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鲁迅文本创新的考量（多面向的鲁迅大数据）

对鲁迅文本创新的考量（多面向的鲁迅大数据）无论何时，只要还有人阅读鲁迅，对于鲁迅的探索便不会停止。“机读”大数据尚未抓取到的是，有愈来愈多的人以素心来体察鲁迅心灵的不同面向，由此诞生了众多别开生面的著作。从更宏观的层面观察，鲁迅已然成为“东亚文化共同体”中现代文化的重要内核，如一颗恒星，向所有阅读他、研究他的人，长久散发光和热。长期以来，人们普遍相信，细读文学作品是理解作者意图和文本内容的重要（甚至是唯一）途径。随着科技进步，细读这一动作的发出者不再仅限于人，机器的加入，让文本分析开始在“大数据”层面上展开。这位“阅读者”是一款大数据软件，由曾任《收获》杂志编辑的走走辞职后带领创业团队开发。这款软件的主要功能有提炼文本关键元素、计算关键词分布及关系、绘制全文情绪曲线，走走想借此尝试将文学评判从主观定性变为客观定量。走走与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战玉冰应南方周末之邀，用软件分析了鲁迅著作和鲁迅相关的研究论文，找到了其中的高频词。如果按每

2021年9月28日，鲁迅长孙、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周令飞在国家图书馆出席《鲁迅手稿全集》新书首发式。 （视觉中国/图）

2021年9月，一位“阅读者”统计鲁迅全集和四十年来的《鲁迅研究月刊》全文，得出了一份报告：

鲁迅笔下小说人物出现次数最多的是“阿Q”。这不仅因为《阿Q正传》算得上鲁迅唯一的中篇小说，篇幅最长，更是“阿Q”形象深入人心的缘故，在鲁迅《的成因》等文章及很多往来书信中，都反复提到过“阿Q”。

在与鲁迅相交往的人物中，“章士钊”和“陈西滢（陈源）”出现频次最高，其次分别是“胡适”“徐志摩”“杨荫榆”“林语堂”“梁实秋”“高长虹”。由此不难看出鲁迅的朋友圈或者他文章里最喜欢吐槽的人。此外，“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孙中山”等政治人物的名字在鲁迅文章中的出现频次也很高，可见鲁迅后期杂文创作社会性与政治性特色之一斑。

这位“阅读者”是一款大数据软件，由曾任《收获》杂志编辑的走走辞职后带领创业团队开发。这款软件的主要功能有提炼文本关键元素、计算关键词分布及关系、绘制全文情绪曲线，走走想借此尝试将文学评判从主观定性变为客观定量。

走走与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战玉冰应南方周末之邀，用软件分析了鲁迅著作和鲁迅相关的研究论文，找到了其中的高频词。

如果按每十年为一个单位节点来划分，1980年代的鲁迅研究的关键词中，常常见到“同志”与“革命”的身影，明显带有前一个时代遗留下来的烙印；1990年代“文化”的词频异军突起，此后居高不下，某种程度上很能反映时代转变特征，即研究者的关注重心从鲁迅与革命的关系，渐渐转移到鲁迅的文学研究，乃至文化研究领域。具体到鲁迅小说中的人物，研究者们最喜欢分析的首推《阿Q正传》中的“阿Q”，其次是《伤逝》中的“子君”“涓生”以及《祝福》中的“祥林嫂”。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相信，细读文学作品是理解作者意图和文本内容的重要（甚至是唯一）途径。随着科技进步，细读这一动作的发出者不再仅限于人，机器的加入，让文本分析开始在“大数据”层面上展开。

无论何时，只要还有人阅读鲁迅，对于鲁迅的探索便不会停止。“机读”大数据尚未抓取到的是，有愈来愈多的人以素心来体察鲁迅心灵的不同面向，由此诞生了众多别开生面的著作。从更宏观的层面观察，鲁迅已然成为“东亚文化共同体”中现代文化的重要内核，如一颗恒星，向所有阅读他、研究他的人，长久散发光和热。

读得尽的，读不尽的

在新时期的“鲁迅研究”中，《鲁迅研究月刊》是一本专门性、权威性的学术刊物。从1980年创刊至2020年，《鲁迅研究月刊》（曾用名《鲁迅研究动态》）共刊发文章7494篇，共计约4917万字。走走对期刊上发表的全部文章“机读”后发现，在与鲁迅相关的人物中，“周作人”一直是学者们最为关注的。

机器细读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和崭新的观察角度，但要真正做到理解文学作品，还得倚靠人的细读。最近一二十年，对周作人的研究与文章写作渐多，谈周作人与鲁迅关系的也不少，但在文史学者黄坚看来，研究的面向还是比较窄、比较浅：“鲁迅跟周作人在一起的时间非常长，他们哥俩一直是在文学、艺术，包括思想方面有非常密集的交流和一些共同的追求，比如共同办刊、出书、写作，鲁迅写的很多文章最后甚至都署了周作人的名。这里面挖掘得不够，表述得远远不够充分。所以我会在文章里说，从家族成员来讲，对鲁迅影响最大的毫无疑问是周作人，而且这个影响迄今为止还可以做不少文章。”

