大帮助是给我打下扎扎实实的语文基础，并教育我树立一丝不苟、认认真真求学做人的态度。

虽然小学时我的语文程度也不错，但其实脑子里只有一些粗浅的凌乱的知识，既没有学得扎扎实实，也没有产生浓厚的兴趣。

是闫老师用那她一个又一个45分钟，用她那字正腔圆的一声又一声的范读和领读，用她那一笔一划的板书，把我领进了琳琅满目的语文殿堂，给了我像童话中到了太阳岛恨不得要拿回全部宝贝的老大那样的“贪欲”。

我不记得闫老师教给我什么知识，更不知道她运用过哪种教学方法或模式，我只知道闫老师让我知道语文有趣味，有学头，既喜欢学，又不敢掉以轻心。

作为班主任，闫老师更是兢兢业业，为我们操尽了心。一年级开学第一周，我们这些从来没有离开过爹娘的农村孩子就不知道因为想家而哭了多少次了。

记得每逢大课间，我们来自大冯营小学又被分到不同班级的九个同学就会聚到一起哭上一鼻子。第一个星期六下午，偏偏天又下起了雨，学校怕路上不安全，不让我们离校。四个一年级班哭成了四锅粥，四位班主任顿时变成了四个“班妈”，看谁哄孩子的功夫深。也许是可怜这几位“班妈”吧，不大一会儿，老天绽开了笑脸。这近二百个没出息的孩子才像一窝蜂从笼中挤出去，飞向四面八方了。四位班主任紧跟到校门口发现无路可追（路太多了），只好不放心地回到校园。那年，闫老师才二十四五岁吧。

当然，这样的局面很快就好转了。可是四十多个孩子，昨天你的书破了，今天他的笔丢了，明天他和他又拌嘴了……这不计其数的“了”，要多少耐心才能调和呀？更不用说批评、劝解、鼓励了。现在教育界有个很新颖的理论，就是说不能靠说理去教育孩子，要以身作则，以情感化。

这固然很有道理，可在我的记忆中我明白的道理不少还是闫老师苦口婆心反反复复说进我们心里的。

比如为学要勤奋、虚心，做人要有志气，要诚实不欺……当然做过愧对恩师的事情。二年级一次作文竞赛，我摘录并修改了当时一篇发表在杂志上的白话诗歌，交给学校并获得过二等奖。从领奖台上下来我就不敢正视闫老师的眼睛。

尽管虚荣心做怪的我没有勇气向老师坦白真相，可从那以后，不管是月考期考，还是影响命运的升学考试、招教转正考试，我再没有动过一丝抄袭作弊的念头，就是本科函授时的作业我也全是一丝不苟的完成的。就这样，还会心存愧怍。

直到年过七十，2018年我才在“河畔绿柳”上发表一篇题目为“悔”的文章，坦白了这件事。不知闫老师看过那篇文章没有。也许，闫老师五十多年前就发现了真相，只是不忍说破，在看着我怎样做人吧。

初中三年级时，我被学校从六二（4）班调到六二（2）班，语文老师由闫老师换成了谷建翎老师。谷老师与闫老师有截然不同的教学风格。他似乎不太注重语文课文的讲授，多数课文都被他蜻蜓点水般的处理了。

他特别喜欢给我们上课外阅读课。或从时下的报纸上找一段美文，或从隔月或当月的杂志上寻一篇佳作，用他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抑扬顿挫地读给我们听。读到忘情处还会下意识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听完了，我们不过瘾，会要求谷老师再读一遍。可能是读得太累了，或者想培养学生的诵读能力吧，谷老师有时也会让班里普通话好的同学替他读第二遍。可我们总觉得同学们读的不够味，不尽兴。

