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凤凰山的历史文化（雪藏在新乡南太行中太行历史文化名山）

朝阳凤凰山的历史文化（雪藏在新乡南太行中太行历史文化名山）白鹿山更是思想者汇集的盛处。魏晋时期，嵇康隐居山阳二十年，就在白鹿山下不远的地方。竹林七贤追逐而至，游山乐水，自得于竹林之中，笑傲于尘世之外。《晋书》：“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反。时有樵苏者遇之，咸谓为神。至汲郡山中见孙登，康遂从之游。登沈默自守，无所言说。”“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尝得石髓如饴，即自服半，余半与康，皆凝而为石。又于石室中见一卷素书，遽呼康往取，辄不复见。烈乃叹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辄不遇，命也！’”嵇康采药、游山泽，与孙登、王烈论道的山，即是白鹿山、苏门山一带的太行山。至隋、唐时期，白鹿山贤者隐居修行，达到了高峰。隋代学者卢太翼（约557年～614年），曾经在白鹿山隐居数年，深得道教精髓，尤善占候算历之术，辅佐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无不应验。唐初邓世隆，栖居在白鹿山，号隐玄先生。唐太宗李世民闻知，召授为国子主簿，与崔仁师、慕容善行等人俱为修史学史。初唐卢藏用（约

白鹿山是太行山脉中的历史文化名山。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在《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论作中，对唐代士子隐居山林、读书论道的名山，做过系统梳理。严先生归纳出全国十四大区域名山读书地方，其中就有“中条山、太行山（今太行山脉南段）区”的白鹿山。《新唐书·河北道》名山有:“林虑、白鹿、封龙、井陉、碣石、常岳”六座。那时的白鹿山，是与唐都长安的终南山、华山、洛阳附近的嵩山、山东泰山、江西的庐山、湖南衡山、浙江会稽山等价齐名的名山。白鹿山隐然为太行山众山之宗。

白鹿山的具体位置，在今天新乡南太行宝泉、白云寺一带，这里也是古代白陉古道经过之地，有一种说法，白陉古道的得名，就缘于白鹿山，但查无实据，聊备一说。唐代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共城县》有：“白鹿山，在县西五十四里”。共城县即今天的辉县市，提到的白鹿山的方位，与今天宝泉、白云寺一段山脉吻合。自来名胜争持多，焦作的一些文史爱好者将白鹿山设定在云台山一带，距离要远远超过《元和郡县图志》“五十四里”的概念，不符合事实。另外，同在《元和郡县图志·修武县》一词条中，云台山与其中的“天门山，今谓之百家岩，在县西北三十七里”百家岩吻合，白鹿山非云台山已明了了。

白鹿山在新乡南太行宝泉、白云寺一带，有着充分的证据。除了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指出白鹿山在辉县西“五十四里”外，宋代地理志《太平寰宇记》也称白鹿山在辉县“西北五十三里”。地方史志资料中，清《一统志》卫辉府卷山川目有“白鹿山在辉县西五十里”记载。清代康熙《卫辉府志》（卷六·山川）有：“白鹿山，《水经注》：长泉水出白鹿山。元和郡县志：在共城县西五十四里。卢思道《西征记》：有石自然为鹿形，远视皎然独立，故以白鹿名”的记载。另外，清康熙《辉县志·寺观志》有“紫房宫，在白鹿山重崖悬岩之下，其上绝壁孤耸，鸟道嵚岖崎，蹑巉履危，缘崖攀坠而下东阿”的记载。紫房宫即辉县民间百姓俗称的张良洞，在丫口村南关山上，遗迹尚存，足可互相印证。

