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跟家长说你家孩子我管不了了（他们可能就是学校里老师说）

老师跟家长说你家孩子我管不了了（他们可能就是学校里老师说）他们普遍年龄在14-18岁，初、高中的年纪，超过一半人辍学了。男女比例9:1，绝大部分是男孩。京籍占20%，非京籍占80%，但是在这80%的非京籍里，有两成左右是从小在北京出生长大的。我们抽取了2015-2019年服务过的近900个未成年人，进行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数据统计。大家好，我叫李涵，来自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是一名青少年司法社工。我们机构是一个（在司法领域）专门为有需要的未成年人提供社会工作服务的公益组织，主要服务的群体是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和被害未成年人。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接受公检法的委托，为北京三千多名这两类未成年人提供了专业服务，比如社会调查、违法训诫、帮教和被害人救助等等。今天我非常有幸能跟大家简单地分享一下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其实提到违法犯罪未成年人，通过影视作品、媒体报道，大家会有一些初始印象，但是他们真的是这样吗？

转自：

一席

少年的你

2020.06.07 北京

大家好，我叫李涵，来自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是一名青少年司法社工。

我们机构是一个（在司法领域）专门为有需要的未成年人提供社会工作服务的公益组织，主要服务的群体是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和被害未成年人。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接受公检法的委托，为北京三千多名这两类未成年人提供了专业服务，比如社会调查、违法训诫、帮教和被害人救助等等。今天我非常有幸能跟大家简单地分享一下我们的工作是什么。

其实提到违法犯罪未成年人，通过影视作品、媒体报道，大家会有一些初始印象，但是他们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抽取了2015-2019年服务过的近900个未成年人，进行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数据统计。

他们普遍年龄在14-18岁，初、高中的年纪，超过一半人辍学了。男女比例9:1，绝大部分是男孩。京籍占20%，非京籍占80%，但是在这80%的非京籍里，有两成左右是从小在北京出生长大的。

下面这个表是罪名分析：盗窃占将近40%，故意伤害、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占25%以上。而那些比较恶劣的罪名，杀人占1.66%，强奸、猥亵占7.18%。

▲ 数据来源：北京超越社工事务所15-19年服务899名未成年人 单位：%

也就是说，我们对他们的一些简单印象和数据有一部分是重叠的，但是如果只通过一个犯罪行为、一个犯罪事件去观察他们，我们只能看到冰山上面小小的一角，冰山下面庞大的他们鲜活的、真实的样子，我们是看不到的。

家庭和学校拉不住他们了

我们服务的未成年人是什么样的呢？这是我们服务的区域里面非常受未成年人欢迎的一个网吧，几乎每一个我们服务的未成年人都去过这个网吧，而且在里面流连忘返，夜不归宿。

这个网吧没有什么特别的，它的设备、游戏内容都是常见的，特殊的是它对未成年人的管理比较宽松，未成年人非常容易出入，并且可以在里面几宿几宿地不出来，所以它成了一个社交场。如果你从这个网吧门口路过，你会看到一些年轻人在互相递烟、盘道儿。

他们为什么会到这个网吧来呢？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家庭和学校拉不住他们了，甚至在往外推他们。另一个是朋辈群体有非常致命的吸引力，吸引他们来到这个社交场。

他们在兴高采烈地讨论“大哥”，讨论打架，讨论摩托车的时候，是在获取一种谈资。通过这个谈资，他们可以在自己的朋辈群体里获得关注，获得群体归属。而这种行为认同和群体归属，在传统的学校和家庭里他们已经越来越难得到了，因为他们的成绩越来越差，表现也越来越不好，很难达到家庭和学校对他们的期待。

并不是所有的未成年人犯罪都是想要寻找认同和归属，我们服务的小杨就代表了另一类孩子。

小杨是一个多次因为盗窃被行政拘留、最终年满16岁可以刑事立案了才坐到我面前的小孩。警官们看到他多次行政处罚的记录，看到他的样子，一般都会判断：“盗窃癖，改不了了”。但是我通过社会调查和帮教工作，渐渐地了解了小杨的故事。

小杨是一个来自河北农村的小孩，爸爸与他的年龄差超过了50岁，不太有精力和能力管教他。因为家庭经济状况不好，而且没有母亲，所以他从小就被村里的同龄人欺负。在五年级的一次冲突中他被打伤了，从此就辍学了。

