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牛人是怎样的职位（西周时期老师的地位这么高）
西周时期牛人是怎样的职位（西周时期老师的地位这么高）周公制礼作乐周公制礼作乐以后，乐教兴业成为西周王朝的治国思路和兴国之策。由于“制礼作乐”本质上是出于政治需要，因而以礼乐为主要教学内容的各级学校开始在全国范围以内普遍建立起来。这不仅是周王朝得以走向兴盛的关键，也成为西周“成康盛世”的重要标志。国划分为若干乡，采取的原则是，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五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野划分为若干遂，采取的原则是，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赞，五赞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这有点类似于现在城市和农村的行政区划，城市按级别分设市、区、街道，农村按级别分设县、镇（乡）、村。乡一般来说是贵族居住之地，遂则为平民居住之所。
西周都邑镐京国家大遗址效果图
西周实行的是乡遂制度，乡和遂都是西周社会的基层组织。乡是相对于“国”而言的，在周初及其以前，所谓“国”是以城圈为限的，城圈以内为国中，住在城圈里的人称“国人”；城圈以外为郊，住在城圈外的人称“野人”。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关于“国”的概念也逐渐发生变化，“国”的空间范围扩大到了周天子和诸侯都城之外的四郊以内，而“野”也就变成了四郊以外的地区。住于“国”者称“国人”， 住于“野”者称“野人”、“庶人”。野”又作“鄙”，故又称“鄙人”。
“国人”和“野人”身分不同。“国人”有权议政，也有纳军赋、服兵役义务，“野人”则没有。国野对立的制度，自春秋中叶后，逐渐废弃。
国划分为若干乡，采取的原则是，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五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野划分为若干遂，采取的原则是，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赞，五赞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这有点类似于现在城市和农村的行政区划，城市按级别分设市、区、街道，农村按级别分设县、镇（乡）、村。
乡一般来说是贵族居住之地，遂则为平民居住之所。
周公制礼作乐以后，乐教兴业成为西周王朝的治国思路和兴国之策。由于“制礼作乐”本质上是出于政治需要，因而以礼乐为主要教学内容的各级学校开始在全国范围以内普遍建立起来。这不仅是周王朝得以走向兴盛的关键，也成为西周“成康盛世”的重要标志。
周公制礼作乐
西周延续商代的做法，将学校教育的教职员以政治官员身份纳入官僚体系，如《周礼·春官》就明确规定，大司乐掌管大学，建立并管理王国有关学校的政令。大司乐就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长。下属设有乐师、大胥、小胥、大师、小师、视嘹、乐同、磬师等数十种职位。
另外还规定，只有有德、有艺之人，才能到学校任教。死了之后，就奉他们为乐祖，在学校祭祀他们。
按照西周社会国野、乡遂的划分，西周实施礼乐教学的体式也可以划分为三种，即 “国学 ”“乡学”和“遂学”。
国学，是专门为上层贵族子弟开设的教学机构，属于“官学”，有大学与小学两种学制。小学一般是10岁入学，实行寄宿制，主要学习乐器、诗歌、舞蹈等。到15岁以后，学习音乐和射御之术，还要学习一种名为《象》的高级舞蹈。至20岁，举行加冠礼，表示已经成年，然后就可以进入大学学习了。
不过，进入大学学习的仅限于周王的王子、嫡子、众妃的长子和其他公、侯等贵族的嫡长子，他们是根据社会地位的高低和血缘关系就近入学的。
广大平民百姓中，只有极少数的佼佼者，可以经过个人奋斗，再经过层层选拔才能迈进大学的门槛。
进入大学学习的年龄也不大相同。一般是20岁，但王太子由于15岁即举行冠礼，因此他们15岁就可以进入大学。对于从平民者选拔出来的佼佼者，年龄可能会更大一些。
西周大学的学制为9年，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礼、乐、射、御四种课程。
《礼记》记载，西周大学的大学分为五学：东为东序，西为瞽宗，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中为辟雍。东序为习舞、学干戈羽龠之所，由乐师主持；瞽宗为演习礼仪、祭祀先王先贤之地，由礼官主持；成均为学乐之所，由大司乐主持；上庠，为学书之所，由善书者主持。
