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小学六年600字（我的小学1956年）
回忆小学六年600字（我的小学1956年）有一年六一儿童节，全越山公社少先队员到公社中心小学（寺下张张氏宗祠内）开会，我作为埂大小学的少先队员代表在会上发了言。记得是站在一张课桌上发言的，整个大殿坐满了人，我一站上看到黑压压一片，心里挺紧张的，因为是我生平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人讲话。我一点不敢四望，低着头读完了稿子就下来了。 那个年代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做的还是不错的，虽然没有单独的政治教材，但语文课本中爱国爱党爱领袖的内容占比很大的。1957年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当年小学生参与政治运动最能发挥作用的是“晨晚呼口号队”。老师指定呼口号队领队和领呼人，放学后或晚饭后，在祠堂门口排好队出发，领呼人照上面发下来油印的标语口号领呼一句，跟在后面的跟着齐声一句。遇到重大节日或运动，很早起来进行晨呼，而且还配上洋铁皮制成的喇叭筒以扩大音量。有时每人还手举写有标语口号的手糊彩色纸旗子跟着高喊。任务重时，老师会给我们分区域分组呼口号。我们在村里呼
（一）
我的小学是在村里上的，学校设在本村的祠堂内。祠堂规模不大，是我们这个不到百户人家的赵氏村落埂大村的家庙。当年祠堂正门上方挂着书有“赵氏家庙”的匾额。祠堂三开间两进，两侧是厢房，学校教室在后殿。后大殿中间是放置赵氏列祖列宗牌位的神台，上方正中挂有赵氏堂号“传玉堂”的匾额，摆上几排课桌就是小学的教室了，部分课桌还放在神台的下面。老师的寝室在厢房。埂大小学在周边村子中算是办的比较早比较好的学校，我的祖辈和父亲也是这里读书的。周边的朱家坞、井头干、山下周等村都到我们村的小学读过书。当年初级小学一至四年级，每个年级一般十多人，最多是有五十多人就读。
1956年9月，我上学了，没有祖辈父辈上学选吉日拜孔圣人拜先生的礼节和仪式，是祖母带我到村小学老师面前报个名就算入学了。村小学里唯一的老师姓何，本县安华蔡家畈村人。何老师那时已经三四十岁了，应该是解放前就一直在村小任教的老教师，应该是那个时代农村学校中的普普通通老师。村小的老师一般年纪大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优秀的年轻的正规师范毕业的老师在城镇在完全小学在公社中心小学任教。何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对我也是和善的，但是没有给我留下特别好特别深刻的印象。
那时的村小学，一个教室，四个年级，一个老师，复式教学。课桌都是两人桌，高低不一，破损不堪，大多是历年修理增补的桌子。凳子东歪西倒，有时坐着稍动一下凳脚会脱掉，人跌倒在地上引起同学们的大笑。教室里放四排桌子，从左到右一个年级一排。老师上课一个年级一个年级上过去，上课时间虽然有作息时间表，但主要还是凭老师掌握的。在上一个年级课时要安排好另三个年级的作业，互相不能影响，但往往会出现一些意料不到的状况，有时在课堂上会吵架哭闹起来，有时要高年级学生回答的问题反而低年级的学生先响亮回答出来，甚至课桌下面大小便的也有。复式教学的老师是要有一定经验和手段的。我的印象中何老师维持复式教学的最重要手段是一根教鞭，何老师把教鞭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用教鞭黑板上指点文字，敲击不守纪律者，拍打讲台震慑现场，击打违规学生以示惩诫。何老师的教鞭往往没有多少时间好用，有时一天要好换几根，不好用了就让吃教鞭最多的那几个学生去采办来。好是我们村周边的竹园比较多，做教鞭的呼箫竹竿弄几根还是比较方便的。我吃教鞭的次数相对少的，一则我不大违反纪律；二则学习还不错，作业不大拖欠。只是偶尔上课说话或不专心时会被教鞭在头上敲打几下，打得不重也不大痛。只是有一次午睡课一批男同学逃出学校到江中玩水被何老师发现，十多人集体受罚时，每人都吃了十多下教鞭，腿部红印都留下了好几道。