谷老师有极强的鉴赏识别能力，他给我们读的，全是文质俱佳的“美味佳肴”。茹志娟的《百合花》在报刊上初次刊出，就被谷老师端给我们品尝。一篇和谷岩写的反映抗美援朝时一位汽车兵美好情操的短篇小说《枫》，谷老师给我们读了十几年后又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配乐播放。还有一篇题为“路考”的中篇小说，谷老师给我们欣赏二十多年后竟然又被拍为电视剧播放起来……

跟着谷老师，我们不知吃过多少这样的“小锅饭”。在给我们吃这些美味佳肴的时候，他从来不讲什么附加条件：什么摘抄好词妙句呀，总结主题思想呀，评论写作特点呀……啥也都不必做，美美的纯粹的享受！所以几乎没有一个学生不喜欢听这样的欣赏课的。每当快上课前，只要看见谷老师胳肢窝里夹一本杂志或者一张报纸站在教室外边，我们都巴不得上课铃声立马就响起来，就连最爱在课堂上睡觉的同学也不例外。

我喜欢谷老师的课的另一种类型，是他的作文课。他似乎很少给我们上单纯的作文指导课，写前很少拿他的思路去束缚我们的手脚。学生写完了，他会用尽可能快的速度阅读完毕，并挑出几篇有不同立意、不同构思、不同语言风格的文章读给我们听。然后让我们说自己喜欢哪一篇，为什么。有时学生的见解和他不同，他也不发火，不妄下结论。

记得一次他比较欣赏某位同学的一篇作文，并把这种喜爱之情表露出来了。我和部分同学不同意老师的看法，还搬出当时批判“写中间人物”的所谓理论来批驳谷老师的看法。谷老师完全没生气，鼓励我们用作文纸写出我们的看法，张贴在教室后面。这做法，极大地引发了我们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几十年后做了语文教师，和王书义老师谈起闫老师和谷老师的教学风格，王老师说：“你太幸运了，先听闫老师的课，再跟谷老师学，二者缺一不可，颠倒了也不好。”我私下里为自己的幸运偷着乐呢。

更幸运的事还在后面。1965年秋期，我考入当时的南阳第三高级中学，语文课得到了张剑工老师的引领和指导。

其实，初到南阳三高，最先让我佩服并对我产生极大吸引力的当数张仲仁老师的数学课，还有杜文瑶老师的俄语课。再以后才是张剑工老师的语文课。

我的语文老师毕业了（我的中学语文老师）(1)

张剑工老师文革前的照片

我对张老师的语文课喜欢得迟一些，有一个羞于启齿的原因。从小学到初中，我写的作文大多被当作范文在讲评课上读，我也早就习惯了，一次没受到表扬就怅然若失。升入高中的第一次作文题目是“当我升入南阳三高中的时候”。

我考入南阳三高而不是南阳一高，心里是很憋屈的。本来我在初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可初三下期却一直头疼，多数老师都认为是用脑过度（其实是得了鼻窦炎）。

班主任只好给我放“随意假”，我可以想学就学，想玩就玩。我仍然不担心考高中的事情，报志愿时想都没想就报了“南阳一高”。班主任找我商量过改为三高的事，我毫无余地地拒绝了。

被三高录取后满心的不情愿。开学几天后，我从任课老师的水平、上年三高的升学成绩和自己感受到的学风校风认识到三高也不比一高差多少，只要自己努力，三年后一样可以考入好的大学。作文课上，我想都没想就把我进入三高一星期多的见闻经历和感受写了上去，习惯性地等着讲评课上听老师的夸奖。

高中第一次作文讲评课开始了。老师果然读了我的作文，出乎意料的是被当作“跑题作文”的例子来批评的。张老师先肯定了这篇作文通篇有中心，选材也很真实，前后有呼应，作为中心线索的心理变化也合乎情理，然后毫不客气地指出入学一周多的时间太长，大大超出了题目的限制。今天看来，张老师的判断尽管多少有一点苛求，但对于更需要强调审题准确性，防止作文跑题的高中作文教学而言，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听惯了赞扬的我却满心的不服气，一连好几天，不认真听张老师的课，对他有一些很不公允的情绪和看法。

