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童年小学（忆童年的小学）

美好的童年小学（忆童年的小学）石英小学还叫“横角小学”，因校舍当时所处本村一地名叫“横角”的地段，本是本村一坟岗，该角落有多个坟冢。五十年代末期，国家兴学助农，农村掀起办学高潮，附近的留仙、砚溪、复兴等村先后都设立了民办小学，仍不能满足适龄儿童入学的需求，按照国家统一政策要求在60年代中期我村以“耕读小学”名义建校舍，后改为民办小学。在1975年左右校舍由土砖茅草屋改为红砖墙根、土砖墙身的瓦屋校舍，再到1982年彻底重建，全部修建为红砖瓦屋。上图废弃的校舍正是1982版校舍。60年代耕读小学 宣传画上图是华容县操军镇石英小学，我的小学，和大多数乡村小学一样，它诞生—兴旺—撤并，最后拆除，完成了时代赋予它的使命。石英小学，最早建校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经考证应为1964年春，开始只开一个班，第二年设两个班，慢慢发展成各年级涵盖的整建制小学。笔者上学发蒙时，它已经存在了二十余年。上图是最后一版82年版校舍的残缺不全、废弃闲置的

你还记得你的小学吗？

最近的地方，恰恰是经常被我们所遗忘的角落。2018年6月4日，接到留在家乡的某小学同学的消息：“石英小学拆完哒，砖都拖走啦，下次回来再看不到了！”。

也许是先知先觉，在知道它早就撤并不再是学校以后，曾很多次回到家乡路过，在中巴车上回头瞭望，在亲友送别的摩托车后座上张望，而唯独只有在2018年2月份那次回家乡走近去仔细看了看，拍了大量照片，留住了它最后的的身影！

操军镇-石英小学

上图是华容县操军镇石英小学，我的小学，和大多数乡村小学一样，它诞生—兴旺—撤并，最后拆除，完成了时代赋予它的使命。

石英小学，最早建校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经考证应为1964年春，开始只开一个班，第二年设两个班，慢慢发展成各年级涵盖的整建制小学。笔者上学发蒙时，它已经存在了二十余年。上图是最后一版82年版校舍的残缺不全、废弃闲置的照片。最初是五六间土砖茅草屋，又叫“耕读小学”，“横角小学”。建校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兴旺于七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末期撤校被合并（1999年）。

耕读小学，是1964年开始为贯彻执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在广大农村兴办起的专收不能入全日制小学就读的儿童的学校，主要以大队、生产队为单位成立半耕半读的半日班或早、午、晚班 学习小学的语文、数学等学科课程。耕读小学由大队管理，聘请民办教师。耕读小学教师工资主要形式是由生产队支付“工分” 教育部门每月补助几元学习费。文革期间，耕读小学转为民办小学。

60年代耕读小学 宣传画

石英小学还叫“横角小学”，因校舍当时所处本村一地名叫“横角”的地段，本是本村一坟岗，该角落有多个坟冢。五十年代末期，国家兴学助农，农村掀起办学高潮，附近的留仙、砚溪、复兴等村先后都设立了民办小学，仍不能满足适龄儿童入学的需求，按照国家统一政策要求在60年代中期我村以“耕读小学”名义建校舍，后改为民办小学。在1975年左右校舍由土砖茅草屋改为红砖墙根、土砖墙身的瓦屋校舍，再到1982年彻底重建，全部修建为红砖瓦屋。上图废弃的校舍正是1982版校舍。

第一版校舍，茅草屋时期（1964-1974），小孩子们上学是自带板凳；

到70年代后期（1975-1983）是下图的连体式课桌；

82版新校舍盖好，上学就是学生自己带课桌，一人一套，桌子椅子连体。课桌是根据标准尺寸每个家长给孩子请木工师傅手工打造。笔者上学时就是用的大致类似于下图课桌，记得木工师傅加工制作完成还在全身抹上桐油。