当时小学的主要课程是语文与算术，有统一的教材。语文课本比较漂亮，插图较多，有毛主席像、国旗、天安门的图片。我记得语文第一册第一课是“开学了，我……”，二年级第一课有这样一句话：“记得去年今天妈妈送我上学……”因为我不是妈妈送我而是奶奶送我的，所以我读课文时往往自己改了读，所以至今还记得。语文教材中主要是日常生活的内容并注重实用性。从过去背《三字经》、《弟子规》、《四书五经》及古诗文为主的旧式私塾教育转化为新式教育。从现在的角度看，当时的老师特别是像何老师这样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师，只是被动地照课程课本进行教育，仅维持几十个孩子日常学习不出事情为好。那时候因材施教，启发教育，增补古诗文知识，开发儿童智力和想象力等都是不会想到的也是没有水平和能力做到的。这也是当时农村教育一般的普遍的师资水平。
我入学时，国家刚刚公布《汉语简化方案》，简化字刚刚开始施行。其实1935年民国政府教育部曾公布过324字的《第一批简体字表》，只是没有正式施行。1956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汉语简化方案》后逐步推出简化字，1964年正式颁布《简化字总表》。1970年代国家曾推出《第二次汉语简化方案》后遭普遍反对，1986年宣布停止使用第二方案，重新颁布根据第一方案列出有2235个简化字的《简化字总表》。《汉语拼音方案》是1958年开始公布施行的。我们接受启蒙教学，开始读书识字阶段，正处在国家社会变革，文化文字变化最大的时候，其实也是最混乱最无章法之时。写字，字写不规范；读书，语音读不准；现代的学不好，古代文又摈弃。老师教不好，学生学不好。那时何老师也是繁体字、异体字、简体字夹杂着教我们，读音肯定是诸暨土话，拼音字母对于当时农村老教师来说如同外国文字。我小时候的文字基础没有打好，普通话始终不标准，即使后来自己做了老师，普通话也说不好。
语文一般就是照课本读、写、背。三年级开始学写毛笔字，不过只有一节20分钟的写字课。何老师也没有特别重视，听老辈人说他们写字有描红簿，我们那时没有，国家困难时期连课本作业本的纸张都缺质量也差。所以书法方面我从小的根底也没有打好。算术学得比较简单，10以内的加减法老师教我们掰手指算，20以内让学生去准备20根木棒或竹棒。又一次有个同学没有带来竹棒，何老师让其鞋子脱了掰脚指头一起算。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熟练的不多。稍微复杂点的应用题同学们一般做不大出来。老师可能讲不清楚，学生也学不明白。我后来年级高了知道了老师有的数学概念没能讲清楚，批改学生的算术作业也会批错。有一次老师让我帮改作业，我发现好些同学的应用题做错的，但老师都打了钩。可能那时农村老教师只有这点数学水平。三年级开始教珠算打算盘，加减一般都会，感觉何老师珠算教学没有特别上心，连左手指拨算盘珠，右手拿笔写记这样打算盘的基本技能也没有很好的强调和重视。村小里没有正规的美术、音乐、体育课。祠堂前面的道地是学生们活动的场所，体育课有时也上，跑步、跳远、跳高一学期进行几次的。在道地边上挖了一个坑，同学们从江边运来一些沙子铺在坑里，跳高跳远就在沙坑进行。
那个年代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做的还是不错的，虽然没有单独的政治教材，但语文课本中爱国爱党爱领袖的内容占比很大的。1957年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当年小学生参与政治运动最能发挥作用的是“晨晚呼口号队”。老师指定呼口号队领队和领呼人，放学后或晚饭后，在祠堂门口排好队出发，领呼人照上面发下来油印的标语口号领呼一句，跟在后面的跟着齐声一句。遇到重大节日或运动，很早起来进行晨呼，而且还配上洋铁皮制成的喇叭筒以扩大音量。有时每人还手举写有标语口号的手糊彩色纸旗子跟着高喊。任务重时，老师会给我们分区域分组呼口号。我们在村里呼口号的线路一般是从村中心道地出发，先到西侧大房，再到南面二房，走上万定埂头，向东沿堤埂转到北边小房，整个村子全部走遍才算任务完成。我曾经做过几次领呼人，甚至嗓子也喊哑过。