怨气和偏见渐渐消失，我越来越喜欢上张老师的语文课了。特别是他对古诗文的深厚造诣和对学习鲁迅作品的深入浅出的引导，更是弥补了我语文知识和阅读理解能力方面的两大短板。上初中时学古诗文很少，仅限于会背而已。特别是古文，一知半解甚至一点也不理解的不在少数。是张老师教会了我逐字逐句的翻译文言文，并逐步积累了一些文言词汇，也能自己读懂一些浅易规范的文言文。鲁迅作品初中时只学过《社戏》《故乡》和《友邦惊诧论》等很少篇目，理解仅限于极其表面的东西。跟着张老师才渐次懂了点鲁迅先生彻底的反封建思想以及先生在反封建斗争中思想上的痛苦与行为上的挣扎。

遗憾的是受张老师教诲还不到一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从此不但再也听不到张老师的教诲，还要去写批判张老师和几乎所有老师的大字报。

尤其遗憾的是我还亲自写过一篇被工作组夸赞为“有理有据的批判了张剑工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文章。和后来张老师被污蔑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被扣上叛徒、特务等帽子的伤害比起来，这原本算不了什么。

我当时认为自己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无特别的不安。但随着时日的推移和对文革本质的逐渐认识，私下里愧对张老师的想法与日俱增。而张老师因早已交待清楚且已做过结论的历史问题再次遭受不合理的清算，被关进“牛棚”长达十年左右被”解放”出来不久就辞别人世了。

1993年我考上”招教”，1994年春期在南阳教育学院上了三个月的“民办教师强化班”。巧遇到张剑工老师的女儿张颖，昔日的师姐（在三高上学时她比我高一个年级）也许是师妹（我上学较晚，她也许没我年龄大）这时已经成了我的老师。她做过《史记》研究专家北师大韩兆琪博士的学生，这三个月教我们“史记研究”课。相认以后，说起张老师的遭遇，只有唏嘘罢了。不过我从这位”小张老师”那里还真是学到了不少有用的东西-这是否可以作为对”老张老师”在天之灵的一点点告慰呢？但愿如此吧。

那次在南阳教育学院上三个月“民办教师强化班”时，我还到南阳五中去看望过已经退休的闫老师和叶啟青老师（闫老师的爱人，我初中三年级的班主任）。闫老师看了我的肤色和面容，一连说了好几句“咋瘦成这样了？”并当即吩咐叶老师上街去买火腿。吃饭时两位老师争着往我碗里夹肉，恨不得让我一顿饭就吃得又白又胖。

我的语文老师毕业了（我的中学语文老师）(2)

闫老师

没过一周又打电话给我，再次把我叫到家里，这天吃的是烧鸡。饭后闫老师拿出早就包好的一包衣服，说家里有这些穿不着的衣服，扔掉怪可惜，送给别人还恐怕人家不稀罕。让我带回家，看那件能穿就穿，不能穿就扔掉。拿回去給我妻子看过。妻子说：“傻子，你没仔细看看，哪是什么旧衣服？差不多都是两位老师买了没穿的新衣服，这是老师变着法儿帮衬咱呢。”

2012年从新乡回到社旗，听说叶老师不在了，我和爱人特意去看望闫老师。带了少得可怜的一些用自己的芝麻打的香油，闫老师很委婉地表达了一点不高兴。又过了一年，我妻子给闫老师做了一双棉鞋，我给老师送过去，老师很高兴。可巧那年冬天冷得很，闫老师打来电话一个劲地夸我妻子手巧，做的棉鞋穿着舒服，暖和。我心里也暖融融的。

谷建翎老师虽然和我在一个学校教书，他退休后的前几年住在社旗，隔十天半月就能见面，可最近几年他常住南阳市内，见得很少了。

我的语文老师毕业了（我的中学语文老师）(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