在家里辍学的那两年，其实小杨内心隐隐地有一种强烈的想改变命运的愿望，但是他手足无措。在13岁的时候，他搜罗了家里的两百多块钱，瞒着爸爸就离家出走了，从此再也没回去过。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13岁的未成年人在社会上流浪会经历什么。他跟我说，在过去的三年里，我所有能想象的家门以外的地方他都睡过觉。而他在外面这样流浪，没有人教他偷东西不对，也没有人关心他今天吃了什么、睡在哪儿。

小杨这一次偷的东西都是一些生活必需品，还有一些便利店里偷来的廉价的、比较容易卖的物品，比如洗面奶、唇膏。所以，当一个孩子的生存和安全需要都得不到满足的时候，跟他们谈多少次法律，谈多少次道德都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这么理解小杨，小杨就没错吗？我不这么认为。我只是希望，13岁的小杨能被社会看到，他没饭吃，没地儿睡；我只是希望在他第一次偷东西的时候，不仅仅有简单的行政处罚，还有适当的干预措施能让他避免后面三年里悲惨、波动的生活经历。

在少年司法圈里有一句我们经常笑谈的话叫“养肥了再杀”。一个未成年人如果未满16岁，所犯下的罪行并不是八项严重暴力犯罪的话，他面对的就只是一个行政处罚，抓起来就放掉了。直到年满16周岁，才会进入刑事司法体系。我们的很多帮教和干预措施，都是针对进入刑事司法体系的未成年人的，而大批16岁以下的孩子就被放掉了。

这也是社会不断关注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原因之一。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其实表达的是对独立的少年司法体系的需要，因为这背后的问题并不仅仅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就能解决的。我们把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到10岁又能怎么样呢？不会有9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甚至是严重暴力的犯罪行为吗？

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单纯地降低年龄就能解决的，而是应当针对这些未成年人的不同需要进行不同干预，创造一个为他们的改变提供可能性的社会环境。

只是一群成长遇到困难的孩子

社会工作中的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是系统中的人，这些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也是一样的。他们之所以是他们，是他们和家庭，和朋辈群体，和社会文化价值观互动的过程出现了问题。无论是一关了之还是一放了之，都没有改变这个系统中任何一个因素。

他们可能就是学校老师说“谁也别搭理他”的那个孩子，他们可能就是家长因为忙碌而看不到的那个孩子。每个人的健康成长都离不开被关注、被肯定、被尊重，但是这些在他们成长过程中都缺失了。所以在我们眼里，他们真的只是一群成长遇到困难的孩子。

未成年人是充满希望的，只要去关注他们，给他们构建一个合适的系统，他们就有机会改变。如果我不相信未成年人可以改变，我就不会在这个领域非常艰难地坚持十年。

这些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缺失了好多在成长过程中应当获得的能力，比如应对困境的能力。他们面对挫折会特别容易退缩，会更沮丧，更没有能量去面对真实社会的压力。而社工可以通过一些专业的手段去干预，所以我们在过去的十年里尝试了非常多的帮教方法。

城市历奇是我们非常传统的一个活动，在过去四年里，我们一共组织了大概320多次。活动形式包括在北京大街小巷徒步、0-100收集挑战、上山捡垃圾、整理共享单车等等。

比如这张照片，孩子们的双脚几乎丈量了北京每一条地铁线，走遍了二环路、三环路、四环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体验设定目标、克服困难、一步一步达成目标的成就感。

我们也会设计一些活动，让他们去关注陌生人的需要，和这个城市发生联结。比如我们会让他们给路上有需要的人发一瓶矿泉水，或者发一个口罩。我们的未成年人特别喜欢关注环卫工人、绿化工人、建筑工人等等，可能因为他们就是从这样的家庭里出来的。

当孩子们关注到了这个城市的陌生人，而这些陌生人被关注时的惊讶表情和反馈给他们的真诚感谢，对我们的孩子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能量，这是他们过去从来没有的体验。

我们也会带孩子们去养老院、孤儿院、临终关怀医院和一些专门服务弱势群体的机构去做一些公益服务。这是一张在太阳村的活动照片。太阳村是一个专门代养服刑人员子女的公益组织。我记得第一次去太阳村的时候，太阳村的孩子们在篮球架下面聊天，但是不和我们互动。

我们的孩子往往会极力避免自己陷入被拒绝的情境中，他们很担心自己没面子或者是受挫，所以场面一瞬间有一点尴尬。但是我们的孩子非常敏感，他们迅速调整了自己，主动去和这些孩子沟通，态度非常平等，方式非常友好。

