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新书开箱（曹文轩大卖始于作品选入教材之后）
曹文轩新书开箱（曹文轩大卖始于作品选入教材之后）曹文轩最初结缘于刘健屏1978年至1988年担任10年《少年文艺》杂志的小说编辑期间。综合网上资料：刘健屏，1953年11月18日（农历）生于江苏昆山。1973年6月插队于昆山苗圃，1976年4月调至昆山文化馆任创作员，1978年10月调至江苏《少年文艺》杂志任小说编辑，1988年10月任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文艺室主任，1996年4月任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1999年6月任江苏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2006年1月开始任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2011年兼任凤凰传媒副总经理至2015年6月退休。像书籍设计话事大佬吕敬人，他的贵人有两位，一是在黑龙江北大荒当知青时，1973年遇到了被下放来的著名连环画家贺友直，并有机会和他合作创作，一是1989年公派去日本进修时遇到日本书籍设计大师杉浦康平。吕敬人后来又成为毒师吴勇、书籍设计顶层机构掌门刘晓翔的贵人。曹文轩至少也有两位贵人。一是中小学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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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知道，遇到贵人是人生一大幸事。
很多人，有幸遇到自己的贵人。
本号这一段时间，关注和梳理教材问题背后的人事脉络，发现背后的贵人故事更有启发。
像书籍设计话事大佬吕敬人，他的贵人有两位，一是在黑龙江北大荒当知青时，1973年遇到了被下放来的著名连环画家贺友直，并有机会和他合作创作，一是1989年公派去日本进修时遇到日本书籍设计大师杉浦康平。
吕敬人后来又成为毒师吴勇、书籍设计顶层机构掌门刘晓翔的贵人。
曹文轩至少也有两位贵人。一是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总编温儒敏，被这位贵人两次推荐当上教材主编。另一位，一般外界不太会注意到，但出版界都比较清楚，那就是曾任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兼任江苏凤凰传媒副总经理的刘健屏。
综合网上资料：刘健屏，1953年11月18日（农历）生于江苏昆山。1973年6月插队于昆山苗圃，1976年4月调至昆山文化馆任创作员，1978年10月调至江苏《少年文艺》杂志任小说编辑，1988年10月任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文艺室主任，1996年4月任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1999年6月任江苏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2006年1月开始任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2011年兼任凤凰传媒副总经理至2015年6月退休。
曹文轩最初结缘于刘健屏1978年至1988年担任10年《少年文艺》杂志的小说编辑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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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插个小曲：写文调查发现，现如今居然有两个《少年文艺》杂志。
一个是上海的《少年文艺》杂志，创刊于1953年，宋庆龄题写刊名。（哇，这是何等的荣誉）
上海的《少年文艺》经历了一些曲折，“文革”期间，《少年文艺》被迫停刊。1973年易名《上海少年》重新出版，1977年7月仍复刊为《少年文艺》。
好玩的是，就在上海的《少年文艺》1977年7月从《上海少年》恢复本名之前，1976年的11月16日，在江苏南京也诞生了一本《少年文艺》杂志。
从此中国有了两个《少年文艺》，两个同名月刊一直共存到今天，这个现象在中国出版物历史上可能要空前绝后了。
南京《少年文艺》也很成功，按杂志自己的话说：
从1976年创刊至今，已经让曹文轩、黄蓓佳、梅子涵、秦文君、祁智等从普通文学作者成为全国知名儿童文学作家，也培养了一批新生代少儿文学作家，如饶雪漫、韩寒等。
2016年11月16日，南京《少年文艺》举办了“创刊40周年庆典暨新时期少年文学创研会”。到场的除了黄蓓佳、梅子涵、祁智等知名作家外，还有从北京专程赶来的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高洪波。