有一年六一儿童节，全越山公社少先队员到公社中心小学（寺下张张氏宗祠内）开会，我作为埂大小学的少先队员代表在会上发了言。记得是站在一张课桌上发言的，整个大殿坐满了人，我一站上看到黑压压一片，心里挺紧张的，因为是我生平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人讲话。我一点不敢四望，低着头读完了稿子就下来了。
1958年大跃进运动，小学生也要参加。当年提倡密植，我们小学生也拉出去插秧，一般一丘田的田角让我们这些小孩子插，水稻秧苗只要密密麻麻插上就好。后来提倡大办养猪场，小学生又要为集体打猪草，打下的猪草还要送到办在几里路远白塔陈村的所谓连队养猪场。大办钢铁10来岁的小学生也要参加。牌头镇上那南边低山坡垒起了一个个小高炉，办起了钢铁厂。当年整个牌头区，比现在牌头、安华、同山几个镇的区域还大，合并为一个大公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称诸暨县上游人民公社，所以钢铁厂被称为上游钢铁厂，简称“上钢”，现牌头医院（诸暨第三人民医院）所在地。牌头区域内上年纪的现在还在说到牌头看病说成去上钢看病。我们那时还小，我10 岁不到还被派去敲矿石去搬砖块。又一次老师带我们过江到马郎埠头小村去背砖头送到上钢去。砖头是从村祠堂拆下来的。那些砖块比较厚重，俗称“八落砖”，我两块砖背到牌头上钢累得要命。在本村读的几年初小，我的整个学习启蒙阶段，受环境、形势、师资诸多因素的影响，总体上没有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自己也没有打好较扎实的学习学业基础，样样都是一般性的，当然这也是当年千千万万普普通通农村孩子普遍的受教育状况。
（二）
1959年初，我祖母带我去我父母工作的临安。当年我父亲在临安县嘉兴专区干部文化学校工作，母亲在临安县城关幼儿园任教。祖母住了几天回老家了，把我留在了父母身边，所以我插班进入临安县城关镇中心小学三年级就读。班主任老师是男老师姓施，我至今印象深刻，施老师对我这个外地学生很是关照。还让我当挂一根杠子的少先队小队长，几个星期以后升为中队委员，亲自为我挂上二根杠子的少先队臂章。戴着红领巾挂着臂章是相当光荣相当自豪的。有一次临安县在城关大会堂召开县党代会，我作为少先队代表到主席台上去向当选的领导献花，走上主席台献花时突然闪光亮了几下，当时还吓着了我，因为不知道是拍照的闪光灯，这场面也从来没有经历过。我上台穿的白衬衫还是母亲同事那里借来的。白衬衫、蓝裤子、红领巾、二根杠的臂章，手捧鲜花的少先队员献花的照片还在大会堂前面的宣传栏上张贴出来，我去看了好几次。印象中临安城关中心小学的范围比较大，校舍比较陈旧，当然教室比农村小学好多了宽敞响亮多了，当然也不会有复式班，单三年级也有几个班。学校可能也是原旧址改建的，记得学校旁边有牌坊、石像、石马等一些古迹，后来才知道钱王陵墓遗址。许多年后我去寻找曾经的临安城关小学，已影迹全无。整修过的钱王陵园旁边没有小学，却是浙江农林大学的校园。在临安读书时还是大跃进时期，小学生也要参加的政治社会活动，花在学习上时间精力不多，还要到农村去支援农业生产。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这些小学生到天目山区一个生产队帮助采茶叶。在山区整整一个星期，吃住在农民家里，楼板上铺些稻草睡在上面，住的房子是旧的平时不住人的冷屋，记得屋里蜘蛛网很多。白天上山采摘茶叶，吃的也不好，十来岁的孩子在山区劳动生活肯定是困苦的，但记忆中也没有觉得特别苦。结束回来还发给每个学生几角钱的补贴，回到家里我立即把几角钱交给母亲，母亲高兴的说：“我儿子会赚钱了”。
