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搬迁哪里（中山大学内迁澄江）

中山大学搬迁哪里（中山大学内迁澄江）1940年，滇南物价暴涨，由于时处抗战时期，政府审批下来的钱有限，国立中山大学师生们的生活极为艰辛。加上疾疫的流行，更是让学校的师生们雪上加霜。到了1940年7月初，由于日寇策划从越南进攻云南之故，蒋介石电令所有迁到云南的大学“立刻准备万一，快速搬迁”。于是，中山大学只得搬离澄江。在中山大学迁回粤北坪石之前，时任校长许崇清先生亲自撰文，在澄江孔庙亭台东侧立了一块石碑，叙述中山大学迁校以及在澄江的史实。这块碑立好后，许崇清先生曾请澄江人汤继昌拍过一张照片带回广东。整个澄江时期，中山大学师生的生活都十分困难。中山大学首任校长邹鲁先生在《告同事同学书》中写到：本校迁澄后，虽得按时上课，然交通、卫生、警卫、各方面仍多缺憾，于咐息甫定百事草创之际部署备感困难，……乃数月以来 米价高涨，百物腾贵，一般同事同学，依然埋头教学，日则节膳忍饿，面多菜色，夜仍焚膏继窑，目注芸编，苦斗精神，始终不懈。而生活之困

教育乃民族复兴之基本，而高等教育更是肩负着民族振兴的神圣使命。抗日战争期间，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及东南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当时，国内战乱频仍，然而这个时期的中国大学却能在艰难困苦中愈发强大。从大后方到前线、从敌后抗日根据地到敌占区，中国大学的师生们在颠沛流离中发展壮大。追其源由，其时的中国大学纷纷内迁，有着“保全国家元气”之目的。事实上，这场史无前例的中国大学大迁移，更昭示一种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的强烈释放。

现今中山大学本部（广州市海珠区）中区实景。

中山大学，前身是孙中山先生创立于1924年的国立广东大学，1926年定名为国立中山大学，有着近一百多年的办学传统，也是中国南方学术与文化的重镇和人才培养的高地。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1938年10月，国立中山大学迁往云南澄江。中山大学迁澄江以后，主要利用县城和附近乡村的寺庙作为校舍，另外还自建了部分简易棚屋，条件十分艰苦。但彼时的八个学院、三十多个系、以及家属近万人突然挤到澄江，让这个沉寂的滇中小县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据中大农学院学生何传礼后来回忆：澄江县城方圆约一平方公里，四面有完整的城墙，城门高大，雉堞纵横，古风盎然。这处简朴恬静的小城，人烟稀少，民风淳朴，原本悄寂地沉睡着，这么一来，人气急升，顿时沸腾起来。店铺如雨后春笋般陆续开张，酒楼食肆、百货服务，应有尽有；街道上熙来攘往，市廛杂沓，连通往昆明的山路也人流不息，俨然成为一处具有广东特色的繁荣市镇。

澄江离昆明60余公里，是个古老的山城，学校无法集中开展教学，只能借用庙宇和祠堂分散开课，其中文学院分散于城内城外七处、工学院分地九处，还不包括师生宿舍。由于条件简陋，学生常常是在佛像和罗汉的“包围”之下上课的，没有课本、讲义和参考书，大家只能听讲、做笔记。但即使是这样，师生也能充分利用资源，农学院和地质系更是组织进行了实地考察，钻研精神不减弥坚。

中山大学澄江办学旧照，街道和城墙。抗日战争期间，中山大学迁到澄江办学。中大迁滇短短两年，对当时澄江的交通、经济、教育、文化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中山大学师生留下的回忆文字和影像资料，也弥足珍贵地保存了民国时期澄江的社会风貌和人文记忆。过去的澄江，地方偏僻，观念闭塞，中山大学为何要将学校迁办于此，原因不外有二：一是澄江距离昆明不远，仅有60公里，当时公路已至中关，只有10余公里尚未修通；二是澄江曾为明清两代府城，庙宇寺观众多，可以充做临时校舍。所以当中山大学法学院的澄江人吴信达建议将学校迁往澄江时，校长邹鲁当即同意。

整个澄江时期，中山大学师生的生活都十分困难。中山大学首任校长邹鲁先生在《告同事同学书》中写到：本校迁澄后，虽得按时上课，然交通、卫生、警卫、各方面仍多缺憾，于咐息甫定百事草创之际部署备感困难，……乃数月以来 米价高涨，百物腾贵，一般同事同学，依然埋头教学，日则节膳忍饿，面多菜色，夜仍焚膏继窑，目注芸编，苦斗精神，始终不懈。而生活之困窘，今且更甚，一斗粗米费逾五十元，一碗白饭贵至三四角，物价房租，飞涨至数倍、十数倍而势犹未已。……爱据本校于去年二月迁澄以来之物价指数，迭请教育部酌予改善待遇。……卑诸同事同学稍得安心教学，并于三月上旬派员赴昆明，与云南省政府、两广同乡会、法国总领事，分头接洽，将积存公米，照收价祟与本校;又向西贡购入越米转运诸澄，藉抒眉急，均荷热心援助，允诺实行，意至可感，然仍未足减诸同事同学之丝毫痛苦。