那一次我发现，我们的孩子其实更敏感，他们更容易察觉“原来太阳村的孩子也和我一样害怕被拒绝，原来太阳村的孩子也不想轻易地对其他人有期待，因为害怕失望”。

真实的社会

我们会非常精心地设计活动框架，我们知道如何回应他们的每一个问题，如何引导他们达成服务目标。但这些都是在设计框架之内的，那不是真实的社会，他们只有能真的适应社会，才算是真正掌握了回归社会的能力。

我们在北京维护了12家观护基地，12家爱心企业会给我们的孩子们提供技能培训和工作机会。

违法犯罪未成年人适应不良的表现非常多，其中一项就是没钱了。他们想去工作挣钱，但是无法适应工作岗位的管理；有时候可能就是被批评几句，一冲动就离职了；有时候也可能是他们表现得不如其他人，打工的地方很快就把他们辞退了。

我们和观护基地的老板，包括检察院、公安机关都清楚他们的情况，会尽可能地为他们创造一个机会稍微多一点、耐心稍微多一点的环境。当然它是真实的，他们必须要遵守这个店里的各项管理规定。

运用观护基地的最大群体是附条件不起诉群体。附条件不起诉是少年司法针对未成年人的一项专门程序，符合附条件不起诉基本条件的孩子会被检察官处以6-12个月的监督考察期。在这期间，孩子们必须完成相应的约定，还有一些行为上的改变。只有完成了，才能获得宝贵的不起诉的机会。

当然附条件不起诉的条件是很苛刻的，如果未成年人达不到约定的结果，也有中途被撤销的可能性。如果被撤销，就又会回到过去的司法程序中，可能会回看守所，也可能会被判刑。

还会有一些孩子认为自己的罪行很轻，法院判也只会判6个月左右，但是附条件不起诉要6-12个月，反而超过了他本身应当承受的惩罚，他就会放弃或者不愿意进入附条件不起诉的程序。

但是附条件不起诉是非常重要而且宝贵的，因为这给了未成年人不用到少年法庭接受审判的机会，他的人事档案里不会有一份审判书阻止他将来顺利回归社会。

前面说的小杨最开始进入观护基地的时候特别地不适应，一个月里几次打电话要离开，说“我不做了，我不附条件了，我也不在这儿干了”。因为他过去的成长经历里没有过稳定工作的经验，可能别人只是正常管理他，他都会认为那是在批评他、要求他。

但是他知道自己在程序中，他必须要联系社工，而且附条件不起诉的孩子本来每周都必须要见社工。在他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他的情绪，我们就先去关注他的情绪。

青少年是情绪的青少年，当他的情绪被理解、被关注了之后，他的情绪就会下来，然后我们再去慢慢跟他谈，“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这么规定，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哪些想法是需要我去帮你沟通的，哪些想法是你自己可以去沟通的”。

这样的次数多了，他就渐渐认识到了自己也可以控制情绪，他也可以站在其他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了，他甚至获得了为自己的目的去协调沟通的能力。这些能力是他过去没有而将来必备的。

小杨能够顺利渡过附条件不起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他拿到工资了。他第一次拿到的工资对他来讲是一笔巨款，因为在他16年的人生经历里，他从来没有拿到过可以自己支配的三千块钱。

当第二个月、第三个月他再次拿到工资的时候，他就收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体验，那就是只要我坚持在这干，我就可以获得工资，这是一种他没体验过的目标感。所以在这样艰难的坚持下，从附条件不起诉开始到现在三年的时间，小杨一直在各个餐馆里打工，没有再偷过东西。

孩子是家庭的镜子

说了好多社会的因素，包括少年司法如何去支持他们，社工如何去支持他们，但是对于未成年人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家庭，而我们在实践中最艰难的部分也是家庭，因为家长们总是有更重要的事情排在他的孩子前面。

十年前刚开始做社会调查的时候，我从看守所里见完孩子回来给家长打电话，想要转达他孩子的情况，做一下家庭调查。我刚做完自我介绍，家长就说“这孩子我管不了了，让国家管吧”——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还有不要孩子的家长，当然后来也遇到过。

而更多的家长是什么样的呢？当事情发生了之后，他们会极力地掩饰家庭的问题，极力地美化自己的孩子，希望能够帮自己的孩子获得一个更好的司法处理结果。这类家长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更关注的是出现问题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去正视在自己的家庭可能有一些问题需要关注。