除了以上史志资料，白鹿山确是在宝泉、白云寺一带，还有有力的碑刻证据。在宝泉、白云寺附近的丫口村北侧山脉的红岩绝壁下，有历史悠久的玄极寺寺庙群遗址。其中有北齐残存碑刻，有：“白鹿山玄极寺□□桃汤三为郡中正……大齐河清四年四月八日二□邑人敬造愿以此功德□益法界众生离苦得……”文字内容。其中就有“白鹿山玄极寺”之语，此地为白鹿山不为虚言。大齐河清四年即公元565年，与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一个时期。玄极寺遗址还保存有明代山东临沂人，赐进士通奉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原任浙江道监察御史蔡扬金撰写的《太行山白鹿寺重修碑记》碑刻，有“太行山白鹿寺者，去苏门距五十里许，盖后赵之世爰有天竺名僧佛图澄头陁（注：头陁即头陀）之所”的内容，可见在明代此地仍称白鹿山。而前文提到的紫房宫，就在玄极寺附近同一山脉之中，与清康熙《辉县志》是可以相互呼应印证的。而由玄极寺遗址，沿山向西南，至白云寺，在山门东侧，则保存有宋代五百罗汉碑刻，碑首文字有“大宋卫州共城县白鹿山白茅寺五百罗汉”字样，则白云寺一带山脉亦称白鹿山，证据确凿。综合推断，则白鹿山当在白云寺与玄极寺之间。而白云寺向西至宝泉东侧，应该是白鹿山范围，一则宝泉景区流出的峪河，即是山脉中断处，是分水岭，传统上辉县、修武两县即以峪河为边界，宝泉一带当为白鹿山顺延。另一则证据是，郦道元《水经注》有“又东，长泉水注之，源出白鹿山，东南伏流，迳一十三里，重源浚发于邓城西北，世亦谓之重泉水也。又迳七贤祠东…”。重泉水，也称长泉水，即宝泉的峪河。既然是“源出白鹿山”，则宝泉两山亦是白鹿山范围。宝泉再向西云台山一带的山脉，从目前来看，既无史料，又无物证证明是白鹿山，也远远超出《元和郡县图志》等地理志所说的距离，当不是白鹿山了。

白鹿山的得名，最早见于郦道元的《水经注》。得名的原因，见于北宋地理志《太平寰宇记》引卢思道《西征记》云：“孤岩秀出，上有石自然为鹿形。远视皎然独立，厥状明净，有类人工。故此山以白鹿为称”。郦道元和卢思道，郦道元早卢思道大约半个世纪，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白鹿山名称在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白鹿一词，寓意祥瑞。中国的白鹿文化，在传统信仰、道教、东汉谶纬之学、佛教诸种思想推波助澜下，儒道佛统吃，成为跨界通用广泛的载体，寄托着世俗和宗教信仰的色彩。从《国语·周语上》“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出现，到《史记》“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为币，以发瑞应，造白金焉”，作为瑞兆的符号，神化和信仰的色彩，在先秦、秦汉已经显现。后来唐代李白的“且放白鹿青崖间”，明代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嘉靖十二年，河南巡抚吴山献白鹿，为大臣谄媚之始”，再到金庸先生的“飞雪连天射白鹿”，全国各地以白鹿命名的地名、学名、宗教名等无数。新乡南太行白鹿山也寓意着这样吉祥的意思。

在中华文明布局中，黄河流域作为核心区域，太行山又处于黄河流域的腹地。天下之脊，拔地而起，人文荟萃，蔚蔚大观。就河南太行山一带，载之史册，名声尤胜的，就有白鹿山、苏门、百家岩、林虑山、霖落山、轿顶山等。而蔚然成为大宗，非太行白鹿山、苏门山莫属。苏门山以贤达隐居讲学为胜，儒学信仰色彩浓厚。而白鹿山之胜，则以宗教信仰为纯粹。从三国两晋时期佛图澄大师（232年—348年）玄极寺建寺，到魏晋嵇康等竹林七贤入山采药访道寻仙，到宋、金、元、明白鹿山师彻上人、澄徽禅师、普照大禅师、茕绝老人主持白云寺持法修为，佛教、玄学都为一时之高峰，宗教人物与中央封建王权核心层交接甚密，影响深远。而历代帝王重臣、文人名士，从翟魏皇帝翟钊，隋朝学者卢太翼、唐代崔良佐、卢藏用，金代大家元好问，元代大学士王恽、明代王敕、纪云鹤等，对白鹿山的追捧吟咏，隐居流连，也白鹿山文化蕴含厚重绵远。

