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工艺的历史源流：科技考古视野下的商王朝锡料来源与

锡工艺的历史源流：科技考古视野下的商王朝锡料来源与　　 (70)储雪蕾等：《内蒙古林西县大井铜多金属矿床的硫、碳和铅同位素及成矿物质来源》，《岩石学报》2002年第4期。　　 (69)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省林西县大井古铜矿1976年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1978年第7期；王刚：《林西县大井古铜矿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1期。比值上更接近。三星堆数据参见金正耀：《广汉三星堆遗物坑青铜器的化学组成和铅同位素比值研究》，《中国铅同位素考古》，第99—112页。　　 (67)金正耀：《中国青铜文明探索：以铅同位素研究为中心》，《中国铅同位素考古》，第18—32页。　　 (68)赵一鸣等：《中国主要金属矿床成矿规律》，北京：地质出版社，2002年，第182页。

基本上小于0.8，但是

Pb大多都是在21—23之间，相比之下，新干铜器和商王朝铜器在

比值上更接近。三星堆数据参见金正耀：《广汉三星堆遗物坑青铜器的化学组成和铅同位素比值研究》，《中国铅同位素考古》，第99—112页。

　　 (67)金正耀：《中国青铜文明探索：以铅同位素研究为中心》，《中国铅同位素考古》，第18—32页。

　　 (68)赵一鸣等：《中国主要金属矿床成矿规律》，北京：地质出版社，2002年，第182页。

　　 (69)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省林西县大井古铜矿1976年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1978年第7期；王刚：《林西县大井古铜矿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1期。

　　 (70)储雪蕾等：《内蒙古林西县大井铜多金属矿床的硫、碳和铅同位素及成矿物质来源》，《岩石学报》2002年第4期。

　　 (71)张信：《大井铜—锡多金属矿床地质特征及其成因》，《矿产与地质》2007年第4期。

　　 (72)廖苏平曾提出江西锡矿对于商代锡料来源的重要性，但是他没有利用科技考古方面的成果。(参见廖苏平：《试论中国青铜时代锡矿的来源》，《南方文物》2002年第2期)

　　 (73)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前言”。

　　 (74)《史记》卷87《李斯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43页；卷129《货殖列传》，第3254、3268页。

　　 (75)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中国钨锡矿矿产资源图(1∶500万)》，“说明书”，第40—41页。

　　 (76)参见夏湘蓉、李仲均、王根元：《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第71—74页表4、第87—88页表6、第90—94页表7和表8、第99页表9、第122—126页表12、第142—144页表14、第165—168页表17；王菱菱：《宋代矿冶业研究》，第1—26页中有关列表。

　　 (77)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

　　 (78)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铜岭遗址发掘队：《江西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江西文物》1990年第3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铜岭古铜矿遗址发现与研究》，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

　　 (79)江西省博物馆等：《新干商代大墓》。

　　 (8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岳阳市郊铜鼓山商代遗址和东周墓发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5辑，《求索》1989年增刊。

　　 (81)向桃初：《炭河里城址的发现与宁乡铜器群再研究》，《文物》2006年第8期。

　　 (82)高至喜：《湖南宁乡黄材发现商代铜器和遗址》，《考古》1963年第12期。

　　 (83)对于青铜矿料资源与城邑布局的关系，张光直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他认为，夏商周三代都城的屡屡迁徙，最大的动机之一可能是为了追求主要政治资本亦即铜矿与锡矿。(参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第28页)

　　 (84)《曾伯

簠》铭文云：“克狄淮夷，印燮繁汤，金道锡行。”郭沫若认为“金道锡行”是“金锡入贡或交易之路”。(参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下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86页)

　　 (85)刘莉、陈星灿：《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从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的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谈起》，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1卷，第90—93页。

　　 (86)金正耀：《资源与文明：安阳时期的商王国》，《中国铅同位素考古》，第59—60页。

　　 (87)崔剑锋、吴小红：《铅同位素考古研究》，第51页。

　　 (88)参见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

　　 (89)李伯谦：《试论吴城文化》，《文物集刊》1981年第3辑。

　　 (90)赵峰：《清江陶文及其所反映的殷代农业和祭祀》，《考古》1976年第4期；李家和：《吴城遗址文化分析》，《南方文物》1980年第4期。

　　 (91)李昆、黄水根：《吴城与三星堆》，《南方文物》2001年第3期。

　　 (92)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的《商周考古》一书指出：“吴城青铜礼器发现虽不多，但其早晚变化的趋势与中原地区大体相同。这些现象表明，吴城文化自早商以来一直是与商文化平行发展的。”(参见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37页)

　　 (93)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甲骨文中所说的“雀”侯。(参见李家和等：《说雀——亚雀考》，《江汉考古》1989年第1期)

　　 (94)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河南罗山县蟒张商代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2期；《罗山蟒张公社后李商周墓地第二次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等：《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95)前人对该族徽有多种解释，李伯谦等认为柯昌济等学者解释为“息”较合理，同时认为蟒张墓地为商代息国的贵族墓地。(参见李伯谦、郑杰祥：《后李商代墓葬族属试析》，《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

　　 (96)对于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及汉中地区青铜器的异常铅矿料来源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不加讨论。金正耀认为这些地方青铜器的异常铅矿料和商王朝、长江中游地区异常铅铜器的矿料一样，都可能来自滇东北地区。具体论述参见金正耀《中国铅同位素考古》中有关文章。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