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滨州的历史名人（滨州百名历史人物）

山东滨州的历史名人（滨州百名历史人物）“伦理本位”是相对西方国家而言。西方国家重视团体组织，重视集体生活，中国重视家庭血缘关系，重视家族宗法意识，中国人把社会和国家当作一个放大了的家庭，中国就是伦理政治，伦理社会。西方国家讲究法制和原则，不讲究面子和人情，而中国不太讲究法制和原则，重视的是亲情和面子，注重家族关系，亲戚关系、老乡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等等。梁漱溟在研究印度哲学时，受佛家思想的影响，显露出了悲世悯人的情怀。梁漱溟认为，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都是照搬的国外经验，都不符合中国国情，他想出的救中国的办法是乡村建设道路。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是建立在他对中国国情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所谓中国国情就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他认为，必须从乡村入手，以教育手段来改造中国社会，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制度。1928年，梁漱溟到南京晓庄师范参观访问，随即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依靠旧交李济深，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乡村自治理论和设想，并进行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后又取字漱溟，是元朝皇族后裔，是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被称为一代宗师，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的美誉。梁漱溟一生和邹平有很深的渊源，他的妻子病逝在这里，邹平城黄山南麓的苍松翠柏之中，有他的墓地，这里碑刻林立，风景如画，已经成为著名的风景名胜地。

一、传奇的一生

梁漱溟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出身名门，祖籍广西桂林，曾祖考取进士后，做了直隶正定的知县，梁家便移居北京。他的祖父做过知州。他的父亲梁济是光绪年间的举人，做过几年京官。其祖母、母亲都出生仕宦、书香门第，均能诗文。他6岁启蒙读书，上了四所小学。受父亲开明思想的影响，他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他所入的京西小学堂是京师第一个洋学堂，既学中文又学英文。1906年，梁漱溟小学毕业，入“顺天中学堂”学习。“顺天中学堂”是北京地区最早的新式中学之一。梁漱溟在顺天中学堂的时间较长，直到1911年他中学毕业。中学时代对梁漱溟的一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学学习期间，他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他感到君主立宪无望时，1911年中学毕业前，他又倾心革命，参加了同盟会。1913年，曾热衷于社会主义，著《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宣传废除私有财产制。随后，他开始潜心于佛学研究，1914年，在《正谊》杂志发表《谈佛》。1916年，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1917年，他欲出家未果，被蔡元培聘请到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又陆续开设了唯识哲学、儒家哲学等课程，他讲课深入浅出，见解精到，很受学生欢迎，与胡适、马舒伦并称，随即出版了《印度哲学概论》和《唯识述义》。1918年，他的父亲自尽，对他影响很大，他开始转回对儒家学说的研究。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他关注的重点转向东方哲学，特别是孔孟思想，开始写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并到处讲演，至1921年正式出版发行。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一年之内就连续再版了5次，梁漱溟本人也因此成了现代中国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新儒学的开启者。该书是梁漱溟的成名之作，也是其新儒学思想形成的标志。1923年，他在北京大学开设“孔家思想史”课程。1924年，他辞去北京大学教授职务，到山东菏泽办高中。梁漱溟主张着眼于生活的教育，这是他开始深入社会基层，把儒家学说与现代学校制度相结合的初步尝试，重在实践自己的教育理论与教育设想，办学不到半年就被迫中止。返回后，他在北京各高校讲授《人心与人生》。

