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拆厝拜土地公讲什么吉祥话（那些土得掉渣的人名）
闽南拆厝拜土地公讲什么吉祥话（那些土得掉渣的人名）嘉庆十一年白礁慈济宫重修碑记嘉庆二十三年《重修正顺宫捐题信士名氏碑》的邱妈记、杨妈雍、邱妈力、邱妈绶、邱妈爱、邱妈生、邱妈叶、邱妈塔；道光七年《重修济津宫碑》的林妈池；同治十年《重修龙王庙碑》的颜妈建、刘妈听、张妈从、张妈阮、张妈台、杨妈宝、颜妈盛、周妈兴、颜妈吉；同治十年《重修玉真法院碑记》的林妈善；同治十二年《重兴云塔寺碑记》的李妈赛；光绪十二年《重修世德堂碑》的李妈吕；光绪十七年龙池岩《重修开山并改石楼碑记》的黄妈缘、康妈恩、郭妈芳、蔡妈义、林妈露、李妈振；光绪二十二年《重修慈济祖宫碑记》的周妈约、翁妈标、谢妈助、黄妈超、余妈良、王妈炎、郭妈迪、邱妈仲；光绪三十四年《南普陀放生池捐缘芳名碑》的曾妈庇…白礁慈济祖宫嘉庆乙亥年重修捐题姓氏碑记(官员部分)在闽南现存的碑记中，乾隆以前的捐缘或主持者往往是以国学生、有功名者为主，被刻在碑石上的名讳大多用字文雅、辈分分明，字行间透露出的是阳春白
《礼记·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
按周礼，一个有身份的人是可以有多个名字或称谓的，如幼时称名，冠礼后称字，五十以后称排行，死了后称谥号，这种做法在民国以前的中国，一直有较好的传承。然而，它并不是同一时空下的唯一准则，一些底层老百姓在为生存拼搏的过程中，关注更多的是衣食住行，而非以外的“礼”，他们在取名表字时往往去繁从简，以简单易懂的乳名、小名作为称谓跟随自己一辈子。这种接地气的做法在民国时期的新式文化运动中被大范围扩大，渐渐影响到之后的各种场合，以至于今日的我们，已经脱离了名与字繁琐礼制的限制，简配为合二为一的名字。
在闽南，关于名字“礼”制的转变，较之全国走的更前一些，确切地说说把底层的“礼”公开地暴露出来，其中缘由得追溯至当地社会在清末的风气改变。
清代以前的闽南，读书氛围较为浓厚，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作用下，左右闽南上层及民间风气者多为有学识的乡绅士族，故而流传至今的人物皆是有名有字、有头有脸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称谓十分贴合周礼的要求。然而，清乾隆年以后，随着闽南人口的暴增，食不果腹的普罗大众只好四处逃窜，连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谁还关心所谓的礼数。这些谋生之人通过过台湾、下南洋，找到了发家致富的捷径，之后以衣锦还乡的方式将原本下里巴人、不为历史所青睐的另一种礼制带回了原乡并替换了原乡本来的制度，从而为我们留下了一份难得的另类记忆，而名字便是其一。
白礁慈济祖宫嘉庆乙亥年重修捐题姓氏碑记(官员部分)
在闽南现存的碑记中，乾隆以前的捐缘或主持者往往是以国学生、有功名者为主，被刻在碑石上的名讳大多用字文雅、辈分分明，字行间透露出的是阳春白雪的书气；而乾隆年以后，除了官家主导的场所外，分布于乡野市郊大量的庵庙宗祠，则开始出现不一样的现象，有的用字鄙陋，有的读音粗俗，显然闽南乡村社会已经发生变化了，那些主持乡村秩序的人已经不再是饱学绅士，而是经商得利的家长。
(说明：以下碑记名单多来自海沧，部分来自海沧周边的角美和厦门)
一、“妈”字辈嘉庆二十三年《重修正顺宫捐题信士名氏碑》的邱妈记、杨妈雍、邱妈力、邱妈绶、邱妈爱、邱妈生、邱妈叶、邱妈塔；道光七年《重修济津宫碑》的林妈池；同治十年《重修龙王庙碑》的颜妈建、刘妈听、张妈从、张妈阮、张妈台、杨妈宝、颜妈盛、周妈兴、颜妈吉；同治十年《重修玉真法院碑记》的林妈善；同治十二年《重兴云塔寺碑记》的李妈赛；光绪十二年《重修世德堂碑》的李妈吕；光绪十七年龙池岩《重修开山并改石楼碑记》的黄妈缘、康妈恩、郭妈芳、蔡妈义、林妈露、李妈振；光绪二十二年《重修慈济祖宫碑记》的周妈约、翁妈标、谢妈助、黄妈超、余妈良、王妈炎、郭妈迪、邱妈仲；光绪三十四年《南普陀放生池捐缘芳名碑》的曾妈庇…