白鹿山是一座佛教名山。白鹿山佛教历史久远。清道光《辉县志》元极寺（即玄极寺，为避清康熙帝玄烨讳，改玄为元）一条有：“创自石赵之世，有天竺名僧佛图澄者，遍历名山，至此顿步，遂因峰构宇，凭岩考室。至齐河清四年，益造石经诸佛像勒碑洞口，以识其事”。石赵政权即西晋末期，五胡十六国羯族首领石勒建立的政权（公元319年——公元352年），正是佛教传播的早期阶段。佛图澄（232年—348年）是佛教早期传播的代表性人物，被誉为传法东土第一人，对中国佛教历史影响很大。佛图澄借助后赵政权统治者的信任和尊奉，以“立寺之志”，“受业追游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与先矣”，“于是中州胡晋略皆奉佛”（《高僧传》）。佛图澄在佛教传播史上，实现了建寺、收徒、官方宗教三大突破，影响深远。而白鹿山上玄极寺、白鹿寺就是佛图澄“因峰构宇，凭岩考室”建立的，这奠定了白鹿山在佛教中的地位和高度，遂使白鹿山成为引领太行山地区佛教传播的中心。佛图澄建寺是一场影响广泛的宗教活动，全国各地流传下来关于佛图澄传说的寺庙，多有附会，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的不多，但佛图澄在太行山建寺，则有相关文献支持。《太平广记·灵隐寺》记载有沙门宝公由安阳林虑山来白鹿山途中，关于灵隐寺的一场奇遇。“顷之，已失灵隐寺所在矣。宝但独坐于柞木之上，一无所见，唯睹岩谷，禽鸟翔集喧乱。及出山，以问于尚统法师。法师曰：‘此寺石赵时佛图澄法师所造者，年岁久远，贤圣居之，非凡所住，或沉或隐，迁徙无定。今山行者，犹闻钟声焉。’”这从侧面印证了佛图澄在太行山白鹿山一带的建寺的活动。正由于佛图澄的影响，开启了白鹿山佛教传播。到了北魏孝明帝（515年―528年）时期，与王朝交往密切的惠凝和尚，“亦入白鹿山，隐居修道。自此以后，京邑之比丘皆事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太平广记·惠凝》）。影响一代风气的佛教人物隐居白鹿山，反映了白鹿山佛教的影响力。这个时期的白鹿山，在郦道元《水经注》中，已是“南峰北岭，多结禅栖之士，东岩西谷，又是刹灵之图。竹柏之怀，与神心妙远；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山水圣境，寺院广布，俨然一方佛教圣土了。传经后世，白鹿山大德高僧辈出。五代十国后周世宗显德四年（957年），师彻上人重整白鹿山白茅寺，立《大宋卫州共城县白鹿山白茅寺五百罗汉碑》以记其事。参与立碑的人物有北宋主管宗教的官方机构——东京右街讲经论文章大德僧庆珍撰文，讲经论僧清智书丹，和上层名流北宋开国大将曹彬之子、如京使紫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曹翊篆额。金元之际，主持白鹿山白云寺的是寂照通悟大禅师澄徽，与元代大家元好问相友善。澄徽追随“风岸孤峻，特慎许可”的寿公席下，著有《升堂语录》、《解道德经》，并诗、颂、杂文传于诸方，是佛教云门宗的重要继承人，“以补印《藏经》功，赐号‘寂照通悟大禅师’”（辉县白云寺《冠山寂照通悟禅师徽公塔铭并引》）。明代白鹿山白云寺则有天奇和尚，曾任金陵名刹灵谷寺主持，是佛教临济宗第二十六代宗师，晚年栖息于白云寺。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天奇和尚去世，各地高僧云集白云寺，参加他的葬礼。西藏三加班丹广慧净觉国师亲自率众参与建塔。白鹿山佛教高德大僧辈出，影响广泛。

白鹿山是一座人文的名山。白鹿山有着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白鹿山是太行八陉第三陉——白陉古道的必经之处。道光《辉县志》有“紫霞关”记载，即白陉古道入口关隘：“紫霞关，在县城西五十余里，关踞山巅，羊肠鸟道，备极岩险，俗名鸭子口。西通山西，为两省咽喉。明洪武三年设巡检司，额设弓兵四十名。万历年间裁留二十五名，清康熙四年缺裁。”白鹿山是兵家必争的战道，演绎了层出无穷的历史传奇。公元前550年，齐庄公伐晋，“为二队，入孟门，登太行。”（《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通过孟门即白陉古道，偷袭晋国。公元392年，东晋太元十七年，丁零翟魏皇帝翟钊为后燕皇帝慕容垂所败，自滑台（今滑县）北济河，登白鹿山，凭险自守。宋金时期，白鹿山是太行山抗金的主战场。至今在白鹿山法住寺保存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的碑刻《太行忠义记》，记载着建炎二年八月，北方沦陷，各路义军首领齐聚法住寺，联合抗金、歃血盟誓的碑刻，很可能是王彦率领的“八字军”活动的记录，是一处珍贵的历史文献。公元1930年，蒋冯阎战争中原大战，阎锡山十万晋军军撤退山西，走的就有白鹿山白陉古道。

