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没有观池小学：隐于云中的悬崖小学

世界上有没有观池小学：隐于云中的悬崖小学在绝壁间行走的村民们。（图片提供：吴昭桥）一切的准备都是为了拍摄周一清晨经由骡马道上山的村民们。每周一，48岁的申其军老师都会准时从位于山脚的家中出发赶往悬崖之上的小学。申老师只有周末才回家，周一到周五都在学校度过。一路上，住在村子不同地点的学生们陆续和申老师汇合。每当孩子们调皮地把身子探出骡马道向下张望时，申老师都会及时阻止，嘴里念叨着“去年骡马摔下山，连尸体都找不到了呀”。通往村子的骡马道是上世纪90年代在政府的组织下，通过爆破岩石修建而成的，宽处1米，窄处仅有40公分。为了防止下雨天打滑，部分路面在用水泥加固后特意修得略微坑洼以增加摩擦力。正是这条普通人需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前行的骡马道，成为了古路村和外界相连的生命之路。此前，村民想要外出，只能顺着悬崖下到大渡河边。陡峭之处需用木棍结成梯子，连梯子都无法搭建的地方只能把野藤拴在树桩上，拉着藤子往下移。稍不留神，就会连人带着几十斤的山货

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推送我刊连载《複眼で見る中国》中的文章。作者邢菲是一位年轻的纪录片导演，她在日本留学、生活了十余年，期间为日本NHK电视台拍摄了20余部介绍中国的纪录片 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感人故事丰富了日本受众对中国的认知。9月是中国的“开学季”，本期故事我们也将围绕一所特殊的小学展开。2011年，摄制组走进了一所地处悬崖之上，只有9个孩子在读的小学。在这里，他们遇到了怎样的人，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如今，这所小学以及其所在的村子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四川省汉源县古路村位于大渡河峡谷入口的绝壁之上，被称为悬崖上的村庄。进入村子的唯一通道，就是绝壁上开凿出来的一条长约3公里的骡马道。

古路村的骡马道。（图片提供：吴昭桥）

村里生活着109户、369名彝族村民（文中数字均为采访当年的数据）。相传400年前，村民的祖先为了躲避战祸移居到了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村民们在山崖间仅有的平地上种植玉米和荞麦，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平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

通往村子的骡马道是上世纪90年代在政府的组织下，通过爆破岩石修建而成的，宽处1米，窄处仅有40公分。为了防止下雨天打滑，部分路面在用水泥加固后特意修得略微坑洼以增加摩擦力。正是这条普通人需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前行的骡马道，成为了古路村和外界相连的生命之路。此前，村民想要外出，只能顺着悬崖下到大渡河边。陡峭之处需用木棍结成梯子，连梯子都无法搭建的地方只能把野藤拴在树桩上，拉着藤子往下移。稍不留神，就会连人带着几十斤的山货一起坠入山崖。

摄影师攀爬架在悬崖上的铁架子。此前没有铁架时，村民们只能靠拉着野藤上下悬崖。（图片提供：吴昭桥）

了解到进入古路村的艰难之后，制片叮嘱我：“切记安全第一。作为导演，你可以随时中止拍摄，但一定要保证所有摄制组成员不出任何危险。”摄制组请村民们用骡马把拍摄器材运进村子。幸亏村子一年前通上了电，才省去了搬运发电机的麻烦。在还没有小型无人机拍摄的年代，为了拍出不同景别的画面，摄制组在正式拍摄前两次踩点骡马道，选择拍摄地点和角度。在狭窄路段拍摄时，导演和助理必须从背后一起拉着摄影师的身子，确保狂风不会把摄影师连同沉重的拍摄器材一起卷下山崖。

一切的准备都是为了拍摄周一清晨经由骡马道上山的村民们。每周一，48岁的申其军老师都会准时从位于山脚的家中出发赶往悬崖之上的小学。申老师只有周末才回家，周一到周五都在学校度过。一路上，住在村子不同地点的学生们陆续和申老师汇合。每当孩子们调皮地把身子探出骡马道向下张望时，申老师都会及时阻止，嘴里念叨着“去年骡马摔下山，连尸体都找不到了呀”。

在绝壁间行走的村民们。（图片提供：吴昭桥）

位于悬崖之上的古路村小学建于60年前。校址选在了距离几个村寨路途基本相等的一处空地上。30年前，申其军作为民办教师开始在古路村小学教书，是这里的校长和唯一的老师。几十年来，虽然也曾来过几任老师，但都因为古路村与世隔绝的环境，很快便离开了。现在，学校里共有9名3到10岁的学生。申老师在一节课的时间里会分不同的时段分别给不同年级讲授不同的科目。对于农村的教育，申老师感慨地说：“无论你怎么讲，孩子们只能知道飞机是天上飞的，却无法真正知晓飞机的样子。也正因为如此，山里的孩子见识比较窄。他们要学到一点知识，真的不容易。”

正在上课的时候，一个10岁左右的女孩和她的爷爷敲响了教室的门。女孩也是这里的学生，一个星期前做了阑尾炎手术。一家人四处借钱，才凑足了相当于整个家庭一年收入的手术费。在术后第三天，女孩就出院回家了。拆线原本应该去医院做，但即便是最近的医院单程也要花费近5个小时的时间。村里没有卫生所，于是申老师多年前便开始自学医术，让村民们可以来学校接受打针、输液、拆线这样简单的治疗。