石英小学，在先后三十六年的教学历程里，预估孕育了上千个农村孩子，他解决了各个年代农村孩子读书识字接受基础教育的问题。这些农村孩子，他们有的后来上大中专院校深造，有的求学回来又回来由学生变成这里的老师，有的在各行各业发挥着自己的特长，他们如今散落在全国各地。它是本村的文化核心地带。

笔者采访多个教员、学生，大致整理了下学校的历任教师，刘正湘（曾任校长）、郭志广、张光三、白尊明（曾任校长）、马香玲（长沙下乡知青）、张建平（长沙下乡知青）、鲁培成、严学群（曾任校长）、张忠仁、彭介元、严明星、谭绍荣（80年代任校长至90年代末撤校合并）、邓娇娥、陈雅娟、袁习光、白中育、汪泽洪、杨翠云、何德贵、刘玉贵、夏丽芳、汪天华、苏丽娟、王淑云、王安国、黄丽华、汤军、白红武、谭安安…… 个人回忆和他人提供素材可能不全，抱歉，不能一一列举（望乡友评论区留言补充）。记得有一个踩脚踏风琴教唱儿歌的男老师，已经忘了他的名字。我父亲1977-1979年也曾短暂在这教过扫盲班，以晚上上课为主。

八十年代黑白照（左上起：张忠仁刘玉贵汪泽洪白中育汪天华王淑云；左下起：杨翠云严德奎谭绍荣何德贵）

童年的回忆都是温暖的。

童年的回忆也是多姿多态的，各不相同。笔者仅以自己的视角勾勒下八十年代的学校往事，望能引来你无穷的已经远去的美好记忆。

1985级学生毕业照（1991）

1986级学生毕业照（1992）

石英小学坐落在村中心地带，旁边是047乡道，隔着一条主干水渠与大队部礼堂成对角线布置。学校前面有一个大水塘，沿着水塘旁边小路走进去是大草坪广场，广场东侧是简陋的篮球场，国旗旗杆。建筑一共两排，前面一排四间教室，后面两间教室。后面一排的中间有一个小教室是幼儿园，食堂在最东侧，厕所在最西侧。

上面说的是八十年代的红砖瓦屋的校舍布局。虽然是第三版校舍了，但相比现在的学校建筑依然是十分简陋。记得厕所是长年散布出难闻的气味，尤其是男生小便的位置，太阳一照，有打开尿素化肥袋的感觉。教室的两侧窗户冬天密封不严，要贴上塑料薄膜挡风。两排教室之间是菜园，教室前面种植有女贞树，后面是杉树。学校最后面是一片小树林，我们那时候跑的远就会去那玩耍。学校东北西三面环水，南面是大鱼塘，只有篮球场前面有一农田将其围挡隔离开来。要进学校，水塘边的那条路就是唯一通道。

后面一排的中间有学校领导校长、教导主任办公室，屋檐上面有挂着一个铃铛。铃铛是手动的，老师拿着小锤子敲打的，不是如今的电铃，每堂课45分钟。

后排东北角是教工食堂，食堂前面有一片菜地，做饭的师傅叫严嗲。严嗲给教职工做饭，还在宿舍里放上几个瓶瓶罐罐，进点花生瓜子姜糖麻花雪花糕等小吃，卖给小孩子们。小时候，严嗲的那个小窗户，是趴着经常偷看的地方。那时一分钱可以买几粒糖，两分三分五分都可以买到想吃的东西。

我上学时，学校老师是谭绍荣（校长）老师，白中育老师（教导主任），还有何德贵、刘玉贵、汪天华、汪泽洪等。童年是天真烂漫的，童年也是调皮捣蛋的，所谓“七岁八岁狗都嫌”。全校兴旺时期有200多个学生，七八个老师管理。六七十年代是五二二制教学，小学五年，初中高中两年。八十年代改为六三三制，小学开始六年制。教职员工在学校里，就如同一个家庭的父母，有严父，也有慈母，一张一弛，既不溺爱娇纵，又不失温暖地抱一抱。我记忆里的上面几个老师，谭绍荣校长是慈父般的，白中育老师和何德贵老师是学生们比较怕的。白老师会拿教鞭打上一棍，何德贵会在作业屡教不改生气的时候在你头上敲你一叮咚，要想免这几下，就是好好认真地把老师教的背熟，记牢，把题目认真做对。刘玉贵老师是多才多艺的，踩风琴教唱歌，拉一手胡琴，还教我们识简谱，最记得的是某次教念“1～2～3～4～5～6～7 哆啦密法索拉西” 不断重复喊“6 —7” ，下面几个小孩忍不住想到“拉-稀”窃窃私语偷偷发笑。