白鹿山更是思想者汇集的盛处。魏晋时期，嵇康隐居山阳二十年，就在白鹿山下不远的地方。竹林七贤追逐而至，游山乐水，自得于竹林之中，笑傲于尘世之外。《晋书》：“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反。时有樵苏者遇之，咸谓为神。至汲郡山中见孙登，康遂从之游。登沈默自守，无所言说。”“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尝得石髓如饴，即自服半，余半与康，皆凝而为石。又于石室中见一卷素书，遽呼康往取，辄不复见。烈乃叹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辄不遇，命也！’”嵇康采药、游山泽，与孙登、王烈论道的山，即是白鹿山、苏门山一带的太行山。至隋、唐时期，白鹿山贤者隐居修行，达到了高峰。隋代学者卢太翼（约557年～614年），曾经在白鹿山隐居数年，深得道教精髓，尤善占候算历之术，辅佐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无不应验。唐初邓世隆，栖居在白鹿山，号隐玄先生。唐太宗李世民闻知，召授为国子主簿，与崔仁师、慕容善行等人俱为修史学史。初唐卢藏用（约655年～730年），曾与濮阳人杜鹏举相伴隐居在白鹿山一带。与诗人陈子昂、道士司马承祯等相与友善。武则天闻知其名，诏为左拾遗，杜鹏举诏为右拾遗。唐武则天、中宗大臣张仁愿（？－714年），早年隐居白鹿山，终入阁拜相。中晚唐大儒崔良佐，隐居白鹿山之阳，究心治学，第一个在白鹿山开馆收徒。撰有《演范》、《忘象》、《浑天》等10卷。门人谥为“贞文孝父”。儿子崔元翰是唐代科举首位连中三元之人。文史大学者严耕望先生称白鹿山所在的太行山为“为北方一大读书中心”（见《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严耕望先生统计的曾经在名山隐居读书的士子有二百多位，成为宰相的有二十位，其中唐中宗时能文能武的宰相张仁亶就是从白鹿山走出来的。

白鹿山也是历代名人吟咏流连忘返之地。元代大家元好问多次访问白鹿山白云寺，与挚友澄徽禅师相切磋。明代著名学者、思想家李贽（公元1527年-1602年），在辉县做教谕期间曾游览白鹿山白云寺，与好友畅游赋诗之句依然留壁。明代知名学者李濂（公元1488年-1566年），畅游白鹿驼峰寺（也称落伽寺）、元极寺（也称玄极寺）、白鹿寺、龙浴寺、宝泉寺、法住寺、显扬寺、白云寺等八大寺院，留下了千古名篇《游白茅寺记》、《落伽寺》等，是研究白鹿山宗教的珍贵文献。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九月，一代风流皇帝乾隆游览白鹿山白云寺，留下风骚墨宝。其中有：“竹径穿云出，禅房花草菲。阶前一泓水，去作垂虹飞。”明国初年，乱世双雄袁世凯、徐世昌频频光临白鹿山白云寺、龙浴寺等名刹，吟咏唱和，在白鹿山置地建屋，至今留存。徐世昌有咏白鹿山《袁氏山庄》：“峰顶平田亦可耘，石楼茅屋几家分，新开盘路无人到，自有闲亭锁白云。”群贤虽去，风流永存。

今天的白鹿山，佛图澄创建的玄极寺、白鹿寺和唐代建的法助寺、显阳寺横空一字排开，凌空而起，构建于万丈悬崖绝壁之中，凌空下视，茫茫人寰，超然世外，堪称太行绝景。白鹿山八大寺庙其他庙址任村。白陉古道萦绕起伏，翠隐群山其中。魏碑、宋碑、明碑，证明白鹿山身份的石刻一一仍在，千佛洞、紫房宫、白云寺等古寺踪影尤可追寻。一座尘封的文化宝藏，一段烟锁的历史传奇，有待后来人追寻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