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米老师就偏爱我）
（为啥米老师就偏爱我）做眼保健操令现代人意想不到的是：即便在“文革”那样动荡的年代，学校眼保健操和广播体操依然每天照例在做着：“为革命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闭眼……”这套伴随着舒缓音乐的眼保健操，连同喊节拍的清脆童音，对21世纪很多已逾中年的中国人来说依然亲切、熟悉。国家教育部早在1972年就规定：小学生每天两次课间眼保健操。多少年来，这已成为每所学校雷打不动的眼保健项目。每位中国少年儿童从踏进校门起就加入了做眼保健操的行列。眼保健操作为中国校园文化的传统，早已融入了几代人的生活，承载着几代人的回忆（参附件008.1）。我们班主任是米淑珍先生（都这么叫；不过现如今，大有“先生”专用于男士的趋势）。她中等身材，体态苗条，架着一副眼镜，具有“文革”前知识分子的形象，当时猜，也就30岁不到的年龄！她属于回族，英语老师。学校正对着华山医院门诊部。由于接近繁华的南京路，校园并不大，只有一栋三层教学楼，外加
那些被允许任性的年代，叫做青春……
“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宠辱不惊”。“蹉跎”岁月，逐渐地磨平了昔日的棱角，“淬炼”了坚强的意志，“沉淀”了浮躁的内心，“净化”了心灵的尘埃，放下了不必要的烦恼。
1971年早春2月，在一片“打倒尼克松！”的口号声中，我进入了上海静安区华山中学。
那时候，家里没有收音机，也订不起报纸。欲知天下事，通常要徒步20分钟以上，到静安寺阅报栏（一家南货店门前）看报。有时候，一看就是一个下午。
我们班主任是米淑珍先生（都这么叫；不过现如今，大有“先生”专用于男士的趋势）。她中等身材，体态苗条，架着一副眼镜，具有“文革”前知识分子的形象，当时猜，也就30岁不到的年龄！她属于回族，英语老师。
学校正对着华山医院门诊部。由于接近繁华的南京路，校园并不大，只有一栋三层教学楼，外加一个2/3足球场大的操场，现在是华山职业美术学校。
最初阶段，我们也搞军训，“工宣队”师傅记得姓杜，住我家隔壁的矮平房里，带着我们一个班级，在操场上排队，立正、稍息、左转、右转、前进、后退，拿着木质长枪，“特刺、刺，杀——”。有一次下雨过后，操场上积了一滩水，正好我们要练习匍(pú)匐(fú)前进，杜师傅让我们从水上趟过去，以锻炼我们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意志。
令现代人意想不到的是：即便在“文革”那样动荡的年代，学校眼保健操和广播体操依然每天照例在做着：“为革命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闭眼……”这套伴随着舒缓音乐的眼保健操，连同喊节拍的清脆童音，对21世纪很多已逾中年的中国人来说依然亲切、熟悉。国家教育部早在1972年就规定：小学生每天两次课间眼保健操。多少年来，这已成为每所学校雷打不动的眼保健项目。每位中国少年儿童从踏进校门起就加入了做眼保健操的行列。眼保健操作为中国校园文化的传统，早已融入了几代人的生活，承载着几代人的回忆（参附件008.1）。
做眼保健操
我们那时做的是第五套广播体操，开场白我也牢牢记得：“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现在开始做广播体操，原地踏步走……”（参附件008.2）。
第五套广播体操
第五套广播体操编编停停，从1969年开始，一直持续了两年多时间，直到1971年。这一年的7月，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做了专门发言，充分肯定了“文革”前17年体育工作的成绩，体育事业有了转机。9月1日，第五套广播体操正式颁布。北京厂桥小学有一名小学生，因为做广播体操姿态标准优美，所以被选为全校的领操员，还上了当时相当稀罕的新闻纪录片。正是这次露脸，让什刹海体校的老师发现了这个很有运动天赋的孩子，他被选拔进了什刹海体校，专门练习武术，这个孩子名叫李连杰。
课间，同学们总是到对面华山医院门诊部水果摊“看风景”。有一次，一个操浓重苏北口音的老大妈对着一群“围观”的同学们说：“逆们（你们）不要到沃（我）这里来动脑筋，要动脑筋到什泥（么）大单位去动”，周边同学忍俊不禁。因为上海人“嫌弃”苏北人，这句话日后成为学生们经典“口头禅”。
我的籍贯是江苏镇江，也被同学们诟病。镇江明明在长江以南，镇江人为什么要被列为“苏北人”呢？我无力抵御地域歧视，但也一直没有理解，可能是口音有点接近吧！
镇江明明在长江以南
从家里出发，经长乐路（上海市计量局、中将陶勇的住地）左拐到乌鲁木齐北路（华山医院急诊部），仅一个“街区”再右拐，可到校本部；也可以从后门出发，经华山路（上海戏剧学院后门、周旋居住的镇宁公寓）到达学校。两条路径都应该是一刻钟的路程。
一开学，老师就遇到了如何“培育”两个人的“抉择”：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曾经在华山路第五小学当过红小兵“师长”的段俊杰。
