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 武将排名 曹操（三国志用最智慧之法写最难的体例）
三国志 武将排名 曹操（三国志用最智慧之法写最难的体例）如何写出一个既残暴又仁厚、既豪迈大度又狭隘疑忌的曹操呢？实际上，司马迁在开创纪传体这一史书体例的同时，还开创了一种与之相匹配的写史手法，这就是“旁见侧出法”，又称为“互见法”。再比如在打败袁绍后，曹操在其文牍中看到部下与之私通来往的书信，但他却没有追究清算，而是一焚了之。相反的是，对于孔融、娄圭这些文士的几句牢骚，他竟不能忍了而大开杀戒。这又体现出曹操的处事风格既可以豪迈大度，而又会在很多时候狭隘疑忌，不择手段。这种局面直到司马迁写出《史记》才得以改变，司马大师推陈出新开创纪传体取代编年体，他这种以人物传记写史的全新体例取得了巨大成功。从此之后，纪传体这一写史方式成为史家打造爆款的利器，二十四史无一不是以此为主打方式而写成的。作为有追求的史学家，陈寿在开笔写《三国志》的时候，纪传体是唯一之选。但其难度之高也可想而知，因为那一时期的复杂人物太多，单是开篇第一人曹操就让很多写史高手望笔兴叹。曹
中国史书最基本的写法有三种，分别是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其中写作难度比较大的当数纪传体。为什么呢？因为编年体是按时间记史，比如《左传》按年编列篇目，然后按月份记事，也不是每个月都记，结构相对简单。而纪事本末体则是以事记史，记叙事件原委的难度也不算太大。唯独纪传体是以人记史，而要把人说清楚、写到位是很难的。
普通人的性格面目尚且不易琢磨，历史舞台上搅弄风云的大人物更是复杂难解。如果是写小说，还可以像《三国演义》那样以奸、勇、仁、智来脸谱化地写曹操、吕布、刘备、诸葛亮，但是写历史就需要尽可能全面、客观地进行展现了。
对于那些性格多极化的历史人物，想写得讨喜又讨好，是很难办到的。要想写的面面俱到，可能前文刚写了这人风度翩翩常做好事，后文就得紧接着写这人杀人放火也作恶多端。但这样的行文安排就比较崩了，读者从中读到的情感脉络是左右互搏的，他们可能会觉得写作者患有精分。
在最初的先秦史书中，大师们为免去这样的尴尬，都不约而同地采用编年体的方式，按时间来孤立地写一件件事，避免直接去写人，《春秋》、《左传》等都是按编年来写的。
这种局面直到司马迁写出《史记》才得以改变，司马大师推陈出新开创纪传体取代编年体，他这种以人物传记写史的全新体例取得了巨大成功。从此之后，纪传体这一写史方式成为史家打造爆款的利器，二十四史无一不是以此为主打方式而写成的。
三国开篇第一人如何写？作为有追求的史学家，陈寿在开笔写《三国志》的时候，纪传体是唯一之选。但其难度之高也可想而知，因为那一时期的复杂人物太多，单是开篇第一人曹操就让很多写史高手望笔兴叹。
曹操这个人如何去写？他的性格是很两极的！比如，许攸出谋划策助他打赢官渡之战却遭杀害，陈琳写檄文骂他八辈祖宗反成心腹，这是一个既可以很残暴，又可以很仁厚的两极化人格，少写了那一种都会流于片面。
再比如在打败袁绍后，曹操在其文牍中看到部下与之私通来往的书信，但他却没有追究清算，而是一焚了之。相反的是，对于孔融、娄圭这些文士的几句牢骚，他竟不能忍了而大开杀戒。这又体现出曹操的处事风格既可以豪迈大度，而又会在很多时候狭隘疑忌，不择手段。
如何写出一个既残暴又仁厚、既豪迈大度又狭隘疑忌的曹操呢？实际上，司马迁在开创纪传体这一史书体例的同时，还开创了一种与之相匹配的写史手法，这就是“旁见侧出法”，又称为“互见法”。
这种方法简单来说，就是在写人物本传时，定下一个或褒或贬或中性的情感基调，再以此标准选用史料进行叙述。而将与此基调相冲突的人物行为性格，放到他人传记中通过相关的史料予以体现，从而避免在同一传记中出现对同一个人物又夸又骂的尴尬。
《三国志》开卷第一篇《魏志·武帝纪》就极好地做到了这一点。陈寿无论是语言组织，还是史料运用，都是比较正面地展现曹操，情感基调以褒扬为主。比如，为了展现曹操的仁厚大度等正面性格，《魏志·武帝纪》中使用了毕谌请辞、魏种背叛、焚书不问、哭祭袁绍等史事。
曹操做兖州牧的时候任命毕谌为别驾，当时张邈反叛劫走了毕谌的母亲等家人，以此要挟毕谌加入叛军，毕谌硬着头皮请求曹操放他投往张邈。曹操表现的非常仁义，他善解人意地说：“你老母在那里，你去吧。”后来曹操平定叛乱并俘获了毕谌，不仅未加惩罚，仍照旧授予他官职。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初，公为兖州，以东平毕谌为别驾。张邈之叛也，邈劫谌母弟妻子；公谢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及布破，谌生得，觽为谌惧，公曰：“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以为鲁相。