我上学的时候，一年级班主任老师是砚溪村的苏丽娟老师，她的模样我已经记不清了，名字也是后来打听问到的。因为后来这些年她基本消失在大家视野中，只记得姓苏。听同学回忆说，她当时教我们时烫着一头卷发，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应该是二十多岁的年纪。这个苏老师，也是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师，给了笔者很温暖的记忆。虽然时隔三十多年，已记不清她的样子，但记得教我们跳舞，还带着全班四十几个孩子去“石英影剧院”礼堂参加文艺晚会，一排小孩子们脸上还打上红红的粉。有个女同学一显身手，舞台上翻了十几个跟斗，她叫周金辉。也是她教我们的那年，我加入了少先队，戴上了红领巾，记得是五个小孩在村部小礼堂里宣誓，做了共产主义接班人。苏老师下课时会偷偷捂住你的眼睛，让你猜猜她是谁。

二年级班主任老师是王安国老师，也是砚溪村的。教我们的时候他应该是六十岁左右了，后来问起说是当时他是代他女儿王淑云老师的课。王安国老师想必如今应该已不健在了。王老师比较严厉，教学方法也比较像古代的私塾先生，对不听话的学生会打手板，揪耳朵。记得生气的时候，他在讲堂下来，双手揪住前面一排某学生的左右两只耳朵，考核时一个一个过，没有通过的伸出手掌打下手掌心。我当时算班上成绩较好的，也免不了被打，耳朵有次被揪得发烫。也就是这个王安国老师，还撤了我的“官”，那时候选班干部是实行的民主选举，举手表决，孩子们提名推荐，被推荐的写在黑板上老师念一个一个名字，下面同学举手表决看得票数。当念到我名字时，“刷”的班上娃娃们全举手，几乎全票通过。后来就当上了学生时代最早的官—“班 长”，记得副班长好像是谢宇。可惜好景不长，由于本人那时候比较调皮，七岁八岁狗都嫌，副班长也是个调皮捣蛋的家伙，两个人“把持朝政”，带头在班上戏耍闹得不可开交。王安国老师违背民主原则，宣布双双罢免官职。后来好像找了两个比较老实听话点的当班干部了。

三年级班主任老师是汪天华老师。汪老师也颇有才艺，有一次下课休息之余，他在宿舍忽然吹起笛子，记得曲子是《昨夜星辰》，那是八十年代红极一时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听过的音乐少，觉得是极其美妙动听的，我们跟着笛声去窗户边偷偷听了好久。童年的记忆里就想，什么时候我也可以有这么一支笛子，也能吹出如此动听的旋律呢？汪老师是教语文的，小学课本里的内容如今基本已经没有多少记忆了。只记得他特别爱讲点小故事，比较幽默的小故事，逗我们笑一笑。有次是讲偷鸡的故事，某老板不会算单数，只会一双一双的数。偷鸡贼就每次偷鸡偷一双，“一双一双又一双”，直到家里鸡被偷得去了一半这老板才发觉。

四年级的班主任老师是黄丽华老师。记得她曾教我们唱了一首歌，用粉笔在黑板上写歌词，歌名是《潇洒走一回》。我们那时不懂“红尘”是什么，但懂“青春赌明天”，爱情歌曲当励志歌在唱。五年级的班主任老师是谁已经记不清了，也不知道是否有重复。

关键一年，上毕业班的时候班主任就是何德贵老师了。何德贵老师在教学领域名气响亮，据说是一位高材生，就是心理素质过不了关，每上考场必发挥欠缺，高考多次未能如愿升大学深造。毕业班的时候，白中育老师教数学，何德贵老师教语文，两个都比较严厉，那时感觉读书是“好日子到头了”。我有次寒假作业空了大半没有做，被他叫到宿舍，狠敲了几叮咚。他以教我哥时我哥的表现为正面典型教材对比我，训斥了很久。