高洪波专程到会表达了他的心声：“非常感谢《少年文艺》能发表自己早期的诗歌，因为这是一段非常值得铭刻的记忆”。这鼓励了他继续创作的热情，他一早上可以创作8首诗歌。
对于曹文轩，也同样如此。他以视频方式表达祝贺，并说：
某种程度上，他的文学之路就是从《少年文艺》开始的。当年自己还是一个农村业余作者的时候，《少年文艺》就刊发了很多自己的作品，以此为起点，他才不断被激发创作热情，到后来从事专业的儿童文学写作。
以上材料参见2016年11月17日南京《现代快报》记者曹锋刊文：“众多作家来宁为《少年文艺》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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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轩这段贺词其实是有问题的。
1954年1月曹文轩出生于江苏盐城市学富镇周伙村，父亲曹桂生在周伙小学任教，后担任该校校长，一干就是几十年。曹文轩受父亲熏陶，因文艺创作在当地小有名声。
1974年他被北大招生老师看中，把盐城唯一的大学招生名额给了他，他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进了北大的图书馆系，随后转到了中文系。
所以，当南京的《少年文艺》1976年11月创刊之后刊发他的作品，他已不是农村业余创作者，而是北大中文系的学子，是专业人士。
当然，这是曹作家对杂志的庆贺谥美之词，有所虚构也不必太较真。
刘健屏作为南京《少年文艺》杂志的小说编辑，在1978-1988年这10年任职时间里，具体都经手过曹文轩哪些作品，现在没有更确切的资料。
根据2016年4月《北京日报》报道《曹文轩，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一文：
曹文轩初入文坛的短篇小说，大都经过刘健屏编辑
所以毫无疑问，刘健屏在80年代早期就和曹文轩结缘，而且关系不错。
刘健屏是出版市场猛打猛冲的好手，深谙和优质作者交朋友的秘诀。
2016年11月9日，他在《中华读书报》上发文回忆了自己在《少儿文艺》怎么猛干事业：
我以前就有统计，在1978年10月至1988年10月的整整10年间，我编发了近400篇中短篇小说，有42篇被转载，或被拍成电影、电视剧，被电台连播，被选入各种年选，被翻译至海外发表等，因此还获得了“中国首届少儿报刊奖”小说栏目一等奖。《少年文艺》在孩子中有广泛影响，在儿童文学界有良好口碑，最辉煌时每期达80余万印数，应该说小说栏目的高品质为其作了贡献。
而他取得这些成绩，秘诀就是：
由于自己业余也写作，我理解投稿者的心情，从不拖拉，为此获得很多赞誉。当年一大批崭露头角的中青年作家团结在我刊周围，许多作者成了我的挚友，他们总把最好的稿子交给我们，并以在我刊发表为荣，所以我的小说编辑当得既轻松又卓有成效。
帮助作者，取信于作者，主动和作者交朋友，聚拢优质作者，作者愿意把最好的稿子交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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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轩当然不会只盯着南京的《少年文艺》投稿，毕竟那是杂志届初出茅庐的“新兵”，上海的《少年文艺》才是老店。
1983年2月，曹文轩就在上海《文艺少年》的主办单位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小说《没有角的牛》。
正如北大的招生老师在盐城相中了曹文轩，刘健屏怎会放任曹文轩被别的出版社摘桃子。
很快，1985年5月，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就出版了曹文轩的《古老的围墙》长篇小说。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是1984年从江苏人民出版社独立出来，成为南京《少年文艺》的主办方。1985年的刘健屏仍是《少儿文艺》小说编辑，《古老的围墙》无疑有他的大力推动。
此后，曹文轩并没有固定一家单位出版作品。
1986年2月，重庆出版社出版《云雾中的古堡》；
1986年12月，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出版《哑牛》 短篇集；
1988年9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埋在雪下的小屋》中篇；
1988年11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暮色笼罩的祠堂》中短篇集；
1989年1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忧郁的田园》中短篇集。
