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怎么理解（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
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怎么理解（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太后与辽圣宗率军大举南下攻宋，宋朝看到走消极防御路线完全不通后才被迫反击。即使后来形式转变，有了战胜的几率，宋真宗和大多数文臣也无心恋战，他们抓住辽朝有意和谈的机会与辽议和。最终，以付出巨大经济代价换取了双方休战的澶渊之盟。同年，党项首领李继迁死，其子李德明即位，宋朝文臣又力劝主动议和，缓和了双方的紧张敌对关系。在文臣的引导下，“重文轻武”的国策也逐渐深化为“崇文抑武”，他们激烈抑制武将在国家政治中的影响，处处打压军事人才，并用儒家纲常伦理的那一套来控制社会。强军强国的意识被追求安稳和文治的思想取代，开始尝试用议和的手段来应对国防问题，不过辽国这时并不答应。北伐失败后，以赵普为首的文臣认为这是太宗不听他们劝诫的后果，他指桑骂槐地对着太宗教训说，圣明的天子才不会把外族放在眼里，只有那些武将之类的小人才喜欢战争，好从中大捞一把战争财。端拱初年，宋辽边境形势紧张，宋太宗召集群臣
唐末五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崇尚武力的时期，不仅文官受武将压制，就连皇权也被武力架空，后晋的军阀安重荣甚至直接放话兵强马壮者才能当天子。
宋太祖赵匡胤平息藩镇混战、建立宋朝后，对之前那种君弱臣强、藩镇割据的形势深感不安和戒备，开始有意识地对武装力量进行大肆整顿，他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削掉武将的势力，另一方面采用“重文轻武”的策略大举降低军人的社会地位、提高文臣儒士的身份。也是在这时，宋朝确定了“重文轻武”、压制武将的国策。
宋太宗在“烛影斧声”的宫廷政变中登上帝位后，为堵住悠悠众口，他用对外用兵来转移朝内矛盾。但是经历了太祖一朝的“重文轻武”，那些在前朝各代都从未登上历史政治舞台中央的文人们粉墨登场，开始用他们儒家文德治国的思想影响历史的走向。
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欲讨伐北汉，大将曹彬全力支持，但薛居正等文臣则表示须从长计议，不宜进攻。宋太宗试图北伐幽州，文臣张齐贤居然用蒋介石那套“攘外必先安内”的说辞上疏反对出兵辽国。
北伐失败后，以赵普为首的文臣认为这是太宗不听他们劝诫的后果，他指桑骂槐地对着太宗教训说，圣明的天子才不会把外族放在眼里，只有那些武将之类的小人才喜欢战争，好从中大捞一把战争财。
端拱初年，宋辽边境形势紧张，宋太宗召集群臣进策，宰相李昉引用汉唐的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的例子反对出兵。宰臣吕蒙正也以攻打高句丽时隋炀帝全军覆灭、唐太宗无功而返的事件为例，力劝太宗不要打仗。
随着第二次北伐的失败和一帮文臣费尽心思的抹黑武将、劝阻战争，一心想建立功业的宋太宗的心态也发生了转变，从此放弃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和其他开疆拓土的军事行动，并直接开始布置前线防御体系，把历朝历代都极为重视的军事国防事业降至次要位置。
在文臣的引导下，“重文轻武”的国策也逐渐深化为“崇文抑武”，他们激烈抑制武将在国家政治中的影响，处处打压军事人才，并用儒家纲常伦理的那一套来控制社会。强军强国的意识被追求安稳和文治的思想取代，开始尝试用议和的手段来应对国防问题，不过辽国这时并不答应。
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太后与辽圣宗率军大举南下攻宋，宋朝看到走消极防御路线完全不通后才被迫反击。即使后来形式转变，有了战胜的几率，宋真宗和大多数文臣也无心恋战，他们抓住辽朝有意和谈的机会与辽议和。最终，以付出巨大经济代价换取了双方休战的澶渊之盟。同年，党项首领李继迁死，其子李德明即位，宋朝文臣又力劝主动议和，缓和了双方的紧张敌对关系。
宋真宗及文臣集团从这两次议和发现，用钱财似乎就可以解决边患问题，而且代价甚至比打仗还要小很多，比如，澶渊之盟中约定每年向辽支付的岁币虽然很多，但还不到与辽交战的军费开支的百分之一。