还有一部分家长一夜白头，陷入自我否定、自我怀疑，他们认为这是生命当中一个重大的挫败，可能就是跟着程序一次一次来，但他们没有能力去面对，也没有动力去面对。

孩子是家庭的镜子，透过他们可以看到他背后的家庭是什么样子。家长们所有的反应，所有应对突发事件的状态，他们是适应良性的还是适应不良的，他们是勇于面对有方法的还是逃避的，孩子们都看在眼里。

我们最近做了一个案子，我们称它为“某某某区域女魔头”。我们刚开始刚听到这个案情的时候发现，哇，这真的是太“坏”了。一个女孩在刚刚开学之后，就把自己同宿舍的同学组成一个小团体。然后她慢慢地开始控制这个小团体，大家几点起床，几点睡觉，半夜醒几次，多长时间写完作业，她都要控制，甚至每一个人的生活费都要交到她手里，由她来决定大家怎么支配这笔生活费。

最疯狂的是，她还会约定大家共同长多少斤，瘦多少斤，她会要求她的同学晚上吃几桶泡面，去追求那零点几公斤的体重变化。几个女同学经历了一年多以后受不了了，跟家长说了，然后就案发了。

我们刚听到这个案子的时候觉得这个孩子太“坏”了，但是又觉得这个孩子是个天才，她怎么能控制她们呢？她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些问题在我们做社会调查走进她的家庭的时候，就慢慢明朗了。

她是一个在家庭暴力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她看到的父母的互动和父母和她的互动，就是高度控制和情感绑架的，所以我想她其实并不是讨厌她的同学，她反而可能很喜欢她们。

但是在这样高度控制、情感绑架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亲密关系，她就只能用控制和绑架的方式，而且在这种高压环境里长大的孩子，一旦陷入失控就很有可能非常地不适应，她就一定会调整成自己可控的一个状态。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案例，但是每一个孩子都带着他所在的家庭的基因，他们会将这些带入到他将来的亲密关系里，会带入到他将来的小家庭里。

未成年人工作对家庭的关注至关重要，但是真的很困难。我们尝试了很多种方式，只要家长不来就没有任何意义。最终我们找到了一个可以撬动的小点，我们创立了“爱不怀疑”系列亲子活动，目标就是唤醒家庭的情感。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能够让停滞的、冰冻的情感在家庭里重新流动起来。我们设计了一些非常简单的，但在这些家庭里不太容易出现的活动，比如说到公园里去野炊，去做一些烘焙。

我们希望提醒家长，当这个小生命刚刚降临在这个家庭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最大的希望是什么，你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是你数数他十个手指头和十个脚趾头都在，而不是他考多少分，他有多大的成就，或者是他是不是一个坏孩子。

比如这张照片，妈妈在喂儿子吃刚刚做好的粽子。那天是端午节的活动，我对这张照片印象特别深，因为我知道他们在家里是什么样的。

他们的家庭可能已经有长达一年的时间气氛是冰点的。孩子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玩游戏，为了避免和父母发生互动，他长期是黑白颠倒的。但是在这里，他们看着大家都在做，他们就合理化地一步一步跟着走，反而表达了他们的真实需要。

预防优于补救

补救的工作做得越多，就越觉得预防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尝试在工读学校里面做了五年的驻校社工。我们希望可以提前制止一部分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于是我们探索出了深宵外展活动。

深宵外展是在深夜，我们社工到夜不归宿的未成年人聚集的场所里，主动对他们开展工作的一种工作形式。

我们想达到这样两个目的，首先我们是想找到已有的服务群体，避免他们再次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其次我们也想发展潜在的服务群体，比如说那些和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行为和生活一样的，只是还没有案件让他们到我们的手里的孩子。

我们对服务区域里的未成年人特别熟悉，知道他们喜欢聚在哪。这张照片是在北京一个知名商场的地下通道，非常宽敞，未成年人可以骑着摩托车在这里面来回地跑，而且它有非常多通道，很多的拐角是没有监控的，这些没有监控的地点就是案发的高危地。

我们深宵外展的时候会到这些地方去踩点，未成年人特别容易发现那些没有监控的地点，那就是他们解决一些小冲突的地点。我们在深宵外展的过程中解决过多次冲突。本来已经剑拔弩张了，看见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就不会再用打架的方式解决问题了。

