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课堂教学（我的小学语文课）

我的小学课堂教学（我的小学语文课）“您看看，她能上学吗？”平日里颇有些傲气的妈妈，这会儿显得非常客气，甚至带着些恭敬。一年前我就来过这里，妈妈把我从幼儿园接走，带进这间办公室。老师坐在角落的阴影里，我看不清她（他）的脸，甚至忘记了她（他）的性别，只记得她（他）是严肃的，有权威的。开始我6岁上的小学，比当时法定上学年龄早一年。刚过6岁生日几天，妈妈就把我带到一间白墙黑瓦的平房前。房前有两棵不大的香樟树，枝干纤细，齐檐的树荫给窗户投下阴影。屋内晦暗不明，人们如剪影般起落晃动。房间里正在进行一年级学生的入学面试。每张办公桌前都坐着一位老师，老师对面站着一个孩子，接头那样神色严肃，低声细语。隔着窗玻璃，我听不到他们说什么，但能感觉到低沉肃穆的氛围笼罩着整间屋子。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29期，原文标题《爱的教育：我的小学语文课》，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当一个老师具备足够充沛的情感，并真心爱她的学生时，教育就已经自然发生了。

文/李凡

（插图 范薇）

开始

我6岁上的小学，比当时法定上学年龄早一年。刚过6岁生日几天，妈妈就把我带到一间白墙黑瓦的平房前。房前有两棵不大的香樟树，枝干纤细，齐檐的树荫给窗户投下阴影。屋内晦暗不明，人们如剪影般起落晃动。

房间里正在进行一年级学生的入学面试。每张办公桌前都坐着一位老师，老师对面站着一个孩子，接头那样神色严肃，低声细语。隔着窗玻璃，我听不到他们说什么，但能感觉到低沉肃穆的氛围笼罩着整间屋子。

一年前我就来过这里，妈妈把我从幼儿园接走，带进这间办公室。老师坐在角落的阴影里，我看不清她（他）的脸，甚至忘记了她（他）的性别，只记得她（他）是严肃的，有权威的。

“您看看，她能上学吗？”平日里颇有些傲气的妈妈，这会儿显得非常客气，甚至带着些恭敬。

“太小了。”她（他）打量我一番，轻微但果断地摇头。

“她认不少字了，特别喜欢看书，还会讲好多故事。”

“不行，还是太小了。”

就这样，我很快被妈妈又带离办公室，送回幼儿园。一年后再站到这里，看见里面影影绰绰的严肃身影，一种隐约的失败感和对她（他）的敬畏被唤醒。而这一次，妈妈显得更志在必得。“要好好表现，如果没考上，你就不能上学了，看你以后怎么办。”进办公室前，她严肃地告诫我。

可怎么才算好好表现？怎么才能让她（她）认可我是一个有资格上学的小孩？我一无所知。懂一点儿拼音，认少量的字，记忆力不错，能记住一些看过的故事并完整讲出来。如果面对熟悉的听众，或者得到点鼓励，还可以讲得绘声绘色，让听的人哈哈大笑。这些平日里被成人们夸奖过的优点，在这场面试前突然显得非常微弱无力。妈妈凝重的表情告诉我：不够，远远不够，你应该懂更多，表现得更机灵才行。

面试过程很短。

我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也不记得她（他）对我的回答有什么反应，是否点头或者摇头。妈妈们聚集在办公室前的小操场上，一边等自己的孩子，一边议论那些面试中的佼佼者：有位男孩可以背完整的九九乘法表，有位孩子回答加减法考题时相当流利，还有位孩子连背了好几首唐诗……我不在妈妈们的议论范围里，甚至我都想不起来，除了因为紧张和害羞，声音发抖不敢抬头外，自己还有什么更特别的表现。

天快黑了，办公室进进出出的人流依然不断。妈妈塞给我一个口袋，让我先回家，她留在学校等结果。我拎着新买的练习册、生字本、文具，一个人往家走去。暮色四合，街边的小贩都撤摊儿了，行人零落，还没安路灯的街面灰暗冷清。我一路回想着自己面试时的种种不如人意：年龄太小，个子太矮，声音太弱，不好意思抬头看老师，不会快速加减运算，没有背出古诗……越想越觉得沮丧。回到家里，祖母问：“考得怎么样？”我带着哭腔说：“没考上。”