尝到了不打仗、花费小、光靠签订和约就能维持所谓和平的滋味，宋代文臣们都非常得意，他们嘲笑武将有勇无谋，好战却天天打败仗，远不如他们想出的议和方法来的有效高明。宰相王旦甚至大加赞美议和，说止戈为武，如今用议和的方式抵挡外族、安定国家，这才是圣明的帝王该做的！自此，宋朝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朝代的国防之路。
在这样的形势下，那些主张加强国防的将领都受到文臣集团的强烈打压，比如大中祥符九年 河西节度使石普请求对党项用兵，结果得到被罢官和逮捕下狱的下场。
到了仁宗朝，西夏元昊称帝让宋朝觉得有失颜面，才不得不打压一下，结果一上战场上却只有被动挨打的份，一仗下来不仅更丢脸，而且国库里的钱都快打完了，这让文臣们越发讨厌打仗，反战情绪非常高昂，强烈要求和议。
于是，庆历二年辽朝派使臣索要关南之地时，宋朝用每年再向辽多纳白银十万两、绢十万匹来谈和；庆历四年，宋朝与西夏签订庆历和议，对小小的西夏也妥协让步了。这样靠买来的较长时间的相对安宁竟然还被宋文臣们赞不绝口，厚脸皮地誉之为“嘉祐之治”。
血气方刚的宋神宗登基后有意学习汉唐，意气风发地想要改变祖辈们屈辱的做法，通过王安石变法来强军强兵，并决定积极对外用兵收复失地，结果却遭到绝大多数文臣的激烈反对，司马光、范纯仁、郑獬等一大批文官上书要求神宗停止宣战，宰相富弼甚至直接告诫神宗，让他二十年内不要再说一个有关军事的字。
神宗是个很有主见的皇帝，他不顾文臣反对，亲自主导变法，出兵西夏。奈何有人处处设障，只有王安石等一小撮文臣和被文臣们极力打击的武将与宦官支持神宗，结果战败，宋神宗的信心受到极大打击，并因此忧愤成疾而死。文臣们甩锅说这都是战争的错误，对主战派开始了更严厉的打击，从此重文轻武、排斥国防建设和备战成了宋朝的主流意识。
宋哲宗废除王安石包括国防建设在内的一系列变法举措，并对先前主战者全面清算，比如将帅兵攻打西夏的宦官将领李宪以“贪功生事”的罪名逮捕囚禁等等，甚至文臣们为了维持和西夏的关系，把将士们拼死收复的部分领地又退还给了西夏！
宋徽宗时代更加腐朽混乱，文臣们口不谈兵，甚至在面对金军围攻京城时，绝大多数文臣还想继续用议和纳贡的方式换取对方撤军。当幻想破灭、北宋覆亡后，文臣执政的弊端依然没有解决，他们依然怀疑、抵触武力，继续做着重文轻武的把戏，直到在元朝大军兵临城下时，他们已经失去和谈的资本，最终只能亡国。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著名军事专家艾跃进教授也说，“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之在大炮射程之内。”而宋朝却似乎完全不懂这一点。宋初皇帝为了加强皇权没收了军功将领们的兵权，沉重打压了以往历史上“出将入相”的军事集团，这似乎是在总结历史教训，还算情有可原。
但之后一直把文臣捧在最高点、把军事踩在脚下的做法就太过分了，而这主要是文臣把持朝堂的弊端。
文臣们虽然承认汉唐的伟大功业，但对这两朝的战争活动却大加谴责，比如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就批判唐太宗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是中材庸主。他们反对“霸道”和武力，而追求儒家奉为圭臬的三代“圣王之道”，理学家程颐程颢兄弟甚至说，尧舜禹时代是德治的天下，而周朝之后的天下全由法家把持，天下再无圣主。
这样的思想让他们对武力和战争充满抵触和仇视，而信奉“化干戈为玉帛”的王道理念，更希望通过选择温和的办法解决问题。于是处在政治权力核心的文臣们不遗余力地打击、打压武力，削弱军功的召唤力和影响力，致使国人的尚武精神沦落，没有文人再甘心愿意投笔从戎，普通百姓也在这种畸形的蔑视军功的社会氛围中不愿参军保家卫国。
可是，他们推崇的尧舜禹时代也是武力值满满啊，不然怎们统一其他部落？而且外族可不管你圣不圣王，打仗可不是你不情我就不愿的事。宋朝的边防一旦出事，武将的集体缺失只能让纸上谈兵的文官带兵上场，这种必然的失败又让他们落入一个更加怀疑武力解决问题、然后继续打压军武的怪圈，而议和就能退敌的假象让他们获得了自以为有效、高贵、神圣的胜利虚荣，这样的宋朝不亡才怪。
热爱和平和反对战争本身没有错，化干戈为玉帛的圣王之道更没错，但世界是你想要和平就能和平的吗？我们反对不义之战，但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的正义之战也要反对吗？现在那些天天在网上叫嚣着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同时还反对中国强军强兵的人又是何居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