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运动的最主要针对对象是谁（整风实际是整苏联的风）
整风运动的最主要针对对象是谁（整风实际是整苏联的风）1932年6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陆续调集部队，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要求红军北进，毛泽东等却命令红军在东韶、洛口一带休整。矛盾变得公开化，苏区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红军行动，立即在前方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解决毛泽东等人拒不执行中央战略方针的问题。宁都会议上，项英力主解除毛泽东的军权，原因也源毛泽东等人拒不执行共产国际遥控下的中央战略方针。工人出身的光环，光辉的革命历史，现在又顶着斯大林接见的巨大光环和影响，1928年7月19日，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项英当选为政治局常委，还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历来注重讲究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迷信共产国际；而项英身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因此始终是共产国际路线忠实的支持者，是王明路线的实践者，也因此与毛泽东历来意见相左。项英、周恩来、叶挺在一起
项英最早是武汉的一名工人，1920年参加革命，1922年入党，1923年北伐战争前，曾领导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和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并率领工人武装跟北洋军阀吴佩孚、萧耀南较量过。曾担任湖北省总工会党团书记、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1931年11月，毛泽东同中央苏区中央局成员在瑞金合影
工人出身的光环，光辉的革命历史，那时候还是很吃香的。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斯大林单独接见了项英。斯大林说：“项英同志，你是中国革命真正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要不断在斗争中锻炼，要加强理论学习，使自己完全布尔什维克化。”并送给项英一支手枪和一支钢笔。也正因为如此，项英从此与共产国际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成为共产国际路线最忠实的执行者。
工人出身的光环，光辉的革命历史，现在又顶着斯大林接见的巨大光环和影响，1928年7月19日，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项英当选为政治局常委，还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历来注重讲究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迷信共产国际；而项英身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因此始终是共产国际路线忠实的支持者，是王明路线的实践者，也因此与毛泽东历来意见相左。
项英、周恩来、叶挺在一起
宁都会议上，项英力主解除毛泽东的军权，原因也源毛泽东等人拒不执行共产国际遥控下的中央战略方针。
1932年6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陆续调集部队，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要求红军北进，毛泽东等却命令红军在东韶、洛口一带休整。矛盾变得公开化，苏区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红军行动，立即在前方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解决毛泽东等人拒不执行中央战略方针的问题。
10月3日，会议在宁都召开。项英首先对第一天的会议作了简要的概括：“我认为会议的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前线的委员们，首先是毛泽东等同志，是否认真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问题。当然，结论也只有一个：没有执行！”
项英进一步严厉地说：“具体事实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你们对命令执行的不坚决！这是对共产国际指示的态度问题。你们对国际路线是忠实的执行还是口头答应执行……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对国际一向采取不尊重的态度，拥兵自重。”
项英继续发言指责：“这不是军事指挥问题，而是指导思想问题，是悲观情绪问题，是对共产国际的态度问题，是路线问题……这些倾向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毛泽东同志身上。”
项英认为，毛泽东跟莫斯科共产国际无直接联系，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对共产国际的路线既无认识也无感情。他还认为毛泽东是个农民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并不真正的了解，也缺乏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鲜明性，执行的是富农路线，重视农村，忽视城市。他还认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不虔诚。说毛泽东的书箱里几乎全是封建时代的老古董，有《吕氏春秋》《贞观政要》《三国演义》《红楼梦》，有唐诗宋词，甚至还有《金瓶梅》，还说，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很少说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总是顺口来几句孔夫子怎么说，老子、庄子、韩非子怎么想……项英最后说出了后方委员们的想法：“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为了保证国际路线在红军中得以贯彻，毛泽东同志应该离开总政委的岗位，回到后方工作。”他还提议：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几个后方委员表示附议，对项英的提议表示支持。
次日，会议继续，渐渐地项英有些不耐烦了，他提议，要毛泽东表态。毛泽东说：“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我恭候中央的处理。”中断了几秒钟，他又说了两个字“完了”。会议又出现了沉默。有些人听明白了他的话，有些人没有听明白。
项英显然不愿意弄明白毛泽东讲话的含义，他说：“既然毛泽东同志已经表示听候中央处理，我想会议没有必要延长了，大家事情多得很，毛泽东同志在目前的情况下留在红军领导岗位上是不合适的！”
后方委员们附和说：“解除毛泽东同志的军内职务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快举手表决吧！”
周恩来尽量和缓地说：“我不同意这种仓促结论的做法，至于如何处理，要经过充分酝酿再说。”
顾作霖等立即附议项英的意见，继续对毛泽东进行批评。会场上渐渐一边倒，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错误不够。
项英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我们还是表决吧！”
从发言看，解除毛泽东的职务，多数人都同意。周恩来看到形势不可逆转，还想再挽留毛泽东，就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然后提议“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由泽东负主持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毛泽东掩盖着内心的痛苦说：“我既然得不到中央局的信任，继续留在前方是不合适的。我现在身体不好，痰中带着血丝，时常低烧。我向中央请一个时期的病假。至于回不回前方，我服从组织决定。”说完，他缓缓站起，看看大家，说了句善解人意的话：“也许还有些话大家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我现在退席。”说完，毛泽东满怀惆怅，缓缓走出会场。[1]
皖南事变的发生，与项英迷信共产国际，迷信王明的教条主义是有关系的，尤其是受到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严重影响。
毛泽东周恩来在一起
皖南事变促使毛泽东开始思考如何尽快改变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它成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导火线。毛泽东曾提醒周恩来，今后对俄国人的话，“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2]但是，毛泽东认为只向周恩来一个人交代还不够，还必须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使全党在思想根源上破除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教条化的氛围。毛泽东后来就解释说：“整风实际是整苏联的风，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错误。”[3]
[1]李金明：《宁都会议解除毛泽东军权的前后》，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史海回眸·人物长廊》。
[2]罗平汉：《党史细节》，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版109页。
[3]罗平汉：《党史细节》，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版109-1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