1959年下半年，我父亲调到嘉兴地委党校工作，我们一家人跟着到了嘉兴。我又插班进入嘉兴城区解放路中心小学四年级就读。母亲带我去学校报名入学，学校领导说要经过考试才可以插班入学，所以当场在教师办公室让我做几张试卷。大概成绩不错，第二天就让我去读书了。班主任是姓郑的女老师，温文尔雅，对我也不错。城里学校的校舍和教育水平比农村的好多了，但那个时期，运动还比较多，搞一些除四害、捡废铁等活动，我也很积极，还得得了不少奖状。我父亲工作的党校办在嘉兴城区光明路原基督教堂旧址上。建筑物比较多，有多幢洋房，最高的那幢尖尖的塔顶上立有十字架。那个豪华的两边有巨大彩色落地大玻璃窗的大礼堂作为党校的大会堂。其他的楼房做党校的教室和办公室。党校的家属宿舍也安排在原教堂的区域内，分给我家的是两个十来平方的小房间。我的父母都比较忙，父亲被外派出去的时间很长，大炼钢铁派到安吉县钢铁厂好几个月。母亲教书地方较远，平时就是和大弟一起住在党校，我在解放路小学都小学，大弟在解放路幼儿园上幼儿班。基本上那时我们两兄弟是同吃同住同进同出，吃的是党校食堂，住的是同一小房间，一起去上学，一起回党校。傍晚放学如果弟弟早一些放学，他一定会在我读书的小学校门口等我的，幼儿园分到的一点糖果饼干之类的零食，他一定会留着与我分享，有时只有一颗水果糖他也会咬开一人一半。当然我有好吃的东西弄到也会分给他。有好东西兄弟要共享这是我们在老家就已经形成的“规矩”。那个年代小孩子嘴都很馋，住在党校里我们同年龄段的孩子有好些，星期天节假日往往会凑在一起玩，党校里原教堂各个角落包括地下室、阁楼我们都摸了遍，印象中最深的是在一幢楼的顶楼上看到一个相当逼真的塑像，绑在十字架上，脖子上被绳束勒住，还有鲜红的血印。有人告诉我们那是耶稣受难像。在一冷落的走廊还发现一个大黑箱子，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打开盖子发现有黑白两排琴键，后来我们居然还弄出乐声来了，才知道这不是风琴而是钢琴，可能是外国著名品牌的高级钢琴，当年视如废物弃于一旁。我们还收集一些废纸废品，搞来一些废铜烂铁到收购站去卖，卖得的钱买来零食大家分分吃。废铁我们也上缴一些给学校以完成任务还有奖状。在父母身边的一段时间，那时父母好像不大来管子女的。吃的自己去食堂打，一星期的饭菜票都定好的，至少不会挨饿。那时农村粮食已经紧张了，我在嘉兴时，早餐还有淡面包配点什锦菜，还没有饿肚子。父母对我们的学习也不大关心，成绩的好坏作业有否完成也不大过问。我母亲做幼儿教师小学教师，好像那时从来没有教我们怎样搞好学习。在家乡牌头镇上幼儿园任教时也没有让我去读幼儿班，只记得大人带我去牌头时，幼儿园里去听了几节课玩了几次游戏。那时我父亲更不管我们子女，即使教育子女也简单粗暴，记得又一次我和父亲不知什么事发生冲突，父亲把我贴在房间里的奖状全部撕掉，还打我，我高喊：“共产党员打人啊！”，邻居们都来了才罢手。这可能也是那个年代普通父母的普遍现象。
1960年，上海工作的姑父回老家诸暨路过嘉兴，父母让他带我回老家。我回到了祖母的身边，从此我再也没有到父母身边读书，小学四年级我还在埂大村小学读了一段时间。1960年7月，我初级小学毕业了。
（三）
1960年9月，我读高小了，就读的学校当时叫“华越完小”，在离家5里远的王劳军村，学校办在村里的“王氏宗祠”里，祠堂比我们埂大村规模要大，五开间三进，前殿中厅做教室，后殿边上是食堂，中间是开会和活动的场所，摆有乒乓球台，两侧厢房是老师办公室和宿舍。我们高小五六年级的教室在一直安排在前殿。 五年级入学时有50多个学生，来自当年越山公社浦阳江东岸沿江十多个村子的初小毕业生。整个牌头区一个大公社（上游人民公社）后来调整了，浦阳江以东勾嵊山下东片这区域为越山公社。原这区域叫越山乡，曾有过华越乡、华岩乡的名称，所以办在王劳军村里的高小叫“华越完小”，当时全公社三个完全小学，公社所在地寺下张“张氏宗祠”里的完小是越山公社中心小学，办在坑西“楼氏宗祠”里的高小叫“坑西完小”。我们华越完小只有五六个班，一个年级一个班。