1928年，梁漱溟到南京晓庄师范参观访问，随即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依靠旧交李济深，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乡村自治理论和设想，并进行人员培训。1929年，依靠军阀韩复榘，在河南辉县创办村治学院，担任教务长。1931年，受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邀请，到山东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划定邹平县为实验区，先担任研究部主任，再担任院长。在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同时，梁漱溟还完成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和《答乡村建设批判》等著作的写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在重庆北碚办勉仁书院和勉仁中学。1938年初，他曾只身前往延安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会谈。1939年，与沈钧儒、黄炎培等人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该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担任中央常务委员，并代表民盟赴香港创办《光明报》，作为民盟的宣传喉舌。1946年，担任民盟秘书长，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并代表民盟参与国共两党的和谈。国共两党和谈破裂，他回到北碚写作《中国文化要义》并于1949年出版发行。1949年起，他担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是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极少数拒绝对自己以前的思想作检讨的老一辈学者之一，因此遭到一系列的批判。1953年9月，他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在中国政治舞台和学术界销声匿迹达27年之久。“文化大革命”中，梁漱溟被抄家、批斗。1972年，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他却公开表态，强调自己不批孔，又遭到批判。但他没有停止对“人活着为了什么”和“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写了不少的文章和著作，其中最能体现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的是《人心与人生》和《东方学术概观》两书。1979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再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并担任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90多岁高龄时，他仍著文和演讲，继续宣传他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思想。

梁漱溟在城市出生成长，却长期研究乡村工作；他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儒家学者，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他一生不断追求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他在晚年写道：“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之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对人生问题之追求，使我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周秦宋明诸学派间，而至后来被人看作是哲学家。对社会问题之追求，使我投身于中国社会改造运动，乃至加入过革命组织。总论我一生八十余年（指十四岁以后）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而这两个问题的开端和确立，便自中学时代始。”

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基础

梁漱溟在研究印度哲学时，受佛家思想的影响，显露出了悲世悯人的情怀。梁漱溟认为，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都是照搬的国外经验，都不符合中国国情，他想出的救中国的办法是乡村建设道路。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是建立在他对中国国情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所谓中国国情就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他认为，必须从乡村入手，以教育手段来改造中国社会，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制度。

“伦理本位”是相对西方国家而言。西方国家重视团体组织，重视集体生活，中国重视家庭血缘关系，重视家族宗法意识，中国人把社会和国家当作一个放大了的家庭，中国就是伦理政治，伦理社会。西方国家讲究法制和原则，不讲究面子和人情，而中国不太讲究法制和原则，重视的是亲情和面子，注重家族关系，亲戚关系、老乡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等等。

“职业分途”是说中国虽然有贫富贵贱之别，但是各阶层之间并不固定，是不断转换流转的，社会底层的人可以进入上层。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地主和农民也是相对的，是可以转换的。所以，中国并不存在尖锐的阶级对立。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之下，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已经崩溃，学习资本主义的道路失败了，学习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没有走通。因此，中国最需要的是进行社会改造，去重新建立中国的社会秩序和文化。梁漱溟提出改造社会的三大策略：第一，必须从农村入手。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百分之九十的人口都在农村，农村是整个国家的基础。第二，必须以教育为手段。中国农村太落后，广大农民没有文化，大部分是文盲。搞民主政治，老百姓不懂。搞科学技术，也不会。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必须实现人的现代化，所以教育是根本。第三，必须走合作化道路。中国历来是小农经济，一盘散沙，因此必须组织起来，然后才能推行科学技术，实行民主政治。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就是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

三、梁漱溟在邹平

1928年，梁漱溟的朋友李济深在广东主政时，邀请他去广东进行村治实验。但是，广东的政局很快发生变化，李济深倒台，梁漱溟的实验随之失败。1929年，他又在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支持下，在河南进行村治实验，仅一年时间，1930年中原大战就爆发了，战争的中心就在河南，梁漱溟的实验再次破产。中原大战之后，韩复榘成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迷信梁漱溟理论的韩复榘又邀请他和河南村治学院的原班人马来山东，继续搞他们的社会实验。韩复榘聘梁漱溟为高级顾问，并从省政府拨款10万大洋，作为梁漱溟进行乡村建设实验的启动经费。怀着理想，1931年初，梁漱溟率领着他的研究人马来到山东邹平。

之所以选择邹平做实验基地，是因为邹平符合梁漱溟确定的两个条件：第一，交通相对方便，但又离济南不太远，既避免省政府的干扰，又方便与省政府的联系；第二，社会结构简单，县域面积适中，没有大地主等豪强势力的阻挠破坏。经过紧张的准备，1931年6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正式成立，梁漱溟担任研究部主任。

