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所大学绝对是你梦寐以求的（为何40年坚持不走寻常路）
这四所大学绝对是你梦寐以求的（为何40年坚持不走寻常路）如果说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可以追溯到两个礼拜前亚马逊热带雨林里一只蝴蝶的振翅。“我们实验室十多年的科教融合实践，如今开花结果了。”张健说。转眼间，张健已经在国科大任教15年了。就像这个美丽的秋天一样，他也逐渐迎来了桃李丰收的季节。《中国科学报》记者眼前的张健，谦虚幽默，他把自己比作两座驼峰之间承前启后的那面驼鞍，继承了中科院院士石耀霖的大家衣钵，也托举着诸多后生可畏的优秀学子。张健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陈石，现在是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也已经是博士生导师了；而张健招收的第一个硕博连读毕业生高翔，30岁那年就成了中科院海洋研究所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特聘研究员。
北京怀柔的初秋，比其他时节更清朗澄澈。
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教授张健的心情也分外的好。
这天是9月17日，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简称“地学院”）在雁栖湖校区举行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同领域其他单位的知名学者也来了不少。聊天中，他们笑着感谢张健为自己单位输送了优秀的青年人才。
作为一名老师，听到他人对弟子的夸奖自然让张健欣慰。
转眼间，张健已经在国科大任教15年了。就像这个美丽的秋天一样，他也逐渐迎来了桃李丰收的季节。
《中国科学报》记者眼前的张健，谦虚幽默，他把自己比作两座驼峰之间承前启后的那面驼鞍，继承了中科院院士石耀霖的大家衣钵，也托举着诸多后生可畏的优秀学子。
张健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陈石，现在是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也已经是博士生导师了；而张健招收的第一个硕博连读毕业生高翔，30岁那年就成了中科院海洋研究所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特聘研究员。
“我们实验室十多年的科教融合实践，如今开花结果了。”张健说。
如果说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可以追溯到两个礼拜前亚马逊热带雨林里一只蝴蝶的振翅。
那么，如今张健门下硕果累累的美景，也可以追溯到15年前石耀霖院士创建中科院计算地球动力学重点实验室；可以追溯到40年前，国科大的前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的成立，同年，研究生院成立地学教学部（简称地学部），协调管理中国科学院、国家地震局等9个单位地学口的研究生教学培养工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国科大前身）从成立之初，就确定了“科教融合”的培养模式，将培养人才与科研紧密结合。
依托各个研究所培养研究生，研究生院承担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工作，研究所负责学生的科研实践和学术指导。
李政道、刘东生、彭桓武、管惟炎、邹承鲁、张文佑、傅承义、童第周、叶笃正等赫赫有名的科学大家，纷纷登上研究生院的讲台。
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先生专门到研究生院开设课程
1978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举办文艺活动
忆往事，知今日。40年间，尽管研究生院三迁校址，三易其名（2000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但 “科教融合”的基因早在萌芽之初，便已写入了国科大的每个细胞，从此代代传承，从未磨灭。
走进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条“科教融合”的根系必将绽放出更加绚烂的花朵。
1978年，研究生院建院初期，解放军帮助盖木板房和铺马路