这种说法可能有些理想化的色彩，根据考古成果来看，西周大学的主要机构是“辟雍”，金文写作“璧雝”，又称“大池”“璧池”。
辟雍的外形酷似玉璧形状，外围是一个人工修建的圆形大池，叫“灵沼”，中心是圆形的高台，古文献中称为“灵台”或“台榭”，也是狭义的“辟雍”。高台上建有高大而没有墙壁的“宣榭”和宗庙。灵沼之西岸修建有“灵囿”，养有飞禽走兽，是“大学”辟雍射击的对象，也是用来祭祀上帝和祖先神的祭品；“辟雍”台榭靠船只或舟梁与外连接。
清·毕沅《关中胜迹图志》中的“灵台”
灵囿就是大池塘之外的园林，里面蓄养有各种野生状态的飞禽走兽，专供学习射艺的学子和参加“大射”礼的小子、小臣们乘舟射击。这种比艺的习射活动是在击鼓奏乐之中进行的。
可以想象，鼓乐齐鸣，各种飞禽走兽惊慌失措，到处乱窜，这对射者而言肯定有不小的难度，但惟其如此，方显英雄本色。如果能在这种情况下射中猎物，那将来上了战场，就会是个合格的战士。
根据古籍相关记载，西周王室灵沼面积大约为28万平方米，相当于39个国际标准足球场的面积；辟雍面积大约为3万平方米。而灵囿“所以域养禽兽也，天子百里，诸侯四十里”。（《毛诗传笺》）
《诗经》收录了一首名为《灵台》的诗，对辟雍灵台有精彩的描述：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
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经始勿亟，庶民子来。
王在灵囿，麀鹿攸伏。
麀鹿濯濯，白鸟翯翯。
王在灵沼，于牣鱼跃。
虡业维枞，贲鼓维镛。
于论鼓钟，于乐辟雍。
于论鼓钟，于乐辟雍。
鼍鼓逢逢。矇瞍奏公。
翻译过来，大概意思是：
开始规划筑灵台，经营设计善安排。
百姓出力共兴建，没花几天成功快。
开始规划莫着急，百姓如子都会来。
君王在那大园林，母鹿懒懒伏树荫。
母鹿肥壮毛皮好，白鸟羽翼真洁净。
君王在那大池沼，啊呀满池鱼窜蹦。
钟架横板崇牙配，大鼓大钟都齐备。
啊呀钟鼓节奏美，啊呀离宫乐不归。
啊呀钟鼓节奏美，啊呀离宫乐不归。
敲起鼍鼓声蓬蓬，瞽师奏歌有乐队。
据文献记载，今西安市长安区沣河西岸灵沼乡一带就是西周时大学所在地，这里是周王室和贵族的渔猎区，其中设有“辟雍”（灵台）和“灵沼”。
西安市灵沼乡灵台遗址
乡学，是地方音乐教习机构，由地官大司徒负责管理。大司徒下属有乡师、乡大夫、州长、党正等官员。老师由乡民举荐具备六德、六行和六艺的品德高尚之人担任。
六德是知、仁、圣、义、忠、和；
六行是孝、友、睦、姻、任、恤；
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
其中，“六艺 ”是乡学学生必修内容。
遂学，顾名思义就是在遂野这样偏远之地所办学校。由于这一方面的资料较为稀缺，所以具体详情不得而知。但《周礼·天官冢宰》载“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周礼·遂大夫》载“三岁大比，则帅其吏而兴氓”，说明遂地确有乐教存在的事实。“兴氓”就是教育遂民的意思。
当然，由于《周礼》成书时间，从西周至东汉末年，众说纷纭，不一而足，这也使得它的真实性打了一定的折扣。《四库全书总目•周礼注疏》对此解释是：
夫《周礼》作于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过春秋以后。其东迁以前三百余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损益，除旧布新，不知凡几。其初去成康未远，不过因其旧章，稍为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于是以后世之法窜入之，其书遂杂。其后去之愈远，时移势变，不可行者渐多，其书遂废。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托名为周公的著作所述内容并不是凭空编造，只不过被后世腐儒因正统需要或增或删，过度美化了而已。
师的甲骨文写法 师的甲骨文写法
总体来看，殷商西周时期的大学和小学教育，还属于人类教育事业的萌芽、草创阶段，带有一定程度的原始性，它们共同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教育主要是作为统治阶级实施统治的一种政治工具而存在，办学者没有或者说很少考虑为生产服务。 因此，学校开设的课程，除了书和数外，其它均与生产劳动、科学实践没有直接关系，设置礼、乐课程的目的是培养文治官员，设置射御则是为了造就军事人才。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不注重自然科学规律探索的肇始，由此和西方文明走上了两条不同发展的道路。