相比于毕谌的迫不得已，魏种对曹操的背叛可就没那么值得原谅了。曹操早年曾举荐魏种为孝廉，对魏种有知遇之恩。在兖州发生叛乱时，曹操曾自信地对别人说：“魏种一定不会背弃我”。后来曹操听到魏种也加入叛军时十分愤怒，但在平定叛乱并生擒魏种后，却选择了宽恕和依旧任用。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初，公举种孝廉。兖州叛，公曰：“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及闻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公曰：“唯其才也！”释其缚而用之。
而对于曹操豪迈大度性格的展现，则莫过于官渡之战后的“焚书不问”，在这场以弱抗强的战争中，曹操的下属多有为留后路而与袁绍以书信暗通的事情。但作为最终的胜利者，曹操并没有翻看其中的信件，而是将之全部焚为灰烬，以示绝不追究，这种大度古来少有。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绍众大溃，绍及谭弃军走，渡河。追之不及，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虏其众。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
要问那个时代最爱哭的人是谁？大家首先想到的大概是刘备，但实际上曹操的哭功也不遑多让，甚至比刘备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做过统计，《三国志》中有六处写到刘备哭，而写曹操哭的则有十二处之多，其中最让人感动的莫过于哭祭袁绍，并慰问了家属、发还财产、赠送礼物，确数宽仁之举。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公临祀绍墓，哭之流涕。慰劳绍妻，还其家人宝物，赐杂缯絮，廪食之。
曹操反面性格的旁见侧出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作为全书的第一篇，同时也是专门为曹操所写的个人独传，整篇文章总体上保持了克制和宽容，对传主曹操的人物性格进行了大量的正面记述，对其历史贡献也不吝溢美之词。
但这显然没有将曹操的人物真实面目完整地展现出来，于是在书中后续人物的传记中，陈寿便以旁见侧出之法，随时随地、肆无忌惮地瞎说了关于曹操的许多大实话，将他既残暴又仁厚、既豪迈大度又狭隘疑忌的另一半面目一点一点展现出来。
比如，对于曹操性格中残暴的一面，陈寿借《三国志·魏志·高柔传》写道：“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犹不息，更重其刑。”士兵逃亡株连妻儿的旧法已经很严苛了，但曹操觉得这样还不够，要搞更大范围的株连。
对于曹操性格中狭隘的一面，陈寿借《三国志·魏志·崔琰传》写道：“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孔融、许攸、娄圭等文士，都因不够恭敬、爱发牢骚而命丧曹操之手。
对于曹操性格中疑忌的一面，陈寿借《三国志·魏志·华佗传》写道：“佗死后，太祖头风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这大概是古代版的医患纠纷了，纵然是神医华佗遇到曹操这种量级的疑医患者，也难逃身首异处的下场。
对于曹操性格中冷酷的一面，陈寿借《三国志·魏志·曹植传》写道：“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诛修，植益内不自安。”杨修之死不在有罪，而是曹操忌他的才干智谋、忧他的家世背景，更是为了杀鸡儆猴震慑自己的儿子。
所以要了解曹操这个人，单看《武帝纪》是不够的。要想说清楚曹操这个人，单靠一篇《武帝纪》也是不现实的。
作为一部内容精致、质量上乘的史学佳作，《三国志》全书总共只有六十五篇，《魏志》虽占大头也不过只有三十篇，所以书中对曹操负面材料的使用频率可谓相当之高。此书虽然尊魏为正统，虽然对曹操言必称太祖，或尊称为公，但在旁见侧出之法的掩护下，对曹操不留情面的性格阴暗面揭露可谓是随手就来上一笔。
但这恰恰是对曹操人物面目进行展现的绝好方式，读者单读《武帝纪》时会感受到一位雄才大略的“超世之杰”，但读到一半时可能就会回过味来对他好感下降，而这正是严谨史书中复刻的真实的人，而非小说传奇中的神或魔。
这种由《史记》发扬而出的旁见侧出的写史方式，不仅仅是一种方法，也更是一种智慧，对人物面目性格的展现不急于在一篇一章中完成，而是悠然于从整部史书的大视角，将复杂人物性格中的光辉与阴暗娓娓道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