正在上课的孩子们。（刘忠俊 摄）

摄制组借住在了学校的小仓库里。水泥地面的仓库已经是村里条件最好的住处了。即便如此，清晨醒来，我仍然看到睡袋旁有一条5公分的蜈蚣在张牙舞爪。自来水管流出的水里也有肉眼可见的小虫子。村里没有厕所，我白天出门拍摄时几乎从不喝水，几天下来上火上得嗓子发炎。严重的水土不服让我在拍摄后期的几天里全身长满了水泡，连平时最长穿的粗布工装裤都能把水泡磨破露出嫩肉，疼得我无法走路。

这次最危险、最艰苦的拍摄经历，让我有机会看到了大山深处的生活。放学后，我们走访了几个学生的家庭。大多数家庭的房间还是土质地面，土炕作床，墙壁上贴着报纸，几乎没有任何家具。在骡马道修好后，养牛养猪的农户多了起来。牛可以赶着下山去卖，猪走不了骡马道，只能在家里屠宰后背下山去卖掉，换回点现金收入。一年前通电后，夜晚的村庄变得明亮起来。村民们最先购买的电器就是电视机。自从有了电视机，孩子们连晚饭都不好好吃了，总是扒上两口就围着电视目不转睛地看起来。当我们问学校里成绩最好的女孩子长大后想做什么时，她坚定地说要当科学家。电视里看到的那个五彩斑斓的世界，成为村民们最向往的生活。

正在举行升旗仪式的孩子们。（刘忠俊 摄）

让古路村被世人所知，并为其带来改变的是一篇报道。2008年，一位记者顺着骡马道走进了村子，与世隔绝的村庄与悬崖小学的故事立刻轰动了全国。来自各地近30万元的捐款被用来翻盖学校。两年前，40多名悬崖小学的学生还获得了资助，有机会来到镇上的小学读书。留在村里上学的孩子不到10人，或是因为年龄太小或是因为家里极度贫困。

9月，孩子们迎来了在镇上读书的第三个新学期。可是开学以来，有三个学生却陆续辍学回家了。申老师特意去了其中一名学生的家里了解情况。他叫申其才，15岁，在村里小学读书时一直名列前茅。其才的父亲请申老师坐在木头凳子上休息，其才就坐在堂屋的一堆土豆上和申老师说话。其才的母亲几年前生病去世，加上哥哥一家三口人就靠其才父亲种地维持生活。几年前，其才曾经作为悬崖小学的代表去北京参加过捐助活动，对去镇里的小学读书特别积极。但是，就在这个原本要升入6年级的9月，其才自己申请退学了。去镇上读书的学费和生活费由捐款提供，但去学校的路费和在学校生活的杂费需要其才家自己解决，而这看似微不足道的费用却难坏了其才的父亲。

在山上放羊的申其才

按当时的规定，一旦转到镇上的小学后，学籍便很难再转回村里的小学。如果不想办法尽快复学，意味着其才将连小学文凭都拿不到。父亲打算把羊卖掉为其才凑钱，他却先一步自己退学了。回家后，其才每天放羊帮父亲干各种农活。摄制组问其才几年前的北京之行感觉如何时，他说：“去了北京我就想打工，在那里修房子，把爸爸和哥哥接过去住。”

对于其才的情况，申老师说：“这个孩子太可惜了。这种结果恐怕也是出乎慈善人士意料的。把孩子送到山下寄宿制的学校，算是完成了一个他们最想做的事情，但没有考虑到孩子们能不能稳定下来，能不能真正完成学业的问题。”

在申其才家家访的申其军老师（中）

在了解了其才的家庭情况后，摄制组的几个工作人员忍不住想去资助其才。然而在采访了古路村这些年的变化后，却犹豫了。单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到底能够帮助其才走多远？如果援助了其才，是不是也应该援助村里其他两个退学回家的孩子？今后再有学生退学回家，我们是不是还应该继续援助呢？其才被人给予了梦想，而梦想又因为不可预料的现实而破灭了。看到他的痛苦，我们自问究竟有没有资格仅凭一份善意去影响他人的人生呢？在中国慈善事业还处于摸索发展时期的今天，捐款是一劳永逸的方法吗？媒体的作用不是，也很难改变眼前的现实，而仅是把现实报道出来，让问题得到社会的关注与思考吧。最终，我们没有直接捐助其才，只给他留下了联系方式。

2018年，索道建成运行（图片来自网络）

拍摄结束后不久，古路村小学的孩子们在当地政府的帮扶下，全员搬迁到了镇上的学校读书。其才最终没有回到学校，而是在第二年年满16岁拿到身份证后便外出打工了。2018年，村里建起了一条村民们可以免费乘坐的最大离地高度800余米，水平长度700余米的客运、货运索道，整个村子也走上了经营民宿、发展旅游的道路。如今，村里建成了十多个农家乐和民宿，村民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人均年收入达到了4000元，村子实现了脱贫摘帽。我在远方关注着古路村的变化，期待着有一天再回去看看当年采访过的村民，走走那条骡马道。

邢菲：纪录片导演。在日留学生活十余年，获得北海道大学传媒硕士学位；为日本NHK电视台制作了20余部中国题材的纪录片。自筹资金历时两年独立拍摄、剪辑、导演的纪录片《我要参选》，入围了2017年山形国际纪录片节日本单元、2017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单元最佳中外合拍片竞赛单元、第11届FIRST影展竞赛单元等多个国内外纪录片电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