后来我才知道，小学生接受的是义务教育，所有适龄的孩子无论聪明还是愚笨，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实际上，最终入学时，我们班上还有一位智力略有缺陷的同学。所以那场面试的功能并不是筛选，而是一个带训诫意味的仪式，提醒每一个即将进入国家教育体系的孩子：从现在开始，你必须接受一些标准的评判和规训，你的所有能力、所有特点都必须经过检验才成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紧张、焦虑和挫败还会不断出现。你要么被压垮，要么学会忍受臣服，要么在成人善意的帮助下，习得和它们共存的能力。

小学教育本质上不是知识教育，而是情感教育（视觉中国供图）

朗读

我的小学班主任姓王，也是班上的语文老师。她和妈妈差不多年纪，个子不高，身材瘦削，背部微拱，走路时课本扣在手心，双臂甩开，步伐踏实有力。小城的成年人大多安静沉闷，像在烈日下行走太久，身体和面部都显出疲惫懒散的状态。像王老师那样有朝气的人不多，刚上学时，我也不太敢和她对视。如果说不敢看其他老师是因为害怕，不敢看王老师，是对她眼里的热忱觉得陌生——那不是我熟悉的成年人的眼神。

王老师上课也特别有气力。板书时粉笔一撇一捺噼啪作响，搁在木架上的黑板也摇晃不已。写到最后总会狠狠点一下，震得粉笔灰簌簌下落。每开始讲一篇新课前，她总会先朗读课文，一手横在胸前，另一只手举着书本，边读边来回踱步，声音洪亮，饱含感情。她的普通话很标准，这在学校老师里很难得。我们的县城偏居西南，以卷舌、重音、降调的土话知名，有浓重的乡野气和喜感。不少语文老师的普通话也夹着方言腔调，俗称“椒盐普通话”，比如把“肉”读成“RU”，“我”读成“EUO”，“是”读成“施”。但王老师不会，她严格要求我们按正规拼音的音节和声调发音，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是王老师教给我们的第一课。她的音量会随着情节起伏变化，还会模拟不同人物的腔调。读到高潮部分，嗓子因为激动变得沙哑，披颈卷发随着语言的节奏，像狮子鬃毛那样蓬开抖动。她用自己的声音和情感，在简陋阴暗的教室里制造出一幕幕短剧：收获花生后，全家人一起在后院的茅亭过落花生节；一个小女孩用穿着麻线的大针，将掏去果瓤的橘皮穿成一盏小橘灯，给走夜路的客人照明；小凡卡在城里鞋匠家当学徒，受尽虐待，写信给唯一的亲人爷爷，想回到乡下美好的生活中。我现在还能记得信里描述的画面：老板娘叫我收拾一条青鱼，我从尾巴上弄起，她就捞起那条青鱼，拿鱼嘴直戳我的脸。伙计们捉弄我，他们打发我上酒店去打酒，他们叫我偷老板的黄瓜，老板随手捞起个家伙就打我。吃的呢，简直没有。早晨吃一点儿面包，午饭是稀粥，晚上又是一点儿面包；至于菜啦，茶啦，只有老板自己才大吃大喝……

读到这里，老师的声音喑哑断续，字句似乎越来越沉，最后和着她的眼泪一起重重地掉下来。就像一开始所说，对小学生来讲，学校多少是个有些紧张压抑的地方。这里不仅传授知识，也是规训的场所。老师和学生之间不仅是教与学的关系，更代表约束和散漫两种力量，常常相互眈视，剑拔弩张。老师朗读并落泪的时刻，似乎化解了这种紧张的对抗。当她忘我地沉浸在语言里时，她不是严厉的、让人惧怕的权威，而是一个被人间温暖苦痛打动的真实的人。

王老师朗读课文时经常流眼泪。每当她瘦削的肩膀轻轻抖动，声音变得断续喑哑，一些调皮的男孩子就会相互挤眉弄眼，意思是：快看，快看，老师又哭了。但王老师仍然专注地盯着课本，直到朗读结束，她才抬起通红的眼眶，并不回应我们关切或者讪笑的眼神，也不做任何解释，只是用纸巾擦掉脸上的眼泪，昂起头长舒口气，仿佛从一场耗费气力的表演中抽身出来。