谭校长是一位慈祥的老师，没有教过我们课。我对他的深刻的记忆是有一次学校突然宣布全部学生操场集合，少先队员都戴上红领巾，站在国旗前，谭老师对着一两百学生讲了几句话，大概意思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从此没有了。那应该是1991年冬季，当时我们不懂苏联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也不明白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笔者记忆里的关于石英小学的故事人物，关于老师的，讲完了。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做饭的严嗲。严嗲想必能勾起很多人的回忆。严嗲一只眼睛失明，说是被某个调皮孩子拿什么东西砸中眼球，坏了一只眼睛从此失去视觉。严嗲个子不高，我上学时他应该六十出头。严嗲是我本家，宗亲上共祖的世系不是很远，后来特别去查了谱，严嗲全名严若雄，生于1925年，还确实是和我父亲未出五服的本家兄弟。难怪小时候叫雄伯伯，有次奶奶还暑假带着我去小学看他，菜园子里严嗲送很多西红柿黄瓜辣椒给奶奶带回来。严嗲属于村里五保户，是个老实人，但有时候也会发点脾气。他开的那个小铺子，门很矮，大人进里面去肯定要低头，我们一般是站在外面买东西，有时候也会走进去仔细瞧瞧，看哪个瓶瓶罐罐里东西喜欢。严嗲一只眼睛失明，一只眼睛年老昏花，也会闹出笑话，每次塞钱买零食，两分五分要研究一会。也有坏小子趁严嗲不注意，拿两分冒充五分钱

蒙混过去，好像那时候五分钱可以买两根麻花。严嗲听说2000年以后在镇里养老院去世，寿终八十左右。

石英小学不远处的大队部，还有一个梅嗲。梅嗲家里开的一个小杂货铺子，生意比严嗲大多了。商店坐落在村核心地带，靠近八十年代红火一时的石英影剧院，梅嗲想必是当时的“资本家”。梅嗲的铺子最前面一排是十几个大透明的玻璃瓶瓶罐罐，里头各种小吃陈列，我小时候的资本有限，一般也就是买几个红姜吃，吃完手上和嘴巴上都是如打了口红。记得梅嗲的额头上有一个大大的包，一直消不下去。

我们那届发蒙时有42个同学，七个人一组，一个教室得有六排座位。但小学毕业照上只有32人，十六男十六女，其中还有几个是上一届留级下来毕业参加小升初的，这么讲就是当时小学辍学和学生流失较为严重。李红波李珍元蔡刚毛利仁都没有读完就走了。白露袁昌勇黄井席毛伟付伟可能是家里搬了家走了、或者转校了。还有一叫刘小英的女同学，有人忆起，我却完全已没有记忆。有一个杨贤志，少年老成，五年级时乡里组织文艺节目比赛选拔，他演唱一首刘欢的《不能这样活》，歌词是“东边有雨，西边有河，前边有车”，是当时电视剧《辘轳女人和井》的片尾曲。后来比赛改成了歌曲《小白杨》，杨贤志临毕业好像是留级了，毕业照上没有这个同学。毕业照上有一个大调皮的同学，没有出现，应该是转校走了。他叫汤波，个头很大，比一般孩子大，在班上当时是一霸，男同学女同学都怕死了他，可能只有黄井泉可以压制他。提到这个黄井泉，别看当时个头不大，但力气确是无比大，拔河或者人码人墙上挤（类似比劲）他站在哪队哪队就赢。汤波会带上一条抓的水蛇吓唬女同学，黄井泉则经常组织打架。