二是学在官府，也就是说，所有的学校都是官办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春秋时期孔子开设私学，由官府垄断学校教育的局面才被打破。但这种私学的办学性质、目的、教学内容和培养目标都同官学保持了高度一致，在以后近三千年的封建和帝制社会中，一直没有变化。
三是政教不分。西周时，学校虽然由原来的养老机构衍变成了专门的教育场所，但教育的内容、方式、方法等，都是同政治和宗教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或者可以说，教育就是政治和宗教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历任周王都经常将一些比较大的政治、宗教活动安排在辟雍中进行，如明堂大祭、召见诸侯、献俘庆功、分封授赏等，《诗经》中的《大雅·灵台》、《周颂·振露 》 等都有生动形象的描绘，金文也有大量相关的记载。
“麦尊”铭文
四是官师不分，即官员和在学校任职的老师大都是朝廷命官，即便如乡学教师一类，也必须有做官的经历，即所谓“夫七十而仕，老于乡里”的大夫。他们“名曰父师，士曰少父，以敎乡人子弟于门塾之基”。（《十三经注疏·义理注疏》）换言之，那个时候还没有专职教师，官即师，师即官。
天子也时常到学校去，或督促，或检查，或亲自执教，不一而足。这种情况不仅文献中有记载，许多出土文物也能证实，如康王时期的青铜器“麦尊”铭文就记述了康王在辟雍乘船打猎，诸侯乘赤旗舟跟随的情况；穆王时期的“静簋”则记述，穆主在这年的六月和八月，曾两次到大学去， 叫静学习射箭，先在陆地上学，后在水中学，由易到难，循序渐进。静学得很认真。周王每次到大学去，都带领着群臣，前呼后拥， 声势浩大，仪式隆重。这既壮了声威，也是对学校的重视，可以起到“警众”的作用。
官师合一决定了老师极高的政治、社会地位。天子虽然是天下一尊，但对老师则不以臣下视之，“大学之礼，虽召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礼记·学记》）就是说，根据大学的礼制，老师即使被天子召见，也不必面北称臣，以此来表示对教师的尊重。
正缘于此，后世的思想家们就把老师的地位提高到了仅次于天子的地步，以君师并称， 如《孟子》就说：“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 《荀子》更进一步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
师和君一样，是受命于天，也是治理国家的人。在人世间，除了天、地和祖宗的神灵，就没有比君和师的地位再高的了。
“天地君亲师”在荀子之后，就逐渐成为中国儒家祭祀的对象，成为传统敬天法祖、孝亲顺长、忠君爱国、尊师重教的价值观取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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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中华书局 2018 年版，第374页。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国时代》《前中国时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元中国时代》入选“百道2020原创好书榜年榜•人文类”；《前中国时代》入选商务印书馆“2021年历史好书60种”榜单。
《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近日由研究出版社出版。根据学界普遍认可的关于“酋邦—古国—王国—帝国”人类文明进程划分原则和中国上古史发展实际情况，作者将公元前4000年至前1046年即“中国”孕育、诞生和初步发展这段特殊时期，分别定义为分为前中国时代、元中国时代和早中国时代三个阶段。
李琳之著，研究出版社，2022年6月
本书叙述的早中国时代范围，大致在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046年之间。从考古学上讲，这段时间正是史前中国由古国时代跨入王国时代的早中期。从传统的中国古史体系讲，这段时间是晚夏至商末时期。作者主要运用考古学成果和众多专家学者对甲骨文、金文释读所取得的成就，对照文献记载，修正了文献中一些不实之词和模棱两可的说法，厘定了晚夏和商代早中晚三期都邑城址的具体所在，系统地还原、展现了早中国时代那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