这种情形，最主要的原因，推测应该是出版社给的稿费高低有关。
但刘健屏很有韧性，1988年晋升为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文艺室主任的他，经过反复约稿和催稿，终于时隔6年后，在1991年12月，出版了曹文轩的长篇《山羊不吃天堂草》。
根据曹文轩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刘健屏当时约这个稿，就是为了去评奖拿奖。
刘健屏也如愿以偿，《山羊不吃天堂草》获得第三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金奖。
他后来能一路做到江苏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江苏凤凰传媒副总经理，无疑得益于他一手积极去拿奖，一手在出版市场上开疆扩土。
但对于市场化的出版社，可能最重要的还是要能拿下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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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曹文轩的作品能拿奖，但销量一般，也就是说看的人还是少。
一直到1997年《草房子》推出之前，曹文轩所有出版的作品，就是一版一印。
就拿被视为曹文轩代表作之一的《山羊不吃天堂草》来说，它1991年出版印量只有3760册。
和八十年代比，九十年代初曹文轩的受众面是在倒退。他1983年出版的小说《没有角的牛》，一版一印29000本。
而曹文轩真正能把作品变成畅销书，是1997年出版的《草房子》。
刘健屏运作下的《草房子》，是曹文轩文坛地位的转折点，从此他名声与日俱增，并得以入选语文教材，经济上更是挤入作家富豪名列。
1997年刘健屏已任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一次他和曹文轩开会同住，听曹谈起正在酝酿、已有出版社预定的《草房子》，顿时非常看好，认为此书有变成经典的潜质，硬是把版权抢下。
刘健屏截胡的法宝，除了他和曹的老交情，是在大环境通行稿费制的当时，就对曹文轩首次实施版税制。
版税制这种报酬方式，很简单，如果是图书，则为图书单价乘一定百分比再乘图书销售量或印刷量。
也就是销量越大，作者的收益越高，上不封顶。从此，曹老师开始有了走入校园的强大动力。
刘建屏非常看好《草房子》，但第一版第一印还是很谨慎，印量为1万本，这还远不及1983年《没有角的牛》印量29000本。
2016年3月30日《现代快报》记者倪宁宁发出一份报道“《草房子》畅销18年 曹文轩：向记忆索取经典”，揭示了《草房子》初期市场推销的全过程。
《草房子》作为校园故事，上市初期的销售困难就是怎么让中小学生知道这本书。
在这篇报道里，当时的责任编辑祁智说：
“但是当时没有手机，互联网也没有普及。”祁智介绍说，世纪交替那个阶段，图书的传播方式有限，“我们不知道怎么把书交给读者，读者也不知道书在哪里。”
可见以当时曹文轩在校园的知名度，出版社还是要为流量发愁的。
可以对比一下郑渊洁，那是八九十年代的流量王。1985年郑渊洁创办了《童话大王》，仅刊登自己一人作品，1988年《童话大王》月刊的每期印数就突破了100万，1993年郑渊洁荣获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荣誉。
为了把包括《草房子》在内的儿童文学卖出去，江苏少儿出版社经过调研，想出了妙招，决定与新华书店联手，出版社利用他们的渠道，把书送进校园。取名为“校园人文行”活动。
“校园人文行”的主要内容是，邀请图书的作者去学校做相关的讲座，同时推销该图书。
“《草房子》就是那个时候走进校园的”，“作为《草房子》的作者，曹文轩的身影在江苏省的很多中小学都出现过”。
原来，作家进校园卖书，90年代末就开始了，曹文轩还是最早尝鲜、尝到甜头的人。难怪后来熟门熟路。
根据“曹文轩获奖实现华人作家零突破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一文的叙述：这部“抢”来的作品面世后，最初其实并不风光，多年来，年销售也就几千册。平淡的状况持续到了2006年，《草房子》片段选入中学课本，它也迎来了爆发期。根据上下文看，这段描述来自于出版社的亲历者刘建屏、祁智等人。
但根据本号的考证，《草房子》上市初期的年销售并不是几千册那么平淡，不知道是不是记者的笔误，还是被采访者的口误。本号核实了印量（可视同销量），实际是几万册，毕竟当时出版社联手曹文轩走入校园推销，还是有效果的。
1998年5月第3次印刷量达到45000册。
1999年7月印量65000册
2002年1月印量到12万册。
2003年1月第15次印刷量为137020册。
综上，从1997年12月到2003年1月，在作家进校园推销的加持下，《草房子》用了5年时间达到了13万册的销量，平均每年2.6万册。
13万册是个什么概念呢？