客观地说，段当时实力比我强。他能说会道，理论水平超高，能力超强，身边“拥有”一部分“群众”，如宋海亮、黄陈瑞、郁建忠、洪新智等人。他具有组织才能，而我则是崇尚正义的“激进”人士。
也许因为他太“傲”了，没有得到米老师的重用。因此，课堂上，米老师也遭遇了一些“麻烦”——反弹、挑刺、不配合。
也不知道米老师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就是要“提拔”我。据说，人事关系中的“档案”，从中学做起。小学升往中学，根本就没有资料可看。
不久，班级产生了第一批红卫兵及其“排委”，我成为红卫兵排长，也就是班级的班长。金力，副排长；沙漠，学习委员；汪璞，文体委员；王幼霖，劳动委员。
保存的红卫兵标牌
加入红卫兵的《宣誓词》很感人。当时，我几乎背得出来。每次行走在路上，总是默念最后一句，“牢记这庄严的时刻，牢记这神圣的誓言，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周身热血喷涌。
被我称为“红卫兵之歌”的《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也相当动听。这首歌现在还被我作为大会小聚、旅游卡拉的“保留”节目呢！歌曲唱道（参附件008.3）：
红卫兵，红卫兵，
革命的烈火燃在胸。
阶级斗争风浪考验了我，
路线斗争锻炼的心更红。
立场稳方向明，
朝气蓬勃干革命。
早晨的太阳光芒万丈，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红卫兵，红卫兵，
我们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
革命红旗一代传一代，
光荣传统我们要继承。
爱祖国，爱人民，
爱和平，爱劳动。
要和工农相结合，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红卫兵团（“红团”）团长是王仲伟，副团长是杨灿珍，女，“红团”负责老师及至后来校团支部负责老师是谈倩浩。
王日后可是个“大人物”呢：从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院长、团市委副书记、市青年联合会主席，到《文汇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从市委宣传部长，到国务院参事室主任。
王仲伟是五哥福林的中学同班，其妹王仲华是我华二小学的同学。王的“发迹”同他“严丝合缝”的逻辑推理、“口若悬河”的论辩口才有关。回国以后，就找工中的“外国人”歧视，我还给他写过信呢！
我在班级的第一个“绝招”是写得一手好字，老师的任何通知都是先告诉我，然后由我写在黑板上。我喜欢仿古竖体排列，并尝试着草书连笔；更喜欢毛泽东主席题写的“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几个报头，常常在黑板上描摹。
毛泽东题写的报头
第二个“绝招”是普通话说得漂亮，这在“当年”的上海人中间比较少见。因此，传达《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证材料》等中央文件，都是我到台上宣讲的。
为了防止有人“醋意”，我掌握了一个“原则”，就是刚开始读的几句，故意读成破句，然后清清嗓子。也就是说，不能“一本正经”地像播音员那样，哪怕你朗读水平再高。
进入中学以后的第一个“群体性”举动，就是大规模的“野营拉练”。
1970年，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作出批示：“野营拉练好”，“不当老爷兵”。从此，不仅部队野营拉练，就是大中专院校学生也组织了这场旷日弥久的以“练好铁脚板，打击帝修反”为主旨的活动。所谓“野营拉练”，就是长途跋涉。
华山中学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由延安路往西、越过天山新村，绕道朱家角，然后再径往松江泗联公社。
野营拉练走到上海郊区，第一次看到农村的面貌是那样的落后，心中一阵酸楚。有的地方，路边还矗立着一块长方形牌子，上面用中英文写着：“非开放区 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得进入”。
“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得进入”
记得当时与我在目的地同住大“鸡棚”的是保温瓶三厂工宣队师傅韩一龙，我把他叫做“韩念龙”——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回上海以后，我们还保持着联系呢！
我们每次野营拉练或者后来的学农劳动，都携带着大量的炒面粉。条件好一点的，有芝麻炒面粉、猪油炒面粉等“花色品种”；而我只是普通地放一点点糖，还吃得很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