1982年5月，为了便于对外进行学术交流，经中科院批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可以同时使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两个名称，挂两个牌子。
科教融合1.0：筚路蓝缕，开疆拓土
1988年，石耀霖结束了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学习和博士后研究工作，举家回到祖国，在研究生院地学部担任副教授。
当时的地学部授课教师中，有来自中科院地质研究所的一代泰斗刘东生院士，他提出了黄土的“新风成说”，使得中国黄土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三大自然档案之一。
还有比石耀霖大三岁的刘嘉麒，他深入野外，考察了中国14个省的新生代火山分布的地质地貌特征；大石耀霖四岁的陈运泰，主持着我国第一支用宽频带数字化地震仪装备起来的近震源强地面运动观测队伍的工作……
石耀霖在国内的研究工作刚刚起步，受限于实验室和经费条件，处处举步维艰。但他开设的“地球动力学”课程刚刚讲了一个学期，就被评为研究生院的优秀课程。
他选择了当时比较先进的美国出版教材，敦促学生仔细阅读并撰写报告，有意识地训练学生们更多阅读英文原版的资料和期刊，让他们的学习始终跟进国际前沿。
第二年，石耀霖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第一笔资助，课题是“青藏高原动力学和热演化的三维数值模拟”。在这笔经费的资助下，他对青藏高原热演化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藏南热壳冷幔和藏北冷壳热幔的新见解。
从这个项目开始，石耀霖在国内的科研事业迅速步入正轨。
1994年，任教满5年的石耀霖获得了博导资格。
1995年，张健成为他招收的第一名博士生。这一年，研究生院校部只招收了3个博士新生，物理、化学、地学专业各一名。
这时候研究生院科教融合体制还处在最初级的1.0版本时期，研究生院邀请中科院研究所的研究员与本部老师共同授课，完成研究生课程教学，研究生学完基础课后回到各自的研究所，在导师指导下继续接受科研训练和培养。
张健说：“我上学的时候，对科教融合的体会就是，研究所和校部两方面的老师都来给我们上课。”
石耀林属于研究生院本部的教授。当时，石耀霖刚刚拿到一个15万元经费支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这下，课题、经费、学生都到位了。石耀霖决定把张健放在自己的项目里“养”。
张健课题组
张健的工作是研究类地行星的热演化及其内部动力学。所谓类地行星，包括水星、地球、火星和金星，都拥有以硅酸盐石为主的地壳和以铁为主的金属核心。
在当时，地球之外其他类地行星的数据很少，可供他们利用的研究资源非常匮乏。就连美国的“勘探者号”，也要再等9年才能登上火星搜集数据。石耀霖师生只能以地球的参数为基础、通过计算机数值模拟的手段去做研究。
在这么艰难的条件下，这个项目仍然产出了很多重要成果。而张健也伴随着课题迅速成长起来。作为石耀霖当时唯一一个弟子，张健也充分享受到了近乎亲情的师生情谊。
工作繁忙的时候，两人常常一同加班到12点。师母一到逢年过节，便端着饺子来探班。“我和石老师就停下来，一起吃顿饺子，吃完再继续干活。”张健不无怀念地说。
张健博士毕业后，到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做了2年博士后，又去石老师曾经留学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2年。2003年，他回到了石耀霖老师的课题组，并被任命为地学部的党总支书记。
这时的石耀霖已经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了，担任地学部主任。有趣的是，他这几年并没有招收新的学生，整个实验室还是只有两个人的“师徒店”。
在石耀霖心中，有一个酝酿了好多年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建立我国第一个计算地球动力学工作站。
张健至今记得那一年春节，他和石老师顶着寒风，从基础筹备做起，一点一点建立一个全新的实验室。
他们甚至专门跑到中央音乐学院去对厕所考察、拍照，据此向施工方提出相关设计要求。中科院院士叶大年来参观时，也曾对这些细节处的用心赞叹不已。
2003年4月，中科院计算地球动力学重点实验室正式成立，当时只是研究生院地学部的一个实验室。
2010年12月30日，中科院正式批文，将该实验室正式纳入院重点实验室系列，并于次年揭牌正式运行。
当初只有一台机器、几名科研人员的工作站，如今已然发展壮大，成为推动我国地震监测和预测研究的重要科研力量。
