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在当时有何意义：细读日知录 了解顾炎武如何评论古代科举
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在当时有何意义：细读日知录 了解顾炎武如何评论古代科举《日知录集释》的清代版本《日知录》原书，其中三行是顾炎武的题记。清朝廷曾征召他入朝做官，他都坚定地加以拒绝，表现了士人的气节。顾炎武像顾炎武最有名的著作，是《日知录》，这是长年以来阅读各种古书的笔记，但不是纯粹的学术考证，而是隐藏着一颗救世的热心。即他所说的『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
中国古代从隋唐以来，实行科举制，由此选拔人才，让他们做官，辅佐皇帝治国治民。但在实际运作之中，必然会产生许多弊病，顾炎武从治国的实际角度出发来思考这个问题，在他的名著《日知录》中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即使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不可忽视。
顾炎武，明末清初人，初名绛，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江苏昆山人，学者称亭林先生。
他在清军南下时，曾在苏州和昆山参加起义军，反抗清军。
在45岁以后，他游历中国北部，最后定居在陕西华阴。
清朝廷曾征召他入朝做官，他都坚定地加以拒绝，表现了士人的气节。
顾炎武像
顾炎武最有名的著作，是《日知录》，这是长年以来阅读各种古书的笔记，但不是纯粹的学术考证，而是隐藏着一颗救世的热心。即他所说的『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
《日知录》原书，其中三行是顾炎武的题记。
《日知录集释》的清代版本
这里只看他对明代科举的批评，并借鉴了历史上的做法，提出了自己关于科举的看法。
首先是科举考试中的经义论策，他认为：
今之经义论策（根据经书中的说法，要人讲解其中的义理，并结合现实问题进行论述）其名虽正，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
唐宋还要考诗赋，虽说是雕虫小技，但如果不能通知古今，也作不出诗赋。宋代王安石变法时，命吕惠卿和他儿子王雱等人对科举中的诗赋考试做了一定的改动。
因为当时人们为了应付诗赋和经义论策的考试，都事先准备了不少现成的文章诗赋，考试时背出来抄上去就是。因此不能考察出考生的实际水平，因为他们事先准备的诗文都是由老师挑选出来的，所以拿这样的东西应付考试，考官们也看不出优劣。
所以王安石想进行改革，他就亲自撰写了《经义》，用新的说法来解释儒家经典中的义理。但他的《经义》流行之后，人们就背诵他的《经义》中的说法来应付科举考试。结果仍然不能达到王安石的最初目的。所以他也不得不感叹说：
本来想把学究变成秀才，没想到却把秀才变成了学究。谁知数百年之后，就连学究也不是真学究了。所以这个方法不改变，就不会选拔出真正的人才，而学术也逐渐变得荒陋，三皇五帝以来的天下，不知道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宋代学者赵鼎（曾在宋高宗时任宰相）说：
王安石推行的是虚无之学，结果是败坏了人才。
陈公辅（宋高宗时任礼部侍郎）也说：
王安石让学者不研究《春秋》，不读《史记》、《汉书》，只学习他撰写的《三经新义》，都是穿凿破碎无用的空话。现在的流行文章，既不是经传之学，又不是子史之学，如此传承下去，人们写文章所说的话，都会变成杜撰而无根据的东西。所以用现在这种科举方法选出来看人，十分八九都是不读书的人，却因科举成功，就踏入仕途，用科举的功名作为谋求升官发财的工具。这样下去，想求天下的安宁，民风的淳厚，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这是宋代王安石以后的科举情况，并没有达到改革之初的目的，反而变得更坏了。
到了明代，据《明太祖实录》记载：
洪武三年（1370年）八月，京师及各省举办科举考试，称为乡试，合格的人称为举人，再到京城进行会试，从中选出进士。