读高小后，课程多起来了，语文、算术、政治、历史、地理、体育都有。班主任老师姓祝，是洋湖祝家人。我的印象中祝老师个子不高，那时40多岁样子，感觉对学生比较宽厚真诚，工作认真负责，教我们语文。算术、体育是年轻的是新分配来的师范毕业生教的。政治是完小校长教的。当年学习状况如何我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那时学习肯定压力不大的，但记得竞赛和统一考试还是举行的。我曾有几次去寺下张公社中心小学参加过作文、算术比赛，有没有获过什么奖得了什么名次也记不得了，记得班主任祝老师曾找我谈过几次话，叫我努力学习，争取保送到牌头中学。校长姓边，那时三十来岁，眼角有疤，有点吊眼，我高小两年对边校长印象不好，虽然我们那时只有十多岁，但也有了一定的判断能力，感觉这个小校长“官气”不小，可能是当时讲政治、讲阶级斗争、讲成份出身等形势的需要，可能他想表现得更积极更左些“升官”能更快些，对学生有时看到对同事也是咄咄逼人之态，无仁厚诚恳之意。印象特别深刻两件事：有一次我们班的算术老师外出，边校长说他来代上，我同村的一同学笑着说了句：“边校长你上政治的会上算术吗？”谁知道这句话伤了他的尊严了，当场放下脸，后来竟到我们班上来骂了整整一节课。把我们那个同学骂得个狗血喷头。还在黑板上出了好几道题目让我们做。什么“2x 3y=10，x=？y=？”用初中的数学题来吓我们小学生，虽然那时我们都还小但对于这样拙劣的耍威风大家都很反感的。还有一次，高小毕业都要填一张登记表，这可能是我们人生的第一张履历表。那时讲究家庭成份出身，这位边校长对这种事十分强调十分认真十分细致，多次要求同学们要如实填写，社会关系一栏中不要只填好的，有问题社会关系也要写上去，重要亲戚不能遗留。用上政治课的时间调查了解一个个小学生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并提出很严格的要求，甚至以学校中的老师、学生的成份出身来说事。使大家明白贫下中农、军属这成份好的光荣，成份不好社会关系有问题家庭出身的是低一等的。我们班主任祝老师的地主成份也是从他的暗示中得知的。连我这样一个普遍学生社会关系中因舅舅去台湾这个问题他都了解到的，并或明或暗地要我在登记表上写上去。一个上政治课的小学校负责人，不把精力放在提高学生思想道德水平，而放在如何指导指挥下属安排组织学生完成政治任务上，而且语言中充满盛气凌人、威逼恫吓意味。正是因为在这小学时期就见识到了这样“小官”的“官气”，体会到了因出身成份而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的不公平，所以一直以来对有“官气”的当权者，对于把人分为等级的不公平做法总是非常反感和深恶痛疾的，我的这个心结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结下的。
体育老师姓何，何老师身材颀长，富有朝气，深受我们学生喜爱。那时最热的体育活动是打乒乓球。1959年，荣国团是中国最早在世界体育比赛世乒赛中获得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1961年庄则栋又获得单打冠军。乒乓球那时就成为了国球。我也狂热地爱上了打乒乓球。下课几分钟我们还去抢球台打几下乒乓球，球拍大都是用木板自己锯出来的，能拥有一块标准的木板球拍，能有一两个“盾牌”乒乓球相当了不起。“红双喜”牌的只有比赛时才有，而且是何老师亲自掌握的。我那时个子矮小的，但打乒乓球很积极，占领球台的时间不短，还为多打少打与同学打过架，用球拍砸过人。我获得的成果还是有的，1962年全县少年乒乓球比赛，先我们完小选拔赛，到全公社选拔赛，再到牌头区选拔赛。在华越完小的选拔赛中经过多轮比赛，我得了个校冠军。许多年后遇到一个不同年级的小学同学他仍能认出我，说我打乒乓球很好的，说明当年在完小里还是有点名气的。