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代表人物（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

历史地理学代表人物（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邹逸麟先生部分著作书影“如果说，自50年代开始的对黄河、运河历史的研究，是在谭先生指导之下的奉命之作的话，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对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的研究，则是个人多年学术积累的自觉行为，是在一个学术领域内积蓄待发的自然结果。”因为研究黄河、运河，自然也就会关注到黄运地区的环境变迁、社会经济，于是由邹先生领衔，复旦史地所一些老师在90年代开展了对黄淮海平原（即华北平原）历史环境变迁的研究，形成了《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一书。这本书从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两方面，系统研究了黄淮海平原的历史气候、历史灾害、水系变迁、人口的历史变迁及历史时期城市的发展等问题。这是一项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较强现实意义的成果，1995年获得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至今仍是高校历史地理学科的教科书。邹先生对运河历史的研究也是在绘图过程中展开的。“我逐步培养起了兴趣，不是就事论事，完成任务交差，而是做个有

今日凌晨，中国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邹逸麟因病逝世，享年86岁。

邹逸麟，1935年8月31日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195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同年秋分配至中国科学历史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1957年初，随谭其骧教授来上海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纂工作。1986年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1996年辞去研究所所长职务，同年被复旦大学聘为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首席教授。1998年继聘为首席教授。现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历史地理》主编、上海社联委员、上海史志学会会长、上海地名学会副会长、上海中山学社副社长。民盟中央委员、上海市副主委、复旦大学主委。讲授有《历史地理学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等讲座。2008年9月退休。

山东大学毕业照（后排左七为邹逸麟）

邹先生在其口述中谈到，他的学术生涯起步于1957年1月23日——这一天是他跟随谭其骧先生进行历史地图编绘工作的开始。算起来，他已在历史地理学界俯首耕耘了六十载。六十年后再回首，邹先生说，“能扎根历史地理学，并为之付出无悔的一生，“完全是偶然的天赐良机”， 偶然的因素自然是存在的。不过，也有句话讲：“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在“偶然”踏入历史地理学界之前，青年时期的邹逸麟有着相当不错的学术积累。

邹先生对运河历史的研究也是在绘图过程中展开的。“我逐步培养起了兴趣，不是就事论事，完成任务交差，而是做个有心人，在完成编绘历史地图任务的同时，开始关注、思考与历史地理发展相关的社会动态、环境变迁等因素，并逐步深入下去、扩展开来，从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慢慢形成了自己独创的、完整的学术观点，就这么自然而然地踏上了学术研究的正常途径。”

20世纪七十年代绘图的工作照，左二为谭其骧，左三为邹逸麟。

自1957年追随谭先生编绘历史地图，到1992年谭先生离世，谭邹二人的师生之谊持续了35年。邹先生并未真正地坐在谭先生的课堂上学习过，也没有成为谭先生的研究生，他就像旧时的学徒一样，跟着谭先生一个个项目做过来，在实践中不断地汲取知识。邹先生说，1992年前他做的每一个项目都是在谭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所写的每一篇文章都是请谭先生审阅后再投稿的。从谭先生那里，他感受到为人和治学之道，为此，他对谭先生感恩终生。

“如果说，自50年代开始的对黄河、运河历史的研究，是在谭先生指导之下的奉命之作的话，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对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的研究，则是个人多年学术积累的自觉行为，是在一个学术领域内积蓄待发的自然结果。”因为研究黄河、运河，自然也就会关注到黄运地区的环境变迁、社会经济，于是由邹先生领衔，复旦史地所一些老师在90年代开展了对黄淮海平原（即华北平原）历史环境变迁的研究，形成了《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一书。这本书从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两方面，系统研究了黄淮海平原的历史气候、历史灾害、水系变迁、人口的历史变迁及历史时期城市的发展等问题。这是一项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较强现实意义的成果，1995年获得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至今仍是高校历史地理学科的教科书。

邹逸麟先生部分著作书影

回首平生，邹先生感慨万千地说：“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学术上的成功没什么诀窍，就是认真地去做一桩桩事体。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就是这样，你不要想每桩事体对我有什么好处再做，这桩事体对我写什么论文有效再做，这是错误的。许多收货都是在你不知不觉中产生的。做每桩事体都要花功夫，这点要相信，只要你功夫花下去，必有成就。”

邹先生是继第一代现代历史地理学学科开创者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之后，公认的历史地理学科带头人，是第二代历史地理学者中影响最大的学者。作为继谭先生之后，复旦史地所的第二任掌门人，邹先生长达数十年，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每代人有每代人的任务，人不可能超过自己的时代做更多的工作。”邹先生很谦逊地说，“能在这个时代里尽到一份责任，就可以自我安慰了。我基本上是接力棒，把谭先生的东西接过来，交给下一代，把这个学科发展下去。”

08年退休后的这些年，邹先生仍继续主持了一些大型的科研项目。作为《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的主编，邹先生主要负责总论部分的撰写以及对于分科编写内容的审核。《清史·地理志》涉及三十几个省，工作量极大。“仅仅是讨论体例就开了八次讨论会。确定之后，大家在工作中可能又遇到问题，回过头来又要调整之前的做法，屡经反复。而且参与这个工作的学者，分布在北京、上海、云南等各地，平时很难见面，只能靠邮件联系，来来回回，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这个工作今年8月底才弄完，统共90多万字，花了半年的时间统稿。”现在，邹先生仍然专注于《运河志》的编写并担任2019版《辞海》的副主编。作为学者，他有做不完的课题，看不完的书稿，忙于其中，也乐在其中。他说，这是他晚年的福分，也是一个学者的宿命。

八卷本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对于年轻的学者，邹先生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搞学问，第一不能太功利。工作来了，首先考虑它对自己有什么好处，有好处干，没好处不干，这是不行的。对待学问，只要你真正下功夫，就必有成果。电影《乱世佳人》末尾，郝思嘉想起她父亲对她说的一句话：土地是永远不会辜负你的！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认为做学问也是这样，用心做一定会有成果的，学问也是不会辜负你的。第二，搞学问一定要有兴趣，不要凑热闹。总是跟风，流行什么做什么，这是不行的。年轻人如果能孜孜不倦地研究一个东西，最后他一定是有成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