这里科举考试，第一场是考《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洪武三年，以《大学》中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二节和《孟子》“道在迩而求诸远”一节，合为一题，问“二书所言平天下大指同异”，这还是宋代的考试法。
第二场，考一道论，即出一题，让考生作一篇论文。
第三场，考一道策，即由考官出一个问题，让考生回答。
论偏重于是义理，策偏重于现实问题。
全都的人，过十天再考五科：骑、射、书、算、律。
骑，考察考生骑马的能力。射，考察考生射箭的能力。书，考察考生对于古代六艺的掌握情况。算，考察考生在数学计算方面的能力。律，考察考生在用法律判案的能力。
当时明太祖的诏书中说：
特设科举，是为了发现有才有德的人，目的是考察人们的经学上的能力与行为上的德行。必须能博通古今，内外都合乎要求，名声与实际情况要相符。
科举合格的人，我要亲自在朝廷中对他们提出问题，要他们当场写文回答。由此来观察他们的学识高下，然后再让他们做官。
顾炎武认为，这表明明太祖是想通过科举来找到有实用能力的人。
到洪武十七年，又命礼部颁行了科举方法。
第一场，考《四书》中的义理，三道题，再考其他儒家经书中的义理，四道遈，做不出来的，可以各减一道题。
第二场，要作一道论，再分别作诏、诰、表、内科一道，还要写法律判案的判语五条。
第三场，要从经史书中出五道题，让考生写成论文。
顾炎武认为，这时的科举考试，增加了对文辞的要求，而不再提实用的能力，已与洪武初年的求贤之法稍有不同了。此后就按这种方法进行科举考试，实行了二百余年，整体上看，已与明太祖早年的设想有所不同了，所以不能说是善述祖宗之意的。
科举中的“《四书》疑”这一项，与唐代的判语相似，主要考察考生的文理，题目是设成疑事来考问，以观察考生的学识。
《四书》义，与明代的判语相似，但考不出考生的学识，因为他们能靠背现在的文章来应付。
如果是考察考生的学识，只要能写出刘蕡那样的文章，只要一篇也就够了。
刘蕡是唐敬宗宝历二年（826）的进士，他博学善文，尤精《左氏春秋》。唐文宗下诏求贤良，刘蕡的上策之文，痛陈宦官之祸、朝廷弊端、国计民生等大事，言论激切，士林争诵，时人以为汉之晁错、董仲舒之对策。
如果只考人们的背得多和写得快，则七篇也难不住他们，还有人甚至一下子写出五经的经义23篇，如崇祯七年的颜茂猷，他就在考试中对《五经》经义，写了23篇，受到崇祯的赏识，特赐进士，但在发榜时，却把他的名字另写一行，写在第一名的前面。
顾炎武认为，这种考试不过是考人们的背诵能力，并不能考察出真正的学识，对于国家又有什么用处？
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六月丙辰日，皇帝下诏，命令从国子监的学生中选出才学优等的聪明俊伟之士，共有37人，让他们博览群书，研究道德经济之学，准备以后大用，称之为“老秀才”，还多次赏赐绸缎的衣服帽靴等，给予优厚的待遇。后来的庶吉士制度，就来源于此。
这说明明太祖对于读书人的期望不是会作文章，而是博通群书，讲究为人的德行和治国的实际才能，可惜后来的大臣们本身就不是博通经史的人才，而使太祖的这番心意不能得到真正实行，这真是令人感叹的事。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丁卯日，皇帝对大学士杨士奇（他在建文帝、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等朝一直做官）等人说：
朝廷重视的事情，是让百姓获得安定，如果百姓得到这个好处，就是因为各级官员没有做好，而官员们做得不好，又是因为学校没有教育好他们。所以每次科举时，十分之七八人的都是愚昧的人，不通古事，不明道理，怎么能让这种人来做官，并希望他们让百姓获得安定呢。
当时科举才实行了不过四十年，其弊端就已这样严重了，可是那些主事的大臣，还借口说这是祖上的制度，不能改变，可知这是完全不对的。
《日知录》中论科举的第一叶
顾炎武的名言：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俗话说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从顾炎武对宋明以来的科举制度的实际情况的分析看，他知道这种制度本身存在着种种弊病，需要皇帝与朝廷主事者从发现真正的治国人才的目的出发，不断消除弊病，使这种制度更趋完善，完成它本来应有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