王老师的身体并不好，她是我小时候见过的最多病的人。一旦发病，满脸浮肿，大热天也穿着毛背心。有一次生病无法上课，我们悄悄约着去家里探望她。透过里屋的布帘缝，看见她躺在床上，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头上都包着毛巾，眼睛紧闭，气息微弱。但站上讲台的她总是热情有力。那会儿，学校里这样坚持有感情朗读课文的语文老师并不多。有一次趴在隔壁班窗户边，听到他们的语文老师读课文，声音很小，毫无顿挫起伏，我不由得生出些优越感，为自己有一个可以大声朗读课文的老师感到骄傲。长大后我明白，这叫“不惜力”。而力量，是语言文学里最宝贵的东西。小学生很难通过沉闷抽象的铅字体会到这种魅力，但老师通过朗读，在我们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语言是承载传递情感的工具。不要害怕表达自己的感受，即便身体羸弱，也要有呐喊的力量和勇气。

阅读分为泛读和精读。前者注重数量，以开阔视野；后者则需要成年人的引导，帮助孩子理解文字使用的方式

日记

王老师教给我们的第二课是动笔。

大概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她要求全班同学每周上交三篇日记：不限题材，不限文体，不限字数。这个要求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现在回过头看，那可能是我经历过的最自然的写作训练。

说到写作训练，我参加过正式的训练班。三年级时，学校举办课外兴趣小组，我因为写作不错，被推荐去了写作兴趣小组。第一节课是老师让同学们搬张小板凳，围坐在一起讨论怎么描写最喜欢的东西，比如一把小木尺。这个题材有点类似画画的静物训练，不过座谈真是消灭创作热情最有效的办法。一群小孩围在一起，搜肠刮肚，挖掘一把小木尺值得关注的种种不凡之处。同样的感觉是有段时间我突然对画画有点兴趣，天天描摹笔记本封面上的散花仙女，身为建筑师的爸爸看到了，决定用专业方法好好培养。他把我和哥哥关在房间里，支起小黑板，以画建筑结构图的严谨，上下敲打一个墨水盒，给我们讲立体的几个面以及如何表现透视。我对画画的兴趣在那堂私教课后烟消云散，自此没有再主动拿起画笔。

写作兴趣小组还有一次活动是限时作文——要求所有组员在一节课内完成一篇文章，描写自己最喜欢的地方。一位老师把守在教室门口，写完交稿才能回家。我写的是小城西湖边的假山群，垒在湖边山坡上，盖住半面山体。从假山古怪弯曲的洞隙中钻进钻出，一直爬到山顶，是每天放学后最有意思的冒险。可在那节静物写作课上，假山所有生动的乐趣消失了，只是一片平平无奇的灰白色石头。我没有描写它的兴趣，也找不到描写它的词汇。旁边坐着一位高年级学姐，是学校知名的“尖子生”，看我快下课还没写出两行，怜悯地教我两个词：奇峰林立，怪石嶙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奇峰林立，怪石嶙峋”成为我写景时出镜率非常高的词，这是我在写作兴趣小组唯一的收获。

参加写作兴趣小组的教训是，对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来说，写作更需要的不是技术训练，而是如何激发并保护他的热情。

王老师布置的每周三篇日记，因为没有任何限制，所以内容常常是拉家常式的。上世纪80年代，县城孩子的世界很小，城里只有几条街道：后街，桂花街，盐井街，解放街……大概半个小时就能从城东走到城西。没有游乐场，没有购物中心，没有互联网，也没多少课外读物。我们不知道世界其他地方什么样，发生着什么，世界似乎也忘了这个有一千多年历史，如今资源耗尽、奄奄一息的古老县城。但孩子的生活中仍然有那些普世性的成长痛苦：暴力的阴影，人对死亡的恐惧，还有成人世界的封闭和沉闷对孩子生命力的压制。我们活在成人平静的绝望和时常无法自制的愤怒中，能闻到小城平静表面下散发出的腐烂臭味，前者让我们恐惧，后者让我们不安和压抑。

日记成了面对这些问题的方式。如果不是现在回过头翻看小学日记，我都忘记自己曾经有那么多烦恼：投稿失败，考试失败，被家长误解责骂，对生活感到担心害怕……现在看起来都是非常琐碎的小事，可积累起来就是如黑暗森林般的藤蔓，孩子心灵会被捆绑，以至于无法呼吸。我很庆幸上小学时可以通过日记讲出烦恼，并得到老师的回应。

爸爸去成都上学了，妈妈一个人在家很辛苦，情绪不好，怀疑自己得了癌症。我又惊又怕，在日记里问：“王老师，我该怎么办？”她留下批语：“要宽慰妈妈，要她放心，一定不是绝症！”

