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上长白山民间故事:农民捡9个凤凰蛋
乾隆三上长白山民间故事:农民捡9个凤凰蛋反观,我们可以思考:这是官僚无视皇帝最终可以肆意搜刮的典型,可以想象,官僚对下的搜刮更是可怕。但这里更为讽刺的是,道光曾发布诏书,称:“箕敛盘剥之风日甚一日,而民间之储藏概耗于官司之朘削,因此民生困极。与其私取,不如明给... ...”“各省的陋规,如舟车行户、火耗平余、杂税存剩、盐当规礼,其名不一... ...“此后,再有搜刮者,一经查出,即从重治罪。上头每次想尽办法惩治这些不良之风,但是,每次都是不了了之了,想让这些人改掉花费无度的情况,实在是难。皇帝只不过缝补一条裤子,就要用绸缎十数匹,耗费四百金,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事。皇帝大婚时的四个柜子,都要六万多两银子,皇帝建造的颐和园,花费了两千多万两,实际只有六百多万两用于敕造园子... ...都知道,皇上所用之物自然是珍贵至极,花销之多自然不在话下。然而,这种如此浮夸的画风也是层层搜刮、盘剥之下的常态。可以说,这也是晚清官员的生活
历代王朝,杀不完除不尽的就是贪官,数千年来的贪官,如同韭菜一样,割完一茬又生一茬。正是因为皇帝的纵容,贪官变得有恃无恐,最终一个个变得贪得无厌了... ...
《闻尘偶记》中记载了一个道光皇帝补裤子花“四百金”的故事,四百金不是一个小数字,为何简单的缝补裤子就花了这么多钱,那么,这是不是说明道光是一个奢靡无度的昏庸皇帝呢?这究竟是怎么一个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据记载:道光皇帝十分俭朴,他裤子破了,但是,内务府改一条裤子要用绸布十多匹,花费“四百金”,也就是四百两银子。并且,在当时内务府总管瑞文端,恰逢穆宗大婚之日,打算做四具柜子,但需要花费六万多两,价格十分高昂。
之后,瑞文端因为其所需银两太多而反驳了回去,大柜当然就不能得到了。因此,他被苛责,没有办法,最终,他在六万两银子的基础上又加了数千两银子才得到了那四具柜子。并且,还记载,当时的颐和园建造花了二千万两银子,但是,谁又能想到实际上这个工程连六百两的花销都没有,为此,内务府的官员屡次遭到弹劾。
上头每次想尽办法惩治这些不良之风,但是,每次都是不了了之了,想让这些人改掉花费无度的情况,实在是难。
皇帝只不过缝补一条裤子,就要用绸缎十数匹,耗费四百金,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事。皇帝大婚时的四个柜子,都要六万多两银子,皇帝建造的颐和园,花费了两千多万两,实际只有六百多万两用于敕造园子... ...
都知道,皇上所用之物自然是珍贵至极,花销之多自然不在话下。然而,这种如此浮夸的画风也是层层搜刮、盘剥之下的常态。可以说,这也是晚清官员的生活常态,就算是皇帝本人也无可奈何。由此可以看出,皇家御物多是这些“超值品”的聚集地。
但这里更为讽刺的是,道光曾发布诏书,称:“箕敛盘剥之风日甚一日,而民间之储藏概耗于官司之朘削,因此民生困极。与其私取,不如明给... ...”“各省的陋规,如舟车行户、火耗平余、杂税存剩、盐当规礼,其名不一... ...“此后,再有搜刮者,一经查出,即从重治罪。
反观,我们可以思考:这是官僚无视皇帝最终可以肆意搜刮的典型,可以想象,官僚对下的搜刮更是可怕。
有一个寓言故事是这么说的:有一个村民捡到九枚凤凰蛋,想要进献给皇帝,于是,交到了某县官处。县官自己克扣了三枚,把剩下的交到省上,省上官员又留下了三枚,最后,进献给皇帝的只有三枚了。最终,皇帝见到这三枚凤凰蛋后大喜,赏赐九千金给了这位村民。首先,省官员克扣了三千金,县官后来又克扣了三千金,最后,到村民那里只收到了三千金,这就是层层剥削的结果。
最终的史书中却是这样的记载:某年某月,村民进献三枚凤凰蛋,皇帝赏赐九千金,而民间的传说则是,某年某月,村民将捡来的九枚凤凰蛋系数进献给皇帝,最终得到了赏赐三千金。
这个故事从侧面反映的则是朝廷官僚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在这种正面的交易中,克扣情况已成常态,说明了上下级之间不能直接衔接。在官僚的运作当中,朝廷实收财务和官吏之间实际的税收之间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就算有皇帝的懿旨,下层的纳税者也不能拒绝其他的诱惑。《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十四回里面就曾说道:“克扣一节,且不要说他;单只领料一层,就是了不得的了。”
可以说,在封建帝国的现实生活中,上司并不能时刻督查官员的生活,所以,官员的生活不会受到出除此之外的任何约束。官员的肆意搜刮用来填饱一己私欲的情况已经成为常态,面对上司的督查,就会转化为对上司的“克扣”。
举个例子,假设帝王将一大堆金银财宝放在官员面前,如何处置则全凭官员本人的道德良心。这种制度下,敢虎口拔牙、不怕死的官员肯定是一批批的前仆后继,当年,就算拿贪官的人皮来惩戒官员的皇帝朱元璋,也同样阻断不了这浩荡的“盘剥”队伍。
《条陈蓟镇补兵足食事宜》中曾说道:“ 蓟州去滦东远者五百馀里,自来未有往返千里而负粮者,甚至一石之米,不足以偿盘剥之费,穷军毒苦不能尽言。”可以说,在封建帝国的“游戏制度”中,下层百姓无疑不是天生的弱者,在与官僚的对抗中,也注定以失败告终。
从古至今,就算被冤的百姓想要讨回公道,甚至,最终他们会遭到灭顶之灾,这种情况的案件实在是太多了。可以说,这些制度早已经将他们的命运安排好,无法忍受的人只有付出惨痛代价。但是,大多数人选择妥协,听从命运的安排,他们明白:想要安稳生活就必须服从的道理,所以,只有做一只温顺的绵羊任人宰割了。
而在中国历史上,却又都是野蛮杀戮的现象,这是一个矛盾的现象,是很难解释的。实际上,出现的这种极端行为,谁又能说其根本原因不是统治者作威作福和只愿做绵羊被驯服者一起造成的结果呢?
中华文化的每一个故事都在告诫我们,只要当一个权力的掌控者,就能作威作福;只要生活在底层,就必须妥协的接受。当妥协生活换来的是连安稳生活都维持不了的情况的时候,那么,就要用极端的方式来挑战这种帝国“游戏制度”。
最终,当谈判解决不了的现存秩序的矛盾的时候,只能用战争缓和矛盾,之后,用同样的规则建立起新的“帝国”。可以说,这是几千年来不断循环上演的朝代历史规则,也是底层人民的一个悲剧。
参考资料:
『《闻尘偶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条陈蓟镇补兵足食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