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后的最后一天（毕业后的那些事）

毕业后的最后一天（毕业后的那些事）1981年的春天，一些部领导的秘书因为要去“回炉”学习而出现了空缺。政研室领导找到我说：“经部里研究，决定让你暂时担任边疆副部长的秘书，你有什么意见？”我首先表示服从领导安排，但也以对部里情况不熟悉和能力不足为由，表达了希望不要派我去的想法。他笑了笑说：“这也是学习锻炼的机会，去吧”。这样，我又到了一个新的工作领域。边部长是位老革命，来农垦部以前曾担任过海军政治部主任和六机部部长，为人谦和、爽直。出差途中1980年2月末的一天，我在上海北站挤上了北行的列车，前往我的新单位一农垦部报到。本来准备与谢洪钧一道走，无奈车票实在难买，只好分头出发。我从未到过北京，新单位又是一个“大衙门”，咱是“老农民进城”不知道会不会遇到什么尴尬之事，心中难免惴惴不安。出了北京站，看到张振江已经等在出站口，我也轻轻地舒了一ロ气。农垦部坐落在位于西四的砖塔胡同里，小院不大，门口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农垦部，另一块是国

八一农大农机762022-03-23 22:20

吴恩熙

前几天，发了拙文《闲聊农大两则》后又勾起一些对旧事的回忆，整理后共有5则并以《毕业后的那些事》为题献与各位同学。因为没有写过这类文字，谬误之处还请批评指正。谢了！

报到之变

1980年2月末的一天，我在上海北站挤上了北行的列车，前往我的新单位一农垦部报到。本来准备与谢洪钧一道走，无奈车票实在难买，只好分头出发。我从未到过北京，新单位又是一个“大衙门”，咱是“老农民进城”不知道会不会遇到什么尴尬之事，心中难免惴惴不安。出了北京站，看到张振江已经等在出站口，我也轻轻地舒了一ロ气。

农垦部坐落在位于西四的砖塔胡同里，小院不大，门口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农垦部，另一块是国家水产总局。院内的前后两栋灰砖三层楼房就分属这单位，其中后面那栋是农垦部的办公楼，在两栋楼房的连接处被加高到了四层。在张振江的带领下，我先到位于一楼的人事局报到、办理相关手续。接待我的那位领导在看了我的介绍信之后，有点茫然地抬头问我道：“唉，怎么还有报的，不是都来了吗？”站在旁的张振江连忙解释说：“这是最后一个报到的”，我也连声答道“是，是”。原来，有不少同学是从学校直接到部里来报到的，连春节也没有回家过；即使是节后来报到的，也都早早上班了，唯有我是掐着时间来的。时间不长，但来晚了。我们拿了一张到部办公厅报到的介绍信以后上了楼。办公厅的人正在值班室里集中学习。张振江拿着我的介绍信先进了屋，很快有一位头发花白的人出来了，后来才知道他是办公厅副主任贾大勤。“小吴，欢迎你到部里来工作，但是有一些变动”。听到这里，心中不禁“咯噔”了一下，刚刚踏实了一点的心又咯噔起来，埋怨自己为什么没有提前来报到，弄出节外生枝的事情来。贾主任接着说：“我们研究了一下，把你调整到政研室去工作了”，还没有来得及我细想，他已经找来了政研室二处的刘良玉处长，并对她说：“麻烦你陪小吴再去人事局换一下介绍信吧”。就这样，我在短短的十几分钟内就到了两个单位。等我坐下来听刘处长介绍处里的工作及我的任务时，才感到身上的衬衣已经被汗水浸湿。

作者（左一）和同学王达在北京

出差途中

1981年的春天，一些部领导的秘书因为要去“回炉”学习而出现了空缺。政研室领导找到我说：“经部里研究，决定让你暂时担任边疆副部长的秘书，你有什么意见？”我首先表示服从领导安排，但也以对部里情况不熟悉和能力不足为由，表达了希望不要派我去的想法。他笑了笑说：“这也是学习锻炼的机会，去吧”。这样，我又到了一个新的工作领域。边部长是位老革命，来农垦部以前曾担任过海军政治部主任和六机部部长，为人谦和、爽直。