“如果没有这个实验室，地学院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一直是国科大最强大的专业之一。”张健自豪地说。
在去年完成的第四轮全国高校学科评估中，地学院共有4个学科被评为A ，地球物理学就是其中之一。
地学院院庆大合影
科教融合2.0：春华秋实，初露锋芒
光阴似箭，那位高大魁梧，在山野间健步如飞的石院士如今已经白发苍苍，张健也不再是当年那个毛头小伙：“现在我们年纪都大了，石老师跟我说，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了。”张健感慨道。
年轻时的石耀霖院士在野外科考途中
汶川地震震后，石耀霖院士前往灾区进行地震破裂考察
从这个实验室走出的陈石和高翔，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2003年，石耀霖到长安大学做了一场报告。报告的内容很有意思：如何用地球动力学的模拟方法，去研究SARS病毒的传播概率。
他或许也没想到，台下听众席上的一个年轻人，从此萌生了新的梦想。
两年后，25岁的陈石第一次来到北京，成为中科院研究生院校部的一名博士生，也是张健带的第一名博士生。成立不久的中科院计算地球动力学重点实验室，给了他初试身手的广阔舞台。
在长安大学读书时，陈石的专业是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而实验室带头人石耀霖院士当时主要做数值模拟。
为了更快适应这里的学习和工作，陈石花了大量时间去阅读文献。
他不久便发现，除了在文海里漫游，还有一条捷径能让他迅速拓展视野。
短短四周的夏季小学期里，光是地学领域，就有数十位国际知名的大科学家来学校做前沿报告。从全球板块构造讲到俯冲带，从地震学讲到地球自转。“我的眼界一下就开阔了，原来地球里边有这么多事情可做啊！”
每年，计算地球动力学实验室还会利用夏季的小学期召开一次国际地球动力学年会，众多国外专家都会前来参会。
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特别的合作模式，通过会议期间的交流，一些外国教授每年都会邀请地学院的研究生出国访问。
地学院的老师们不但鼓励学生利用这个机会结识外国专家，还会把有留学意愿的学生写进推荐名单，统一提交给对方并等待回复。
陈石当年就是通过这个机会，第一次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访问了三个月。
这时的石耀霖，无疑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学科大牛”了。但陈石说：“尽管我只是个普通学生，却也有机会得到他的亲自指点，因此，也总觉得跟大院士走得很近。”
无论自己的工作多忙，石耀霖总会抽出时间跟整个实验室的成员交流讨论。
有一次，他用数学的方法来模拟敲钟后的震动传播过程：“地球遭遇大地震时，就像被敲响的钟，会产生自由振荡。我们可以假设这里有个震源，来模拟地震波的传播……”
这个有趣的点子后来成了一个师妹的课题，也给陈石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一些非常生活化的事情里，都有可能蕴藏着非常有价值的科学问题。”
陈石的直接导师张健，则善于为学生们提供一个宽松的成长环境。
他常常组织学生们开讨论会。因为实验室的研究范围广，大家的兴趣也非常多，常常一通畅聊下来，就会涌现出许多有趣的点子。对学生自行提出的研究方向，张健大多予以鼓励和支持。
陈石在这儿研究的第一个课题就有点儿天马行空：火星上有没有地幔对流？在整个博士阶段，像这样奇思妙想的题目他一个接一个地做。每个题目做完后，总能总结出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最后，他在四个跨度较大的方向上都发表了论文，其中包括两篇SCI论文，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
“我心里很清楚，这些课题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做，可能做着做着就做不下去了。”陈石说，“但张健老师很善于指导学生从庞杂的现象和数据中提炼出有价值的科学问题，进而形成有亮点的科研成果。”
陈石攻读博士时，研究生院已经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步入了以组织建设为核心的科教融合2.0版本时期，形成了“三统一、四结合”的办学方针（全院统一招生、统一教育管理、统一学位授予；实行院所结合的领导体制、师资队伍、管理制度及培养体系）和“两段式”培养模式（学生先在研究生院集中教学园区完成为期一年的课程学习，然后进入研究所跟随导师在科研实践中开展课题研究并完成学位论文）。
研究生院建设基础学院，地学部改为“地球科学学院”（简称地学院）。