这是我们最近一次深宵外展“捡”的三个小孩，他们那天特别想进这个夜店，但是那天查身份证查得严，他们进不去。他们已经物色了很长时间，希望找一个成年人把他们带进去。

非常幸运的是他们挑中了我。有一个小男孩跟我说：“姐姐，你能带我进去吗？你说咱们是一起的，我就进去了。”于是我就有机会和他们攀谈，了解到他们是带着“全村的希望”众筹来北京蹦迪的。甚至还有一个小孩说，我“大哥”跟我说“三里屯那边太乱，有毒品什么的，你来这边”。

我们很敏感地去想“众筹来蹦迪”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他有抢劫或者是窃钱的行为？“大哥”是指什么性质的“大哥”？他为什么是带着全村的希望来北京蹦迪？可能在他们那个环境里，这种行为真的就是一种非常有谈资的行为。我们也担心他们什么时候离开，我们知道他们身上只有二三百块钱，如果这个钱花完了没有钱回家了呢？他们会不会进入一个高风险的状态呢？

这些问题我们聊了好几个小时，然后互相加了微信，告诉他们我们有一个观护基地，可以住宿，可以吃饭，如果他们再来北京遇到任何困难，可以来找我们。但是他们天亮就走了，不需要住宿，到家之后也跟我们说了到家了。

但是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那天晚上除了阻止他们进入夜店，对于他们三个人，我们其实什么都没有做。我们也不能认为自己准确地掌握了什么信息。但是如果有学校社工、社区社工，让我可以和他们沟通呢？让我们可以联动地去了解这些孩子，看他们到底是纯好奇来玩的，还是真的有一些风险需要提前干预。

像我们这样的司法社工在全国非常非常少，估计撑死几千人吧。我们在北京、在海淀可以做这样的服务，但是还有大部分的相关的未成年人在我们国家的经济欠发达地区，或者是其他还没有发展的地区，他们并不能得到平等的一致的高质量的服务。

除了他们，还有未成年被害人

未成年人被害人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很有可能只因为一个突发事件，这些未成年人的生命就转折了。

在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帮助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去关注伤害事件的影响是否还在持续，必须要关注未成年人在选择报警以后，在司法程序里面是不是可以被保护，不被二次伤害。

我们还需要去关注他们需要哪些支持才能顺利恢复社会功能，回归到生活的正轨。我们要去关注这些，去帮助这些委屈的、不幸的被害未成年人，去减少突发事件对他们生命的影响。

这是一个我们服务了三年的被害未成年人，这张照片是我们最后一次陪她在医院检查。她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有六次被侵害的经历。非常痛心的是，其实从她第一次被侵害，我们就已经开始提供服务了。

她是一个智力残疾的小孩，国内外的研究都表明智力残疾的儿童是被侵害的高危群体。因为智力方面的障碍，针对她的自护教育也是非常困难的。她和弟弟随着爸爸来北京，他们没有妈妈，而爸爸必须外出工作赚钱养家。弟弟可以上学，而她没有学籍，从小没上过一天学。所以她就只能闲散在家，处于一个没有日间监护的状态。

这张照片是她家室内的环境，非常窄小。而室外的环境，在过去十年的社会调查和被害人的家访经历里，我经常感慨，我是在北京长大的，但是我从来不知道北京还有这样的地方。

社区的人员构成是高流动的、结构非常复杂的低收入劳动者群体。而她又是一个看上去就傻傻的孩子，所以即便是一次案发搬一次家，他们家庭的经济能力还是不能选择社区环境。这样的社区环境本身就是一个高危状态。

这些问题都太难解决了，我们一次一次遭受打击，心里非常折磨，但是我们不希望她再经历任何一次这个流程。她从第一次到派出所呆呆傻傻的吓得不敢动，到后面已经知道她要面对什么，甚至她知道她要脱了裤子坐到那个椅子上，这都不是她这个年纪应该了解的。

我们跟检察院不断地沟通，希望能给她协调上学的机会，解决日间监护的问题。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们来提供日间监护，让她的爸爸每天早上把孩子送过来，下班再把孩子接走，风雨无阻，必须要这么做。

我们去设计符合她的能力和她的节奏的自护教育，她从不会数数到可以写1-9，可以写自己的名字。当然最后非常幸运的是她有机会上学了，她有机会到她这样的孩子的群体里面去上学了，这非常难得。