5月份，边部长提出要到广东、福建农垦调研，同行的还有部科技局和生产局的几位局长、处长。这是第一次以秘书身份陪部领导出差，为此还请教了张学品等几位“老秘书”的经验、要领和注意事项。此时的广东已经非常炎热，海南岛（那时，海南行署归广东省管辖）更是酷暑难耐，天天爬山看胶园、走访职工家庭、与基层干部座谈，使同行的不少人都病倒了。到农垦部直属的中国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同时，又是中国热带农业学院，简称：“两院”)时，遇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前一天，由于“两院”与周边农村的土地纠纷而引发了职工与农民的群殴事件，双方都有人员受伤，农民乘夜晚挖断了“两院”的道路并开始围攻“两院”。我们出不去了。不顾边部长的指示，“两院”领导坚持向海南行署和广东省报告，我的任务是马上与部里联系。那时，海南的通讯条件十分落后，打到北京的电话要依次经过乡、县、行署、省等各级电信部门转接才能到北京。我从那天早晨8点开始打电话，逐级向外要，时通时断、屡败屡试，直到下午3点多才与部里通上话，搞得大伙筋疲力尽。经过一番努力，次日上午我们顺利地离开了“两院”前往下个农场。后来，农垦部就海南场社土地纠纷问题向国务院作了专题汇报，并以此为契机通过国务院下发了有关通知，在一段时间内缓解了农垦与农村的土地纠纷。这次出差历时个半月，基本走遍了广东、福建两个垦区的主要农场。对农垦的了解也更为全面、深入，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重返农场

1992年2月间，时任农业部农垦司的刘成果司长（不久后，升任农业部副部长）跟我讲，按照部里的规定处级干部都要到基层挂职锻炼，时间为一年，问我想去哪个垦区、到哪个企业，我想也没想地回答说：“随便，哪儿都行”。“那就去黑龙江垦区吧，找一个贫困农场，连扶贫带挂职，行不？”“行！”。几天以后，部里就通知我到黑龙江北安分局的龙镇农场去挂职，同时带3个新分来的大学生一起去挂职。3月初，我们一行4人到了龙镇农场报到。黑龙江农垦总局和北安分局对我们这次挂职非常重视，任命我为龙镇农场副场长，农场也分别任命三个学生为农场粮食科、物资科和畜牧科的副科长，大家搞笑说“都弄了个师长、旅长干干”。龙镇农场原是个劳改农场，基础差、管理弱，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欠账很多，总局和分局刚对农场班子作了调整，书记和场长都是从二龙山农场调来的，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同时，进入国家扶贫农场序列以后，国家和总局都加大了对龙镇农场的投入力度，也使大家看到了发展的新希望，精神面貌逐步好转。我们的任务，就是协助农场组织落实好这些扶贫项目，使其充分发挥作用。此后的一年里，基本上都在打井、农田水利和桥涵工地转悠，有时跑跑哈尔滨的总局物资供应站，多要点扶贫物资什么的，抽空也到扶贫农场看看，这样也基本走遍了北安分局的贫困农场。那年夏天，农场遭遇冰雹袭击，损失不小，但最令我愤怒的是由于道路和通讯条件落后，灾情迟迟无法统计上来，也报不上去，只好坐着东方红75去统计灾情。我由此萌发了在农场安装程控电话的想法，在与农场通信站研究后形成了一个初步方案，谁知一上农场党委会就给否了。于是，我反复做工作、讲道理，终于在第三次党委会上才勉强通过，条件是程控电话项目不能影响农场其它项目的争取和落实，也就是说要我另外去争取一块资金，还不能增加农场以后的负担。此时已是8月底了，我自己心里也没有任何把握，但事已至此也只有硬着头皮干下去了，而且必须在我挂职期间完成。我马上找到农场通信站的涂站长，让他想方设法到厂家（邮电部在青岛的企业）赊购来所有设备和器材，并立即开挖线缆地沟、开始机房的改造；同时，立即动身到北京总局争取领导支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软磨硬泡，部局、总局和分局都原则同意了我的意见，但只能作为“个案”处理，而项目只能纳入下一年度的计划。回到农场后，连着几天我象监工一样在程控电话的土建、安装、调试现场盯着。这年的12月30日，北安分局的第一个程控电话工程终于在龙镇农场竣工开通了，第一期安装了120多门，还有100多门留待以后扩展，而农场通信站则通过收取少量的电话安装和使用费，筹足了日常的运转维护经费。那几天，大家像过年一样相互打电话玩，感受着新科技带来的便捷与高效。此时，我开始忙于走访各个扶贫项目建设点，撰写挂职工作总结。后来，据说有一些农场得知这个消息后，纷纷要求安装程控电话但都被否决了，直到数年之后才陆续批准开建。1993年1月中旬，我们结束了在龙镇农场的挂职工作，经佳木斯（总局）回到了北京。