前两年，梁漱溟主要做了调查研究、宣传发动等基础工作。第一，举办乡村教师讲习班。根据乡村教师有文化，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又与当地群众联系密切的特点，连续举办了两期乡村教师讲习班，每期四周，共培训教师400名。第二，举办农产品展览会。1931年10月举办了第一次农产品展览会，展出改良农具、改良作物、家禽新品种等，在邹平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参观者达到4万多人，占到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第三，进行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研究院从美国引进优良种猪，与本地猪杂交，培育出新的品种。从意大利引进良种鸡，培育出的新品种产蛋率比本地土鸡高一倍。第四，创办乡农学校。1931年11月，研究院师生300多人一起下乡，去村里边组织建立乡农学校。三个月的时间，他们在全县共创办了90余处乡农学校。第五，培养和延聘人才。研究院下设研究部和训练部。训练部主要培养基层乡村建设工作的实用型干部。1931年第一期招生范围以邹平为主，招生对象是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人，学制一年，学生300人。研究部主要培养进行乡村建设理论研究的高层次人才，招生对象是省内外的大学毕业生，培养方向是研究生，主要课程都是梁漱溟亲自负责。研究部学制两年，1931年第一届招收30名学生。

经过两年的紧张筹备，梁漱溟在邹平聚集了大批人才，老百姓也接受了他的乡村建设理论。1932年12月国民党中央召开全国内政会议，通过了县政改革方案、地方自治改革案等。1933年7月，山东省政府确立邹平和菏泽为县政改革实验县，两个实验县隶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为推进改革实验，1933年10月，梁漱溟担任院长并一度担任邹平实验县县长。在邹平，研究院实际上行使了行政管理职能。梁漱溟大刀阔斧地进行他的改革实验。主要进行了如下工作：

第一，县政改革。将国民党的县区政府机构全部撤销。县政府设五个科并进行合署办公，政府机关实行8小时工作制，建立考勤制度、例会制度等，县长、科长和科员们一样衣着简朴，一起就餐，工作作风大为改观，工作效率大为提高。

第二，乡学改革。实验县把原来的7个区划为14个乡，在乡设乡学，在村设村学。乡学和村学的特点是以教统政、政教合一，既是教育机关，也是地方行政机关。地方的自治和教育有了根本保障。

第三，经济改革。梁漱溟改革社会的重点就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形成集体。他建立的第一个合作社是“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研究院从美国引进棉花良种，合作社对棉农负责技术指导、统一收购，直接供给青岛、烟台等地的纺纱厂，并对外出口。不仅解决了棉花的销售问题，还避免了商人的中间盘剥，保障了棉农的利益。除棉花外，实验县还成立了蚕业、林业、信用等合作社。实验县还组织农民兴修水利，改善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改良社会风俗等等。

第四，基层组织改革。在基层，实验县成立民团干部训练所，组织联庄会，进行自卫训练。每年冬季农闲季节集中进行训练，农村每25户为一闾，每闾选出两名18至25岁的青壮年。分期分批在县城进行集中训练，以军事训练为主，同时进行成人教育。会员集中训练之后，按乡编为乡队，隶属于乡学。各村再以联庄会员为主，编为村组，形成一套严密的社会控制体系。

梁漱溟在邹平进行乡村建设实验，目的是作为示范，最终将邹平模式推向全省、全国，从而实现他改造中国的理想。他创办了《乡村建设》杂志和乡村书店，大量报道邹平的乡村建设事业。他发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全国十几个省的团体派代表到邹平参加会议，使邹平成为全国农村运动的中心。他是研究院院长，也是邹平县长，他深入民间，留下了许多故事。他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其实是建立在依靠军阀韩复榘的基础之上的，1937年10月底，日本侵略军打到了黄河北岸，韩复榘弃守山东，梁漱溟也不得不带领他的追随者撤离邹平。由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正式宣告失败！

梁漱溟认为：“乡村运动是我一生中一桩大事。”他认为：乡村建设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高谈改造而依附政权”，二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在北京病逝，享年95岁，遗嘱葬于邹平。

作者单位：中共滨州市委党史研究院（滨州市地方史志研究院）

原文采自《滨州百名历史人物》，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