因为是冠军获得了与何老师一起打乒乓球练习的机会，与何老师关系也更密切。何老师带我参加全公社少年乒乓球选拔赛，我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到了寺下张中心小学比赛，面对其他学校的选手我第二轮就被淘汰了。越山公社选拔出的两三名选手到牌头区参加全区少年乒乓球选拔赛，但与牌头镇上的几个选手比水平不知差多少。我和同村同学特地赶到牌头，每场都看的。镇上的选手的球拍都比较高级，我们用的是木球拍，他们已在用塑胶球拍了。让我们大开眼界，后来全县少年乒乓球赛的冠亚季军都是牌头镇上的几位选手。当年单XX、杨XX、何XX的名字曾经在牌头一带传颂了好些年。我们这样球技水平与牌头街上几位高手比打乒乓要相差好几个级别。那个年代的少年对国球的痴迷程度是很深的。我也曾是深陷其中的一员。
两年高小，学习上觉得没有多少吃力，那时竞争也不激烈，回忆起来从参加过全公社小学作文、数学比赛和班主任祝老师的关注看，当年我的学习成绩应该还算比较好的。读高小期间，生活上是艰苦的，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刚结束，普遍吃不饱穿不暖，中餐我们是带杯子，有的是瓦钵头，放上的米蒸蒸吃（那时铝饭盒没有的）。米也很少的，还要放上番薯等杂粮。粮食不够吃的家庭只能蒸粥喝。菜是没有的，有点什锦菜是好条件的人家。我吃的一般祖母给我安排好的，能让我吃饱的。可有一次我的杯子里蒸的饭变成粥了，也有其他几个同学的饭杯里米饭少了。老师马上突击检查，发现六年级一个女同学的饭钵里饭特别满，老师把她的饭扒出来一看，看出她的饭里有好几样品种的米蒸出来的。所以完全可以认定是她把好几个同学杯中的米捞出放到自己钵头中，想自己能吃得饱一些。此事一出该女同学无颜再读书了。春季青黄不接之时吃的更困难，那时米也没有了，小麦来了每天带上几个夹皮麦糕当中餐。与我同桌的长潭街村的楼同学家里条件不错，母亲是医生，父亲养有蜂子，带来的是细粉麦糕还有蜂蜜蘸蘸吃，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常常有蜂蜜蘸麦糕吃，其他同学羡慕得不得了，冷麦糕蘸蜂蜜的美味至今难以忘记。
寒冬腊月，冰雪雨天，去几公里外走读上学也是很艰苦的。那时身着单薄，也没有胶鞋，有许多孩子连像样的鞋子也没有，有一张同时代小学毕业照，前排孩子们几乎都是赤脚的。那时小学生人手提一只火熜，靠火熜烘手脚取暖。那个时代是温饱也没有保障的时代。1961年起国家国民经济调整，厂矿事业单位都缩编，动员下放，老师也有被动员下放的。连我们高小五六年级中年纪大点的学习成绩不大好的也动员回家。我记得学校校长老师带领部分学生代表敲锣打鼓呼着口号送一个高个子同学光荣休学回家。那时是国家困难使孩子失去了学习的机会。许多年后我曾担任一所初中的校长，因为有个别学生辍学，我多次到村里去动员学生入学，九年制义务教育一个也不能少的。国家把孩子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作为法律来执行。
1962年7月，我们高小毕业了。公办学校初中招生名额缩减了，还有讲政治讲成份讲社会关系的有关政策更加重视了，我们华越完小50多个毕业生被牌头中学公办初中录取的只有三、四人，而且其中两人是军属，一人是教师子女。记得升学考是在寺下张中心小学统一考试的，成绩肯定也肯定统计出来，但在那个形势那个政治氛围中，招生不考虑成绩了。我自认为初中总有得读的，到八月份确定我没有被牌头中学初中录取。虽然那时我还小，心里受到的打击还是挺大的，得到这消息后我独自在浦阳江边整整站了一个多小时，当时一直在想：我从此书没得读了吗？真的吗？……那时我还是不到十三周岁，身高不到140公分，体重只有50多斤的一个“小小少年”，似乎有了被命运被时代抛弃的心理感觉。我的小学生活就在失落与失望中结束了。
高小毕业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