近十年，韩国出现了细读鲁迅单篇作品的专著，如高点福的《鲁迅的〈阿 Q 正传〉阅读》（2014）与李珠鲁的《鲁迅的〈狂人日记〉，食人与狂气》（2019），这是以往未曾有的。韩国人最熟悉的鲁迅作品，除了上述两篇小说，还有《故乡》和《伤逝》。国际鲁迅研究会会长、韩国汉学家朴宰雨最喜欢的鲁迅小说便是《故乡》，在农村读小学的他，在其中仿佛重遇了自己的童年：雪天捕鸟的记忆，如闰土般亲切的玩伴，“过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不算偷”的乡下人情，体贴又“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的母亲形象，对于这些，朴宰雨深有共鸣。他对《伤逝》中子君那句“我是我自己的”印象也格外深刻，因为那是“中国女性的一种独立宣言”。

谈起鲁迅在当下的意义，朴宰雨特别强调鲁迅之于“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复活”担任的“否定、批判、解毒”的角色：“如果儒学传统、古典文化需要经过西化、现代化的双重转化，这个转化的过程是一种必须的‘煎熬’。那么，如何转化，拿什么转化？鲁迅的否定性思想就是转化的利器，只有在他诸多不无尖刻的否定性评价的刺激下，儒学才有自我更新的可能。鲁迅是中华文明的一帖解毒剂，鲁迅的伟大本身，也正是中华文明具有文化反省意识、能够自我更新、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证明。”

“他不就在桃花树下吗”

近年来，中国鲁研界外，诞生了一批选材角度独特的著作，这些作品往往带有作者自身的生活际遇、志趣专长的烙印。

2020年出版的《桃花树下的鲁迅》，收录13篇别出心裁的文章。作者黄坚有个写作习惯，几个题目穿插着做，在先秦两汉、晚清民国之间腾挪，因此这本关于鲁迅的书，从完成初稿到最终定稿，跨越了九年。

书名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显得不够“持重”，但黄坚强调，这是一个很平实的名字：“鲁迅家门口种桃花，他有事没事经过家门口或者站在家门口的时候，他不就在桃花树下吗？我觉得我们有些人对鲁迅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跑偏，离曾经活生生的鲁迅偏差已经不小了。我也不喜欢说我写的是真实的鲁迅之类的，但是我一定把我认识的、感知到的鲁迅，用我自己觉得比较好的方式表达出来。”

国内研究鲁迅的学者，大多数在高校任职，在家读书和研究的黄坚则不受学术写作的限制，能够用更为自由的方式书写心中的鲁迅。他的书中，有的篇目是过去学者未曾涉猎的：《鲁迅自己的两面之词》《鲁迅的哭泣》等，有的是旧题新说，如龚自珍与鲁迅的比较，前人多有论述，黄坚也写，但主要关注的不是两人的作品，而是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从广大的包括地理空间、时代背景、性格气质、身后境遇等方面将鲁迅与龚自珍来作比较。这些特色，与作者本人精于古代文化研究密切相关。

黄坚将最为私人化的解读，汇聚在《随感与遐想：散说鲁迅》一文中。他拈出《孔乙己》中三句话，认为其隐含着鲁迅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灵魂刻痕。“第一句话：‘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小说里这句话，是一个突然的转折，突然的打击。我倒不是说鲁迅写孔乙己就是写自己，但是在孔乙己这种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旧式的文化人、知识分子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处境——充满了挫折，甚至说充满了耻辱和羞辱。鲁迅对于别人对他的这种伤害或者攻击，也是非常机警的。第二句话：‘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这个就牵扯到鲁迅的两面性。鲁迅对道教有彻底否定思想，至少是有过。但是事实上呢？鲁迅又好像跟道教之间保留了一条通道一样，包括他的笔名，他对道士打鬼的喜欢，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鲁迅在很多方面既有一种一往无前的精神气质，同时他又有所回旋，有所保留。第三句话：‘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这句话体现了孔乙己对自己体面最后的坚持和维护。他已经落魄到这种程度，甚至落魄一个词都不足以来形容的，但是他依然要坚持一种东西。”

这样纯粹出于个人兴趣阅读、研究鲁迅的非科班出身作者，还有不少。“我不是鲁迅研究专家，不知道《一件小事》是何年何月何日写的，也不知道他的身高，他有多少缺点，帮助过多少人，得罪过多少人，但这些都丝毫不影响我喜欢十六卷《鲁迅全集》，尤其是杂文……私下里我常常读他、画他、刻他、写他、琢磨他。”曾获“鲁迅版画奖”的画家刘春杰，以文字结合版画的独特形式创作了《私想鲁迅》。

