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员服装制造（你以为的皇家制衣厂长）
清朝官员服装制造（你以为的皇家制衣厂长）重点来了，织造是怎么弄钱的呢？当然先声明，在这个位置上弄钱，并不一定代表他是个恶人。比如说曹寅，后世对他的评价是非常高的，无疑是个干练之才。甚至传言康熙知道曹寅贪污，但是并不追究他的责任。只是在这个位置上，你要是不会弄钱，极有可能被拉下偌大的亏空，毕竟办皇差要小心再小心。即使曹寅后来在织造的任上，经常替皇帝结余不少银两，皇帝很满意，但是仍旧有挪用银两的情况存在。1644年，朝廷决定，三处织造衙门的花销应该从户部支出。1651年，织造又归到工部管辖，这个支出问题就开始扯皮，两个部门都不想当这个冤大头。直到1664年，最终达成妥协，工部备料，户部筹钱。但其实户部筹钱惯例就是缺斤少两，即使户部规定了杭州十府、江苏七府岁入应该给当地的织造捐赠的定额，各府就敢藐视户部不予理睬，所以完全指望户部是办不到的。身为织造，怎么想办法弄钱，还能让皇帝默许，这才是本事。所以说织造是个肥缺，但又是个风险极大的差事
摘要：搞钱，不是那么容易的！
曹家起源1690年，曹雪芹的爷爷曹寅署理苏州制造，两年后调离，任江宁织造。前不久，曹雪芹的太爷爷，曹寅的爸爸曹玺刚在此任职不久。曹家第一代无足轻重，第二代富裕，第三代曹玺已经荣华富贵，到了第四代曹寅便登峰造极。可想而知，作为包衣出生的家族，曹家的发迹与署理前后两任织造是密不可分的。那不禁要问了，织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光听名字不像是有油水的差事？为什么织造会让毫无品秩、功名的包衣奴才去做？
清朝一共有三大织造，分别设在江宁、杭州、苏州，管这三个地方皇家纺织作坊，并且定额的将宫内和大臣用的丝织品送到北京，基本上就是这么个差事。但是你能想象吗，就这么个破差事，到雍正年间，织造的俸禄是一年一万两白银。此时一个省的巡抚、布政使一年的俸禄也不过一万两白银，可见织造的人工费跟巡抚不相上下的。但是最可怕的是，织造没有固定品秩，由皇帝亲自任命，完全来自于官僚体系之外。俗话说，无招胜有招，没有品秩就是最高的品秩，因为你不知道他能在哪条管道直达天听，所以总督见了织造也得客客气气的。
其实织造制度并非舶来品，早在明朝就有织造制度了。但是明朝的织造制度一直由宦官把持，满清定鼎中原，认定宦官专权是前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所以很多岗位都不让宦官接着任职了，织造也不例外。1645年任命了杭州织造，1646年任命苏州织造，1648年任命江宁织造。除了1656年-1661年中间出了一名宦官任织造，其余织造不是满人，就是入关前就归顺满清的汉人。虽然织造的身份很神秘，但是他们也会相互制约，康熙在1706年就说过：“三处织造应当视为一体，有一个人行事让另外两个不爽，改过也就作罢，如若屡犯不改，可以尽情参他，我来办他。”
苏州、杭州织造作坊在晚明就落败了，满清在最初的时候让陈有明出任总经理，力图挽回这两处作坊。杭州织造基本上已经毁光了，陈友明到任，首先将工人集中起来，摒弃了以前各自在家操作的做法。然后，将官丝和价格进行标准化。最后建立了系统的护卫队，专门武装押运保护丝织品。1647年，在杭州新建了95座织机房，在苏州接管了官员的一百一十间府邸改为织机房。到了1648年，这些重建的织机房生产了1340卷织品，虽然质量颇多非议，但是产量确实惊人，至少这两处的织造摊子又重新支起来了。
到了康熙年间，皇帝无意间将织造纳入一般的省级官僚体系中，但是他又不信任宦官，所以只能任用自己的包衣奴才。从1656年-1733年间，9个上三旗的包衣做过江宁织造，6个做个苏州织造，6个做过杭州织造。说句题外话，这些织造中曹家就占了四个名额，而且是在多地任过织造的。满清皇族是将这些皇家精英当成了自己的代理人，汉人血统，忠诚度高，放在了江南这片位置上。因为前明江南世子的反清情绪一直备受皇帝关注，所以这些包衣在织造的任上有什么作用，明眼人心照不宣。总督敢惹吗，二指宽的纸条子说你一个不字，顶子就得红。
织造当然也不是吃闲饭的，除了给皇帝打报告以外，本职工作也有很多。首先要决定丝织品的产量怎么分配，丝织品图案文字的确认工作，丝织品的样式选择，管理织户，发放饷银，周转账面资金等等。还有一个重要的难题，就是照料织匠。因为工部经常随兴所至，每年配额都不一样，织造的生产就变成了季节性的，而且工部为了节省开支，也让织造招募一些临时工。曹寅在出任织造的时候就看清楚了这一点，首先他知道织匠的辛苦。熟练工一年下来也就弄个22两银子，技术差的更少，天天卖命也就弄个10两银子。如果还让他们季节性的失业，这些人连糊口都成问题。曹寅很聪明，他不正面出击，而是以商业效率损失为依据，请求调拨盐税，维持匠人的合理薪资。即使户部没有单子，淡季的时候依旧为织户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很显然，曹寅成功了，皇帝接纳了他的建议。苏州百姓为了纪念他，在他离开苏州织造出任江宁织造后，特地为他建了生祠，就在苏州的虎丘胜地。