我被老师分派去同学家里送成绩单，送完已经快天黑了，身体有点不舒服，回家后被妈妈骂一顿，说我身体不好，就不应该接受这样的任务。我在日记里诉说委屈，问：“我不应该完成老师交给的任务吗？到底是我错了还是妈妈错了？”老师回复：“是老师错了。老师不了解你的身体情况。”我被班上一位同学拜托，帮她撒谎逃避她妈妈的责打。我又在日记里问老师：“我不想撒谎，可如果不撒谎，她又会被打，我该怎么办？”“你很明白：做诚实的孩子。”老师这么回答。觉得自己作文灵感枯竭，越写越差，于是在日记里悲叹：“为什么我退步了？”老师写道：“没退！要有自信心。”

不仅是我，其他同学也把日记当成倾诉烦恼的渠道。毕业后，班上同学约着回学校看王老师，我们围坐在她周围聊起往事。王老师露出孩子般得意的微笑，说：“我可知道你们很多人的秘密呢。”

不过对小学生来说，连续几年，每周三篇日记也并不都是美好的回忆。它常常是个讨厌的负担。我记得自己好几次没有完成，大清早上学前跑去小公园，找一个偏僻角落，蹲在潮湿阴冷的树下，鬼画符一样补日记。这样的日记通常得分不高，70多分，但没有删除字句，也没有文字结构的调整。除了圈出错别字，王老师很少修改，顶多会在旁边批一句：“注意书写。”她唯一确定的要求就是“写”，不断地写——用自己的方式，把想说的话表达出来。

小学毕业后，我们班不少同学还保持了记日记的习惯，我也是这样。直到现在，日记仍然是我应对成年人困境的一种方式。虽然不再是每周三篇，但情绪最低落的时候，总习惯打开电脑，敲打键盘，把自己完全交付给毫无限制、毫无评判的文字。虽然不再有王老师的阅读和回复，但通过小学4年的日记训练，她已经教给我们一件应对生活的武器。作为人类古老的表达方式，文字自有其神秘的疗愈力量。当我们正确地使用它，它会给我们安慰。

阅读

上世纪80年代，也就是我上小学那会儿，一个县城孩子能得到的课外读物很少。学校有个图书角，准确说是一个镶玻璃的书柜，在校长办公桌后面，我从没见它打开过。有一次学校号召大家给图书角捐书，我从爸爸的书架上精心挑选了一本《哥伦布航海记》。它在一堆《故事会》《识字大全》中很显眼，被放在书柜最正中，每次进办公室我都会去看一眼，它总在同样的位置，玻璃书柜也总是上着锁，似乎把书关进去后就再没打开过。

城里还有间图书馆，建在县城最高的小山顶，走上去就是趟体力活儿。我去过一次。十几段石梯布满青苔，七折八拐通向山顶。暗绿色的带刺杂草颤巍巍盖住石梯两侧，散发着阴冷不祥的气味。儿童借阅室的几排书架上东倒西歪摆着些破旧童书，大都封面残落，书页缺漏，翻捡半天找到一本相对完整的《中国民间故事集》，那是我在图书馆借阅的第一本、也是最后一本书。

王老师鼓励我们阅读，她自己家的书架也对我们开放，上面有全套的《十万个为什么》，只要写一张借条就可以带回家看。但回想我的童年阅读，称得上文学性的儿童读物仍然非常少。一个县城图书馆的儿童读物数量，还比不上现在很多城市孩子的家庭藏书。这些孩子的书架上摆着成套托尔金、罗尔德·达尔的作品，《哈利·波特》系列，《金银岛》《绿野仙踪》《柳林风声》，精装本的《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西顿动物故事集》，还有法国的儿童哲学系列读本，美国的《How and Why》辑集……那是我小时候从未见过的世界。

不过，阅读分为泛读和精读。前者注重数量，以开阔视野，后者则需要成年人的引导，帮助孩子理解文字使用的方式，以及其中包含的意思。和获得书籍相比，获得理解的能力更不容易。它不是去接近标准答案，而是挖掘出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这是人之所以成为自己、而不是别人的起点。

阅读理解既包括思考能力，也包括表达权利：孩子是否有按自己想法理解的权利？是否有表达自己想法的资格？如果一位老师意识到这点，并适当地让渡出权力，即使读的书没有那么多，孩子也可以受到不错的精读训练。