作为校部的学生，陈石结束了第一年的集中学习后，在其后几年里继续担任授课老师的助教，因此他有机会把一些课程听了一遍又一遍。
“科教融合的一大优点就是，课堂教学不会和科研实践脱节。这里老师讲的东西，要么是最前沿的，要么是最实用的。”陈石说。
地学院开设的一门并行计算课程，当时授课的张怀老师并没有照本宣科地讲理论框架，而是细细剖析了并行计算领域最常用的MPICH函数库。
这门课听完以后，学生们很快就能上手去写一些并行计算的程序，并且运用到地球动力学的模拟过程之中。
几年前，中科院的一位领导去日本访问时，当地一位学者对他说：“你们中科院的一个小伙子，解决了我们70年没能攻克的一个地震问题。”
这个小伙子叫高翔，刚从张健这里毕业两年，就被破格提为中科院海洋所研究员。
毕业典礼上高翔和张健的合影
2014年，他和加拿大地质调查局太平洋地球科学中心教授王克林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合作成果：《以热流观测为约束研究粘—滑和蠕—滑型俯冲大断层的强度》，可用于大地震发生地点的评估。
论文发表后，日本海洋科学技术中心发起了一项全球性的热流探测和沉积物取样研究科考计划，该中心高知研究所的时任所长给多国参研人员发送邮件，直接指出这项研究最重要的理论依据，就是高翔和王克林的研究成果。
在认识王克林前，高翔的课题研究一度陷入了停滞。“张健老师建议我研究板块俯冲带上摩擦系数的问题。但我查阅的文献越多，就感到越迷茫，似乎很多研究者都在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问题。”
这时高翔听说，一些知名的海外华人学者将归国开讲习班，其中就包括在这一领域内很有名望的王克林教授，他对此向往不已。张健得知后，主动资助他赴上海学习。短短几天的讲习班，让高翔受益匪浅。之后张健又介绍他去加拿大访问一段时间，在王克林的指导下开展研究工作。
“石老师教我的时候，经常督促我出国访问；等我自己当了老师，也鼓励学生有机会就出国学习。”在张健看来，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回想起那段研究经历，高翔至今还能感受到那份激动：“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也可以在科学上做出一份贡献！”
2017年，高翔与王克林又在《自然》杂志在线发表了论文《俯冲断层发震带与幕式震颤及慢滑移带的流变学分离》。
就这样，高翔成为海洋地质科学领域内少数同时在《科学》和《自然》两个顶级核心杂志发表论文的学者。
科教融合3.0：盘活资源，全面发力
高翔于2007年考入中科院研究生院，于2012年博士毕业。他笑称：“我在校读书的这五年，是科教融合发展的一段平稳期。”
就在他毕业那年，研究生院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国科大），并于2014年开始招收本科生，国科大完成了从研究生院到大学的跨越。
在此期间，一批科教融合学院成立，中科院的相关研究所成为这些学院的承办单位，国科大地球科学学院由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牵头承办，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等相关领域研究所共同承办，学院覆盖地球科学相关的理学和工学类共六个一级学科（大气科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海洋科学、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和测绘科学与技术），成为培养中国地球科学高级人才的重要基地。
这标志着国科大全面迈进以人才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为核心的科教融合3.0版本时期。
高翔读书时没有遇上的时代，他的学生们赶上了。
2017年9月金秋时节，国科大硕士新生宋子龙来到长城脚下、雁栖湖畔的怀柔校区。一踏进校门，他就被美丽恢弘的新校园震住了。
就在2013年的这个时节，国科大秋季开学典礼在这里举行，标志着雁栖湖校区正式启用。
从那之后，一系列高精尖实验仪器设备相继投入使用，怀柔科学城六大科学中心也纷纷拔地而起，成为国科大科教融合深化发展的新平台。
石耀霖等前辈在回忆中屡屡提到的玉泉路小平房，如今已然“换了人间”。
与前面几代国科大校部的师长不同，宋子龙是由位于青岛市的中科院海洋所招收的学生。海洋所也是地球科学学院的承办所之一。
“国科大的学生中，绝大多数都是中科院各个研究所来培养的。这些研究所有着强大而优质的科研资源，是培养学生的坚强后盾。学生们可以直接参与到研究所的课题工作中。”国科大地学院教授、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研究员翟明国院士说。