警察找我

还在西四砖塔胡同上班的时候，有一天楼下传达室打来电话说是有一位警察同志找我。我先是一愣，警察找我干什么？接着迅速在脑子里转了圈，在北京也没有警察朋友啊。先下去看看再说。待我进了传达室一看，呵呵！原来是宋建国老弟。此时的他，身着笔挺的警服端坐在那里，与传达室老太太聊天，数年未见倍感亲切。仔细端详，虽然肤色依旧但却精神了许多，还隐隐透出些许威严与机警，与在农大时候的那个宋建国相比，真有点判若二人的感觉。此前，听谢洪钧讲到过宋建国已经通过落实政策，举家回到北京落户，但不知他身在何处。同学见面，自然是互通情况、回忆当年。一阵闲聊之后，他就与我说起他正在负责创办葡萄酒厂的事来。到北京以后，他被分配到某劳改农场工作，农场领导想利用当地的葡萄资源发展酿造企业，他在领受任务以后通过刻苦自学和认真考察，基本掌握了葡萄酿酒的工艺、设备、经营和管理等相关知识，还亲自设计了厂房和部分加工设备，他对葡萄酒厂今后的发展充满了希望。看到他如此认真、执着和自信的言语表情，农大时期的那个宋建国的形象又慢慢地浮现了出来。我钦佩他的毅力与勇气，也很为他感到自豪。我想，这就是我们北大荒人的底气。当年十万官兵和大量知识分子开发北大荒、创办八一农大，不就是靠的这口气吗？今天，我们农机76的同学也继承了这样的好传统，何愁没有美好的未来。在后来几次见面的聊天中，获悉他的葡萄酒厂成功了，也有过很好的经营业绩，但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因为，几年后宋建国离开农场，转到了其他单位。在我的印象中，仍然保留着一个警察宋建国的威严形象。

李传东 魏成礼 宋建国 张春玉 谢洪钧

印象李宝海

毕业以后，与李宝海见面机会并不多。九十年代中，我利用到甘肃农垦位于河西走廊西段的饮马农场蹲点的机会，从兰州先向东前往地处陇东黄土高坡的张老寺、五举和万宝川等农场调研。那些都是生产落后、生活艰苦的贫困农场。我发现那里都种了不少的苹果，但长势不好、产量很低，外观也非常差，卖不出什么好价钱，以前也请专家来看过但没有什么好的措施。我想到了李宝海，那时他已经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兴城）果树研究所 副所长。于是立即给他写了封信，请他带领几位果树专家到农场来帮助诊断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同时，也告诉他由于农场经济困难，无法按规矩支付劳务费，具体事项请他与甘肃农垦农业处的王处长联系。信发出后，我就离开那里，行程1800多公里去往戈壁滩上的饮马农场蹲点。很快就接到了李宝海的回信，答应了我的要求，他会带领栽培、植保和品种研究专家到甘肃来。不久，他们如期而至，深入农场果园仔细察看、认真分析，提出了改良品种、强化管理、科学收储等多项措施，同时培训了一批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还无偿赠送了数千棵优质果苗。农场的干部职工非常菁兴，垦区的领导也很感动。日后证明，他们的努力已经变成了促进农场加快发展的源动力。而我只是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别无其它表示，回想起来总是觉得忐忑不安。后来见到李宝海时，他说这都是份内之事，以后有事再找我。几年后，一天李宝海来到北京，告诉说他要去援藏并任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副院长。至今，他已经在那个多少人视之为畏途的地方工作了有十来年了吧。每次见到他，都是在为西藏农科院争取项目、落实资金，都是在为农科院的发展而到处求人，而每次进出西藏都要忍受一次缺氧和富氧带来的痛苦，几天不得安宁。可以说，咱们这些人里，李宝海所遇到的困难可能是最大的、意志也是最坚强的。在农大学习时的内向、少言寡语的性格，已被大胆、泼辣和勇于挑战困难的作风所代替，而这些也正是我所欠缺的。

写于2009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