我精读的启蒙训练是在王老师的语文课上完成的。大约从小学四年级开始，课后题目有了阅读理解——挑出文章的某一段话，写出你的理解。阅读理解是我最喜欢的作业，常常一道题目会写大半页纸。对我来说，那是真正写作的开始。如果说写日记是审视和描述自己的生活，学会面对悲伤、愤怒、恐惧等个人情绪，阅读理解就是将目光从自己身上移开，去理解别人的悲伤、愤怒和恐惧，那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和写作兴趣小组的呆板，或者日记的琐碎随意相比，课后的阅读作业则是让学生去思考一些高于日常生活的问题，而且老师对我们的回答没有任何限制。

记得小学五年级有一篇课文，解读俄国画家列宾的名作《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课后有道题目是选出群像中的某一位，说说对他的理解。我选了画里的少年，他身着红衣，扬头皱眉，微斜肩膀，手抠纤绳，在一群双臂低垂，面目愁苦的纤夫中最突兀也最有生气。我在作业里努力写出对他姿态的理解：好像要挣脱纤绳的捆绑，又好像要挣脱苦难的生活。在试图接近这位红衣少年的内心时，我感到了理解的愉悦，还感到一种创作的热情。老师的回应也很热烈。所有的解读都被她标上表示好词好句的红圈圈，一骨碌一骨碌串在一起，整页作业纸都红彤彤的。

小学最后那个学期，王老师还实行了一个“新政”：让学生讲课。我们挑选喜欢的课文，自己备课上台。一开始大家都很害羞，不好意思上台。但几次试讲之后，每到语文课开始，总有几个同学捏着自己的备课本，冲上去抢讲台。我想，大家从害羞变成争抢，大约都感受到了自己理解课文和交流想法的乐趣。从备课开始，分段落，概括大意，找出其中的好词好句，想出自己的理解，这是非常主动愉快的精读过程。课堂上的交流也很自由。我记得自己当“小老师”上课时，最常反问同学的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这么想？”然后双方各执一词，争辩讨论。没有权威，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想法和想法的碰撞。

王老师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除了偶尔讨论陷入混乱时站起来维持一下秩序，大多数时候她都安静地听着。宣布这个“新政”时，她解释自己为什么这么做：“你们就要离开小学升入初中了，希望你们以后能有自学的能力，有自己理解课文的能力。”我其实不记得她的原话，但记得老师这样恳切的语意和姿态。那个学期对她来说，或许是一次漫长的告别，这个可以自由解读、自由讨论的课堂，就是她送给我们的离别礼物。

我进初中才知道，在考试里，阅读理解的分值很高，通常是拉开分数差距的。新学期刚开始，班上同学相互自我介绍，一位来自其他学校的女同学知道我的小学班级名后说：“哦，原来你是这个班的。我们班的语文阅读理解全县第二，只比你们班低一点儿。”我才知道，小升初考试在县里是有排名的。我不记得班上特意为考试做过阅读理解的训练，至少王老师没有过分强调这种训练，但她交出一个老师定义文字的权力，帮我们获得了理解的自信和能力。

情感教育

做记者这些年，我做过不少关于教育的选题。其中一次采访是在北京城里收费最高的国际学校，据说目标是将国际IB教育和中文教育结合起来，完成中国教育和世界教育的接轨。学校在北京城郊的别墅区边，红砖白墙的高大校舍，阔大的绿色草坪上铺设着如空间站一样充满科技感的体育设施，图书馆是开放式的，书架上放满了彩色封皮的英文书和素雅干净的中文读物，学生可以随意取用。校长有多年国外名校的管理经验，老师则很大部分来自北京的公立名校。采访那天，和我交谈的语文老师原来在北京四中任教。她穿着淡雅合身的浅紫色旗袍，讲了不少如何将西方文学和中国语文教育结合的方式，言谈温文有理，《诗经》和莎士比亚的诗句随口引用。

我还记得另一所著名的国际学校，校长是一位语文老师，原来在北京十一学校任教。在学校的招生推介会上，她向家长们解释如何用具象的方式帮助低龄孩子理解古诗。以《木兰辞》为例，对10岁左右的孩子来说，理解并记忆这首北朝民歌并不容易，但画画的方式会让过程更简单也更有趣。校长在PPT上展示了一个小男孩的画作：12个纸格，每格上面都写着“爷”——那是小男孩对“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的理解和表达。这既是一种新式教学思维的展示，也是一种极具诱惑的教育关系的展示：孩子的想象力可以自由展示，天真和幽默可以被理解。

