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献与传统村落研究（加强民间历史文献研究）

民间文献与传统村落研究（加强民间历史文献研究）还有很大完善空间其次，从自下而上的角度看，国家本身内在于社会。“华南学派”主张以走进历史现场的方式，从基层社会观察无处不在的国家制度、理念和认同如何内化于地方性知识之中。华南研究深受弗里德曼、华德英等海外人类学家的影响，将宗族、神庙视为控产组织，将地方社会接受国家制度、精英文化的过程视为获得地方资源合法性的过程。这一研究范式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有两个：一是大一统中国如何形成；二是大一统之下，地方如何维持制度、文化的多样性。民间历史文献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让我们可以站在民间社会的立场，将王朝国家制度、文化的推广普及过程，视为民间社会自下而上主动接受和策略性选择利用的结果。近年来，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不断遭受“碎片化”的质疑。通过“进村找庙，进庙找碑”方式研究出来的村史、庙史、族史，是否可以建立起与大历史对话的整体性解释？前辈学者并未过多考虑这一问题，他们始终相信“乡土经济史”“经济社区的局部研究

方勇骏

随着社会史理念和“眼光向下”研究取向的兴起，民间历史文献研究在中国史学界方兴未艾，有关学者甚至提出要建设“民间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在依托传统历史文献学理论、方法、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借用其他社会科学的思路、理念，对民间历史文献的系统、源流和研究方法做出完整解释。目前的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主要集中于明清史领域，偶有论著也会向上推拓至宋元时期或向下涉及近现代。此外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也开始重视此类文献的研究价值。多学科的共同参与，使得这一研究呈现繁荣景象。

以民间文献证史

“史料革命”是中国现代史学诞生的重要动力。殷墟甲骨、故宫档案、居延汉简等文献的面世，不仅极大地扩充了史料的范围，更进一步引发了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全面更新。梁启超首倡“新史学”，痛斥传统史学为“帝王将相家谱”，提倡以“民史”代替“君史”，为社会一般民众作史。为实现这一目标，他提醒史家充分利用好商店家宅账簿、各家族谱等寻常百姓家故纸堆中的珍贵史料，在理论层面阐释了民间文献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不断遭受“碎片化”的质疑。通过“进村找庙，进庙找碑”方式研究出来的村史、庙史、族史，是否可以建立起与大历史对话的整体性解释？前辈学者并未过多考虑这一问题，他们始终相信“乡土经济史”“经济社区的局部研究”肩负着解释“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之总的轮廓”“中国型封建主义的特点”这一重大学术使命。但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史学研究的细化，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更为关注“小故事”的问题逐渐凸显。

事实上，民间历史文献相比于经史子集等“上层”文献，其最大特征就在于记录的是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普通百姓的精神世界。这类文献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自下而上的特殊视角，审视大历史与小历史、大传统与小传统、国家与社会、朝廷与民间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并非简单地用微观个案论证或支持宏大议题，也并非在大历史、大传统之外以猎奇心理发掘地方特殊性，而是在大与小、微观与宏观之间建立一种有机的联系。

这里所谓的“互动”主要包含两重内涵。首先，国家制度、礼仪条文与其在地方上的实践过程之间存在着张力。以赋役制度而言，刘志伟通过对珠三角地区民间历史文献的分析，展示了国家里甲赋役制度与地方血缘、地缘等社会组织相互结合的动态过程，并揭示了国家制度变革和地方社会变迁之间的紧密联系。社会文化史方面，郑振满通过对比福建地区族谱与《礼记》、朝廷会典、《朱子家礼》等经典文献的记载，展示了官方、知识精英设计的宗**理制度在各地被学习模仿、变通再造的具体形态，提出“宗**理的庶民化”这一概念。典章制度在民间的被实践过程是一次文化的再生产，意义并不亚于经典文献的生产。这种“活”的制度史和文化史研究固然离不开正史志书、宪章典谟，但更需要民间历史文献的支持。

其次，从自下而上的角度看，国家本身内在于社会。“华南学派”主张以走进历史现场的方式，从基层社会观察无处不在的国家制度、理念和认同如何内化于地方性知识之中。华南研究深受弗里德曼、华德英等海外人类学家的影响，将宗族、神庙视为控产组织，将地方社会接受国家制度、精英文化的过程视为获得地方资源合法性的过程。这一研究范式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有两个：一是大一统中国如何形成；二是大一统之下，地方如何维持制度、文化的多样性。民间历史文献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让我们可以站在民间社会的立场，将王朝国家制度、文化的推广普及过程，视为民间社会自下而上主动接受和策略性选择利用的结果。

还有很大完善空间

民间历史文献学是以服务历史研究为目的的工具性学科，但它本身首先应该是一门总结民间历史文献一般发生原理及发展规律，并借此原理与规律诠释具体文献的学科。从文献学或历史文献学的角度而言，民间历史文献学在学科建设方面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

首先，民间历史文献的概念、范畴缺乏清晰定义。在具体研究中，它和官府档案、地方志书、小说别集等与庶民生活关系较密切的文献史料之间边界十分模糊。其次，作为一门支撑中国本土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学科，民间历史文献学与传统金石学、谱学、志书学之间的关系还有待更细致的梳理。再次，从目录学角度来讲，目前的民间历史文献缺乏统一的分类、编目标准。学界对各地、各类文献的生产、使用和传承机制缺乏有效归纳，导致各家研究各守一隅，缺乏可对话、可比较的跨区域研究。最后，民间历史文献学始终没有发展出像古典文献学那样的辨伪学手段。谭其骧在20世纪30年代撰成《湖南人由来考》，所用核心史料——谱牒被质疑为“天下最不可信之文籍”。80多年过去了，外界的这一质疑依旧存在。

民间历史文献的性质是非知识性的，其主要用途不是为了阅读，而在于其实用性。我们要把民间历史文献从史料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文献是历史的反映，同样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古代庶民大多不识字，那么，立于水口桥头的碑刻、数十年一修的族谱、僧道念唱的科仪对他们的生活到底有何意义？在一个有数千年文字崇拜传统的社会里，“付诸文字”代表着权威和稳定性，是地域社会秩序建立和维持的必要手段。文献固然是思想、信息、文字的载体，但同时也是一种仪式工具，其生产、传承、修改、伪造、废弃都是在特定社会语境下展开的。以文献为直接研究对象，讨论文献自身体系及其与外部语境之间的关联，是民间历史文献学可以开拓的研究方向。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8月19日005版。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