嘉庆十一年白礁慈济宫重修碑记
以“妈”为名，在乾隆年以前是极其罕见的，一般认为是某个闽南话读音的借词，如通“罔”，常以“罔养(音近腰)”、“罔饲”出现，意为随便养养便可长大，源自闽南地区常见的表面淡然实则深切期望的爱子心态；陈沧山先生认为这可能与娘妈信仰有关，在闽南诸社庙中，除主祀神灵外，一般还配祀注生娘娘(即娘妈)和阎罗王，父母们向娘妈求子并如愿后，为表示对娘妈的敬意，在孩子的小名中加入了“妈”字，既是对娘妈的感恩，又是希望孩子能健康长大。或许是娘妈庇佑有加，在光绪前后的碑记中，当属“妈”字辈出现频率最高，因其多来自南洋，“妈”字名讳既是小名也是大名。
二、动物贱称嘉庆四年《重修白礁慈济宫碑》的王牛羊；嘉庆二十三年《重修正顺宫捐题信士名氏碑》的邱牛料、李九生；道光元年《重修龙华堂碑记》的谢狗老；道光七年《重修玉真法院拜亭捐题姓氏碑记》的陈虎；咸丰七年《重修绍珪堂碑》的苏大猪；同治十三年《重修集福堂落翚间碑》的康狗观、陈红牛、陈猪育；光绪元年《颜氏家庙重修碑记》的颜乌狗；光绪二年《重修龙池岩》的潘石狗、潘大蟳；光绪四年《五岳宫填池作埕兴莲宫添造前进合碑记》的叶乌九；光绪十七年《重修开山并改石楼碑记》的潘猪母；光绪十九年《凤尾山并外乡碑》的苏鸡角；光绪二十二年《重修慈济祖宫碑记》谢猴、潘水豹、许知母；光绪二十九年《重修广惠宫碑》的庄鸭角；天运己未年《马銮忠惠庙碑文》的杜加走(疑似蟑螂)、张虎鱼…
闽南人的乳名中常常可见各式各样的动物，其初衷是以贱称求好生养，故而一些饲养简单的动物最受青睐，如猪、狗、牛等，尤以猪最引人注目，如猪母、猪公、猪羔、黑猪、白猪、小猪、猪仔等。菲律宾角美籍华侨杨在田，又名杨知母，知母实为猪母，盖其发家致富后雅化为知母，有人认为该说法过于粗鄙，而将知母解释为中药名，然，杨知母有一兄弟名曰杨知刚，亦即猪公借词。不管是猪狗还是以之为引申的各类字词作为乳名，在闽南都具有普遍性的，即使在今天，也相当常见，后人无需对其进行事后美化，那只是社会现象的还原罢了。
三、特征别号光绪十三年《重修篁津宫》的李皮；光绪十三年《重修威惠庙碑》的林乌记；光绪十七年《重修开山并改石楼碑记》的陈大鼻、潘笃采；光绪十九年《重修长兴宫捐缘碑记》的苏乌头、陈古锥；光绪二十二年《重修慈济祖宫碑记》的陈乌记；光绪二十九年《重修金鸡亭并路碑记》的吴古锥、林芋头；民国十六年《重修鹫峰堂碑记》的王阔嘴；民国四年《重修兴贤宫碑记》的郑红毛…
龙生九子，各不相同，何况人。从古至今，但凡小儿，皆有小名或别号，有的一出生就会因长相而被冠以贴切的特征别号，如大头、芋头，以形论；有的是牙牙学语时动作滑稽或长相特殊，而被加了外号，骨瘦如柴称瘦猴，皮肤黝黑称乌皮、番仔，五官特别突出者，称阔嘴、翘鼻、趴耳等；也有某方面的特征明显予以标记的，如长痣者称乌痣(记)，归侨带有域外元素者称排华、红毛、乌番等。
四、有的放“屎”同治十年《重修龙王庙碑》的张粪观；同治十二年《宗德堂谢家庙碑(槟城)》的谢粪观；光绪十二年《重修昭塘宫碑记》的王光粪；光绪十三年《重修篁津宫》的刘粪；光绪十七年《修理公山碑》的何锦粪；光绪十八年《重修瑞青宫碑》的林猪屎；光绪二十六年《重修正顺庙碑》的周粪观、陈猪屎；光绪二十九年《重修金鸡亭并路碑记》的邱金粪；光绪三十四年《清津宫重修碑记》的陈株使、陈扁使；《重修茂林庵海外题缘碑》的苏粪…
清末的社会，卫生条件差，小孩一般处于放养状态，与他们日常玩乐为伴者多是泥土、鸡鸭猪狗等，弄得一身脏污在所难免。如若父母亲人文化水平不高，往往会以脏乱之语戏谑然后转而成为其小名，久而久之取代了真名者亦不在少数。如陈嘉庚的同乡、南洋大学的创办者陈六使，有资料称其排行第六，故名六使，然其兄弟多为“文”字辈，只有他最特殊以数字为名，或许其本意就是来自贫苦时的贱称“搦屎”，屎、粪太俗，故雅化为使，与之相似的，有的碑记将“猪屎”称“株使”，有的则直接原字。
