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赏心亭赏析（牧心斋古代文房精选鉴赏）

金陵赏心亭赏析（牧心斋古代文房精选鉴赏）年代明明 铜嵌银丝箸瓶年代清康熙尺寸口10.6×8.6厘米?重1655.6克款：明兹家藏 炉作马槽式，外壁微斜，两侧铸饰方耳，下出戟，炉底四角连体铸四足，中央开框錾刻“明兹家藏”减地阳文四字篆书款。炉器造型方正，具阳刚肃穆之气；炉款边角锐利，整饬精工。明晚期的马槽炉型文气，入清后则渐趋厚重。本炉尚有明末遗风，而比例已略为敦重、沉稳，属典型康熙时期的制式风格。 马槽炉多被用作文房清供，其中品质精工者，多为达官显贵所拥有、递藏。一器之成，耗费颇奢。此炉器形庄重，皮色妙丽，款识工正，铜质精良，拙中含秀，为典型的清初马槽炉风格。此炉与王世襄先生旧藏“湛氏之炉”款马槽炉（图1）器型、规格均相类，且二者底款（图2）均为篆体私款，或铸造于同一时期。双耳、四足与器身谐称和洽，造型平直精确，沉稳凝练，手感沉坠，叩之金声玉振，皮色莹煌，于沉稳之气韵中透出灵动之美感，彰显出古代贵族文人的尚雅之风。

报春—牧心斋古代文房精选

年代明

尺寸长6.3厘米?宽4.9厘米?重288.8克

款：天字拾伍号 卧牛形象形神兼备，回首蜷身，作伏卧状，四肢除一足侧重刻画外，其余皆敛藏于腹底或颌下，繁简得宜。角、耳、尾部贴附于背部；眼、鼻、嘴部阴刻线条精准有力，自然传神。整体结构拿捏准确。四肢伏卧，腹底平坦。铜卧牛镇借鉴和继承了中古时期圆雕动物形象的塑造手法，颇为特别。底部刻“天字拾伍号”。古时常用《千字文》（南朝梁•周兴嗣）中文字的顺序编序号，“天”是《千字文》开篇首字，故“天”字称第一。以“天”字作为编号，突出了器物的重要性。盈盈一握，小巧可爱，虽属小品，气足神完。 在古代艺术作品中，常能见到创作者将牛作为重要的艺术形象进行传神的刻画，著名者如唐代韩滉的《五牛图》，又如南宋李迪的《风雨牧归图》。在禅宗以及道教的观念里，也对牛有特殊的亲近与好感，令人联想到宁静的田园生活，远离世俗尘嚣。其中最好的例子，莫过于苏轼某日因观画而引发灵感，进而提笔作《书晁说之<考牧图>后》，其中有言：“我昔在田间，但知羊与牛。川平牛背稳，如驾百斛舟。舟行无人岸自移，我卧读书牛不知。”道教始祖老子，其形象亦常随牛出现于画中。除了画作，以圆雕手法来刻画牛的形象亦早已有之，此风到了清代大为流行。明代以铜为材质塑造牛的圆雕作品颇为少见。北京翰海2004年拍卖会中出现的仇炎之旧藏明宣德铜牛首笔筒（LOT2656），也是以牛为主题的明代文房铜器，可资参鉴。

年代清康熙

尺寸口10.6×8.6厘米?重1655.6克

款：明兹家藏 炉作马槽式，外壁微斜，两侧铸饰方耳，下出戟，炉底四角连体铸四足，中央开框錾刻“明兹家藏”减地阳文四字篆书款。炉器造型方正，具阳刚肃穆之气；炉款边角锐利，整饬精工。明晚期的马槽炉型文气，入清后则渐趋厚重。本炉尚有明末遗风，而比例已略为敦重、沉稳，属典型康熙时期的制式风格。 马槽炉多被用作文房清供，其中品质精工者，多为达官显贵所拥有、递藏。一器之成，耗费颇奢。此炉器形庄重，皮色妙丽，款识工正，铜质精良，拙中含秀，为典型的清初马槽炉风格。此炉与王世襄先生旧藏“湛氏之炉”款马槽炉（图1）器型、规格均相类，且二者底款（图2）均为篆体私款，或铸造于同一时期。双耳、四足与器身谐称和洽，造型平直精确，沉稳凝练，手感沉坠，叩之金声玉振，皮色莹煌，于沉稳之气韵中透出灵动之美感，彰显出古代贵族文人的尚雅之风。