现在这个孩子的状态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她前几天跟我们发语音说，“前两天有一个保安要拽我走，我才不跟他走呢，他要再拽我就揍他。” 我们从中听到了能量，她从一次一次都是吓得不敢动，不敢跟警官沟通，到现在她可以直接地去拒绝，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而且她的爸爸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次一次的伤害，对于她爸爸来讲是非常大的侮辱，她爸爸总是想要去报复这些嫌疑人，但是我们不能让他这么做，因为全家的希望在他一个人身上，这两个孩子不能失去他，所以我们要引导她爸爸走正常的法律程序，不能让他做冲动的事情。她爸爸从那样的一个情绪，也渐渐地变成了积极地去学如何和她这样的孩子互动，怎么理解他的孩子，怎么鼓励他的孩子，他们现在的状态非常好。

她第一次在派出所，我们社工拍的那张照片，我记得特别清楚，她脸上脏脏的，整个人是呆滞的状态。我也记得很清楚她经常在观护基地里“嘎嘎嘎”地笑个不停，她的笑容真的很好看，让我也想到了其实我们服务的每一个未成年人，他们的笑脸都充满了感染力。我特别希望能有一个摄影展，能够展示给大家看这些年轻人的笑脸是什么样的，就是充满希望的样子。但非常遗憾，出于未成年人保护的原因，我不能分享给大家。

社会就像一张网，我们每个人都在这张网里。我们最近在处理一个非常棘手的事情，自从李星星的案件得到广泛的关注以后，我们正在服务的几名被性侵的被害人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她们开始认知重构，“喔，我是一步步被控制的”，“喔，我是性侵的被害人”。她们看到那些侮辱李星星的评论就像是自己被侮辱了一样，她们看到这个案件信息一点一点地在往外流的时候，她们又像自己重新经历了一遍自己的遭遇一样。

我并不觉得媒体报道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正常地发表评论有什么错，但是在目前我们国家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里面，未成年人能看到的信息还不能被分级、被筛选，所以你和我的一言一行都在影响他们。

30万 ：3亿

大家可能觉得违法犯罪未成年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前几天最高检发布了白皮书，2019年实施犯罪行为进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的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有61000多人。

▲ 数据来源：《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14-2019）》

而一般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进入审查起诉阶段的是三倍以上，所以那些违法的但是没有进入刑事司法体系的孩子有18万左右。

还有进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的未成年人被害人不到63000人。

▲ 数据来源：《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14-2019）》

这三个群体加起来，我们全国在这个系统中的未成年人可能就是30万人。2010年上一次我们国家人口普查，未成年人有3亿。这30万人在3亿未成年人里是太小的一部分了，小到它太容易被忽视了。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30万人少，就忽视了他们背后的30万个家庭、30万个社区。我们不能因为他们人少，就忽视了他们也是未成年人，他们也有正常的成长需要和正常的权利。

我们机构有20多个人，还是在慢慢发展的。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对三千多个孩子提供了服务，他们复工复学，顺利回归社会的比例在80%以上，而这些违法犯罪的孩子他们再犯的比例不足3%，也就是说他们有非常大的机会能重新融入社会里面。

我们不能因为这3%，不能因为这30万人太少了就放弃他们，他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成长中的痛苦，生活已经对他们不公平了，我们这个整个社会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其实就是多一点耐心和机会，让他们有机会和我们一样在这个社会当中生活。

当然，我们国家的未成年人保护还在进程中，如果你正在经历困难，请你一定要告诉你身边的信任的成年人，请你一定要和你的家长一起找到专业人士，找到社工、心理咨询师、教育者等等，他们会有办法帮助你。

如果你正在经历不法侵害，请你一定不要沉默，你可以打110，打12309找到司法机关帮助你。我们未成年人的少年司法体系的建立虽然还处在一个探索的过程中，但是也已经有了非常多的好的尝试。

2018年最高检和团中央签订了未成年人保护的社会支持体系的框架协议，在全国40个省市进行了试点。2019年最高检和团中央又委托我们，去研发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社会工作服务标准，这是这个领域的第一个国家标准。这些都还在进行中，所以已经有很多尝试了，请你一定不要闭口不言。

当然尝试还在进行中，我希望我们的少年司法能够更加的儿童友好，我也更希望我们的社会是儿童友好的，你和我在每一个等待和进步的过程中都是当事人。

最后我想说，我们是超越社工事务所，我们的观护基地名字叫“少年超越吧”，我想用我们观护基地的名字表达一个观点就是，每个人的成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每个人都在完成自己的超越。

少年，超越吧！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