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新衣是用什么做成的（古代版皇帝的新衣）

皇帝的新衣是用什么做成的（古代版皇帝的新衣）政治高手玩的都是理论，用理论杀人不仅光明正大，而且合理合法。为什么中国古代将书籍按"经史子集"划分？因为"经"是儒家经典，是古代官方的意识形态。作为官方的理论著作，一定要统一思想，拥有统一的解释，万不可有蛊惑人心的“歪理邪说”存在。所以古代科举朝廷亲自编订教材，就是为了统一思想，想当官，先要认可我的儒家理论，不认可的就没有当官的机会。所以政治高手都是理论高手，分析事情也是从理论入手。而身为底层人的货车司机，没有什么理论层面的解释，完全是对政府应对此类事件的总结。货车司机只是见过许多或听过许多政府应对这种自然灾害的方法，因为政府处理的结果都是大同小异，老百姓见的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沙鹿崩问的是占卜官，身为占卜的官员当然要从国家层面说事情的重要性和严重性，当然更重要的是模糊性，占卜官把应验时间拉长到一年，对于参与政治的官员来说，看清楚一年之内的政治动向还是有把

公元前586年的夏天，位于晋国的梁山突然崩塌了，这本是自然灾害，属于人力不可抗拒的事，但是古人总是将自然灾害和国运或君主的品德联系在一起，例如《左传·成公五年》云："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国语·周语》载，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所以自然灾害就不仅仅是自然灾害，而是变成了要命的政治问题。既然是政治问题，国君自然要找最可靠的大臣来商量，于是当时在位的晋景公紧急召见晋国的大夫伯宗来一起商量对策。

《国语》

当晋景公的专车（驿车）接完伯宗，往回飞驰的时候，遇见一辆载重的大车在路中翻了，意外的事故造成领导的专车没法继续前行，因为有紧急公务在身，伯宗就站起身来让货车司机让路，货车的司机说："驿车求的是速度快，如果等我这辆大车让路，那反倒慢了，不如从旁边走快。"不知道伯宗出于什么想法，总之史书上记载宗伯听了货车司机的话之后感觉很惊讶，于是问司机是哪里人，司机说："是绛城人。"绛城是当时晋国的首都，于是伯宗就向货车司机打听首都的新闻，问："在绛城听到什么情况啊？"司机回答说："由于梁山发生了山崩，所以国君用驿车召见伯宗来商量。"伯宗接着问："那怎么办好呢？"司机回答："梁山因为土壤松了才发生崩塌，又能怎么办呢？国家以山川为主，因此一旦遇到河干山崩，国君就要穿素服，到郊外去居住，乘坐没有彩画的车子，取消平日的饮酒作乐，在简策上写文章向上天祈祷，国人要哭三天，以礼祭山川之神。即使是伯宗也只不过如此而已，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伯宗问他的姓名，司机不肯讲；想请他一起去见晋景公，司机也不答应。伯宗到了绛城，就把司机的话报告给晋景公，景公照办了。《国语·晋语五》以及《左传·成公五年》都记载了这件事。

《左传》

通过伯宗和货车司机的对话，猛一看，真让人觉得货车司机是个高人，莫非真是大隐隐于市？可是真要细想一下，其实货车司机的思维依然没有脱离自然灾害就是预示国难的套路。虽然货车司机认为山体土壤腐朽后崩塌了很正常，很有唯物主义倾向，但马上接着说，国君还是要从衣食住行等方面降低标准，发布自责文章和安排有关部门祭祀山川之神。由此可以看出，货车司机还是认为梁山崩还是和君主的德行存在关系，而且这种事很常见，其他国家的君主应该也是这样操作，所以就算伯宗来了，也搞不出什么新花样，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大老远的把伯宗招进宫来商量这件事。

在对比沙鹿崩和梁山崩这两件事之后，会让人觉得货车司机的话更有意思。在对比之前，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沙鹿崩的是怎么回事。公元前646年，又是晋国，这次是晋国的沙鹿山崩塌了。《左传·僖公十四年》和《史记·晋世家》都记载了这件事。这次问的是晋国的史官卜偃，卜偃，即郭偃，是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兼晋国的卜官。郭偃不但有高超的占卜技巧，而且知识广博，头脑清醒，智谋过人，还曾经主导晋文公时期的晋国社会改革，史称"郭偃之法"。但这都是后话，此时的晋国还在晋惠公统治时期。国家发生如此大的灾害，肯定要问首席占卜师是怎么回事，如此位高权重且智慧之人，当然要有惊人之语，郭偃预言："期年将有大灾，几亡国"。意思是一年内晋国将有大灾难，甚至有亡国的危险。果然在第二年，晋国和秦国就发生了著名的韩原之战，这一战晋国大败，晋惠公被俘。

皇帝的新衣

沙鹿崩问的是占卜官，身为占卜的官员当然要从国家层面说事情的重要性和严重性，当然更重要的是模糊性，占卜官把应验时间拉长到一年，对于参与政治的官员来说，看清楚一年之内的政治动向还是有把握的，当然就算韩原之战晋国赢了，拥有一年的时间，怎么也想好了应对占卜的解释理由，总之怎么都能将自己的占卜结果立于不败之地。

政治高手玩的都是理论，用理论杀人不仅光明正大，而且合理合法。为什么中国古代将书籍按"经史子集"划分？因为"经"是儒家经典，是古代官方的意识形态。作为官方的理论著作，一定要统一思想，拥有统一的解释，万不可有蛊惑人心的“歪理邪说”存在。所以古代科举朝廷亲自编订教材，就是为了统一思想，想当官，先要认可我的儒家理论，不认可的就没有当官的机会。所以政治高手都是理论高手，分析事情也是从理论入手。而身为底层人的货车司机，没有什么理论层面的解释，完全是对政府应对此类事件的总结。货车司机只是见过许多或听过许多政府应对这种自然灾害的方法，因为政府处理的结果都是大同小异，老百姓见的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说白了，货车司机的话只是无形中总结出政府应对自然灾害的套路而已，并非什么得到高人，远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但是货车司机朴实话就像《皇帝的新衣》中的孩子，完全戳破了政治上的虚伪。一个底层百姓都知道的套路，还用问伯宗那样的精英吗？就算问了伯宗，最终不还是一样的操作。国君的各种自责和祈祷无非是在"演戏"，是在给百姓看，让百姓知道，国君对此事正在努力，请老百姓放心。有了这种姿态就可以了，这种操作最终寻求的核心都是政治稳定，至于实际做了什么，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