两所学校每年学费都是20多万元，如果加上校服、住宿、餐费和游学，大概要30万元。这是少数孩子才能得到的奢侈品，就像一个美梦，一种幻想。但对无数家境普通、机遇普通的孩子来说，他们是否也能有理想的语文教育呢？只有金钱才可以买到好的、宽容的教育方式吗？好的语文教育，本质是什么呢？

我想起我的小学。虽然连今天城市教育的平均物质水准都达不到，但我仍然觉得语文教育的部分值得分享。它是普通人也可以拥有的——当一个老师具备充沛的情感，并真心爱她的学生时，教育就已经自然发生了。朗读课文，讲解字词，归纳段落大意，写作训练，都是这情感的载体和工具而已。有文字和语言天分的学生，通过这些手段得到专业能力的训练，天分和兴趣缺乏的学生，也能感受到一种真诚有力的生活方式：大声说出自己的感受，用文字坦白地沟通和表达自己，感动或者悲伤时就流下眼泪，对弱小和不幸的人报以善意。教育最终的目的，不就是要让人具备好好生活的能力吗？

那会儿班上有一个女同学，母亲过世，父亲再婚且脾气暴躁，她身上常有伤痕，好几次离家出走，王老师和家长一起找她找到半夜。与家里矛盾最激烈的那段时间，她住在王老师家里。她告诉我们，老师家的饭菜很简单，常常就是菜团子，但会把唯一的鸡蛋让给她。我的妈妈去外地上学期间，王老师也邀请我去她家吃早饭，“只是馒头、稀饭和咸菜”，她像有点歉意地说出早餐的内容。小学五年级时，我得了哮喘，上课有时也要站起来喘气。她一下课就去校门口药店给我买治哮喘的喷雾剂。我现在还记得她急匆匆跑出教室的背影，碎花衬衣下肩膀瘦削微拱，披颈卷发因为小跑微微荡开。

王老师并不是完美的模范老师。她不像《窗边的小豆豆》或者《夏山学校》里的老师那样温和稳定，永远有耐心。充满生命力和情感的另一面是，她也易怒。生气的时候脸上阴云密布，大声吼叫，把黑板砸得咚咚响，甚至从木架上掉下来。我坐在第一排看得心惊肉跳。她还会打人。我语文成绩不错，也因为听写生字时反复出错被揪过头发，那些调皮的男孩子被“修理”得就更多了。但多年以后，在小学班级的微信群里，一位当年常惹麻烦、成绩也不太好的男生回忆旧事时说：“我作为王老师最操心，也最喜欢的学生……”一个同学接道：“你怎么知道王老师最喜欢你呢？”这也是我心里的嘀咕，问话背后的意思其实是：“老师最操心、最喜欢的应该是我啊。”

我在群里回了一句：“看来，一个好老师的标准就是，让每个学生都以为老师最喜欢的是自己。”下面弹出其他同学的笑脸，大家似乎心照不宣——我们都觉得自己是老师最操心、最喜欢的孩子，自己是独特的、被认真对待的。

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也在上小学。当他遇到语文学习上的问题时，我还会给王老师打电话，讲出我的烦恼和疑问。她总像写小学日记本上的批语那样，给出清楚简洁的回答。

要不要给孩子加黄冈试卷？

“试卷偏难，有不少超纲的题目，我不建议做。”

孩子看很多书，可为什么阅读理解和作文还是不好？

“不要着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孩子讲起游戏故事滔滔不绝，但一写作文就写不细，常常是敷衍几句怎么办？

“他喜欢讲，就多听他讲。多说也是很好的语言训练。”

在写这篇文章前，我又给王老师发了条信息：王老师您好，我所在的杂志要做一个封面报道，讲语文教育。我要写一篇文章讲我接受过的语文教育。想跟您聊聊，小学时您是怎么教我们的，您的执教想法是什么？

很快，她回复了：二小平安！你想要了解的，我已无能给出任何帮助了。请原谅！

二小是我的小名。从小学开始，王老师就习惯用小名称呼班上的同学：二小，钟二，王三……这些简陋的、没有精心修饰的小名，就像我们曾经生活的那个县城。我们就像城里一棵棵微小的植物，平凡普通，却确确实实得到过爱的光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