按照知乎上一些出版行业的题主在2021年给出的说法：按照国内行情，一年销量达到5万册的图书可称为畅销。
以此观之，在世纪之交达到年均2.6万册的年销量，《草房子》迈入了畅销行列。
不过这在社会层面只是另外一本畅销书，一朵微小的浪花。对于坚定认为《草房子》是经典的刘健屏而言，这个销量应该只达到了及格线，而作品影响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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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曹文轩获奖实现华人作家零突破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一文所述：《草房子》的销量拐点，是《草房子》片段入选了语文教材。只不过时间点并非2006年，而是2003年。
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1年、2002年初审通过，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正式出版了（简称“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7至9年级）语文共6册。下图是九年级上下册：
《草房子》的节选《孤独之旅》就收录于九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第10课。
2003年1月第15次印刷之后，2003年6月《草房子》入选人教版九年级语文教材上册，到2004年4月第17次印刷，加印两次是2万册左右，增速稳定。
接下来《草房子》爆发了。从2004年4月的第17次印刷，到了9月猛增到第23次印刷，5个月印刷了6次，每次按照1万册印量，就是6万册！此时距离《草房子》入选人教版九年级语文上册刚好过去了1年，迎来了真正的大爆发。
从此，《草房子》真正意义上开始随着人教版语文教材开始向全国的学生覆盖了。
而2002年初审通过的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7-9年级），是2017年全国实施语文统编教材之前影响最广的语文教材，一直到2016年还在加印。《草房子》陪伴了初中生13年的时间。
从2004年起，《草房子》每年的销量本号就不必再细做考证，2016年4月有媒体估计《草房子》销量达到200万册。
至此，《草房子》如愿以偿成为现象级作品，一如刘健屏所期待那样成为了“经典”。
而随着伴随着《草房子》大卖，曹文轩事业不断突破高峰。2003年-2006年应温儒敏之邀参与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编写，担任其中2册的主编；2012年进入部编义务教育语文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担任小学教材主编，2014年更受温儒敏之邀还担任了初中教材主编，2016年更是在国家的帮助下走出去，荣获了国际安徒生奖。
此后的曹老师更热情地走进校园和学生交流、签名作品，他的所有作品都也趁势进入了畅销行列，终于让他登上了作家财富榜单。
曹文轩将刘建屏视为生命中的贵人，实乃肺腑之意。
至此，本号充分论证了曹老师作品真正大卖，始于他的《草房子》节选进入初中语文教材之后，和之后的事业不断突破新的高峰，以及他在中小学语文界不断上升的地位。
所以《草房子》进入初中语文教材，不仅仅是他作品的拐点，也是他事业、成就的拐点。
如果不是作品选进了教材，不是各个层面的扶持，他作品的文学价值是否足以让其作品达到今时今日的地位，恐怕真的很难说。
至于2003年6月人教社完成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7至9年级）是怎样收录了曹老师的《草房子》，这个暂时没有资料可以考证，恐怕永远也不会有资料考证。
但根据本号《曹文轩是如何当上教材主编的？语文总编温儒敏和曹四十年莫逆之交、两次推荐》考证，温曹莫逆之交四十载，曹老师每次出书都会送温老先生一本，温儒敏是语文界的扛把子，在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写工作上那是一等一的权威，又对曹老师欣赏推崇备至，两次推荐曹参与语文教材编写。
那么猜一猜，当2001年人教社组织编写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7至9年级），是否可能有什么人会向人教社推荐《草房子》呢？
最后强调，本文并非议论曹文轩作品的艺术价值或文学价值，并非议论其作品是否应当进入语文教材。
本文只是拆解曹老师作品走红实乃发生于进入语文教材之后。没有这关键一跳，曹老师不会是今日之曹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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