1940年，滇南物价暴涨，由于时处抗战时期，政府审批下来的钱有限，国立中山大学师生们的生活极为艰辛。加上疾疫的流行，更是让学校的师生们雪上加霜。到了1940年7月初，由于日寇策划从越南进攻云南之故，蒋介石电令所有迁到云南的大学“立刻准备万一，快速搬迁”。于是，中山大学只得搬离澄江。在中山大学迁回粤北坪石之前，时任校长许崇清先生亲自撰文，在澄江孔庙亭台东侧立了一块石碑，叙述中山大学迁校以及在澄江的史实。这块碑立好后，许崇清先生曾请澄江人汤继昌拍过一张照片带回广东。

中山大学在澄江办学期间，工学院设在旧城东岳庙、玄天阁、梅玉村、中所，同时在村东自盖简易房屋，图为当时学生在玄天阁留影。建于明天启六年(1626年)金莲山北侧悬岩上的玄天阁以及玄天阁下的东岳庙，形成了一组寺庙群。曾任户部主事、护国运动后云南咨议局参议官的郡人李增在东岳庙石柱上留有石刻联：宝阁高盘千岭翠，金莲先得万花春。

1940年，中山大学从云南澄江迁往广东省北部的乐昌县坪石镇。迁校坪石后，同样由于条件限制，各学院不能集中在一处办学。但事实上，中山大学不仅各项工作开展的有条不紊，并且还聘请了一批著名学者来校任教，加强了学校的师资队伍建设。坪石时期，著名学者李达、洪琛、王亚南、陈寅恪、杨东莼等来校任教、讲学。数学家胡金昌、艺术家许幸之、音乐家马思聪、黄友棣等亦曾任教于坪石。

在澄江和坪石时期，虽说条件非常艰苦，中山大学各学院、系因陋就简、因地制宜，进行教学、科研活动，并广泛开展社会调查，对弄清粤北、湖南、广西等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少数民族情况，以及矿藏、水土、森林、植物资源等均作出了诸多贡献，并且在宣传抗战、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迁坪石的中大校本部（右上角）。

迁坪石的中大医学院。

探究起来，中山大学由云南澄江迁往粤北坪石，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在其中，广东地方实力派的要求是重要因素。当时广东迁省会于粤北韶关，广东当局认为本省除敌占区外局势较为稳定，而本省及邻省湖南、江西等地区学生入大学读书十分困难，中山大学迁回粤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广东的元老们，亦多认为纪念孙中山的大学以迁回广东为合适。另外，广东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积极支持把中山大学迁回粤北，希望中山大学在坪石能与桂林相呼应，开展进步文化工作，把中山大学办成文化运动基地。校长许崇清先生决定迁校后，先到重庆找教育部长陈立夫商量，陈立夫以费用无着落为由没有答应。许崇清先生收到蒋介石的电令之后，加上其它种种原因，下决心迁往粤北坪石。

坪石处在广东、湖南交界的地方，是粤北通往湖南的门户，粤汉铁路贯穿其间，为南北交通的要冲。中山大学奉准迁回坪石后，许崇清先生即聘任重要人员组成迁校委员会、以及新校址筹备处两处机构。迁校委员会设干事部，专掌回粤人员及公物的运输事务。迁校工作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当时七战区余汉谋将军派出军车解决运输问题。新校址筹备处，则负责选择新校址及办理新校址的修缮、设计、建筑等事宜。新校址筹备处先派出先遣人员，并指定各学院新址筹备负责人、均多由教授讲师助教担任。搬迁费用，由教育部拨款40万元、广东省协助30万元，其中以10万元为建置费、以60万元为旅运费。1940年8月，中山大学受命在许崇清校长的带领下迁往粤北坪石，除了利用原有的寺庙空舍外，新建房舍88余座，其中课室36座、师生宿舍31座。