1644年，朝廷决定，三处织造衙门的花销应该从户部支出。1651年，织造又归到工部管辖，这个支出问题就开始扯皮，两个部门都不想当这个冤大头。直到1664年，最终达成妥协，工部备料，户部筹钱。但其实户部筹钱惯例就是缺斤少两，即使户部规定了杭州十府、江苏七府岁入应该给当地的织造捐赠的定额，各府就敢藐视户部不予理睬，所以完全指望户部是办不到的。身为织造，怎么想办法弄钱，还能让皇帝默许，这才是本事。所以说织造是个肥缺，但又是个风险极大的差事。
重点来了，织造是怎么弄钱的呢？当然先声明，在这个位置上弄钱，并不一定代表他是个恶人。比如说曹寅，后世对他的评价是非常高的，无疑是个干练之才。甚至传言康熙知道曹寅贪污，但是并不追究他的责任。只是在这个位置上，你要是不会弄钱，极有可能被拉下偌大的亏空，毕竟办皇差要小心再小心。即使曹寅后来在织造的任上，经常替皇帝结余不少银两，皇帝很满意，但是仍旧有挪用银两的情况存在。
方法一：操纵生丝的价格。当地作坊将生丝制作成丝线，然后卖给官府。那这里面可以操作的空间就大了，拿着官府的定额，根据“时价”采购，价格低，就有结余款项，或者干脆全部买成丝线，然后多余的丝线转手卖出，大捞一笔。当然，操作生丝价格不是上策，毕竟空间有限，市场也不是一个织造衙门能决定的。
方法二：预先制作。户部每年都会在春夏购买三十万匹蓝棉布，但是春夏正是农忙的时候，织户都会从事农业生产，如果这个时候让他们出工纺织，人工成本就会很高。曹寅在同时兼任巡盐御史的任上，就提前从盐税盈余中抽一部分银子，先安排织匠在秋冬季节就把这批棉布做了，可以省下来2万两人工成本。怎么样，这一招高吧？但是这种极其投机的做法，风险极高。终于在1712年夏天，出事了，曹寅猝死，巡盐御史的亏空尚未补齐。结果就是曹寅留给了他儿子一笔三十多万的债务，为什么雍正上位抄了曹家，就是因为他儿子没有能力偿还，然后曹家就破败了，才有了后来的《红楼梦》。同为包衣的李煦也玩过这一招，提前借钱安排织匠，织匠也懂得投机，借机炒作原棉的价格。结果好了，朝廷说去年的蓝棉布还没用光，今年不采购了。我靠，李煦这个时候就彻底疯了。借来的钱都给织匠了，织匠又拿去炒棉花，1705年这年李煦一把损失20万两白银。
方法三：无偿借贷。官府对于省级官员的借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701年，曹寅就向内务府借了三万三千两银子，八年后才还清，但是没有支付利息。这个利息就是多出来的，如果投机的好，拿这笔钱大赚一笔也未可知。
方法四：署理钞关。织造会署理部分长江、运河上的重要钞关，钞关就是对过关的船只进行收费，根据大小、货物多少等等。其中苏州织造管辖的浒墅关是所有钞关最富有的，每年能收上来191150两银子，历任织造都致力于提高钞关税收。公开的盈余之外，未公开的部分想必非常可观。此外，像曹寅还是官府购铜材的中间人，原自日本进口，其中金属纯度、分量都是可以动手的地方，可想而知，利润可观。
方法五：从米价下手。1660年，满清定下了粮仓的基本国策，就是秋、冬购买新米，来年如果无事就按市价卖回给市场，如果遇到干旱大雨，就开仓放粮。而织造的职责就有一条是向皇帝汇报米价，1699年，曹寅奉旨买米。但是因为天气不好，米价上涨，曹寅上报等明年收成时，米价下降了再买，皇帝批复可以。到了第二年，曹寅果然买到了价格便宜的米，还非常自豪的奏报皇帝，替皇帝老爷省了不少钱。但其实中间购买米的款子就在曹寅手里待了很久，如果曹寅此时搞点什么短期高利贷，那也是收获颇丰。
方法六：办皇差。织造经常替皇帝收罗各种奇珍异宝，什么外国的碟子、笔筒、珠宝盒、水果、荔枝、木瓜、香水、书籍等等，反正只要皇帝喜欢，就尽情的办理。懂得人都会心一笑，这里面的油水自己想去。
康熙朝以后的江南织造局非常成熟了，官方记载，光曹寅任下就有2500名织匠。穿线、涂擦、染色、设计等标准化流程已经非常成熟，专业化的程度也非常高，有点资本主义萌芽的味道。康熙之后织造基本上走上了正轨，虽然不能完全破除陋习，但是比明朝的织造要高效、低成本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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