在韩国，民间学者在思考本国问题时对于鲁迅的阐发，也有新鲜的视角。一部分人喜欢将鲁迅作品中有吸引力的部分和生活场面引入自己人生的某些环节，当成反思的资源。他们记录下的感悟，具备很强的现实性和独创性。2020年，非学院派学者成媛出版了《与鲁迅在一起》，提到韩国人准备高考之类的重要考试时，要“削发明志”，由此联想起鲁迅有关清末“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论述。大多数韩国女人化妆已成习惯，成媛借助鲁迅淡化对外貌的注重这一点，指出爱华丽的外表下，掩藏的空虚内心。

2017年出版的《鲁迅，没有路的大地》，由高美淑等六名韩国学者写就，是一本别开生面的鲁迅传记，追踪了鲁迅一生走过的路。六位作者分好工，每人探访一两个地方，有的去中国上海，有的去日本仙台，配合读过的鲁迅作品，敏锐地捕捉实地感受，现场感十足。

“一起走，就成为路”

中国学生中流行一句话：“一怕文言文 二怕写作文 三怕周树人”。朴宰雨说，这句话韩国人也都懂。《故乡》里有关“希望”的几句话，在韩国更是早已成了广为人知的名言。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引用了鲁迅的这句话，韩国职场剧《未生》的最后一集，也将它放入台词之中，韩国全国民主化教授协议会，将其缩简为“一起走，就成为路”，当作团队的口号。

2018年，朴宰雨指导过中国籍博士生徐榛。虽然鲁迅已被研究得太多，很难找到空白的或研究不彻底的题目，但他发现，韩国、越南、中国台湾等作家的作品接受鲁迅作品具体影响的问题，还算是空白，于是他建议博士生做些相关的研究。朴宰雨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学者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各国作家与鲁迅做比较研究，例如“中国有鲁迅，日本有夏目漱石，那么在韩国相称的作家有哪些等等问题，还需要继续推动研究”。

鲁迅曾在日本度过了七年青春时光。日本对于鲁迅的接受与研究，时间早，程度深。比较文学，恰是日本鲁迅研究专家藤井省三近年来多采用的视角，他先后出版《鲁迅与日本文学：从漱石、鸥外到清张、春树》《鲁迅与世界文学》两本著作。前者论述了鲁迅在森鸥外、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等日本作家身上，学到很多有关创作的方法，而二战后支撑日本文学的主要作家如太宰治、松本清张、村上春树等，又几乎都曾受过鲁迅的影响；后者纵横捭阖地讨论了鲁迅与莫言、张爱玲、刘呐鸥、胡适、村上春树的关系。

曾有学者提到，1990年代之后，鲁迅在日本的影响力逐渐降低，与大的社会环境有关，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在日本庆应大学教授长堀祐造看来，这有三点原因，一是鲁迅所处的时代离现在越来越远，实际认识鲁迅的人、感受过或能想像鲁迅生前的中国和日本状况的人，在中日两国已不多；二是政治影响力的降低，这与左翼势力的挫折有关；三是在后现代、网络时代，“文学终焉”的呼声由来已久，鲁迅也在这一时代浪潮中相对地失去其原有的文学影响力。但在日本，鲁迅作品还是受欢迎的，“小说文库本”每年都会重版，年销量为数千册到上万册。

最近几年，长堀祐造就中共早期领导人与鲁迅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写了几篇论文。在这个过程中，他再次意识到鲁迅对于近现代中国的重要性。他还写过《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做的是鲁迅和俄国理论家的比较研究。重庆师范大学教授杨姿的《“同路人”之上：鲁迅后期思想、文学与托洛茨基研究》，瞄准了相同的研究对象。长堀祐造对杨著有很高的评价，并且特别提到：“1920年代到1930年代，托洛茨基等众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大都是通过日译本和日文文献介绍到中国的。鲁迅也是通过日译本接触到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在此意义上，为了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我期待年轻的研究者能学习日语，如果可能的话包括俄语，以及鲁迅也能翻译的德语。如果这一愿望能实现的话，鲁迅研究一定会呈现多层次、世界史视野的新局面。”

在对鲁迅持久而深入的关注这一点上，中日韩三国是相通的。朴宰雨与中国鲁迅研究专家张梦阳等人曾共同倡议建构“东亚鲁迅学”，这一提议源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学术构想。在朴宰雨的牵头下，中韩两国学者的研究成果通过互译精选集的形式，实现了双向分享。在此基础上成立国际鲁迅研究会，《从韩中鲁迅研究到东亚鲁迅学》进一步延伸至中日韩三国文学学术的融合与交汇。

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