中山大学以村为单位，在坪石镇周边分散办学，村民对中大师生充满了热情。由于缺少房舍，很多中大的教师都借住在村民家。上课的地方是竹棚。中大的师生们用杉树皮做屋顶，用竹片钉起来做墙壁，搭建起了学生宿舍和中大教室，这样的竹棚占据了武江两岸的山头，山间满是琅琅读书声。除了日常教学，中大的师生们还会帮村民收割稻子。宾主不分，其乐融融，吃一样的青菜、咸菜和辣椒，同在武江里洗澡、洗衣服。武江两岸，歌声不断。当时的中山大学聚集着马思聪、黄友棣等音乐家，他们在坪石创作了数十首抗战歌曲，黄友棣的一曲《杜鹃花》更是传遍后方和前线。“哥哥！你打胜仗回来，我把杜鹃花插在你的胸前，不再插在自己的头发上。”和《杜鹃花》里的“哥哥”一样，不少学子也走上前线。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受聘任教于广西大学的陈寅恪教授，于1943年6月底应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的邀请，冒着战火前往坪石。1943年7月1日起，陈寅恪作了为期一个星期的讲学，为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的师生们讲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五胡问题》等，“语语透辟，阐发无遗”。

中山大学教师留在坪石镇三星坪村村民家的箱子。

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坪石办公处旧址。

在坪石，中山大学各学院分散各处，生活艰苦、物质缺乏。坪石环境虽然艰辛，但学校在困境中依然不忘发展，仍然保持着较大的办学规模，师资力量颇为雄厚，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也在调适中逐渐完善。由于坪石只是广东省的一个边陲小镇，所以学校只能分散在坪石及周边地区：中山大学总部、研究院、先修班、学生贷金、审查委员会、岭南大学、广州大学、粤秀中学、培正中学等设在老坪石街；文学院设在坪石铁岭；理学院设在坪石塘口；工学院设在三星坪；法学院设在车前坝；师范学院设在管埠；医学院和研究所设在乐昌县城河南水。

当时的坪石，被人们喻为“小广州”，文化界和院校师生众多，避难民众云集，店铺林立，商贸繁盛。中共广东省委为便于开展学生运动把省委青年部设在乐昌县城苏家祠，青年部部长陈能兴驻乐昌县城、副部长张江明驻在坪石中山大学。在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下，中山大学秘密建立了法学院党支部、文学院党支部、农学院党支部、工学院党支部、师范学院党支部、医学院党支部、理学院党支部。此外，在研究院社教区和先修班发展了一批党员。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意见，中山大学不建立全校性的党组织，也不设立党总支和党委，隶属省委直接领导，由张江明直接负责联系各个党支部。中山大学党组织的建立，一定程度保障了中山大学青年部学生运动的顺利进行。中共广东省委青年部积极组织学生运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阴谋行动。

中山大学迁往坪石后不久，学生人数便从迁校初期的1736人激增到4197人，学术氛围分外浓厚。坪石的这四年，在中山大学的成长过程中亦是非常重要的四年。整个学校从迁移的不利影响中逐步振作起来，始终保有华南名校的风范。期间，学校大力提倡学术研究，聘请了包括哲学家李达、文俗学家钟敬文、经济学家王亚南、法学家梅龚彬、戏剧家洪深等在内的一批著名学者，推动了学校民主运动和学术的发展。当时广东正处于抗战前线，此次迁校也充分体现了对中山先生致力革命、追求中国自由平等必须唤起民众的精神之继承，在舆论上声援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与必胜的信心 对稳定社会、安定人心、激励抗战士气等无疑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 它的影响是深远的。

中大师生们在坪石曾经居住过的老屋。

现今乐昌坪石镇远景图。

1945年1月，日军突然侵入宜章栗源堡，坪石亦陷于包围之中，学校仓促通告紧急疏迁，结束了在坪石4年5个月的办学：部分师生由代理校长金曾澄率领，经乐昌、仁化、龙川抵达梅州设立校本部；农学院部分师生则迁往梅州五华；总务长何春帆则带领部分师生于1月20日撤抵连县三江镇。在迁离坪石时，位于三星坪的中山大学工学院部分师生来不及突围，卫梓松教授等人面对敌人的利诱无动于衷，并且最终自杀殉难；中山大学附中教师陆兴焰、学生诸兆永等人在由坪石搬往仁化的途中，遭到日寇杀害；此外还发生了多起沉船事故，近百名师生员工罹难。在搬迁前夕，中共地下组织抽调了200多名中大学生参加曾生领导的东江纵队，他们立即分批奔赴抗日前线。总的说来，这次迁徙是惨痛的。

无论澄江、抑或坪石，它们都留下了中山大学师生坚守延续中华民族教育星火的足迹、富含着他们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精神追求。如今，如何活化中大师生奋斗的故地，唤醒沉寂的文化与精神记忆，造福乡村建设，或许这是对中山大学师生困境中传承教育星火的另一种诠释、亦是不忘初心的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