翟明国院士
如此“近水楼台”，宋子龙深有感触。一个多月前，还读研究生二年级的他就参与了一个“大项目”。
他搭乘中国国内综合性能最先进的科考船——“科学”号，和课题组老师一起对西太平洋的马里亚纳海沟俯冲带展开了调查。他亲身实践了只在课本上看到过的“海底热流原位监测的实时传输方法”，还获得了大量低间距、高密度的热流观测数据。
“你们这一代赶上了好时候！”宋子龙常常听到师长们这么说。
国科大的“好时候”，包括更加高端的科研资源，更加强大的师资力量、更加合理的培养模式和更加科学的课程体系。
像地球科学学院这样的科教融合学院，国科大目前共有38个。
此外，国科大还与各培养单位共享23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1个国家实验室、2个国家研究中心、77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89个中国科学院重点实验室、9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7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5个国家工程实验室。
4年来，国科大逐步建立了以顶尖科学家为主体，由中科院研究所资深专家为支撑的教师队伍。院士带团授课、教授组团授课……几乎每一门专业课都是如此配置。
据中科院副院长兼国科大党委书记、校长李树深院士介绍，截至目前，通过双向双聘制度和岗位教师制度，国科大组建了一支3000余名的专任教师队伍，其中两院院士153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460人。
这些卓有成就的科学家走出实验室，登上大讲台，为研究生设计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并亲自为研究生授课，把自己的智慧和理念传播给后辈学子。
2014年，国科大地球科学学院作为试点完成了课程体系的改革，开设了包括核心课程在内的近200门课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新课程体系。
同时建设了一支“豪华”的师资队伍，包括校部教师、岗位教师和聘任教师，其中校部教师包括7位院士、3名杰青、2名千人、3名青千和5名中科院百人；岗位教师共223人，包括22位院士，杰青等各类人才95人；还聘任50多位来自科学院系统外的著名大学或科研机构的顶级科学家。
除了集中教学课程外，还为博士生和拟转博的硕士生开设了一系列前沿课程，进一步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颇具特色的野外教学实习，更是完善了课程学习、技能培训和现场实习三位一体的教学体系。
宋子龙如今已经回到了研究所，但研一在雁栖湖校区上课时，那种“热血”和“燃”的状态让他难以忘怀。他选修的一门《海洋地质学》，是由海洋研究所和南海海洋研究所的四位科学家“组团”上课。
听到那些领域“大牛”的名字，宋子龙的学习热情一下被点燃了，他在课前就查阅了每位老师的科研背景、研究方向和代表性论文，为的就是上课时，能抓住机会向他们精准提问。
“科学家们总有一些有趣的、令人受益无穷的科研故事，这对刚刚踏上科研道路的我来说，很值得借鉴。”宋子龙说。
宋子龙的同门师姐谭惠文将研一描述为“一段非常幸福的经历”。
地球物理学基础课上，老师引领着大家做头脑风暴，想象如果有一条贯穿地球的通道，自由落体要用多久走完全程；《流变学》课程上，地球动力学数值模拟领域专家李忠海教授用一支粉笔推导出一整黑板的公式，他那“挥斥方遒、激扬文字”的状态，让谭惠文暗自赞叹不已。这一切都坚定了她在科学之路上继续走下去的信念。
给国科大学生们讲课的，不光有国科大校部和各个研究所的老师，还有为数众多的外聘教师。曾有一位高校教授应邀来国科大开课。
一个学期下来，这位教授“叫苦”不迭：“给你们备课实在太累了，50个学时一点折扣不打，一点水分不掺，都要全身心投入，扎扎实实讲下来。”
在翟明国院士看来，教师组成的多元化对学生们大有好处：“一方面学生可以听到领域内最先进最前沿的知识；另一方面老师们的研究方向多，更利于学生在未来的科研工作中交叉融合。”
有趣的是，随着国科大的豪华师资阵容浮出水面，一些争议也纷至沓来。最典型的问题就是：“你们会做科研，但你们会讲课吗？你们有时间教课吗？”
“我讲了35年课了。”满头银丝的中科院院士刘嘉麒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早年，他就在刘东生院士身边做助教，从拎包、判卷做起，对刘老先生的师者风范耳濡目染。在之后的数十年间，他也从未间断传道授业解惑的事业。
刘嘉麒院士
刘嘉麒今年77岁，目前每学年承担60学时的教学任务。他在国科大总共开过3门课程，曾一度同时讲两门课，上午讲4个课时，下午讲3个课时。