明 铜嵌银丝箸瓶

年代明

尺寸高10.6厘米?重134.8克

款：石叟 瓶口内敛呈蒜头形状，细直长颈，溜肩、扁圆腹下敛，圈足微撇。瓶口、錾刻莲瓣纹，筋脉以银丝镶嵌。颈部起弦纹三道，上下错银弦纹及连续回纹。腹部以弦纹分隔两层画面，错银满饰如意云纹，线条匀细，随形回旋变换。底部银丝嵌 “石叟”篆书款。 此瓶形制又称“蒜头瓶”，因口若蒜头而得名，出现于战国晚期，流行于秦汉，参见《宣和博古图》（卷十三）汉素温壶。宋代政和年间徽宗曾命良工制作大量拟古铜器，由此以先秦青铜器为原型的拟古器始见。宋人认为蒜头口可塞，瓶颈细长，可握持，瓶腹扁矮，可盛装，又称之为“温壶”，用作酒器。此种形制自宋以后历代皆有仿制，明清景德镇窑见之有青花、五彩、粉彩及单色釉等品种。 明朝建立后，宣德三年工部曾命人仿照宋人《考古图》、《宣和博古图》诸书所记商周青铜器器形铸造仿古铜器。这些仿古铜器，除部分归宫廷留用外，还奉敕分与诸王府。时至晚明，社会承平已久，经济富庶，士大夫文人追古、慕古、嗜古成风，古物市场兴盛，并衍生出寓古于新的鉴赏观，带动了晚明艺术创作的方向。凡宋代瓷釉的开片、三代青铜的铜锈、华丽的错金银等常成为当时的装饰母题。此瓶所用的错银工艺大约出现于春秋晚期，流行于战国与汉代。晚明高濂的《遵生八笺》在南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等历代著述的基础上将镶嵌区分为商代“金银片”和夏代“云雷丝”。此瓶的形制和工艺皆代表着历史的古意，而流畅自然的如意云纹则是寓古于新之作。收录在《Later Chinese Bronzes》一书中的同嵌银丝箸瓶与本瓶器型及装饰工艺如出一辙，系出于一时一匠（石叟）之手。此种小瓶，又称香瓶、箸瓶，其中可插入香铲、香箸，常与炉、盒组成“炉瓶三事”。另外，晚明文人雅士居室、书斋流行古雅美感的陈设（图3），藉以体现宁静的人生观。袁宏道的《瓶史•器具》篇写道：“大抵斋瓶宜矮而小，铜器如花觚、铜觯、尊罍、方汉壶、素温壶、匾壶、窑器如纸槌、鹅颈、茹袋、花樽、花囊、蓍草、蒲槌，皆须形製短小者，方入清供……”如此件形制小巧、铸造精致、精神风雅的铜器，呈现出与古相映、与自然相合的闲情雅韵，可谓晚明书斋清供佳作。石叟，据记载为明末僧人，善于铸造纯铜器，尤善制嵌金银丝文房摆设，器型以小鼎、水盂、香炉为多见，铸造成型后，又加锻炼，所制之器无不温润而有光彩。明人笔记《虞山三峰寺志》中有关于石叟的记录。清代丁佩所著《梦窗小牍》亦有记载：“石叟……善制嵌银铜器，所作多文人几案间物，精雅绝伦。”因石叟无传艺后人，故其作品尤为稀少。

清 翰海小石砚（旧配硬木盒）

年代清

尺寸长6.3厘米?宽4.7厘米

铭文：翰海。 翰墨缘，海山誓；小友乎？ 石交乎？砚田无恶岁。 此息柯居士故物也，乙丑况翁得于兰州。 砚端石制，随形作，规格小巧。斜通式砚池，砚缘一侧镌“翰海”两字。砚背覆手内刻砚铭。盖盒随砚形而作，制式考究。“翰墨缘，海山誓；小友乎？石交乎？砚田无恶岁。”如上，砚铭采用藏头格，取每句首字联缀即为“翰海小石砚”，与砚缘铭字呼应。砚缘“翰海”二字铭刻年代早于覆手铭文，且覆手内的长短句砚铭显然是以此“翰海”二字为“命题”而作，颇有巧思。砚铭后跋曰：“此息柯居士故物也，乙丑况翁得于兰州。”指出该砚的主人原为“息柯居士”，所指应为清代学者杨翰。杨翰（1812-1879年），字伯飞，号息柯居士，直隶新城（今河北新城）人。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官湖南辰沅永靖道。考据金石，讨论书画、诗文，靡不皆能。画学王宸，笔意恬雅。书学何绍基，几可乱真。著有《粤西访碑录》、《抱道堂诗文集》等。杨翰性好山水，喜碑刻，能诗，篆隶行草无不工。曾与何绍基共事，何长于杨十三岁，而两人交称莫逆，谊兼师友。砚铭落款“乙丑况翁得于兰州”，参照杨翰的生卒时间，“乙丑”或为清穆宗同治四年（1865）。铭文中又提及该砚为“息柯居士故物”，“故物”字眼用于原主“息柯居士”生前多有不妥。此外，检阅杨翰行迹，同治四年，杨尚在湖南任上：同治三年（1864），官湖南辰沅永靖道；同治八年（1869）回京，后因母亲病重回湖南，再任道员；同治十年（1871）罢官，携家眷到祁阳浯溪，以著述终老。既然该砚“得于兰州”，基于以上因素，以及对镌刻字迹的考量，落款中的“乙丑”并非指同治四年，应为公元1925年（民国）。彼时“况翁”于兰州得到该砚并铭文于砚背。砚缘“翰海”两字铭款应为该砚原主“息柯居士”杨翰所镌。“况翁”得到该砚后以杨翰所镌“翰海”二字为主题构思、创作砚铭并刻于砚背。“况翁”其人，资料不详。该砚特点在小巧，兼有文人砚铭，更有旧配盖盒，宜玩宜用，可谓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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