每个同学都有各自的特点。白栋材白里透红，长相甚是可爱，有个特点是朗读“六六三十六”时，他总是 “欧欧三十欧”。杨波刘常林下课搬起桌子披上外套蒙住头当虎皮，扮演武松打虎。有一次一个钓鳝鱼的勾子在手里玩，拉来扯去，杨波一下勾住了自己的眼皮，好险！半天才取出来。丁道军是读书时成绩一般，但每次都打扮得极其像高级“知识分子”，一定要插根钢笔在上衣口袋。上面两张毕业照都有这个“标配”，大概是看校长谭老师每天如此吧，那个年代男人“标配”是上衣口袋插一两支钢笔，耳朵上架根烟。小学四五年级也有女同学男同学会有点懵懂的“早恋”情节，记得有女孩子给某男同学送明信片，还有女孩子带饭每次分给一个男同学一点。那时候学校不管饭，人太多，都是学生自己起早做好带饭，用一个网格袋提着，两个碗上下一扣，辣椒萝卜青菜白辣椒偶尔有几个小鱼。

我呢，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何印象。据他人回忆，是总爱戴个五角星的军帽，挎个小黄皮书包，小时爱穿绿色衣服，有点军旅情节，讲话嗓门比较大，用现在话说是声音洪亮。

小时也是很调皮，记得那个铃铛，别人经常拿石子捣乱去砸，砸出响声让人误会上课铃响，恶作剧，我也去砸，运气不好被逮住正着，被白中育老师狠抽了一树枝，脸上一道疤好久才消失。男同学爱拿女同学欺负，有人给某女同学起侮辱性很强的绰号，称呼“霉鸡屎”，硬是喊到小学毕业，太欺负人了。 有个踩风琴的老师教我们唱儿歌《拥军花鼓》“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了猪羊出呀了门。猪啊 羊啊 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八呀路军。嗨呀梅翠花 嗨呀 海棠花，送给那英勇的八呀路军。” 。我们调皮的瞎编唱：“嗨呀魏翠华，嗨呀海棠花，送给那英勇的八呀路军”，因为班上有一个女同学叫魏翠华。

时隔三十多年，回忆起来，石英小学当时缺乏体育老师，所以体育课不是太重视。那片操场集合开过几次会，经常搞大扫除，义务劳动铲草皮，大部分时间是孩子们自己玩耍，摔跤，扳炮，扔纸飞机，扔尿珠子。有两次体育比赛，一次是我们上一届，别的村的来我们学校篮球比赛，咱们这边同学明显是技术不如人，个头也偏小，但韧劲十足不服输，坚持到底，李德泉发明了胯下传球，不是乔丹的那种潇洒的胯下动作，而是类似于周星驰某喜剧片里的屁股下滚弹子球一样的动作，一度让场面起起伏伏还差点反败为胜，何德贵老师在场边提起神来大声叫好。还一次是我们那届去砚溪小学客场比赛篮球，我也是种子队员，参加了那次比赛。严咬其是替补队员，打累了中途换严咬其上场，他一上场就胡乱运球场面失控，被丢了球，何德贵老师气得要死，又敲了严咬其一叮咚。在复兴片区五个村相对比，体育教育有所落后。所以那个篮球场后来都荒废了，篮球篮板最后也只剩了一个。

小学时代的童年记忆，很远很远，仔细回忆也宛如昨天，很多人会写自己的高中、大学的记忆。少有人写小学的。一是写那些幼稚调皮的内容显得可笑，二是确实随着时间流逝很多人确实已经淡忘了。但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何不是藏着一颗童心呢？台湾歌曲《童年》经久不衰，因为真实。童年的记忆是十分美好的，戴上红领巾，手牵手，放学回家一起走，爬拖拉机，打小架，怀揣着未来的梦想……

三十年过去了，有的老师也不知身在何处，有的老师早已经作古，也有个别同学年纪轻轻就已不在人间，更多的是散落在天涯海角的“我--们”。

三十多年教育历史的石英小学，孕育了上千乡村学子，不知道那些老师会不会记得他教过的每个学生的名字，会不会想他们现在做什么。有如朴树的那首歌“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他们在哪里呀，他们还在开吗？”

我记得你，我的小学，我的老师。

这二三十年来，很多学校都撤了，拆了，时代变迁，石英小学随着社会的需要，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再也不见了， 石英小学！

浪子燕定（严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