他主讲的《近代第四纪地质学与环境学》课程，既有丰富前沿的专业知识，也穿插着老一辈地质学人翻山越岭的传奇经历，吸引了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
2017届中科院动物所博士毕业生刘洋说：“虽然我不是学地质的，可是当我自己走进野外进行动物考察时，还会想起刘院士讲过的那些故事和知识。”
这门课刘嘉麒讲了35年，内容常讲常新。“有时候明天讲课，今天还要修改PPT。”刘嘉麒说，“我讲的内容肯定是比较超前的。”
在国科大的科学家教师中，有像刘嘉麒这样资深的“老课骨”，也有一些刚刚开始试水讲课的“新手”。
对此翟明国说：“如果完全讲最基础的内容，也许科学家们一开始还不如专职教师有经验。但是他们的知识都很牢固，只是需要一个适应和练习的过程。讲最前沿的知识、讲最深刻的思想，他们一定能讲得最好！”
面对琳琅满目的各色课程，宋子龙不仅选修了一系列地球物理基础课程，还选修了《生活中的经济学》等人文类课程，既满足了专业知识的需求，也大大开拓了眼界。
“现在，国内没有哪个高校的研究生院能比我们开出的研究生课程更多。”曾任地学院副院长的侯泉林教授自豪地说。
除了人才队伍和课程体系，国科大还把目光瞄准了教材建设。
接受记者采访时，侯泉林刚收到出版社寄给他的《高等构造地质学》（第一卷）。这是他编写并出版的第一本教材，是在整合多年讲义的基础上，耗时两年编著完成的。
与大多数理工科教材不同。开卷第一章，侯泉林就不吝笔墨地阐述“科学革命和科学哲学”。
他相信要学好一门学科，必须从最基本的思想入手，理清学科发展的脉络，冷静思考当前研究所处的阶段。这样才能避免走弯路、钻死角，停滞在低水平的重复中。
这本教材的附录中，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21问”。在十多年的科研、教学和学术交流中，侯泉林总结出21个常见误区，并且一一作出了解答。
中科院院士、构造地质学家任纪舜是收到书后第一位给侯泉林打电话的专家，他热情地说：“我知道，你花了很多年的功夫，写得很好，能否把后续每卷也寄给我一本。未来我会让我的学生人手一本。”
2017年9月，时任国科大校长丁仲礼院士在国科大教职工会上再次强调：“年龄大的专家要参与国科大教材的编写工作，形成国科大系列高水平精品教材及参考书。”
与此同时，学校的评价体系也为教师编写教材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下发了专门文件，计算工作量。
据国科大副校长、教务总长郭正堂院士介绍，目前，学校制定了《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材建设规划》《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材建设管理办法》，对学校的教材建设进行统筹规划和资助出版。
学校启动了2018年度教材出版立项申请工作，共有105本教材和20本教学辅导书申请立项，教务部正在组织专家进行立项评审。
国科大的教材建设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学校将致力于打造一批高质量的优秀教材和精品教材。
今年，国科大成立整整四十周年了，同期建立的国科大地球科学学院同样年过“不惑”。这份不惑里，包含着对发展方向的坚定，对科技创新的决心，对人才培养的诚意。
2018年，地球科学学院正式更名为“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
学院现任院长、中科院地质地球研究所所长吴福元院士郑重表示：“从地球到行星，学院将站在学科发展前沿，打造科教融合新高地，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己任，砥砺奋进，培养新一代的高水平地学人才，带领中国地学研究进入国际一流方阵。”
“赶上了这样一个好时代，我感到很幸运，我将跟随着前辈们的脚步踏踏实实地走下去，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自信地喊出‘国有疑难可问谁，强国一代有我在’！”那天，在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上，坐在后排的2018级硕士研究生胡昕尧站起来，向全场表达了心声。
前排的吴福元、陈运泰、石耀霖、刘嘉麒、朱日祥、丁一汇、杨元喜、翟明国、潘永信等院士们纷纷回头，看着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们露出了欣慰的、期待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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