光绪三十四年《清津宫重修碑记》
五、物件引申道光十三年《慈济北宫碑记》的刘红柿；咸丰四年《重修慈济祖宫碑》的林柑桔；同治十年《重修龙王庙碑》的颜番薯；同治十年《重修玉真法院碑记》的林水车；光绪四年《五岳宫填池作埕兴莲宫添造前进合碑记》的叶撬犁；光绪七年《重修世德堂碑》的谢红柿、谢有菜、谢应菜；光绪十三年《重修篁津宫》的陈豆腐；光绪二十六年《重修正顺庙碑》的黄甘蔗、周韭菜、周木耳；光绪三十四年《清津宫重修碑记》的陈铜卦、陈铜盆；光绪二十九年《重修高崎万寿宫碑记》的林石头、薛金柑；天运己未年《马銮忠惠庙碑文》的杨水盆、杜水盆、杜民盆；《重修茂林庵海外题缘碑》的苏冬瓜；民国十二年《重修玉真法院题捐碑》的林菜瓜、林米粉…
同治十年《重修龙王庙碑》
有些小名，取的就相当随意，生活中所能遇到的任何物品都可能被转嫁到小孩身上，或是无意为之，或是因缘巧合，当然也可能是某种引申。如本村中有一人小名曰“三支枪”，不明所以者一定不会猜出该名的由来，经打听，竟是有些娱乐的成分，他小时不知冷暖，总忘了添衣，其母亲只能频频提醒，屡屡喊道“裳紧穿”，一句嘘寒问暖的话语讲的溜一些便成了“三支枪”了，如此好玩的称号自然会被村民延续下去，此所谓他称成自然。
以上五种情况，不过是闽南人土名数据库中的冰山一角，当我们在百年以前的史料中看到那不熟悉的字，熟悉的影像及转换成熟悉的音后，一定会惊奇到：原来我们身边耳濡目染的闽南土话，早在许久之前便已如此了。之所以惊奇，不是因为我们发现了新大陆，而是我们被过去以文字形式存在的那些“历史”蒙蔽了双眼，所见不一定就是事实。就像我们现在回看旧时南洋寄回的批，其晦涩难懂的用字、用词、用句是我们老一辈人看得懂的？当然不是，文读和白读之间的过渡，还需一位翻译，那才是当时真实的场景。而这样的场景距离我们有多远？我想，明代以前是必然的，宋代都有可能。明末时，闽南有一对海盗兄弟，名曰杨六、杨七，从名字上看，就是我们日常身边的人物，然而在官方的记载中，却是以杨录、杨策的身份出现，“被翻译了”罢。
而这一切的突变，就从本文所说的清末开始，至解放后结束，一个短暂时期内发生的社会中两种礼制的合体。
究其背景或许如此：
(一)闽南话自古以来便有文白读两套系统，文读视为读书音，白读视为说话音，与之相对应的是闽南社会并行的两套礼制，前者合乎传统礼法，讲究脉络相承，主宰着历史的记载与话语权，以文字呈现；后者关系民生，讲究经济适用，由口耳相传受制于人和时，二者共同组成了目前文献和口述两种历史记载的内容。
(二)清末，是中国历史上人口爆发最快速的时期，清政府的统治效率赶不上人口增长的现实需求，很多老百姓一时半会找不到出处，他们只能在最基本的温饱中寻找出路，而社会中原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知识分子青黄不接，也无力协助管理社会。于是，一群因商而富、见过域外市面的新阶层崛起，他们取代了原乡士绅的作用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宰，于是一种源自底层、与底层相互依存的社会礼制浮现于世，并通过当事者的财力流通于世，这才让我们有机会看到眼前贴地气的一切。
(三)民国结束后，社会秩序得到恢复，百姓不再流离失所，他们在原乡又恢复了千百年来所养成的习惯，只是，以闽南为特征的文白读系统被普通话和闽南话两个更大系统所取代，普通话成了新文读，闽南话的文白读统一为新白读，前者是所谓的雅，后者是所谓的俗，雅俗不存在高低，只在于如何呈现而已。而今，我们生活中的大俗，与清末史料所呈现的那样，变化不大，只是不在其中的人，永远无法发现它，因为它总是在大雅的光环下隐隐浮现。我们所谓的闽南文化，如若不了解其底层的基础，要做到深刻认知并融会贯通，我想，应该会是有缺陷的。
